中共一大的几件往事

中共一大的日程安排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国方面是13人，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陈公博，日本的周佛海，陈独秀指定代表包惠僧。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

会议共开了9天，第一天（23日）主要是制定议事日程，听取汇报；第二天（24日）续会，听取汇报；第三天、第四天（25——26日）休会，由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第五至第七天（27——29日），连续讨论“章程”；第八天（30日），因租界侦探闯入、警察搜查流会；第九天（31日），讨论通过草案，选举执行机关，闭会。

最后一天（7月31日），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的。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以11票当选（刘仁静的一票投给了李汉俊、陈公博未赴会），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李大钊未出席大会

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他们都没有参加会议，是另有原因的。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源于1920年4月俄共代表团来华的促动。该代表团的领导机构是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一行三人，为27岁的维经斯基和两名助手，季托夫、谢列勃里亚科夫（主要在朝鲜从事建立共产党活动，朝鲜名字金万谦）。随行翻译是旅居俄国的山东籍华工杨明斋。维经斯基先到北京，拜会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李大钊将其介绍给出走上海的陈独秀。

维经斯基的活动取得了较大效果，按他自己的汇报是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尤其是“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成为中心人物，共同进行工作。这就是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是陈独秀与李大钊及另一位北京大学教师张申府协商的结果。随之，陈独秀筹草“党纲”，提出以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发起建立上海党小组，并明确表示反对孙中山的党魁制，取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位书记负责联络。同时，陈独秀还具体负责另一个重要事务，就是函约或者直接指导各地党小组的建立。

1920年底，陈独秀离开上海去了广州，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约。陈氏准备在广东建立自治模范省，以大学自治为龙头改革全省教育，请陈独秀主持。陈走后，上海党小组事务交付李达与李汉俊负责。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马林到达上海，会同李汉俊与李达，致信各地党小组成员与会，每人并汇出100大洋的路费。

关于陈独秀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筹建广东教育的工作忙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不能认同马林的包办会议一切事务的霸道作风。李大钊未能与会，主要是作为领头人，正在组织北京八所学校教职员罢教活动，争取解决欠薪问题。

中共一大代表的身份与资质

一大代表总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各地50多位党员。

1. 全部是知识分子

与会者的学历与职业，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其中，职业以自由职业、教员与学生为主；都受过高等教育。

自由职业者，主要是指从事新闻媒体的记者与出版工作的编辑。如李汉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担任主要撰稿人和编辑。李达也是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此时在五四运动结束后设在上海的全国学联工作，主要是以译稿为谋生手段。张国焘、刘仁静都是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

包惠僧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是武汉多家报社的记者，是武汉共产党小组的书记，因为去广州，就被陈独秀指派作为特别代表与会。董必武是前清秀才，陈潭秋是武汉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这时都是教员。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这时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和出身秀才的何叔衡都是教员。

陈公博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授。周佛海这时正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王尽美和邓恩铭都是学生，王是大学生，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邓是中学生，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这样，13位与会代表统计起来，以学历为视角，有大学学历的9人，其中4人曾留学日本，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董必武、周佛海；4人在国内获得大学文凭，3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分别是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只有陈潭秋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中师学历的4人，分别为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包惠僧；1人为中学生。

2. 出生两湖地区的多

按出生地区看，一大代表出生在长江流域的占绝大多数，尤其是湖北、湖南两省，占了一大半。

其中，出生湖北省的有5人：李汉俊（潜江）、刘仁静（应城）、包惠僧（黄冈）、董必武（红安）、陈潭秋（黄冈）；湖南省的4人：李达（零陵）、毛泽东（湘潭）、何叔衡（宁乡）、周佛海（沅陵）。两湖竟多达9人，十分集中；其中尤以湖北的黄冈地区为甚，有3个人，在13代表中，几近四分之一。

另外，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陈公博是广东南海人，王尽美是山东莒县人，邓恩铭是贵州荔波人。

从籍贯和出生地分析，一大代表的主要构成还集中在长江地区，这与陈独秀的个人活动特点密切相关，也与《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区域密切相关。

3. 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多

按年龄划分，这一年40岁以上者1人，45岁的何叔衡；30岁以上的4人，分别是35岁的董必武，31岁的李汉俊、李达、陈公博；20岁以上的7人，分别是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6岁、张国焘24岁、周佛海24岁、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还有19岁的刘仁静。都是青年俊才。

4. 文科学历占绝大多数

国内大学教育始于晚清的教育改革，这时已有气象，成为国内教育的龙头，也是人才成才的主要途径。有趣的是，与会代表的本科专业理科、文科学系大致各占半数。

李汉俊25岁时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3年后结业，后在国内担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的社会学教授，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课程；李达也是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学生（采矿冶金系），后以左派经济学研究名世；董必武毕业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学专科；周佛海与李达同一年考取该校，入经济科。3位北京大学学生，陈公博读的是哲学系，张国焘是理学院，刘仁静是外语系，陈潭秋则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4位师范生，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何叔衡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王尽美是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包惠僧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旁听了1年，参加了五四运动。

5. 陈独秀是“建党枢纽”

中共一大选举没有出席会议的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的确是众望所归。从这13位代表与陈独秀的关系来看，陈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当之无愧。

李汉俊是因为担任《星期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结识了该杂志的灵魂人物陈独秀（杂志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从而成为上海党小组的成员；李达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与作者，与陈独秀结识后主编《共产党》月刊，成为上海党小组的核心成员。这一时期上海党小组的活跃人物还有戴季陶、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等人。

因为担任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关系，陈独秀算得上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的共同老师，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无疑能为北大学生脸上添光增彩。张国焘在李大钊引导下参加北京党小组后，来到上海直接接受陈的指导；陈公博是在陈独秀致信要求下，与谭平山、谭植棠等组建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刘仁静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参加北京党小组的，主要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党小组的其他重要成员还有罗章龙、黄凌霜、张太雷等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打工”期间，与陈独秀有一面之缘，后经常与陈通信，毛亲赴上海两次与陈会面，陈指示毛泽东在长沙组党，何叔衡是其中主要成员；董必武是与友人刘伯垂等一起成立武汉党小组，刘是陈独秀的朋友之一，先参加了上海党小组，陈潭秋、包惠僧是武汉党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尽美与邓恩铭是济南党小组的成员，济南党小组的发起人是当时山东的名流王乐平，王乐平也是陈独秀的朋友之一，陈曾委托他在济南组党。周佛海则是去日本留学、返国途中与陈独秀结识，由陈委托在东京组党。

来源：《工会信息》2021年02期，作者曹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