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俄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与地理形象建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前者对后者起文化定位的决定作用，同时也从后者寻找实证主义的客观证据。18世纪前俄罗斯的地理认知全盘接受西方古典的世界三分图景，以顿河为界划分欧亚大陆，表明莫斯科不承认欧洲的文明优越性，也未赋予欧亚分界以文化和政治含义。彼得大帝的改革承认欧洲和亚洲的文化差异，模仿欧洲殖民帝国的制度设计，将欧亚边界东移至乌拉尔山脉，塑造对标欧洲的“宗主国-殖民地”帝国二元结构。法国大革命和十二月党人起义后的尼古拉政府扭转了国家意志层面的欧洲文化认同，以探索俄罗斯独特道路的名义将俄国与欧洲对立起来，同时俄国的自由主义思想界仍保持着与欧洲共同命运的感觉，但颠倒了原先的价值等级，将自己视为欧洲的拯救者。克里米亚战争则让俄国全社会都感觉到西方的敌意，知识精英渴望摆脱欧洲文化的主导地位，于是试图取消欧亚大陆的分界，建构与西欧世界分庭抗礼的斯拉夫民族的独立世界；这一世界图景被20世纪初的欧亚主义者继承，也成为苏联解体前后建构俄罗斯民族或俄罗斯文明统一体的地理基础。【关键词】俄罗斯文明 俄罗斯地理空间文化 俄罗斯民族国家构建 俄欧关系
【作者简介】徐乐，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师。
【项目信息】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世纪俄国经典作家的西伯利亚书写研究”（项目批准号：21BWW037）的阶段性成果。
【引用信息】《俄罗斯研究》2022年第2期，第108-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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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地处东西方之间的地缘政治格局，和与此相关在文化选择上的“钟摆现象”[1]，一直以来是俄国思想史研究重点关注的话题。目前的研究往往在历史哲学和思想史范畴内，将俄国文化发展归结为西方主义和斯拉夫主义这两股思想矢量“贯穿了整个俄国历史”[2]的争论和交融过程，及它们在俄国民族意识和文明认同中造成的困惑和分裂。苏联解体前，关于俄国与欧洲、亚洲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地缘政治和外交战略问题，在意识形态的根源上得到国际学界的充分而深入的讨论。[3]然而，一切民族的历史根基都是这个民族生长于其中的自然地理环境。正如俄国侨民历史学家韦尔纳茨基（Г.В. Вернадский）所言，“所有文明一定程度上都是地理因素造成的结果”[4]。俄罗斯辽阔的国土，多样性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对于俄国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但从地理维度考察俄罗斯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文化取向和意识形态建构，迄今显然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5]
应该承认，俄国的文化定位与其地理定位密切相关，目前的地缘政治研究往往将乌拉尔山脉作为传统的历史-地理边界，将俄国划分为欧洲和亚洲两大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俄国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反复摇摆。可是，若是在全球知识更新和俄国启蒙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俄国境内的欧亚边界，便会发现，以乌拉尔山脉划分欧洲和亚洲的权威地位远非无可争议。事实上，纵贯俄国境内的欧亚分界线曾经历过数次变化，且每次变化都与俄罗斯的帝国理念和目标的重新设定形成积极的互动——从莫斯科公国对蒙古帝国专制统治遗产的继承，到彼得大帝的锐意西化，以及戈尔巴乔夫“欧洲共同家园”的愿景，和后苏联时代普京的艰难转向。正是在地理观念的变化过程中，俄国的地理“占位”亦经历了在欧亚之间反复移动的现象。而且从思想史的视野来看，俄国归属欧洲或亚洲的主观判断，被认为正是由自然世界本身的物理性质所设定的客观标准决定的。
