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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对我说：这是解放了，还这样呢。解放前我都不和她一起去东安市场，店家个个巴结她，她们家有权有势啊。 原标题：《清明忆母亲》
我小时候每年中秋之届母亲家护坟人仍送郎家园枣到家中，多年来家里买枣母亲总说比不上祖坟的枣好。 
这是我的全家福，照片拍摄于1948年6月。照片上我100天，73年岁月后照片上的四人只有我仍然活在这世界。
抱着我的是我奶奶，穿西装的是我父亲，穿旗袍的是我母亲，当时她24岁。2016年3月8号她永远离开我，终年92岁。
我们家四口人却是三个民族构成，奶奶姓印是蒙古亲王后遗蒙古族人。母亲姓爱新觉罗大清皇室后遗，只有我和父亲在户口簿上是汉族，但血缘里已经不纯正。
忆母亲先忆她的家族，母亲家族是清初户部尚书郎球之后。郎球。姓爱新觉罗氏，满州正蓝旗人，为清景祖翼皇帝觉昌安三兄索长阿的曾孙。郎球的一生，历经太祖、太宗、顺治、康熙四朝，在清前险恶的宗族内部倾轧、战事频繁的时代中得以终结全生，在其家族中是极其少见的，这与郎球处事机敏是分不开的。康熙五年(1666)二月，郎球病逝．时年73岁。郎球死后，康熙皇帝下诏，按例祭葬。康熙并将朝阳区原明代曾名獐鹿房，亦名七圣庙地封于郎球家为封地，后为郎氏坟地。故现称郎家园，郎家园原有一片枣林，其枣形细长，肉细、酥脆、甜蜜，名郎家园枣。我小时候每年中秋之届母亲家护坟人仍送郎家园枣到家中，多年来家里买枣母亲总说比不上祖坟的枣好。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大清朝灭亡后母亲家族非旦没有随其消亡反而更加权贵，民国时期我母亲家族在旧都北平“北京”仍是显赫权利财富于一身。母亲是她家长女自然是骄贵于已，我回忆起一件事足以说明她当年家庭的权贵。 1966年文革时期红八月破四旧时家里清理“四旧”我负责清理母亲的衣物，这可苦了我。母亲刚出生她父亲“我外祖父”就从欧洲请来当时“1920年代”世界上最著名最贵的《巴佳》鞋厂设计师，为我母亲采集脚模型。为她设计生产从2岁到30岁的各种季节和场合的皮鞋及便鞋。文革中惨了，光母亲的鞋就一屋子，我每双剪开装入袋子中再到远处扔掉。仅此一事以说明我母亲家在当年是多有财和多有权，然而母亲却嫁给了一个与其家庭相比即无权又是穷光蛋的父亲。
我父亲与母亲相识于北大医学系，父亲是北大医学系教授母亲是他的学生。师生恋啊，我父亲大母亲7岁。当年我父亲家很穷，爷爷是南开教师30岁就去世了。奶奶一人带个孩子生活可想而知，幸好奶奶毕业于协和女子大学与李德泉“冯玉祥夫人”同班同学。经她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寒苦将我父亲供到大学毕业工作。
我父亲认识这个女学生“我母亲”时一点也不知道她家庭情况，也没有想婚嫁一事。1947年母亲快毕业的时候一天晚上父亲骑车回家，走到宽街附近“北大宿舍”一辆军用吉普车突然停下跳下二便衣人员二话不说将我父亲扣上手铐带上车。后来才知道是当时北平国民党最厉害的特务组织“军统”，抓进去就开始审讯。审讯的人是个干瘦小老头从我父亲祖宗到我奶奶的祖宗问个底掉，最后态度和颜悦色了。这人就成了我的外祖父，于是外祖父为我父母举办了个大婚礼。在东安市场外一个大饭庄，据说当时北平军政要员到齐了，听奶奶讲她管收礼金席开百桌礼金光现金就收了二万多大洋。
我出生后48年3月没多久北平就解放了，49年北京市军管会叶剑英亲笔签名第一号令…枪毙罪大恶极、双手沾满革命人民鲜血的原国民党大特务头子***我外祖父。
从此我母亲过上了百姓的生活，也幸亏她嫁了我父亲。建国后她历次运动都未受打击，也未被冠以反革命家属。
我就出生在这么个家庭中，母亲可以说自出生到嫁到我们家之前都是享受荣华富贵的。随着北京解放和她父亲被镇压，母亲家这回是彻底树倒胡狲散了，除了母亲结婚带到我家的财产外全部被以敌产没收。灯市口大街上的四层楼，景山东街的10几个四合院“包括装修末完送给我父母的四合院”，家里动产、不动产、汽车等全部以敌产没收。我母亲和我讲其实这些房产中许多也是外祖父在抗战胜利后接收敌伪产业时私留的，所以被以敌产没收也对。
虽然母亲的生活比解放前是一落千丈，但是解放后父母都任某大医院科室主任凭工资收入在北京仍然是富裕之家。
