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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舞蹈学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为人民而舞”——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研讨会。中国文联、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北京演出行业协会、北京舞蹈学院、西安美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服装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广西师范大学、云南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等校内外专家学者、教师和学生代表1500余人云参会。 与会专家 观点实录④ 江东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音乐与舞蹈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原舞蹈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讲话》与“新秧歌”的兴起 80年前，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成为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的一盏明灯。在全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层面上，中国现当代舞蹈、中国现当代文艺可以说走出了一条非常独特的发展之路。这样一条道路，是由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而产生的。几十年来，社会主义文艺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与80年前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直接的关联，这无疑是奠定中国现当代文艺发展的一块异常重要的基石。 我们把目光移回到80年前，回溯历史、追索当年《讲话》发生的背景、过程及其影响，会看到这样一些事实。首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讲话，但这次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并不是毛泽东的个人主张，而是中共中央的集体决定。当时，毛泽东对当时的文艺发展状态已经产生了非常多的思考，他甚至私下里跟很多文艺家，如艾青、丁玲等都聊过当时的文艺发展情况。根据调查研究，毛泽东希望就作家的立场、文艺的政策、文体、文艺作风、文艺题材等相关问题与广大的文艺工作者进行交流。 毫无疑问，毛泽东当时在延安是具有极高威信的。约翰·S·谢伟思(John S.Service，1909-1999，美国外交官，出生于中国成都的美国传教士家庭，后曾任美中人民友好协会旧金山分会名誉会长）1971年曾写过一篇文章，他写道当年访问延安时曾问过很多共产党人：为什么毛泽东是你们眼中公认的领袖，得到最多的答案都是说：“他目光远大”①。应该说，我们对毛泽东的目光远大、高瞻远瞩都是非常熟悉的，无论是治国治党、文学成就，还是对于在文艺上高屋建瓴的认识，都足以见到他的这一优长。因此，他对中国文艺的走向所给予的殷切期望，通过《讲话》让我们历历在目。 当时，毛泽东给与会者发出的是一份请柬，而非“通知”，可见当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尊重。而且，当时的延安，物质极为匮乏，官方使用的大部分印刷品几乎都采用自制的马兰纸，而“请柬”却是工工整整地印制在红色油光纸上，这一切都可以见出当时中共中央对这次座谈会的重视程度。 4月27日，这份请柬发出，参加的人以“鲁艺”师生为主，还有一些当时集中在延安的各界文化名人。我们知道，“卢沟桥事变”之后，大批文人向往革命，纷纷奔赴被视为希望和理想之光的革命圣地延安，这说明了正义的力量，文艺人对延安是有多么得向往，甚至许多从国外回来的文人也都在奔向陕北。因此，当时的延安就聚集起了一大批各路文人。  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 图片来源：网络（学习强国） 这个座谈会终于在5月2日下午一点半召开了，当时是由中宣部代部长凯丰同志主持的，毛泽东在会上做了《讲话》的“引言”这一部分。据统计当时的参会者有160多人，但这张照片上显然没有那么多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坐在第一排最中间的，他当时坐下时还在问：丁玲在哪儿。可见他和中央领导当时跟文艺家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 《讲话》最主要的核心理念有这样几点：一是当时随着大批的文人奔赴延安，在延安文艺界滋生出很多不协调的声音，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倾向。因此，毛泽东认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非常重要。《讲话》的核心就是要解决“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他认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一个根本问题。他继而号召：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到工农兵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毛泽东主席的这种观点显然针对的是当时出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一种倾向，所以他旗帜鲜明地代表党中央，向艺术家们提出了这样的倡议，这在当时显然是具有鲜明的方向指向。 《讲话》是在一年以后全文发表的，内容又经过了中央的适当修改。当时在鲁迅逝世7周年时于《解放日报》发表。之后，受毛泽东《讲话》的影响，一大批艺术家端正了思想态度，走向了生活，走向了人民，之后在一段时日后出现了一批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史上都堪称是杰作的、非常重要的作品，比如丁玲1948年写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可以说，这批文化界人士的各类内容积极、形式多样的作品的问世，都与《讲话》有直接关系。 