古希腊地理学家依据他们当时所掌握的地表的物理外形，将世界分为三块各具独立完整地形的大陆——欧洲、亚洲和利比亚（非洲），希腊被绘制在地图的中心。尼罗河和地中海作为天然的分界，使得地中海南部的利比亚与亚、欧两洲的划分比较清晰。将亚洲与欧洲分割开的水路——沿爱琴海北上，经由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直到黑海和亚速海（更古老的传统是经高加索山脉后抵达里海）——也不易出现争议。但亚速海以北到北冰洋之间的广阔陆地则因当时地理知识的匮乏而被压缩为一条地峡，在想象中，顿河笔直地穿越这块狭窄的土地，从而成为划分欧洲和亚洲的北段边界。由此，亚、欧、非三大洲结构被古代地理学家们建立并一直保持到中世纪早期。
18世纪前，莫斯科公国的文士们对西方的地理文献十分熟悉，16-17世纪之间在俄国出现的一些最初的地理学著作，实际上是西方资料的汇编。[6]因此，莫斯科的政治和知识精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世界大陆的古典三分法，随同一起接受下来的还有以顿河为界对欧洲和亚洲的划分。虽然毫无疑问当时的俄国人比西方学者更了解关于自己领土的地形学知识，早就知道黑海和亚速海北岸到北极海岸之间有着极为辽阔的陆地空间，而且顿河是一条体量不算很大且蜿蜒曲折的河流，并不适合充当理想中清晰整齐的欧亚分界。总体而言，来到俄国的少数早期西方旅行家和俄国人自己已经意识到古典时代世界地理图景的缺陷，但仍然遵从其权威性，不顾这一图景明显有违于现实世界。因此欧亚分界的问题一直处于模糊不清的状态。
但尤为让现代人惊异的是，这种以顿河为界的欧亚划分方式，将东斯拉夫民族历史上的核心区的一大部分，即伏尔加河中下游的广大区域[7]归入了亚洲。俄国人并不在乎自己与欧洲截然分开和一半归属亚洲的身份，其原因在于，彼得大帝改革前的俄国基本上从未承认过欧洲文明优越论的意识形态，“孤立的、沉浸于自身的、患有过度恐外症的莫斯科公国，把自己的文化和宗教源头归结到拜占庭，绝不把自己看作是欧洲的一部分”[8]。而1439年，在佛罗伦萨召开的教会会议上通过了东正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联合的决议后，拜占庭正教的权威在罗斯人的心目中一落千丈；同时，东正教罗斯作为世界上基督教真理和纯正东正教唯一保有者的民族自负得到极大提升，相信罗斯所信奉的基督教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基督教。随即，罗斯修士适时向沙皇上书，提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的意识形态信念。帝俄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В.О. Ключевский）总结说，至16世纪，“在俄罗斯社会中已形成了这样的观点：莫斯科是俄罗斯领土的统一者，是整个东正教东方的中心和支柱”[9]。因此，在彼得大帝改革前，“在整个俄国社会，甚至在它的特别受西方影响的领导圈子内，普遍存在着一种对西方的怀疑态度”[10]。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自14世纪起赋予欧洲地理区域越来越浓厚的文化和政治意义，并且日益将自己在科学技术和政治上的优势转化为受上帝眷顾的选民的精神优越感。[11]到19世纪初，欧洲人认为欧洲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治理最有成效的地区，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处于中心地位，是地球上其他所有大陆的文明典范。英国著名教会学者塞缪尔·珀切斯（SamuelPurchas）收集和出版了大量世界旅行书籍，借此信心十足地宣称：“欧洲的品质胜于它的体量，在体量上它屈居世界末位，可在品质上它冠绝全球。”[12]然而，这样的西方优越论在罗斯土地上并未得到承认。因为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唯有罗斯教会继承了基督教的东方正统；同时，俄国人对西方启蒙时期的科学和理性持怀疑和傲慢态度，认为世俗科学败坏了信仰之光。总体而言，18世纪前，欧洲或亚洲、西方或东方的地理事实并未被赋予特别的价值论等级，欧亚边界的划分只是属于中性的物理-地理学术范畴内的问题。
