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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药二三剂就会见效吗

 陆大夫如是说 2022-05-10 发布于北京

在门诊遇到患者问了个问题,说中医用方,用对药二三剂就能见到效果。

虽然碰到这样问的患者并不算太多,但确实有一小部分患者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而言有这种认识观的患者,百分之九十以上是中医爱好者。

而绝大多数老百姓的主流观点却并非如此,老百姓都认为西医快中医慢,吃中药效果都是很慢的,吃个半年一年才有效,中医就是慢郎中。

在现实的诊疗场景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是真实存在的。

那么问题来了,中医治病到底是见效快呢?还是见效慢?

这又要讲到医学的认识观问题了,分析一个观点前,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问题的前提,没有前提的结论,往往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可以说近十年,算是有个中医热小高潮,近些年又借着自媒体的起势,许多学院派中医和民间中医都推广中医文化,普及一些中医养生的小技巧。

但凡关注些中医知识的人群,都有其各自的观点。

近十年在中医范畴内,最为热门的就是“经方医学”,在业内称之为“经方热”。

经方医学的倡导者们往往大多宣传中医见效快,其宣传口号最为有标杆性的就是:“药对症,喝口汤”。

所以就成了众多中医爱好者口中的一致价值观:用对药二三剂就会见效。

但这二三剂见效其实是有前提的,就是要看你治的是什么病。

因为经方推广者们,基本讲都都是《伤寒论》中的处方,当年张仲景治病的对象几乎都是伤寒,约等于现在的重症流感一类的疾病。

这类疾病发病迅速,得病的病程往往都是按天计的,比如突然高热,无汗、恶寒、身体疼痛,治疗对症,选用经方解表散寒,往往一二剂就热退病愈。

即使在当代社会,我们中医治疗许多感染性疾病,从大众眼观看,病势很急突然高热,用药后一二剂退热,这种感官映像深刻,甚至叹为神奇。

比如我写过篇文章《你知道中医治流感的效果吗》

所以很多中医老先生对我们后学都反复提点,再三关照,说中医是治疗发烧起家的,从中医学术史上来谈,也确实是如此。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开山之作,是中医学术史上巍峨的丰碑。

能够学好经方,熟练掌握经方的运用,治疗感寒发病的部分种类疾病,确实是效如桴鼓。

江西的陈瑞春老先生就这样说过,一个中医能治疗感冒发烧,在当代社会就算是有了金饭碗了。

在抗生素越来越耐药的今天,能治疗发烧的中医师,无疑是有了无比锋利的利剑,迅捷的疗效很快就能吸引众多受输液套餐困扰的患者群。

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疾病的种类万万千千,当代社会是疑难杂症最多的时代,今天的社会背景下,形成了纷繁复杂的疑难杂症,二三剂药就会见效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疾病种类吗?又适用于所有的病程阶段吗?

回顾一下医圣张仲景的时代背景吧,东汉末年,是战乱纷争的年代,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

曹操在《短歌行》中这样描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行军途中,一村一村都荒无人烟,毫无生气,只有白骨与荒野为伴,千里都没有鸡鸣,可谓人畜绝迹。

不能理解这种场景的,可以想象一下战火纷飞下的伊拉克、利比亚、和近年战火不熄的叙利亚,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据学者统计的资料,千万人口的东汉王朝,到了三国时期,人口仅残存二百万左右,动荡的战火硝烟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

说大兵之后必有凶年,灾荒四起,疾病流行,这是历史的规律。

就在这种背景下,伤寒肆虐,张仲景说他宗族向余二百,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

张仲景不是普通贫民啊!家族是有家学背景的士族阶级,况且如此惨烈,何论贫民百姓。

说那个时代是人间地狱,并不为过。

此外,根据气候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结论,东汉末期,属于小寒周期,平均气候温度相较现代要低好几度,极限气温可以低十几度。加之战乱频繁,衣食无着,以中医病因分类中因“寒邪”致病也就是当时医疗实践活动的重头戏。

