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汽集团的第一任厂长、中国汽车工业的奠基人，更因其卓绝的德行品格，而被人称为“新中国汽车第一人”。
一、“三过家门而不入”
1916年，在河北大城县大高庄，有一个婴儿呱呱坠地，父亲为他取名高崇岳。
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动荡年代，人们缺衣少食，日子过得凄苦，异常艰辛。
为了生计，高崇岳从小跟随父亲在东北长大，懂事后的所见所感，让他对国贫民弱的现状痛心不已，对日寇的暴行深恶痛绝。
1932年，16岁的高崇岳考入哈尔滨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抗日洪流，参加秘密抗日活动。
1936年初，哈尔滨地下党组织遭到日寇严重摧毁，高崇岳与组织失去联系。他机智地潜回河北老家，等待时机继续以身报国。
那一年，他与张蕙兰结婚，在老家过了一段时间的安稳生活。
1937年6月底，高崇岳的女儿出生，这让他欣喜万分。8天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一边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边抗日救国的抱负，高崇岳毅然选择了后者。
妻子张蕙兰说：“他一去就是8年，没有音信。”
其实，高崇岳就在家乡一带打游击战。他多次路过自己家门，只是停下来看看家门、烟囱和门上的对联，他不能进家门，怕身份暴露，给抗战事业和家庭造成危害。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被传为佳话。高崇岳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坚守职责，同样令人敬佩。
1939年，高崇岳被调到冀中军区除奸科，为方便工作，化名郭力，二次入党。
抗战胜利后，郭力被任命为晋察冀边区工业部兵工处处长、兵工厂厂长等职务，带领老百姓收集废铁废铜，制作子弹、手榴弹、炸药等，尽职尽责为解放战争提供后勤服务。
没想到，数年后，他这段抗日报国的曲折经历却被一些人揪出来胡编乱造，诬蔑他是叛徒。
二、“郭力让贤”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当务之急就是生产和建设，让人们过上美好幸福新生活。要想富先修路，修路需要汽车，其它行业建设也都需要汽车。
解放前，全国汽车保有量大约10万辆，基本都是美国进口军车和轿车。解放后，建设中国的汽车工业，造中国人自己的汽车，成为当务之急。
1950年1月，国家领导与前苏联商谈援华项目，将加快建设汽车制造厂作为重点项目。
1950年3月，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成立，34岁的郭力被任命为筹备组主任。
这份工作极其重要，国家把这个重担交给他，是对他的认可和信任。郭力也很兴奋和喜悦，建设新中国的第一座汽车制造厂意义重大，他时刻不敢疏怠。
当时，国内只有一些汽车维修和简单的零配件制造，一无人力、二无阵地、三无经验，可谓一穷二白。
郭力亲率筹备组的同志，招人才，选厂址，翻译苏联提供的资料、图纸，并配合专家修改、补充资料，不知疲倦，日夜奋战。
一汽厂原址是日本侵略者细菌工厂的遗址
1952年4月，36岁的郭力被任命为长春汽车厂第一任厂长。
当时，长春市郊的孟家屯只有日本细菌工厂和几座建筑物的残垣断壁，郭力指着那一片荒野，向从全国征调过来的上千名职工兴奋地说：
“我们就要在这里建设我国的第一座汽车制造厂！”
同时，郭力十分重视培养人才，他到长春的第一件事是创办汽车工业学校，兼任校长。后又创办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吉林工业大学前身）。
对于造车，所有人都是边学边干，当时的一汽学习风气盛行，曾在一汽工作过的陈祖涛说：
“……有夜大、有技校、有文化补习班。有时赶不上回家吃饭，就一边啃窝窝头，一边上夜校做习题，不知熬过了多少个夜晚。一汽的第一代职工，大部分业余生活都是在紧张的学习中度过的。”
一汽开工典礼
正在大家激情澎湃建设汽车厂的时候，厂长却换人了。1953年初，饶斌调任一汽厂长，怎么回事？
原来，是郭力主动让贤，他请求上级派一名熟悉东北事务的人当厂长，自己当副手，这样更有利于完成一汽3年建成投产的艰巨任务。
此后，郭力“降职”为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他与饶斌配合默契，一人抓基本建设，一人抓生产建设，圆满完成了投产任务。
1956年7月，第一批“解放”卡车驶下总装线，举国沸腾，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宣告终结。1958年，一汽又试制出第一辆“东风”和“红旗”牌轿车，中国汽车工业已渐吐嫩芽。
第一批解放下线
而在此前六年的生产准备期，郭力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而像他这样“当上厂长找厂长”，绝对是独一无二的。郭力顾全大局、高风亮节的品格，格外令人钦佩，再度被传为佳话。
三、临危受命
1959年，一汽遭遇大跃进、自然灾害和苏联封锁等多重冲击，生产陷入停滞，郭力临危受命，重回一汽厂长的岗位。