可是，在彼得大帝改革前期，西方的文化优势在俄罗斯开始抬头。由于旧的封建采邑制度无力面对国家统一的新任务和西方竞争对手的挑战，莫斯科公国政界和思想界逐渐失去原先的民族自我陶醉心理，不得不从自己的西方邻居那里寻找治理国家的经验。而随着对外交往的扩大，明显地暴露出，在西欧面前，罗斯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贫乏，随之进一步加深对自身落后的认知。伊凡雷帝时期在莫斯科雅乌扎河沿岸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居留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输送作用。来自欧洲各国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们聚居于此，以其富足的生活、繁荣的贸易、自由的风俗连同先进的军事和工业技术，吸引了贪图享乐的莫斯科上层社会的好奇和热烈追捧。沙皇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几位亲贵，包括彼得大帝本人，都在德意志文化圈内饱受西欧风习的浸染，有力地促成了后来改革派中坚接受西欧知识和观念的过程。
18世纪初的彼得大帝改革深刻地扭转了俄国看待西方的观点，由此确认了欧洲与亚洲之间的文化差异和这种差异对于俄国认同的崭新意义。彼得大帝全力以赴欲确立的新意识形态，要求承认欧洲文明的绝对权威，强迫俄国从国家体制到生活方式实现全盘欧化。俄国哲学家津科夫斯基（В.В. Зеньковский）说，在18世纪的时候，“俄罗斯的心灵充当了西方的俘虏”[13]，“所有人都是西方主义者”[14]。新的欧洲精神也要求并导致俄国的地理位置和与之相关的地理形象发生变化，民族理念和价值认同只有落实到秩序化的管理结构中去，才能真正统摄国家意识对世界的物质地理层面的划分，定义欧洲和亚洲各自的价值等级，确定它们之间的边界，以及重新规划俄国在欧亚大陆上的“占位”。
1721年彼得大帝率领俄国军队战胜瑞典后，在新都圣彼得堡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仪式。在这场被精心设计的、戏剧化的庆典上，莫斯科公国正式放弃了“公国”（царство，或译为“王国”）的古称，宣布建立一个符合欧洲模式的殖民“帝国”（империя），而彼得大帝的称号则在传统的“沙皇”（царь）和“独裁者”（самодержец）头衔之前，意味深长地加上“皇帝”（император）封号。[15]《剑桥俄国史》的作者之一，瑞典斯拉夫学家巴辛指出，“帝国”和“皇帝”来自西欧的拉丁文词汇imperio、imperator，而非本土斯拉夫词汇，此处的用词选择暗示俄罗斯有意改变自身的文化认同，重塑国家的地缘政治结构。须知俄罗斯的帝国属性并非新鲜事物，此前数个世纪，俄罗斯在实质上已经具备明显的帝国特征，且自己对此也有明确的认识。但此时将自己对标欧洲帝国的决心却十分新鲜，展现出这个野心勃勃的后发现代化国家以欧洲化为精神内核的制度设计蓝图，因而也在根本上改造了俄罗斯国家的地理形象，以此创造出更有辨识度的欧洲帝国形象，给缺乏有效管理的众多民族的广大聚居地制定严格的秩序。[16]
众所周知，西欧列强作为海上殖民帝国，其帝国内部的空间被明确区分为帝国中心（宗主国）与被征服的殖民地疆土，中间一般被大型水体所造成的实际的物理屏障分割。并且，由于宗主国处于欧洲，殖民地分布于非洲、亚洲和美洲，这种在不同大陆的自然占位进一步强化了帝国内部二元对立的地理结构。但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是沿东欧平原和亚洲北部延伸至太平洋的、连绵不断的辽阔地理空间，由于此前莫斯科公国并不认可欧洲文明的领先地位，所以欧亚边界的模糊不清并未引起特别的忧虑；但彼得改革开始后，力图对标欧洲帝国来打造自身的俄国，立刻就敏锐地感觉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痛点：若是没有明确的欧亚分界，俄罗斯帝国便不可能按照欧洲帝国模式也分为欧洲宗主国和亚洲殖民地；更何况若是把顿河视为欧亚分界，则无论是传统的帝国核心区，还是乌拉尔山以西新近被征服的领土，都无法得到欧洲文明的安抚。按照帝国历史和当下的统治需求绘制一条新的明确的大陆分界线，将有助于建立客观的自然-地理框架，为俄罗斯与欧洲的亲缘关系提供无可争议的客观物理证据。于是，为改革后的俄国版图制定新的、与俄国人的欧化观念相适应的地理框架，在彼得大帝时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完成这一任务的人是彼得改革主要理念的设计师之一，历史学家、地理学家塔季谢夫（В.Н. Татищев）[17]。受沙皇委托，他首先在18世纪初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一系列革新的基础上，着手对早期的地理学勘探进行核查。他发现，17世纪和之前，俄罗斯的地图和空间感知是零碎而原始的，往往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受教育阶层更熟悉的俄国西部，对自己的东方领土则未予以充分的重视，结果这些早期勘探和制图所呈现出的国家地理画面也缺乏完整的规划。