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读者来稿，作者曹伯。 在父亲去世后，埃尔诺在等待正式入职的夏天原本准备写一本以父亲为主题的小说，“写他的生活，写我少年时期与他的隔膜，而这种隔膜其实是一种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隔膜”。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她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明白写这样一篇小说是不可能的事。于是，埃尔诺用极其平淡甚至单调的比较写下了这篇“社会自传体”式小说，就像曾经写给父母报平安的信那样。然而，这种“支离破碎”的写作却极为真实，对于个体而言，记忆本来就支离破碎，甚至就像齐美尔所说的，我们大家都是一些残缺碎片，不仅是一般人的残缺碎片，而且也是我们自己的残缺碎片。 在这篇文章里，有时候，埃尔诺像似随手翻开相册，一些过往的照片突然勾起了她对父亲的模糊回忆，于是她便开始将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有时候，埃尔诺一个故事似乎还没讲完，就开始了另一段回忆的写作。然而，就是这些碎片式的叙述完成了她的写作目的：我只是要叙述一个为生存而奋斗一生的人，我没有权利将我写的作品称为艺术，更不能追求作品如何如何令人激动。我只是要把他说过的话，他做过的事，他的爱好以及他生命中所经历过的事客观地记录下来。没有怀念的诗句，也没有善意的嘲讽。 埃尔诺写这些的时候只是叙述，并没有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也许我们在读的时候能够感受到埃尔诺隐含的所想表达的东西：穷人往往给自己戴上了很多道德枷锁，并且总是坚信勤劳能够致富。 回忆我父母辛劳的一生，谁又能说千百年来中国农民不是像埃尔诺所写的那样呢？回看他们的一生，谁有忍心去做道德上的批判呢？去做学理上的审视呢？ 在埃尔诺的父亲从农民转变为工人和小商贩后，生活逐渐变好，但她的父母也还是常会因为辛苦而争吵，仍然会有那种“什么都觉得很贵”的心态。以至于每当埃尔诺说了什么的时候，父母以为她又想要什么东西或者是要和别人比什么了。 这让我想到了自己，一直到今天，无论是逛超市还是在商场，拿起一件商品，我做的第一件事总是看一下价格标签，然后常常在心里默念“这东西怎么会那么贵”。 记得小时候，母亲去赶集经常不愿意带我去，大概也是怕我看到什么都想要吧。印象最深刻的是小学时候有一次，母亲赶集只带着我姐姐去，坚决不带我去。我被关在家里看电视，当时中央六套正在放《猫鼠游戏》，我一个人边看边哭，特别是看到小李子饰演的弗兰克在躲避警察追捕，逃到母亲新家，看到母亲一家其乐融融这个片段时，我哭得更加伤心，当时感觉我就像被世界抛弃的弗兰克一样。 还记得有一次，我去县城参加小升初考试，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进城，考完试后我和父亲说我要去学校旁边的书店买几本教辅书。进入那个书店我一下子就被震撼到了，书种类的丰富程度完全不是乡镇上那家小书店所能比的。我在里面挑来挑去难以决定买哪本。父亲一直蹲在路边没有进来，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不耐烦的父亲朝我大吼了一句，我只好匆匆忙忙选了几本付完钱就走了。 父亲和母亲之间经常用指责的口吻与对方说话，甚至在彼此关心对方的时候也如此。……他们每周都会相互咒骂上几句……我们一家人之间的交流除了吵嚷之外，没有别的方式，礼貌的话及口吻是专门留给外人的。……家长与子女间的礼貌相待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我用了好长的时间想搞明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他们的简单的问候语中都能表现出无限的热情和客气。和她们交谈，我感到羞愧，觉得自己不配受到如此的礼貌待遇，有时我甚至产生错觉，想象这是人家对自己产生了好感。 这让我想起曾经在夏林清《斗室星空》这本书里读到过的一段分析： 在劳动世界中，人的耐性变低了，人的感觉要去掉，人要学习麻木，否则无法忍受单一重复的动作所带来的无聊感和窒息感，而且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份量。我们谈的那一套坐下来好好沟通啦、讨论啦，这在劳动的家庭是很少有的。一天劳累下来遇到小孩有事，脾气就先爆发出来，那脾气很可能是一天劳累后所携带下来的闷气，常常是透过不是很严重的事而把脾气发泄出来，心里才会舒服很多。……在一个以劳动生产为主的家庭里，生活就是工作，情感的流露是很少的。当一个孩子不了解其家庭的沟通形式是劳动形态下所特有的，会很容易地认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家！然后开始与自己的家有一种疏离感，纷纷想逃离自己的家。 不过我想，在中国，这种现象或许不仅仅在劳工家庭常见，在一些中产阶层家庭，这一问题也并不鲜见。 随后，埃尔诺开始回忆父亲与她之间的相处。埃尔诺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之所以需要写作也许正是因为我和父亲之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沟通的可能了。 在小说的扉页，埃尔诺引用了法国作家让·热奈的一句话：我冒险做一个解释：当人们背叛之后，写作便成为唯一可以求助的形式。 也许这也是在父亲死后，埃尔诺、埃里蓬这些作家学者能够写出如此触动人心的作品的原因吧。 在这个部分，埃尔诺平淡的记叙了一件“小事”： 我在夏令营当教练，夏令营结束的时候，父母来车站接我。母亲老远看见我就举手朝我打招呼，我看到了他们。父亲驼着背，阳光刺眼，所以他只得低着头走路。他因为刚刚理过发，所以俩耳根还红着。他们站在教堂前的人行道上因选择哪一条路回家而大声叫嚷着，手里还比比画画的。他们和那些没有出过门的人一样。坐在车里，我发现父亲眼角靠近太阳穴的地方长出了几块老年斑。我生平第一次远离自己的家两个月，完全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年轻人的世界里。父亲的老脸上爬满了皱纹，此刻我意识到我没有权利再进大学继续读书了。 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突然就想到了布迪厄在一次对谈中说的一段话： 我们生来便受到限定，我们只有很少的机会获得最终的自由；我们在非思维中诞生，我们只有一丝希望成为主体。对于那些大肆宣扬自由、主体、人类等口号的人，我要责备他们把社会行动者封闭在自由的幻觉中。这实际上是实施决定论的一种手法。另外，在所有社会类别中，最倾向于自由幻觉的便是知识分子。 在几年的大学读书生涯中，我常常遇到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些是自诩为左翼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些则是天真的或保守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交流时我总是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无奈感。或许他们永远不会理解埃尔诺为什么要讲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于许多人而言，所谓的“自由”与“选择”离他们太远。很多时候，似乎没有什么外在的限制，没有什么压力，但也许就是某一个时刻，他们看到了父母脸上的皱纹、头上的白发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细微的东西，让他们意识到，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所谓的“选择”。开头所写的底层的“道德感”，其实不仅仅是埃尔诺的父亲背负着，埃尔诺自己也内化了这种“道德感”，她如何忍心自己进入大学，过“自由”的布尔乔亚生活，而让年迈的父母继续付出？ 在小说末尾，埃尔诺的两句话几乎令我落泪： 我也结束了我在进入有教养的布尔乔亚世界时不得不向人们声明的我的全部遗产的说明。 最让父亲自豪的，甚至也是他的生存的奋斗目标，那就是让我进入一个曾经对他不屑一顾的社会阶层。 背叛、逃离、道德负罪感，创造了埃尔诺、埃里蓬、布迪厄，创造了他们的伟大创造，让他们成为作家、学者、大师，让他们写下了这些扣动人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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