小时候父母常带我去东安市场“吉士林”餐厅吃饭，一进门服务员赶紧过来对我母亲讲：大小姐您来了，这阵子没见您。我母亲说：你这是废话，天天来来得起么。
我父亲对我说：这是解放了，还这样呢。解放前我都不和她一起去东安市场，店家个个巴结她，她们家有权有势啊。
可见我父亲娶这么个“贵族小姐”也够无奈的。
我逐渐长大，自然对我的教育成为家里的重要议题。说句半开玩笑的话，对我的教育一直是围绕着两个阶级的阶级斗争。奶奶和父亲一直是对我以平民教育原则，而母亲则是资产阶级及贵族化教育。
母亲的教育：你知道为什么我松手么？你是个男孩子不能养成依靠任何人，不能相信任何人。即使是你最亲的人，她也可能有松手的时候。
本文忆母亲则以母亲教育为主，自幼我就认为母亲对我的教育是“法西斯”式教育。这与她的贵族出身和外祖父的工作性质而决定，或者说母亲从小受的教育她全盘转移到我身上。
但是我想想自己的人生经历，母亲对我的教育基本上是正确的。特别是对一个独生子一个男孩子是必须的，在此我深深地感谢母亲对我的教育和爱。
小时候大约5/6岁时和大人一起吃饭，嘴吃东西时出声吧嗒嘴。这母亲规定是严禁的，处罚是残酷的。我小啊，有时候忘了，立刻自己去拿鸡毛撣子交给母亲。站直了小腿迎面骨上五下，哪下要是哭了不算重来。
别说这办法真管用，一鸡毛撣子下去我就疼得跪下。不敢哭再站起来，看着掸子发抖。通常我母亲对我一刑罚我奶奶就去院子站着，但她管不了对我的教育。
直到现在吃饭我都是又快又没有声，朋友们聚餐时就有人问我你怎么吃什么都能不出声呢？我告诉他们小时候鸡毛掸子的功劳。
小时候大约5/6岁时冬季一天母亲让我穿上棉大衣帽子带我去景山爬山，我非常高兴连蹦带跳拉着母亲到了景山。
母亲说咱们不从山道上山，咱们从后山没有路的地方登山。这太好了，多惊险。从后山母亲在前我在后，到半山时有个高坡母亲先爬上去伸手给我，对我说：别害怕拉住妈妈手，我拉你上来。我放心的拉住母亲手向上一跃此时想不到的事发生了，母亲一松手我重心全在母亲手上向后就翻下了山。摔得我身上疼，但更疼的是母亲为什么关键时刻松手，母亲也跑下来。我立刻大哭，母亲不理我查看一下没什么问题，对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松手么？你是个男孩子不能养成依靠任何人，不能相信任何人。即使是你最亲的人，她也可能有松手的时候。
这也许有些极端，但让我受益终生。在此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到今天为止我从未完全依靠过任何人，也从未完全相信过任何人。即使是我的亲人。
其实这是很复杂的一个哲理问题，但是母亲以一个很简单的做法使一个孩子永远能记住。母亲可谓用心良苦，长大后我曾问过母亲难道你不怕摔伤你儿子么？母亲的回答出人意料但却是她真实想法，母亲说：宁愿当年摔伤你，不愿以后失去你。
这就是我母亲，就是真实的她。
小时候喜欢跟母亲出门，但又害怕跟她走路。我5/6岁时母亲带我去东安市场，那时候北京人很少。母亲走路很快我小又爱四处看走的很慢，母亲火了，一手揪住我一只耳朵拉着我快走。走的我气喘吁吁，这种走路快的习惯我保持至今。现在有时候和朋友们走路也是快走，常被朋友们“骂”。
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一天，我陪母亲去王府井我还是走的很快，发现母亲跟不上我了。于是乎脑子里立刻浮出当年被掀着耳朵走路的情景，心生一个“坏主意”。我手扶着母亲腰推着她走，一会儿母亲受不了对我说：儿子你知道你妈60多岁了，这心脏受不了啊。我停下来对母亲说：妈您知道么？那5/6岁小孩子心脏也受不了啊。
我母亲闻言后立刻掉眼泪了，大街上行人直看我们。我心里好“得意”终于“报复”她了。
忆母亲一件往事：她自上完这一课，她一生遵守这原则。
母亲这件事虽说不是对我直接的说教，但她的行为对我影响深入骨髓。
大约是70年冬季我由山西回北京过大年，到家时大概是大年28/29。母亲那时候还工作，晚上快7点才回家，见到我只问一句：还好吧。就匆匆吃了点饭拿起医生用的包就出门了。父亲告诉我附近有一家刚刚生了个儿子可是得了“新生儿肺炎”，医院都不收住院了。这家只有母亲一人，孩子父亲是军人，在东北无法回家。街道人试着找到母亲，母亲就白天上医院上班晚上去她家上班了。己经去了好几天了，我父亲也是医生，他们都知道在当年“文革时期”形势下这种事情是要担多大风险。
