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争文学的两种基本类型探源

李爱宁

摘 要：作为西方发达世界中的新大陆，美国的文学也具有卓然不群的内涵特质。而以独立战争为界限划分出的是美国文学的“前现代”与“现代”内涵类型，即早期的印第安文学、殖民文学与美国的国家民族文学。足见，战争对于美国文学的奠基性、本初性的“母题”价值地位。在这个基础框架之下继续追踪细分美国战争文学的类型，继而凝练其类型框架内部所独有的风格特质，再追问背后深层的、基于文本或基于作者的“内外共生”的艺术归因，这将是对文学进行内涵型分类的这种思维方法论应有的逻辑过程和价值体现。

关键词：美国文学;战争文学;爱国主义;人道主义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20）10-0045-05

战争本就是文学的四大主题之一，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凭靠系列战争登顶世界一级的国家而言，若要其民族文学只能选择一种题材，那就势必是战争。自19世纪二十年代始，战争就一直成为美国文学的重要源泉和代表作家的创作素材。尤其是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深度影响美国社会，形成了深远影响美国战争思想的战争文学。美国战争与美国文学，就在19、20世纪的巨大历史跨度上互相形构、彼此影响，战争为文学提供现实的素材，战争的社会性影响也塑造战争文学的内在价值理念;而文学又反过来高度凝练地再现战争画面，并以个体的、浓烈的笔触渗透着人对战争的态度、情感和观念。在这样的认知框架下，美国战争文学的类型化、风格化的分野既泾渭分明，又交相辉映。

一、嵌入国家精神的政治理性艺术化——爱国主义的激昂

爱国主义对任何现代民族国家都是具有普适性的政治价值理性，而作为战争文学，自然是对这种理性的“形象化稀释”，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化。以独立战争为起点的美国战争，再配合以独特联邦制的国家制度设计，决定了美国战争文学中的爱国主义必然有着迥异于欧陆、东方社会传统的国家主义。这种独特的政治理性自然会在战争文学作品中通过作家个性言语和形象系统释放出别样的艺术色彩。

（一）爱国主义的基准主题

美国文学语境下的爱国主义，有别于欧洲传统国家、东方社会背景下的国家至上，而带有新大陆、挣脱殖民统治、新兴国家等政治标签，因而具有国家历史年轻化、政治格局平面化的现实基础，因而表现出的是作为移民国家的多元化民族精神、深谙欧洲自由主义思想传统的新型“民族意识”。被称为美国战争文学开山之作的《间谍》，其内在的文本内容锁定了美国独立战争，同样暗合了“开山”之意。其作者詹姆士·库珀亦被称颂为美国“小说之父”。该作品以是以美国的独立战争为背景，以传奇笔法歌颂了爱国志士哈维·伯奇的英勇事迹。而需要首先提及的是，小说的标题是“spy”而不是“hero”，而这样一部典型的刻画英雄形象的作品，却以略显贬义的“间谍”来概括主题。这种深隐的“春秋笔法”起到了很好的“反语”效应，即暗指所有以哈维·伯奇为代表的为独立战争的胜利而隐姓埋名艰苦奋斗的民族英雄群像。用“spy”不仅歌颂了他们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可歌可泣的献身精神，还能够更加直观、精准地体现了在英国殖民者的压迫统治下，美国人民以隐秘的地下斗争方式获得解放的艰苦卓绝。而整部小说也是在这样的主题预设下刻画了这位默默无闻、长期隐匿甚至遭到误解迫害的无名英雄，对本民族的无限忠诚，大智大勇大爱的爱国者。而首部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的文学作品当属著名诗人惠特曼的战争史诗《裹伤者》和《敲吧！敲吧！军鼓啊！》，通过对受伤战士的肉体精神痛苦的细致刻画再现战争的惨烈，高度赞扬了不顾生命威胁奋勇向前的战士们。而远赴盛名的大作家海明威及其以美西内战为背景的代表作《丧钟为谁而鸣》更是这一文学主题价值释放的典范，即同样是以深刻沉郁的笔法刻画正义战争框架下主人公保家卫国、追求正义、英勇就义、壮烈殉国的过程。这三部具有代表性的战争文学作品可以管窥一个基本的主题设计倾向：美国战争文学的爱国主义主题的内蕴与表达，是寓于个体生命鲜活的、感性的、个性化的体验中，而并不以理念的原始状态直接表达出，这也奠定了美国现当代文艺作品对于主旋律价值观的表达模式，即嵌入生命个体的感受性、可接受性的“合理释放”而非“单向灌输”。在诸多战争题材文学作品中，透过每个曲折缠绵、荡气回肠的故事叙事和生动鲜活、可歌可泣的人物，作品传达出的底层价值观仍然是基于国家认同、民族内聚的国家最高理性。虽然这种意义的传达是高度“自由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而基于美国独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爱国主义的独特诠释自然立足于显著的“社会中心主义”，即高度强调作为个体的美国人、美国英雄和美国人民对于自身身份的努力追求，对所属共同体的自觉构建。