再举例一个战乱频繁的年代,就是晚清民国时期,气候也比当代寒冷些,1918年的流感,在世界范围内流行,死亡几千万人,我写过一篇名医张聋庞的文章。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链接《一剂退热的张聋庞》

张聋庞就是那个时代的上海名医,以善治伤寒蜚声沪上,每天看二三百号发热患者。

故而经方的代表作《伤寒论》中的处方大部分都是威猛之剂,要求迅速拨乱反正,速来之病,要速祛之。

符合中医理论中,急病急治的原则。

但这句急病急治还有一句后话,叫做缓病缓治。

如果疾病的成因是日积月累的慢性病,亦或长年累月劳心费神而形成的亚健康状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缓慢积累下的疾病,在某些特定的发病条件下,逐渐量变形成质变,形成许多缓发病过程的慢性病。还有疾病急治二三剂药解决问题的前提吗?

比如现代社会,繁忙焦虑的工作与生活,大量失眠的患者,甚至有不少十几年几十年服用安眠药的患者。

再比如现代社会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患者爆发式的增长,三四十岁后出现剧烈痛经,常年累月月经量大甚至造成贫血的患者。

还有诸多咳嗽十几年的老慢支、心功能不全、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等病程久远的慢性病等等。

这些疾病,起病缓慢,多因素形成的病因非常隐幽,疾病成因根深蒂固。

也是几剂药能解决的吗?能缓解的吗?

广大老百姓说中医治病慢的,大多都是基于这些门类的慢性病,吃药调治一年半载都是常态。

所谓的病来如山倒,指的就是这些病往往都是常年劳损身体失调积攒下来的,早期往往症状轻微,不知不觉,等到积累的一定年限一定的程度,开始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待到症状明显,都是病情胶固难解,从中医学发病原来上来谈,大多是内损自脏腑开始发病,而病因层次从生理基础上讲,多由“阴份、血份、精份”开始发病。

故而古代有诸多相关著作专论此类疾病的治疗原则,在“和”在“缓”。甚至晚清名医金子久有本著作的名称就叫做《和缓遗风》。

更为有名的就是明代汪绮石的《理虚元鉴》,胡慎柔的《慎柔五书》,这些都是古代顶级名家的著作,调理慢性病亦是按年来计。

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本自各有特色,本就有诸多不同。

对应不同的问题,应该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分析思维,从而得出最为符合实际情况的恰当处理,才是中医学术因时因地因人致宜所要求的恰到好处。

如同乱世定国,与升平治世。

需要不同的手腕与方法。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要有智慧魄力与英勇,一鼓作气肯定是优选。

而改革开放同样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在苏联解体的大背景下,国家的方向一片朦胧,国有制改革股份制改革,经济开放,每一步都是危机四伏,一招棋错,有可能满盘皆输。

这盘大棋,照样是惊涛骇浪,暗流汹涌。

最佳的操作,当然是在生民不知不觉间,渗透改变,潜移默化的触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并且要尽可能的悄无声息。

改革能润物细无声中,提高经济,提高生产力,提高国力,是执政者高水平的体现。

今天我们的国家有太平盛世的佳像,背后的艰辛与付出,是大国手们无与伦比的智慧和成就。

倘若当年谁说一两年内就能革旧生新,但凡有点脑子,能信吗?