塔季谢夫坚持认为，“俄罗斯帝国不仅仅居于欧洲，它还拥有相当大一部分的亚洲”[18]。只有掌握了关于本国全境更完整的知识，才能确定国家的身份归属。并且，他在改革的时代精神中强调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势地位，断言这块大陆“在富足、科学、力量和荣耀，以及空气的温和性方面，毫无疑问……占尽上风”[19]，因而强调了俄国对欧洲的价值认同，和自身欧洲部分相对亚洲部分的文明优势。然后，塔季谢夫否定了亚欧大陆间的沿不同水路的分割方案，断然将分界线向东推移到乌拉尔山脉，认为这样划分亚欧大陆才是符合俄国的欧洲帝国身份的“更体面的和更自然的方式”[20]。在乌拉尔山脉的南端，大陆边界沿乌拉尔河延伸到里海，随后转向西南沿高加索山脉延伸到亚速海和黑海。至此，塔季谢夫仿照欧洲帝国的二分法，极力强调俄国欧洲和亚洲部分的环境差异，断言这两块地域没有任何物理和文化性质的亲缘关系，并赋予它们相互隔离且对称分布的地理特征，从而构造出宗主国-殖民地的帝国版图二元框架。
乌拉尔山脉在俄国的古称是“大地带”（Великий пояс），它将俄国领土纵向切开为亚洲和欧洲两个大小不等但相互对称的部分，这一地理标签完成了对国家地理空间的观念重组，奠定了欧洲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和价值评判方式的基础。自此，乌拉尔山以东的西伯利亚和远东殖民地扮演了一个在地形、气候、植物、动物、人种、文化和社会组织方面具有绝对异域性质的“他者”角色——巩固了俄国传统核心区的欧洲身份认同。在饱受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的18世纪，17世纪方才纳入版图的西伯利亚和其他亚洲土地，被俄国人通过西欧帝国主义的视角来感知，它们几乎与俄国的欧洲部分完全隔绝，仿佛是一个个“海外的附属国”[21]。当时的报刊以西欧帝国海外殖民地的名称指代西伯利亚，称之为“我们的秘鲁”“我们的墨西哥”“俄国的巴西”“我们的东方印度”。[22]而俄国作为欧洲文明的承担者，在人类进步的阶梯上绝对高于亚洲各族人民，因此担负起向亚洲殖民和启蒙愚昧野蛮民族的“天命”。
到19世纪初，欧洲的风尚和习俗已经在俄罗斯的知识阶层根深蒂固。1812年卫国战争胜利后，俄国军队踏入巴黎，士兵和军官的爱国主义情绪与全欧洲统一的意识交织在了一起。维也纳会议后，亚历山大一世主导与欧洲列强签署《神圣同盟法案》，他的财政部长起草欧洲“金融和贸易联邦体系”和欧洲“联邦货币”的工程方案，这些文件都力图推进欧洲各国人民成为“基督教名义下的统一的人民的成员”[23]。与此同时，秘密的政府反对派也完全赞同融入欧洲共同命运的理念，十二月党人即意识到自己参与了全欧洲的革命运动。自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一世，许多受过教育的俄国人都赞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诏书中所宣称的“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强国”，虽然这一示威性的宣言尚未达到全社会的共识——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国内外所发生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对俄国人的国家欧洲认同和与西方的共同使命感，产生了严重的侵蚀作用。
法国大革命使得俄罗斯第一次有意识地面对“欧洲问题”，它动摇了俄国人对理性、文明、进步的信仰和历史乐观主义幻想，产生了“关于西方最初的沉痛思考”[24]。欧洲大陆以理性原则为基础创建符合道德的生活的狂热努力，却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残酷屠杀。十二月党人起义即是波及全欧的大革命在俄国的余韵。起义失败后登基的尼古拉一世彻底扭转了政府对待西方的思想情绪，在他那份著名的1826年7月13日诏书和侦讯委员会做出的报告中，宣称“十二月党主义”是“从外部输入的传染病”，“这种阴谋既不容于俄罗斯的天性，也不容于俄罗斯的习俗，……俄罗斯的心过去和将来都是它无法触及的”[25]；从而在官方意识形态上破坏了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一世向欧洲普世原则的融入，也破坏了缔造欧洲帝国意识和帝国文化的工程，将专制的俄国与“腐朽的欧洲”彻底对立起来。作为对十二月党人起义、社会改革要求的回应，也是应对时代精神的挑战，尼古拉一世的国民教育部长乌瓦罗夫（С.С. Уваров）构建“东正教、专制和人民性”[26]三位一体公式，为俄国政体提供了理念基石。“官方人民性”理论一经提出，便得到报刊记者和大学教授们的热烈讨论，不但被引入学校教材，而且被“时代首席剧作家”库科尔尼克（Н.В. Кукольник）呈现在戏剧的舞台上。[27]
