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走:我常常想,作家为什么需要评论家?我们也参加过一些所谓研讨会,很多评论已经变成一种捧场,评论家们拿了钱去帮出版社炒作。对于大部分作家来说,付出的远远比评论家多,评论家是某种寄生性质的,但没有评论家的介入,就好像名不正则言不顺一样,如果评论界万马齐喑,作品就相当于死了。为什么评论家可以高居于作家之上?当然这想法我也跟评论家探讨过,比如蔡翔老师。他认为评论家和作家在一起对话,没有共同话题,导致无法沟通。当然他认为评论家的存在非常重要,他举了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做例子,说她不了解上海红卫兵,于是避开她所擅长的叙述体,改用对话形式,这时候评论家就可以分析,为什么作者改用文体,只是因为她不熟悉那段生活,但不能过度阐释成受意识形态束缚。他还把作家的写作比作造一张桌子,评论家是拿这张桌子跟世界比,跟已有流派比,至于哪里应该用榫头哪里应该抛光,这是编辑该干的工作,而这恰恰是作家们最想知道的技术活儿。当然他也承认,目前学院派评论家确实连一张桌子是怎么造出来的都不知道,因此往往评论说不到点子上。 走走:八十年代,很多西方文论进入中国。 我最近注意到洪治纲写的一篇文章,探讨九十年代文学主体性的弥散,他认为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作家的写作失去了主体,我觉得这个概括基本是准确的。这种弥散其实也包括批评的弥散、批评的缺席。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比如像吴亮这样优秀的批评家,没有兴趣读小说,他认为绘画更有价值,更直观,更有艺术性,他就根本不看小说,他去搞画评了,这样等于说是把阵地让了出来。中国的整个批评界存在一些先天不足的问题,先天不足在哪里?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我们的哲学背景、思想背景经过了“五四”之后被削弱,思想的来源被整个切断,所以我们的批评家理论家不像西方大师们有强大的哲学、宗教背景,所以他们每个时代每个流派都会涌现出优秀的大师。中国那么多年来的封建统治,通过一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我们不仅没有背景,整个思想理论界变成无根状态,像浮萍一样的漂流。我们现在评价鲁迅,他确实是伟大的,可是鲁迅的思想大都是零碎的实用的,大都是后来的研究者慢慢归纳出来的,他的思想不是有哲学体系的东西,他没工夫去建立自觉的思想体系,他要应战,他要应对当时的环境、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议论、感觉、判断难免是碎片式的,他的思想,大部分是后人整理和归纳出来的。就整体而言,我们的哲学背景、宗教背景先天是没有的,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都是以儒家和儒学为代表的实用主义思潮占上风,像老庄之类的,只不过是人们在官场上或在现实中失意了才去依傍的东西。几千年占据主流位置的思想体系是实用的、入世的,和现实紧密相关的。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迎来了汉民族文化创造的绝佳时期。可当我们试图对林林总总的文本做出评判的时候,我们的这种先天不足就暴露出来了。新时期伊始,小说类型比较单一,大都是“问题”小说,后来出现了莫言、残雪、马原,其实是一场小说革命来临了,那个时期特别有意义,作家的写作想回到小说本身,于是出现了各种实验,比如残雪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一个基调,即一个害怕遭到别人伤害的患有狂想症的女人的梦呓。无论是《公牛》中那双戳穿门窗的牛犄角,还是《苍老的浮云》里贴在墙角上的耳朵,抑或是《我在那个世界里的事情》里的那把探进门来的铁铲,都是主人公萎缩心灵的异化物,都是人类自相吞食的罪恶本性的象征。她的小说脱离了“问题”小说的局限,她的小说主体的个性是如此之强,那么她描写的这种恐惧是怎么产生的?可能是某一时期留下的阴影,也可能是人类共同的经验,所以她的小说就往“形而上”走了,就脱离了“问题”小说比较简单化就事论事式的处理方法的局限。 走走:评论家有了阐释的可能。 走走:也就是说,你认为具有专业素质的评论家,光是从文学角度说出一个文本说了什么是不够的,还要有很高的综合素养,上升到思想的高度,即使作家本身并没有那些思想。 好的批评家不仅要有宏大思想,还需要对小说作法非常熟悉。不客气的说,现在的很多批评家不怎么懂小说,或者只会阅读某一类的小说。