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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的几件往事

 冬不拉拉 2022-05-09 发表于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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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大的日程安排

1921年7月23日晚8时,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为兴业路76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会议正式召开。

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国方面是13人,分别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山东的王尽美、邓恩铭,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广东的陈公博,日本的周佛海,陈独秀指定代表包惠僧。还有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

会议共开了9天,第一天(23日)主要是制定议事日程,听取汇报;第二天(24日)续会,听取汇报;第三天、第四天(25——26日)休会,由起草委员会制定章程和实际工作计划;第五至第七天(27——29日),连续讨论“章程”;第八天(30日),因租界侦探闯入、警察搜查流会;第九天(31日),讨论通过草案,选举执行机关,闭会。

最后一天(7月31日),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举行的。会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中央领导机构——中共中央局,陈独秀以11票当选(刘仁静的一票投给了李汉俊、陈公博未赴会),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陈独秀、李大钊未出席大会

陈独秀、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最主要创始人,他们都没有参加会议,是另有原因的。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源于1920年4月俄共代表团来华的促动。该代表团的领导机构是俄共远东州委符拉迪沃斯托克分局外国处。一行三人,为27岁的维经斯基和两名助手,季托夫、谢列勃里亚科夫(主要在朝鲜从事建立共产党活动,朝鲜名字金万谦)。随行翻译是旅居俄国的山东籍华工杨明斋。维经斯基先到北京,拜会了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李大钊将其介绍给出走上海的陈独秀。

维经斯基的活动取得了较大效果,按他自己的汇报是与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尤其是“享有很高声望和有很大影响的教授(陈独秀)”成为中心人物,共同进行工作。这就是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成立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名字,是陈独秀与李大钊及另一位北京大学教师张申府协商的结果。随之,陈独秀筹草“党纲”,提出以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发起建立上海党小组,并明确表示反对孙中山的党魁制,取较民主的“委员制”,从委员中推举一位书记负责联络。同时,陈独秀还具体负责另一个重要事务,就是函约或者直接指导各地党小组的建立。

1920年底,陈独秀离开上海去了广州,接受广东省长陈炯明的邀约。陈氏准备在广东建立自治模范省,以大学自治为龙头改革全省教育,请陈独秀主持。陈走后,上海党小组事务交付李达与李汉俊负责。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委、民族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书记马林到达上海,会同李汉俊与李达,致信各地党小组成员与会,每人并汇出100大洋的路费。

关于陈独秀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筹建广东教育的工作忙是一个原因,更主要的是他不能认同马林的包办会议一切事务的霸道作风。李大钊未能与会,主要是作为领头人,正在组织北京八所学校教职员罢教活动,争取解决欠薪问题。

中共一大代表的身份与资质

一大代表总共13人,代表当时全国各地50多位党员。

1. 全部是知识分子

与会者的学历与职业,是当时社会的中坚力量,清一色的知识分子。其中,职业以自由职业、教员与学生为主;都受过高等教育。

自由职业者,主要是指从事新闻媒体的记者与出版工作的编辑。如李汉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星期评论》编辑部担任主要撰稿人和编辑。李达也是东京帝国大学学生,此时在五四运动结束后设在上海的全国学联工作,主要是以译稿为谋生手段。张国焘、刘仁静都是北京大学的在校学生。

包惠僧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时是武汉多家报社的记者,是武汉共产党小组的书记,因为去广州,就被陈独秀指派作为特别代表与会。董必武是前清秀才,陈潭秋是武汉高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这时都是教员。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生,这时在长沙办自修大学,和出身秀才的何叔衡都是教员。

陈公博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在广东法政专门学校任教授。周佛海这时正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王尽美和邓恩铭都是学生,王是大学生,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邓是中学生,在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

这样,13位与会代表统计起来,以学历为视角,有大学学历的9人,其中4人曾留学日本,分别是李汉俊、李达、董必武、周佛海;4人在国内获得大学文凭,3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分别是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只有陈潭秋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中师学历的4人,分别为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包惠僧;1人为中学生。