我们前面数次提到了丁玲女士。这里需要申明一下，她就是一位受到《讲话》影响的作家。去陕北前，丁玲怀揣着宋庆龄给她的350块钱，率先到达陕北。毛泽东见到这位在文坛上冉冉升起的女作家的第一面就问：你来干嘛？丁玲说：我来当红军！毛泽东遂写下了“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名言送给丁玲。后来，经过了“整风”运动的思想改造，毛泽东对丁玲是这样评价的：“丁玲现在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丁玲自己也说：“我的新的写作作风开始了”。什么是她的新的写作作风呢？那就是写工农兵。 我在这里为啥要独独多次提到丁玲呢？这是因为丁玲与我们舞蹈界还有很大的关联。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中央芭蕾舞团资深编导蒋祖慧老师，就是丁玲的女儿。当年，蒋祖慧老师3岁时就去了延安找母亲。蒋祖慧老师后来从事舞蹈事业，也跟丁玲有直接关系，因为她学习舞蹈是由丁玲决定的。其实，当时的蒋祖慧并不是特别想搞舞蹈的，她更喜欢理科，但是由于丁玲在苏联访问时，看了芭蕾舞剧《泪泉》，并被深深感动，她说：我的女儿就要从事这种艺术形式。回来不久她便送蒋祖慧去了北朝鲜，跟著名大师崔承喜学习舞蹈。崔承喜后来应周总理之邀在中戏举办舞蹈研究班，蒋祖慧又成了她的学生。之后，文化部派蒋祖慧到苏联学习芭蕾舞编导，再后来的事情我们都比较了解了，她回国后积极投入创作，她参与创作的经典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她的舞蹈才华的证明，也回应了母亲丁玲对她的期待。改革开放之后，蒋祖慧曾创作芭蕾舞剧《祥林嫂》，其中许多主意都是她与母亲探讨后的结果。由此可见这位作为延安文艺女战士的丁玲对舞坛的相关影响。 舞蹈界人士此时也有人去过延安，吴晓邦老师携妻小于1945年到达延安。从重庆而延安，吴晓邦在延安待了几个月，主要工作是为“鲁艺”的老师教课，当时，由于“鲁艺”并没有舞蹈系，所以吴晓邦老师是给戏音系的老师们教舞蹈课。我们这里有张吴晓邦与鲁艺师生们的合影，照片中后排左起第二个这位抱着孩子的就是吴晓邦的爱人盛婕，紧挨着她们的就是吴晓邦。在跟“鲁艺”师生联欢时，吴晓邦还表演过他此前创作的现实主义舞蹈作品《思凡》、《饥火》和《义勇军进行曲》等，他在舞蹈艺术中体现出的追求进步的精神和姿态，最终在延安得到了回应。这些作品都彪炳着吴晓邦老师现实主义精神的舞蹈创作观，他虽在日本学的是现代舞（新舞踊），但回到中国后积极投入到抗战之中，作为中国舞蹈艺术现实主义的一个旗手，高擎革命现实主义这面大旗，在抗日烽火中确立了他作为中国现实主义舞蹈大师的历史地位。 在延安地区兴起的“新秧歌运动”，完全是在《讲话》之后如火如荼发展起来的，转年也就是1943年的春节，新型的秧歌形式出现了。旧秧歌得到改造，成了新秧歌。还有，由于延安当时是一个移民的地方，全国各地的人都有，因此全国各地的一些材料也都被融入到了新秧歌之中。当时，延安有许多文艺团体和个人都纷纷走向街头争相表演新秧歌作品。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就是秧歌剧，它载歌载舞，深受群众喜爱。新秧歌的兴盛改变了当时社会上文人轻视民间艺术的态度。那么，我们怎么区分旧秧歌和新秧歌呢？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对此，毛泽东是这么说的：“今天我们边区有两种秧歌：一种是老秧歌，反映的是旧政治、旧经济；一种是新秧歌，反映的是新政治、新经济”②。这是我们看到的毛泽东对新旧秧歌的判断标准。从学术角度上来分析，我们看到了建国后任首位中国音乐学院院长的音乐家安波的研究，他把就秧歌分成了四种类型：舞蹈性质的、演唱性质的、歌舞性质的、戏剧性质的③。那么，什么是新秧歌呢？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定义：“新秧歌就是以汉族传统民间歌舞表演形式为基础，在歌舞表演中体现出中国民主进程中特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和理想。载歌载舞、表演活泼，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以鼓舞人心的旗帜成为军民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在当时起到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新秧歌不久即在其他革命根据地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在国统区也有很多进步人士对它进行了高度的赞扬，比如戴爱莲当时在重庆就对新秧歌表现出极大的兴致，而且专门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去学习这种舞蹈形式。 对于秧歌的改造，吴晓邦在赴延安亲眼看到种种情况后也进行了他的评价，他认为新秧歌的改造方式有片面、偏激的地方。他说是表现比较单一、学习不够深入造成的。同时他指出新秧歌应该深入挖掘、整理和全面发展，这是吴晓邦对新秧歌到民间舞蹈发展的一个思考。吴晓邦认为在旧秧歌到新秧歌整个整理过程中，缺乏专业舞蹈家的参与，大部分不是搞舞蹈的人在做这样一个改造的事情。因此，吴晓邦认为新秧歌在传承老秧歌方面做得尚不够，不能因为旧秧歌中有些内容低俗、丑陋、落后就完全否定它们，这是片面的，对待民间艺术应当具有辩证的意识，要历史地看待，不能以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认定什么是丑，或者不健康、粗野。这是吴晓邦老师在《我的舞蹈艺术生涯》一书中，与读者分享的他对新秧歌发展的一个认识。 今天，当我们再学习《讲话》时，可以充分认识到它是中共对革命文艺历史发展经验的系统总结、集中表达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重要成果。而“新秧歌运动”则是“五·四”后民族化、大众化积极探索的直接结果，也是《讲话》精神具体实践，同时又是各界文艺家与民间群众协同互动的成果。半个多世纪前的“新秧歌运动”，以专业文艺知识分子为指导，劳动群众积极参与，在双向互动、共同努力下，最终形成了新秧歌的热潮。 回首八十年的路程，我们伴随着中国崭新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一路高歌猛进走到今天，其功甚著，值得大力讴歌与称颂。 注释： ①见人民网2017年6月21日汪建新文。 ②见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 ③见安波《由鲁艺的秧歌创作谈到秧歌的前途》一文。 来源：作者本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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