1832年，教育部长的密友、俄国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波戈金（М.П. Погодин）开始在莫斯科大学授课，他用俄国军队和人民战胜拿破仑的例子，证明俄国对欧洲的优越性。在他对俄国历史的简短阐述中，亚历山大与尼古拉两个时期的王朝之间有一场深刻的转折，正是以欧洲为导向的亚历山大一世的统治，导致了12月14日的“阴谋”和“政变”，标志着“俄罗斯历史的欧洲时期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尼古拉皇帝统治下的本国人民的（民族的）时期的开始”[28]。在他著名的《彼得大帝》一文当中，他继续强调彼得大帝开创的欧化俄罗斯传统的不可延续和不可接受，断言：“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驾崩的俄罗斯历史阶段应该被称为欧洲阶段。……自尼古拉皇帝起——他的大臣在自己那个俄罗斯三字诀公式中、在东正教、专制之后写上了人民性，——自尼古拉皇帝起，……正在开启的是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新阶段，一个民族的阶段，……”[29]
乌瓦罗夫和他的保守主义同道们将东正教会和专制制度美化为俄国民族性的体现，并视这个三位一体为俄罗斯独特的文化精神和积极的历史成就，认为它们使得俄罗斯与衰老的西方之间具有本质的、不可消弭的差异。这种官方人民性理论对俄罗斯古代和未来的颂扬，受到思想界内部具有西方自由主义倾向的反对派的坚决抵制。在此最有代表性的是1812年卫国战争的参战军官、普希金和十二月党人的密友恰达耶夫（П.Я. Чаадаев）。1823-1826年，恰达耶夫在欧洲游历，西欧各国对于俄国在文化上的优势使他深受震动。1829年，恰达耶夫写出第一封《哲学书简》，严厉批评俄国的封闭和落后：
我们从未与其他的民族携手并进；我们不属于人类的任何一个大家庭；我们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我们既无西方的传统，也无东方的传统。……
我们是世界上孤独的人们，我们没有给世界以任何东西，没有教给它任何东西；我们没有给人类思想的整体带去任何一个思想，对人类理性的进步没有起过任何作用，而我们由于这种进步所获得的所有东西，都被我们所歪曲了。自我们社会生活最初的时刻起，我们就没有为人们的普遍利益做过任何事情；在我们祖国不会结果的土壤上，没有诞生过一个有益的思想；我们的环境中，没有出现过一个伟大的真理；……[30]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自由主义反对派，恰达耶夫虽然批判官方的民族自大情绪，但他也以一种近乎羞辱民族意识的方式，同样不再承认俄罗斯和欧洲拥有共同的历史命运，尼古拉一世的意识形态官僚力图塑造的俄罗斯不同于欧洲的国家认同终于开花结果，最终击败了俄国西方主义思想对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的信仰。在俄国启蒙思想的阵地，曾因刊登《哲学书简》而遭查禁的《望远镜》杂志1836年第1期和第2期上，主编纳杰日金（Н.И.Надеждин）连载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对待俄国语言文学的态度中的欧洲主义和人民性》，其中依靠乌瓦罗夫的人民性理论，歌颂“俄罗斯的拳头”（русскийкулак），把它与欧洲文明的成就对立起来，并且把“俄罗斯的拳头”看作“伟大帝国的独具一格”的基础。[31]纳杰日金的倒戈极具代表性，它标志着“俄罗斯-欧洲”文明成就对立观念的形成。探索特殊的俄罗斯道路的理念深刻进入了19世纪俄国的民族意识。