2. 出生两湖地区的多

按出生地区看,一大代表出生在长江流域的占绝大多数,尤其是湖北、湖南两省,占了一大半。

其中,出生湖北省的有5人:李汉俊(潜江)、刘仁静(应城)、包惠僧(黄冈)、董必武(红安)、陈潭秋(黄冈);湖南省的4人:李达(零陵)、毛泽东(湘潭)、何叔衡(宁乡)、周佛海(沅陵)。两湖竟多达9人,十分集中;其中尤以湖北的黄冈地区为甚,有3个人,在13代表中,几近四分之一。

另外,张国焘是江西萍乡人,陈公博是广东南海人,王尽美是山东莒县人,邓恩铭是贵州荔波人。

从籍贯和出生地分析,一大代表的主要构成还集中在长江地区,这与陈独秀的个人活动特点密切相关,也与《新青年》杂志的发行区域密切相关。

3. 二十多岁的青年学生多

按年龄划分,这一年40岁以上者1人,45岁的何叔衡;30岁以上的4人,分别是35岁的董必武,31岁的李汉俊、李达、陈公博;20岁以上的7人,分别是毛泽东28岁、包惠僧27岁、陈潭秋26岁、张国焘24岁、周佛海24岁、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还有19岁的刘仁静。都是青年俊才。

4. 文科学历占绝大多数

国内大学教育始于晚清的教育改革,这时已有气象,成为国内教育的龙头,也是人才成才的主要途径。有趣的是,与会代表的本科专业理科、文科学系大致各占半数。

李汉俊25岁时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后改称东京帝国大学)土木工程学科,3年后结业,后在国内担任武昌高等师范(武汉大学前身)的社会学教授,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课程;李达也是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学生(采矿冶金系),后以左派经济学研究名世;董必武毕业于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法学专科;周佛海与李达同一年考取该校,入经济科。3位北京大学学生,陈公博读的是哲学系,张国焘是理学院,刘仁静是外语系,陈潭秋则是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4位师范生,毛泽东是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何叔衡是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王尽美是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包惠僧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旁听了1年,参加了五四运动。

5. 陈独秀是“建党枢纽”

中共一大选举没有出席会议的陈独秀为书记,陈独秀的确是众望所归。从这13位代表与陈独秀的关系来看,陈担当了引路人的角色,当之无愧。

李汉俊是因为担任《星期评论》杂志的编辑工作,结识了该杂志的灵魂人物陈独秀(杂志编辑是戴季陶、沈玄庐),从而成为上海党小组的成员;李达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与作者,与陈独秀结识后主编《共产党》月刊,成为上海党小组的核心成员。这一时期上海党小组的活跃人物还有戴季陶、施存统、陈望道、俞秀松、沈玄庐等人。

因为担任过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关系,陈独秀算得上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学生的共同老师,作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核心人物,陈独秀无疑能为北大学生脸上添光增彩。张国焘在李大钊引导下参加北京党小组后,来到上海直接接受陈的指导;陈公博是在陈独秀致信要求下,与谭平山、谭植棠等组建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刘仁静是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参加北京党小组的,主要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党小组的其他重要成员还有罗章龙、黄凌霜、张太雷等人。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打工”期间,与陈独秀有一面之缘,后经常与陈通信,毛亲赴上海两次与陈会面,陈指示毛泽东在长沙组党,何叔衡是其中主要成员;董必武是与友人刘伯垂等一起成立武汉党小组,刘是陈独秀的朋友之一,先参加了上海党小组,陈潭秋、包惠僧是武汉党小组的主要成员。王尽美与邓恩铭是济南党小组的成员,济南党小组的发起人是当时山东的名流王乐平,王乐平也是陈独秀的朋友之一,陈曾委托他在济南组党。周佛海则是去日本留学、返国途中与陈独秀结识,由陈委托在东京组党。

来源:《工会信息》2021年02期,作者曹英(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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