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研究是大大不够的,对叙事学的研究是大大不够的,现在的批评是没有具体实证的夸夸其谈。 有一次德培老师夸奖一位批评家的文章好,我向他请教好在哪里,他回答说文风飘逸。我有点惊讶,不进入问题的核心、只要文风飘逸就可以算是好文章?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走位飘忽盘带花哨,可就是不会射门,这能算好运动员?我想起八十年代的时候,余华寄给我一篇文章,他是从一本杂志上剪下来的,法国的大批评家罗兰·巴特看了安东尼奥尼拍的一部电影后写的一封信,那封信不是很长,他用很简短的语言分析了这部电影在欧洲出现的意义及其先锋性;他用很朴素平常的语言分析它将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什么的影响,对作品既有宏大的把握,又有具体的分析。 八十年代有对文学充满热忱的人,比如李陀,他自己写小说,也搞批评,很多杂志的编辑都到他那里去拿小说,因为很多作家写了小说就交到他那里去请他评赏,他变成一个渠道,他对文学真是有一种无私奉献在里面。现在没有这样的批评家,因为他们认为面对那么多文本太累,还不如建立自己的一个话语权,把文本套进来,说我自己的话,概念先行,这样比较轻松简单。 知识分子才是弱势群体 走走:评论家们喜欢运用从西方引进,还没消化好的概念。比如有段时间全部是“现代性”,有段时间又全部是分析时间空间。可你刚才说的李陀这种无私心,现时是很难做到了。因为在我看来,无私心的反义词是功利心,为了霸占、巩固话语权,批评家也只能不断吸收涉及他那一部分话语权问题的知识,其他知识他只能放弃。 八、九十年代,中国作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一次集中喷发,积累了很多成果,应该有连续性,应该对世纪后的创作发生影响,但现在是大倒退,全部“贴着地面行走”,在这一旗号下只有一种写作方法。全部写民工,因为民工是弱势群体。北村早期的小说,写知识分子的小说没人关注,后来他写弱势群体,因为他符合这个潮流,就引起了社会关注。其实民工进城,他们自食其力改造城市,他们很有尊严,知识分子才是弱势群体。他们没有为社会提供什么东西,没有承担责任和道义,全部是缺席,让出自己的阵地,对精神创造集体失语失声,这是很大的遗憾,这导致了最弱的就是知识分子。西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在文化上,在各方面都保持一种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我们都没有,所以价值标准非常混乱。像我之前举的韩东的例子,我跟他其实没有个人恩怨,《收获》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谋生的地方,但是他跟朱文后来搞“断裂”,骂《收获》,你韩东骂《收获》就是违反伦理,为什么?《收获》整个改变了你的生活境遇啊,狼仔对狼母也有情的,何况是人。你连做人的起码道理都不清楚还混什么?不清楚可以去看看贾平凹的《怀念狼》。从这里可以看出当下价值观的混乱。 我再举个例子,《王蒙自传》里,他一开头就写,中学期间他不喜欢一个同学,那个人可能也不怎么样,他就去告密,于是那个人受到了惩罚,文章里写到这种洋洋得意的情绪,为他的告密行为而沾沾自喜,独独没有忏悔,我没看完就把那张连载《王蒙自传》的报纸扔进了垃圾箱,我终于知道为什么长久以来我不怎么喜欢王蒙的原因了,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你有没有注意到,在我的长篇小说《穿旗袍的姨妈》里,有这样一个细节,“我”因为同桌的告密,十年里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这就是我的标准,我不当告密者,我可以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因为你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人我就去告密。我宁可喜欢王朔这种做派,他做过错事他讲出来,他会反省,哪怕他批判自己批判别人,都可以。王蒙到了这样一个年龄,这样一个身份,对这样细小的事都没有明确、敏锐的价值判断,我真感到吃惊。也许王蒙有很多值得尊敬的地方,比如说他的思维很open,他很睿智或者说很圆滑,他当文化工作的官员也当得很出色,可他的人生哲学对老百姓、对后人来说一文不值。于是,我琢磨了一下,王蒙写的小说可以说像样的只有《青春万岁》。有一次我跟余华说,我都想不起来王蒙小说里有哪一个人物给我留下印象。