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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毛泽东已经处于“靠边站”状态。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毛泽东虽然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却被撤销军事领导职务。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确实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但12月初，红军拼死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已付出了巨大代价。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的情况下，当时最高指挥三人中的李德和博古依然坚持北上。蒋介石早已判定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在缓宁、靖县、武冈、芷江、黔阳、洪江等地区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湘江之战 掌握军事决定权的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依然坚持按照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前进。两人的理由还都很“正面”，李德高喊“布尔什维克战士是不应该怕死的”，博古则坚持北上计划是经过共产国际批准的。我们不能评价个人思想问题，但这绝对是能力跟不上了权力。 在当时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主席反复据理力争，1934年12月12日，终于促成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芙蓉木林庵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毛主席、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一生不向错误低头的毛主席当时的权力解除，通道芙蓉木林庵会议上毛主席还跟中央叫板，放在很多人身上，都不会那么坚持，还那么的积极。 毛主席当天当着李德的面高喊“布尔什维克不怕死”和博古大谈共产国际批准时，毛主席还是没有遵守领导命令，站起来发表了自己的观点“革命是要不怕牺牲，但不能白白送死……；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毛泽东力主放弃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会后十九时半，立即以中革军委名义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万万火急”电令。后来史称“通道会议”。 芙蓉木林庵会议 12月13日，执掌中央军委电台的三局政委伍云甫在长征日记记录说 “从芙蓉出发，经芦溪到播阳......” 红军各部队开始转兵西进贵州。伍云甫日记上所记的"芦溪"就是今天牙屯堡镇的炉溪村。通道会议及其促成的通道转兵，拉开了红军长征历史转折的序幕，于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三十四天后的遵义会议，则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从此，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逐步形成，中国革命开始沿着自己开辟的正确道路阔步前进。 1959年刘伯承元帅在《回顾长征》一书提到通道芙蓉会议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962年6月，毛主席在出巡南方谈论通道芙蓉会议时说：“那个时候，中央政治局开会，不让我参加，只让管点政府工作和群众工作，毫无发言权” ; “一直到1934年11月，中央红军过了第四道封锁线之后发生了行军方向问题......在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他们在湖南通道召开了中央军委会，这一回他们才请我去参加会议”。 通道侗族自治县芙蓉侗寨木林庵会议的历史贡献，曾被人为篡改差点被历史遗忘掉了。今天的人们把芙蓉这些湘西边陲侗寨，万幸的是芙蓉侗乡却被誉为中国的 “转运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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