系统工程,用数十年几十年能做出成绩,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今天的一切就是日后的历史,相信不久的将来,近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会在我们的历史上抒写下华美的篇章。

改革过程中虽然也有很多不足,但瑕不掩瑜,百年前的国人想必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国家如此动力满满。

治国理政的成绩单,从今年的疫情防控就可以看出各国施政水平的高下来,全世界都难以置信今年新冠疫情中我国防疫的成就。

从某种角度上说,治国之难更甚于开国。

从中医治疗的角度而言,治急症虽不容易,调慢性病其实尤其困难。

老先生们常说的治慢性病如相,无感无觉中病祛丝抽,所谓王道无近功,和风细雨中,丰收在望。

所以老先生们这样说,治疗疑难的慢性病,最好的反应是吃了药没有什么反应。

吃了药最好像没有吃一样,有些人就抬杠了,吃了像没吃,是不是不如不吃,您别急,这句话说的是服药后的自身感觉而言,吃了像没吃一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却慢慢缓解。而很少会有治急性病那样有陡然变化的感觉。

这是一种怎么样的过程呢?

用后视镜看,几个月的缓治缓图中,很多困扰多年的不适症状,悄无声息的消失了,这些病痛是什么时候走的,都有点不清不楚。

治慢性病的稳重敦厚沉着境界,若不是操术日久,对疾病有深刻认知,在临床上摸爬滚打,被无数的草率轻佻打脸后,可能才有幡然醒悟的时刻。

就如同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大部分的城市建设一样,身处其中也不觉得有多么惊人的变化,但不知不觉中如同今天的大上海,让人惊叹城市的辉煌灿烂,便捷舒适。

现代的中小学朋友,去欧美日韩,不会再如同上世纪的国人那样感慨自己的国家贫穷落后了,似乎那已经是恍如隔世了,其实不过短短二三十年而已。

看看台湾省,即使是台北市区,也让我们的新一代觉得破败陈旧,还能感受到当年亚洲四小龙时代的强劲有力吗?

平定天下的战功,与治国理政的谋划,对应的局面各不相同,处理应对的方法也各有千秋。

治疗急症与调理慢病,所用的对策也有所区别。

我们今天的社会环境,是相对太平富足的年代,很多代谢性疾病多是营养过剩,很多的竞争也是脑力的比拼。

可以类比的,大约是明朝中期,以及康乾盛世时的江南地域,比如名满天下的叶天士、薛生白等国医,用方轻柔方正,机巧纵横,对应当时富庶的姑苏,正是因时因地因人致宜的好借鉴。

难道如同叶薛这样的大高手不懂霸道用方吗?

世殊时异,因症用方,才是中医的辩证思维。

有个描述晚明瘟疫的电影叫做《大明劫》,主人公叫做吴又可,他和他的老师在军中治疗瘟疫,老师用《伤寒论》的治疗方法,病死者无数。

而吴又可仔细观察了大量患者的发病规律,自创达原饮这样的千古名方,用以施治才手到病除,时代是变化的,而疾病的发病谱也是一直在变化的。

张仲景说循余所集,思过半矣。那么问题来了,另一半呢?

为什么在中医学术史上最有名望的医家,是金元四大家,是吴又可,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呢?

因为他们能在继承前辈的技术上,推陈出新,发展并丰富了中医学术的理论,与完美的结合了各自时代所需要改进的实践。

清代经方名家柯琴说《伤寒》可以钤百病,说的是伤寒之法可以钤百病,非《伤寒论》这部著作可以钤百病。

所以:

《温疫论》是学通仲景心法的典范。

《素问玄机原病式》是学通仲景心法的典范。

《丹溪心法》是学通仲景心法的典范。

《温热论》是学通仲景心法的典范。

《湿热条辨》是学通仲景心法的典范。

而恰恰广大伤寒家,广大伤寒注解类的作品,却丢失了医圣仲景的本意。

所以中医界有很多老先生说,正真学通伤寒的是叶天士,是薛生白,而大多伤寒注家则远远不如。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可以建设新社会,但要知道如何适用原社会的历史发展与经验,如何相适的嫁接来灵活运用,这是高度的技巧。

生搬硬套,失败的例子比比皆是,苏联那么强盛的国家,顷刻间亦能轰然倒塌。

一切经验与理论,都要注意其前提。

否则中医学的灵魂就丢失了,再好的著作,再精妙的处方,也就成了一具百无一用的空壳。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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