恰达耶夫对俄国历史的悲观主义态度，对俄国人民的不信任，引起其他自由主义者的反对。后者虽然也不接受乌瓦罗夫、本肯多夫[32]等对俄罗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赞颂，但也坚决不同意恰达耶夫关于俄罗斯民族的非历史性论断——依然大声疾呼俄罗斯与欧洲共同命运的愿景。只是这时他们对欧洲、俄欧关系的理解发生了反转：欧洲从文明的发源地变为保留伟大记忆的“墓地”，俄国对欧洲的倾慕变为对欧洲的“拯救”。可以说，19世纪上半叶，直到克里米亚战争和尼古拉一世驾崩，虽然俄国自由主义思想界普遍谈论欧洲的“迷误”和“衰退”，但仍对西方怀有热爱和同情，并未表现出幸灾乐祸或者弃之不顾的情绪。哪怕是斯拉夫派领袖基列耶夫斯基（И.В. Киреевский）深知当时的“道德堕落状况、缺乏信念、普遍的利己主义”[33]令欧洲的所有精英都深恶痛绝，也依然宣称：“我到现在仍热爱西方，千丝万缕的同情感把我与他们联系在一起。”[34]这种同情的基础即是双方共享的基督教的普世主义理想，只有在基督教精神中与西方民族统一起来，俄罗斯才会是“一个全人类的民族”。基列耶夫斯基总结道：“对欧洲文明的热爱，以及对我们文明的热爱，——二者在自己发展的最后阶段上会融合为同一种爱和同一种对生动的、因此也是全人类的和真正基督教文明的渴望。”[35]津科夫斯基后来解释说：“欧洲文化所具有的那一普世主义原则与欧洲生活的具体内容没有任何联系，这一普世主义原则源于基督教理想；而欧洲生活，在其现实性、实际力量和愿望方面都与基督教原则相去甚远，……欧洲并没有停止对自己'共同人类’使命的信仰——这无疑是欧洲文化最重要的创造性动力之一。”[36]
虽然欧洲认同遭到重创，但19世纪上半期的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另辟蹊径地论证“第三条道路”，是为俄罗斯“拯救世界（包括欧洲）”的特殊使命寻找神秘主义的“天命”的理由。正如恰达耶夫本人在19世纪30年代末重新阐释自己的思想时所说，俄国之所以落后，是上帝故意避免这个“伟大的”民族重蹈东方和西方各个领先国家的错误，从而成为“真正的、有良心的法官，去判决人类精神和人类社会的伟大法庭所面临的诸多诉讼”[37]。在写给屠格涅夫的私人书信中，恰达耶夫说得更加明确：“俄罗斯的使命是一项伟大的思想事业：它的任务是在自己的时间给出解决在欧洲引起争论的所有问题的答案。”同时，他也毫不怀疑俄国将成为欧洲文明中心：“我们的使命是教会欧洲无限多的东西，否则它是理解不了的，……这一天将要到来，那时我们将成为欧洲的思想中心，正如我们已经是它的政治中心，我们的即将到来的基于智慧的威力，将超过我们现在的依靠物质力量的威力。”[38]
在斯拉夫派思想家看来，西方衰弱的根源在于“精神的根本性分裂和内在完整性及内在统一性的丧失”[39]，西方的疾病不在于制度，而在于精神，但它自己未必能弄明白自己的疾病。能够“迅速并且轻松地”[40]诊断和医治西方疾病的，只有在东正教信仰的“聚合性”（соборность）中成长的俄罗斯人。斯拉夫派中“黑色乌瓦罗夫党”成员舍维廖夫（С.П. Шевырёв）说：“愿俄国对西方而言成为保护和遵守的力量，愿俄国为全人类利益而保留西方的伟大历史宝库。”[41]而当时形成的普遍共识是，“在西方不仅创造性的生活结束了，而且已经开始了瓦解的进程；对欧洲来说只能从俄国这里获得新生”[42]。有趣的是，这里俄国思想家们将“公正”赐予西方的居高临下的姿态，[43]恰好成为19世纪欧洲“东方主义”的镜像对照。在欧洲学者眼中，古老的东方也是文明的源头和因此“供人朝觐的圣地”[44]，“面对现代东方显而易见的衰败以及政治上的无能，欧洲的东方学家们发现有责任挽救东方已经丢失的、昔日的辉煌”[45]，也就是将东方从死亡的境地中“复活”。[46]
可是，克里米亚战争的爆发揭破了俄国人对西方一厢情愿的幻想，从而开启了俄国历史、俄欧关系、俄亚关系的新的阶段。
俄国与土耳其的冲突由来已久，其中夹杂着诸多民族和宗教矛盾，到1853年战前最后阶段，促使战争爆发的国家有法国、英国，还有在旁虎视眈眈的奥地利。俄土战争于1853年10月爆发，1854年3月英法组成联军加入土耳其一方，次年撒丁王国跟进，欧洲列强组成同盟，将俄国逼入孤军奋战的境地。由于联军装备比俄军先进，俄国最高当局战略误判，致使俄国在克里米亚战场遭受重挫，不得不放弃向黑海地区的扩张和对多瑙河诸公国的侵吞，也丧失了干预巴尔干半岛上诸斯拉夫民族事务的权力。战后俄国与欧洲联盟各国签订的《巴黎和约》“标志着俄国在东南欧和近东地位的显著衰落，一般而言也标志着俄国的世界地位的下降”[47]。
克里米亚战争引起了俄国所有社会阶层的警惕，俄国社会不但认识到了与西方相比本国的全面落后，而且感觉到了西方国家对待俄国的深刻的仇恨。1812年拿破仑入侵时，俄国人尚未将其视为西方与俄国的政治敌对，只是把拿破仑个人看作与基督教世界为敌的撒旦的化身。但克里米亚战争却使得原先对西方抱有同情的知识精英受到极大的感情伤害——他们把欧洲诸国与奥斯曼土耳其的结盟视为西方对于基督教事业的背叛，因为恰恰是俄国人把欧洲从拿破仑手中解放出来，欧洲人竟然支持“异教徒”土耳其人，而不是接受俄国人与欧洲列强维护王权稳定和推进基督教文明的共同事业。“对那些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力量的对手的敌视，模糊了欧洲所有的真理和正义感——对于土耳其基督徒不幸成为斯拉夫人和东正教徒的痛苦，欧洲不但视而不见，甚至还燃起了对土耳其人的热爱，因为在他们身上，欧洲开始看到唯一能够向东方传递真正欧洲文明本源的要素。”[48]