他把工作重点和主要力量转移到企业整顿上，使“一汽”从一度停产到恢复生产，逐步走上正轨，为后来年产6万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郭力执掌的五年间，一汽建立了红旗轿车、越野车两个生产阵地，由单一品种生产，发展成卡车、军车、轿车、轻型车等多品种的生产。
很多人也称，那段时间是一汽管理的“黄金期”。
邓小平到一汽
1964年，刘少奇、邓小平搞托拉斯试点，郭力调任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经理，主管全国汽车工业。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就是中国的汽车托拉斯，下辖75家单位，几乎覆盖了全国的汽车和零部件生产企业。
试办汽车托拉斯，就是要调整、重组和振兴中国汽车工业。郭力再次承担起重任，创中国之未有，从调研到起草章程他都不辞辛劳，倾注了大量心血。
然而，汽车托拉斯却不幸夭折了。
周总理到一汽
1965年以后，郭力被戴上了“叛徒”和“走资派”两顶帽子，负责打扫楼道和厕所卫生，但他依然穿戴整齐，自信潇洒。
1968年底，郭力被下放到江西奉新"五七"干校劳动。
四、郭力为人
郭力是一位勤俭节约、博学睿智、尊重知识、爱护工人的领导者。
“要知道当时的一汽干部非同小可，地方的正厅局级干部到一汽是当处长，县委书记当科长，县长当副科长。”
身为一汽厂长的郭力享受的待遇怎么样？
1952年，郭力全家搬到了长春，一汽职工宿舍楼建成后，他主动从小洋房搬进宿舍楼的一套房子里，邻居是一个司机。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辆汽车都是按计划分配的。郭力的亲属想买汽车，在他家住了十多天，最后还是空手而归；还有人想通过他的关系进厂上班，都被婉言拒绝。
“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今后我怎么去管别人！”
人们在天安门广场观看解放卡车
1964年，郭力调到北京工作，起初，他和秘书被安排在北京饭店。他跟秘书住在一个房间，吃早餐也不在北京饭店预订，而是叫秘书到胡同里去买豆浆油条。秘书怕难为情，用衣服裹着，把早餐带回客房。
洗衣服他也是自己动手，不叫秘书帮忙，也不拿到饭店洗衣房。中餐在职工食堂解决，晚上加班回来的晚，他就在外面小店“打游击”，秘书随身带着小本子，每天都要记小账，每月结算一次。就是几角钱，郭力也要求从自己的工资中扣除。
没过多久，郭力便叫秘书找了一个便宜的招待所住下。半年后，他又搬到一个旧的已弃用的托儿所大厅打成隔间的房子，用的是老式双人木床和简单家具，也没有什么摆设，空荡荡的。
在很多人看来，部长级领导住高档饭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郭力却是例外。
朱德到一汽
1961年，郭力让厂里干部调查职工困难和健康状况，结果发现有1449人染上肝炎，1810人浮肿。他组织人员成立肝炎疗养所，让患者轮流疗养。
当时全国经济都很困难，郭力尽最大努力解决了职工的困难，而他自己的咳嗽和哮喘病却没有时间去医治。
他总是为别人和国家着想，从来不愿给组织上添麻烦，不让别人操心，这个作风他一直坚持到生命的终点。
五、郭力去世
1972年春天，郭力被“解放”，重新恢复了工作。
遗憾的是，他在江西劳动期间，患上了肝炎，没过多久就因病住进了医院。
周总理与郭力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全国哀痛。郭力硬是拖着癌症晚期的病体，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两次，还参加了周总理的追悼会。
1976年2月，寒风刺骨，郭力也因多病缠身，不幸去世。
郭力从34岁担任汽车工业筹备组主任，到60岁离世，一直都在兢兢业业，毫无保留地为民族汽车工业奉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与智慧。
他一生坎坷多难，为驱逐日寇“抛妻弃女”，三过家门而不入；淡泊名利、主动让贤，为一汽投产敢做副手；沥精竭虑、呕心沥血，带领一汽职工挺过困难时期；任劳任怨、舍己为人，在遭受打压期间泰然处之。
郭力对儿女从不说教，他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告诉他们做人的道理。他的儿子郭忱曾说：
“我们回家总是见不到父亲，父亲都在工地上，都在汽车厂里加班。我感到当时那一代人无论是厂长、工人、工程师、秘书、司机，都是一天到晚忙工作。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信念，那就是建设一个新中国，要创造中国汽车工业，改变这个一穷二白的国家。”
郭力没有给家人留下什么物质遗产，却给国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当今的汽车行业，鲜有像郭力这样两袖清风、高风亮节的领导。他已经去世46年，但他对中国汽车工业的贡献不可磨灭。
他的人格让人敬佩，让人俯仰且自叹不如。
参考资料：
新华社：一片冰心在玉壶——追记我国汽车工业开拓者郭力
汽车商业评论：当着厂长找厂长 郭力力荐年轻同志任一汽厂长
经济日报：新中国第一代汽车人的楷模
帮宁工作室：刘人伟--郭力试办汽车托拉斯始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