就这样整个春节假期母亲都在照顾这个临危的新生儿，半个月终于转危为安。这种事情在我记忆中是常有的事，经常半夜有人来叫门，母亲永远是立刻跟人走。
春节过后的一个月，一天我在家，来了个军人找母亲。“母亲上班不在家啊。”他说：我就是知道她上班才来的。随即放下两盒点心，对我说：我们全家感谢全大夫。我明白了这是春节中那病危新生儿的父亲，我也没在意。
母亲下班回家发现这两盒点心，我告诉她来处后。我母亲大怒对我吼道：你收的，你立刻给人家送回去。
我有些不可思议，心想你担风险不说。一个春节加了班，救人一命，人家是真心感谢。这有点不通人情啊。没办法，我给人家送回去了。
回来后母亲对我讲了通道理：
母亲讲她上医学院的第一学期第一堂课由一位德国教讲的，题目是…医生的责任与义务。这个题目讲了三个月，并不断考试，问学生能否做到，如不愿意请退学。
简言之医生的责任就是治病救人，与金钱、地位、关系、阶级敌友没有关系。
母亲说：她自上完这一课，她一生遵守这原则。
这原则也使她不能收病人礼物。
母亲讲的第个原则有些“反动”，她说：我为他儿子治病是担负了政治上的风险，我和他们的出身不同。这点我不考虑，他是病人就是病人。我不考虑他们是“红五类”。
除了医者病人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也不打算和他们来往，骨子里还是“反动”不接受无产阶级改造。
这就是母亲的所作所为，极不通人情事故。但她敢于负责任，在危难中敢于以医生的职责对待她并不喜欢的人，而且是极为认真，以至她极端到不在那家人中吃饭喝水。这件事情母亲的行动深深地教育了我，什么是职业道德，什么是做人的基本道德。
我的职业，我必须认真负责，但我们不一定是朋友。
快到清明节了，母亲离开我五年。时间过得真快，这些年中母亲的音容从未离开我。
思念中一件事常困扰我于心难安，这就是母亲病情越来越重送不送她去医院。
这事要从父亲去世前说起，我父亲去世于1976年。我父母都是北京有些名气的主治医师又是当时国内名牌医院的科室主任，父亲是因黑色素瘤去世。他本身就是病理学专家所以在病情恶化前一年已经明确知道结局和时间，但是他在头脑清醒时多次叮嘱母亲和我：不准送他住医院，不必用医疗手段维持不能维护的生命。
我的父母认为他们一生职业是治病救人的医生，但他们认为医疗手段应该为有生存机会的生命服务。没有必要为维持生命而维持。
就这样父亲病确诊后在家中一年直至去世，无论亲朋好友怎么劝一次医院没去过。以他们在医学界的名气，住任何医院由任何专家会诊不是问题。
父亲去世后街坊四邻和我的同事们无一人理解。
几年前同样的问题摆在我面前，母亲叮嘱不准送她去医院。说实话母亲晚期时我动摇过，我明白送她去医院也许能维持生命长一些时间。但我违背父母叮嘱，他们不愿意靠身上扎上许多管子戴着呼吸机维持一个不能维持的生命。
母亲临终前一天突然清醒一会儿拉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儿子，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
但是这一年为没送她去医院维持生命仍然困扰我于心难安。
以此怀念我的母亲…全如琥。
老照片拍摄于解放前北平怡生照相馆，照片是我一家。
奶奶是中国第一届女子大学毕业生，毕业于北平协和女子学院。父亲毕业于辅仁大学，拍照时任北大医学院教授。母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生我时母亲在北京大学医院任驻院医师，3月8号母亲去世救护车将她拉到北医三院。冥冥之中这是天意，母亲的医生工作开始于北医，她生命的终点又回到北医。
作者近照 作者介绍：徐丰盈，作者出生于1948年3月北平市（解放前）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8年赴山西插队八年，后因独生子回北京。参加工作故宫博物院行政处，1986年赴美至今。
本文获作者授权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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