从这种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的撕裂出发，俄罗斯社会意识最终体会到两个种族和两种文明之间的深刻的内在矛盾：“当克里米亚战争爆发时，俄国社会痛彻地感受到，这里的问题不是简单地通过武力途径解决外交冲突，西方'武装反对’俄罗斯，实际上是为了打击俄罗斯，并且削弱俄罗斯在斯拉夫人当中的影响力。……这是整整两个世界的冲突，……”[49]1861年，政论家伊凡·阿克萨科夫（И.С. Аксаков）写道：“西方对斯拉夫东正教世界的仇恨，……源于一些极其隐蔽的原因；这些原因就是两个相反文明原则的对立，是旧世界对有着发展前途的新世界的妒忌。也到了我们最终接受挑战并为了自己和我们的斯拉夫兄弟们勇敢地投身于与欧洲发表的政论进行战斗的时候了。”几年后他写道：“欧洲的全部任务曾经并且现在仍旧在于，制止俄国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增强，防止产生新的东正教-斯拉夫世界”，是这一世界的旗帜的出现，引起了拉丁-日耳曼世界的仇视。[50]
斯拉夫世界与西欧世界的兵戎相见和文明对立，在19世纪下半叶破坏了俄罗斯民族与西方共享基督教使命的信念，并且加强了俄国知识精英对于欧洲试图断绝俄罗斯与其余斯拉夫民族的联系、促使巴尔干半岛斯拉夫民族脱离俄国势力范围的警惕。作为斯拉夫派的精神承续，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于是获得了广泛传播。泛斯拉夫主义者首先要做的工作，是修正俄罗斯分为欧洲和亚洲两部分的地理形象，以此重塑帝国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愿景，在东正教精神基础上整合地处东西方交界处的斯拉夫世界。
承担这一工作的是达尼列夫斯基（Н.Я. Данилевский），他的名著《俄国与欧洲：关于斯拉夫世界与日耳曼-罗马世界的文化和政治关系的观点》于1869年发表在圣彼得堡的杂志《曙光》上，1871年出版单行本，1920年被翻译成德文。该书因提出“文化-历史类型”理论在人类历史哲学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本书从分析1854年俄土战争开始，得出欧洲对俄国及整个斯拉夫世界持有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的结论。针对在俄国人潜意识中依然残存的欧洲主导性观念，和欧洲文化是全人类文化发展的最伟大的体现、具有“共同人类文化”的性质、并且也必然决定俄国和斯拉夫文化的走向的假设，达尼列夫斯基根本不承认存在能够解决人类共同问题的共同人类文明，也不承认存在共同的人类历史。他认为俄国与欧洲之间被不可逾越的文化和历史鸿沟隔绝，并且为此感到十分满意。
进而，对于“俄国是否属于欧洲”这个问题，达尼列夫斯基的回答是釜底抽薪的——在地理层面上取消欧洲作为一个大陆的物质性的合法性，断言“欧洲是压根不存在的，它只是亚洲西部的一个半岛，这个半岛的前端比其他亚洲半岛与亚洲的区别更小，在末段则逐渐越来越四分五裂”[51]。将欧洲定义为亚洲的半岛并非达尼列夫斯基毫无根据的杜撰。早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地壳构造理论的发展，著名地理学家洪堡等科学家就已经表述过关于统一欧亚大陆的观点，并且得到德国和法国其他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们的支持。[52]达尼列夫斯基则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别有用心地更进一步，通过把欧洲贬低为亚洲的半岛，使欧洲相对于亚洲的优越地位不攻自破。为此，他重新审视18世纪的地理学解释，否定了塔季谢夫以乌拉尔山和乌拉尔河为界对欧亚大陆的划分。他反问道：
它（指乌拉尔山脉——笔者注）有怎样特殊的品质，以至于在地球上所有的山脉中，单单是它被授予担当世界两个部分之间的边界的荣誉？——这种荣誉在所有其他情况下只被认可属于大洋且极少属于大海。从高度上看——这是一座微不足道的山脉，从通行性上看——这是一座便于通行的山脉；在它的中间部分，靠近叶卡捷琳堡，人们翻越它就像翻越著名的阿劳恩高原和瓦尔代丘陵一样，你们会问驿站的车夫吧：伙计，这哪儿有山呢？如果说乌拉尔山脉分出了世界的两个部分，那么在此之后阿尔卑斯山、高加索山或喜马拉雅山分开的又是什么？如果说乌拉尔山脉从世界里分出了欧洲这一部分，那么为什么不认为印度也是这样的一部分呢？毕竟它两面濒海，第三面临山——那座山可是乌拉尔山没法比的；而且在印度，一切物理差异（较之与亚洲接壤的部分）都比在欧洲更大。乌拉尔山脉至少还是那么回事；之后作为两个世界的边界的荣誉落到乌拉尔河上，而乌拉尔河已经什么都不算了。一条狭长的小河，河口宽度只有涅瓦河的四分之一，两岸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它唯一特别知名的是鱼很多；但在鱼这件事上，很难理解，与区分世界的两个部分的荣誉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53]