这么说是否有点苛刻,你可以说王蒙从事的主要是意识流小说,可《尤里西斯》中主人公的形象却留给我们非常清晰的印象。王蒙的道路是一个文学机会主义者的道路,我最早看收在《重放的鲜花》里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我一看,这与苏联的小说有什么不同?!倒是他的《青春万岁》,还洋溢着青春期的情绪,尽管也浅,但它有一些那个年代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其实王蒙这个人很聪明,客观评价,他对当代文学也是做了贡献的,问题是你分析他的作品,一是记不住他的人物名字,二是他的人物都是符号,没有很大的价值,他那时影响很大的一篇小说叫《蝴蝶》,他从庄生梦蝶写到这个人物,前面似乎是主人公在对自己生活、人生道路的反思,但是最后他的这种反思就像庄生梦蝶一样混过去了,是没有结果没有结论的反思,是非常表面的,在王蒙的小说里没有一种心灵的拷问,他既不会拷问自己,也不会拷问别人,所以他用机智、幽默这些方法把自己的灵魂遮蔽起来。有一个批评家曾跟王蒙做过对谈,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很痛苦,他说跟王蒙聊了那么长时间,他都不知道王蒙心里在想什么。我说这就对了。其实王蒙的小说,包括《活动变人型》,都没有真正的心灵拷问,所以他的小说是二三流的,王蒙是被严重高估的当代作家。 现代社会人有点功利心不算什么缺点,但现在为了让自己获得名和利,很多人采用不择手段的方法,这与这个时代有关系。俗话说行有行规,比如制药,底线是不能做假药,国际上都是这样,价格可以不合理,但是成分必须达到标准,但现在为了牟利可以用替代物。这种情况在文化领域也一样,精神赝品层出不穷。比如有个人,号称是批评家,他写任何文章都要骂贾平凹,一篇文章写得好好的,分析图书炒作等弊病,突然笔锋一转,开骂贾平凹,只要贾平凹有新作品,他都要骂。后来贾平凹说,“我已经帮你那么多年了,你再不出息我也没有办法了。”老贾是大家,把话说得即智慧又幽默。我看那个人的批评文字觉得很奇怪,有杀父之仇才会这样,还有像对余秋雨,你可以分析,可以批评,批评可以很严厉,评价可以很尖锐,但是不可以人身攻击,这是这一行的行规,职业的操守,我们现在都没有,这就和知识分子不承担责任,不担当社会道义,整体素质下降,堕落为弱势群体有关。当然不能说传统的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传统里面有一些东西我们是必须坚持的,必须继承的。现在连格非都委婉地说“现代主义还可以用”,现代主义为什么不可以用?它是人类共享的财富,哪种手法不可以用?各种写法都可以出好作品。世纪末有一阵子反省先锋文学,把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说得一无是处,中国人就是喜欢走极端,结果就是现在的大倒退,已经退到不能再退的地步了。 走走:很讽刺的是,那些作家基本都没有过过民工生活,是借助影视新闻经验上写出来的,根本没有真正观察过,所以很多都是一种模式,比如都用些脏字来显示民工受教育程度的低下,都会写到性的原始冲动,好像只有他们无性不欢。 走走:我觉得他们不是不愿意,而是不能,没有这个能力。 走走:可是《收获》有个规定很悖论,就是编辑不可以写小说,那和评论家是同理,要懂小说,自己也搞点创作才好啊。 走走:你刚才的那些批评很有可能掀起一场新的“口水战”,别人也许会想,向来低调的《收获》怎么会站了出来? 被高估的作家 走走:那你觉得还有哪些作家像王蒙一样,也属于被高估的呢? 走走:那为什么他会突显出来? 走走:说到他,让我想起程抱一,2002年程抱一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仅有40名终身院士,程抱一是其中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的惟一一位亚裔院士,可是他的小说在我看来有如白开水寡淡,顶多加了点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作料,但他因为可以用法语写作,他就把很多远远超过他的中国作家甩在了身后。 走走:张爱玲也算是被港台评论家高估的一位。 走走:《收获》增刊最近刚发了李锐夫妇的《白蛇传》,据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先生将担任该书的瑞典文翻译,李锐是多年来热门的诺贝尔文学奖人选,你觉得这种评价是否恰如其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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