19世纪，达尼列夫斯基以植物学家、鱼类学家和生物地理学家身份而闻名，在他出版的46部著作中，有36部是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凭借自然地貌学知识和大量的实证材料，他抹去了帝国版图上最重要的政治-地理分界，以此从根本上否定了俄国由欧洲和亚洲两部分构成的地理形象。他所要呈现的俄罗斯帝国占据的广袤地表，是一个连绵不断的自然-地理地域。依靠地形和地貌的因素，乌拉尔山以西的东欧平原和以东的西西伯利亚平原，从西部边疆延伸到西伯利亚深处，同属于单一性质的低地陆块，其上分布着少量的高原地带，它的边缘的大部分被水域或高山环绕，中间则没有任何明显的地形学特征的分割。正是地理、气候等原生的自然条件，保证了俄罗斯为主导的“斯拉夫各族人民大家庭”构成了一个既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亚洲的“独特的文化-历史类型”[54]。
达尼列夫斯基取消俄国作为欧洲帝国的地理愿景，被欧亚主义者们继承了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这场在西欧和东欧俄罗斯侨民圈里兴起的政治文化运动与自己的斯拉夫主义和泛斯拉夫主义前辈们的共同之处，是占据道德高点谴责西方殖民主义侵略，并激烈反对俄国属于欧洲的文化认同，将俄国的灾难归咎于与西方帝国的竞争。这些观念的基础则是他们所共享的世界地理图景：欧洲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作独立于亚洲的物理-地理意义上的大陆，因为两者都是单一陆块的不同部分。
欧亚主义运动中杰出的经济地理学家萨维茨基（П.Н. Савицкий）进一步发展了达尼列夫斯基在地文学基础上提出的欧亚统一地理愿景，依据土壤学家多库恰耶夫（В.В.Докучаев）对俄罗斯自然或生态区的研究，他把欧亚地表从北到南分为四个自然带：冻原、森林、草原和荒漠，其中的每一个都是有着独立气候、土壤、动物和植物群落特征的、综合的生态系统，它们连绵不断地横向延伸为大致平行的地带。在俄国领土内部没有贯穿南北的欧亚分界，俄罗斯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地理世界，这个世界就是“欧亚”：“欧亚是完整的。因此，对俄罗斯而言没有'欧洲的’和'亚洲的’，因为通常被这样命名的土地，实质上是同样的欧亚的土地……保留'欧洲的’俄国和'亚洲的’俄国的称谓，与将俄罗斯（连同毗邻它的诸国）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和完整的地理世界不一致。”[55]而在这片广袤的欧亚大陆上，俄罗斯族通过自然的迁徙移民与其他民族实现着“自然的同化”，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超越地缘历史、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人种乃至地缘经济的统一体的愿景，萨维茨基造出一个新术语“地方发展综合体”（месторазвитие）[56]来定义它。欧亚主义者为俄罗斯塑造的这个欧亚同质地理空间和文化-历史空间，要求断绝与欧洲帝国的联系，因此与苏维埃号召殖民地民族摆脱欧洲统治的亚洲政策接近，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苏维埃意识形态认同的政治-地理空间。
在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18世纪奠定下来的俄国领土以乌拉尔山脉为界横跨欧亚两块大陆的地理观念，在行政区划中被固定下来。但与此同时，20-21世纪的俄国学者都在努力消除俄国领土内部欧洲和亚洲的民族差异，试图用俄罗斯民族统一体或者俄罗斯文明统一体来替代19世纪的帝国话语。俄罗斯政权历史上向东西两个方向的“移民拓居政策”，被解释为俄罗斯特殊的地理位置的自然要求。通过地理形象的重塑，俄国也实现了文化上由莫斯科核心圈到欧洲帝国再到欧亚枢纽的整体认同。
来源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2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