（二）高亢昂扬的艺术风格

战争的本质虽然是从个体到群体、从社会到国家的结果，但一旦战争觅及正义的价值目标，其内核中的崇高感的审美要素就会被激活，从而奠定了战争文学的基准艺术风格而挥之不去，愈久弥坚。因而在当代看到诸如《桂河大桥》《拯救大兵瑞恩》《血战钢锯岭》等美国主旋律战争电影时所能感受到的铺面而言的高亢激昂的崇高感，其溯源都来自美国战争文学史上一脉相承的基于独特政治价值观表达方式的艺术风格传承。

基于独特却既然主旋律的“国家精神”与“民族意识”，美国战争文学的艺术风格自然是以表达崇高感、标榜高亢昂扬的艺术风格见长的。政治与艺术貌似距离万里，各执一个独立的领域彼此分隔，但却共存于艺术家的内心世界中并得以统一，都发端于艺术家“对象化与非对象化”的体验、思考与创造。艺术家作为具有政治身份的国家公民，会受自身政治理想的引导而构建其認知和创造模式，而在体验生活、构建情节和使用语言的文学创作中，也必然会将这种底层政治价值观以艺术表现力作为发力点。这就决定了异彩纷呈的美国战争文学在这个发力点上有着统一的风格取向。被称为“民主诗人”的惠特曼不仅是因为他的底层出身及代表作《草叶集》的“草根”寓意所带来的广泛影响力，更多的是《草叶集》寄托了惠特曼深层内隐的政治理想，即民主。众所周知，美国式的自由民主是美国贡献给世界政治宝库的独特而优秀的资源，因而在底层民众和上层精英皆形成了厚重而持久的“制度自信”，因此浮升至艺术层面即展现出自由奔放的风格。因亲身经历过南北战争，惠特曼诗积极赞颂人类伟大的自由解放而战斗，即生命不可以屈服于俘虏、不可以屈服于软弱，而应该活出自己的本色。当人生存的基本条件受到威胁，应该主动捍卫。对于战争中的人们，自由解放是通往恬静闲适生活的必要条件，而人民对自由的渴望更多的来自对自身存在的要求。

如在《转过身来啊，自由》中这样写道：

转过身来啊，自由，因为战争已经结束，

从它转过身来，从此扩展，

不再怀疑，坚决地席卷世界，

……那么，转过身来，别害怕啊，自由

——把你那不朽的脸转过来。

正是因为确信自由是生命的本身和本真意义，因而诗句语言表达出的艺术氛围才是激荡壮阔的。惠特曼正是凭借激昂奔放的诗句，在南北战争期间，鼓舞美国人民对自由、民主、解放、平等充满信心，努力推翻那个阻碍和平美好国家建立的腐朽的殖民制度。而高昂激奋的语言表达出了国家所需要的自由、和平和民主要靠斗争取得而不是静待上天的赐予，从而在艺术语言的背后传达出于了深意，即战争能够进一步深化自由对人的意义。

二、深达民族灵魂底层的个体认同凝练——人道主义的沉郁

（一）人道主义的主题基调

历来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西方思想领域的传统，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则表现为魅力生动、鲜活感人的人道主义的情感体验。可以说，西方文学作品更擅长传达出基于“人”作为个体的生命，他所应获得的权利、价值、情感、意义在一个特定时代洪流中、一个既定的故事结构下的全部状态及其评价，即通俗来说的浓浓的“人情味”。而置于战争文学这个具体的题材框架下，人道主义无可避免地要导出最为人称道的“反战情结”。以“反战”意识为主的人道主义相较于爱国主义，在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社会思潮系统内则因更加直指人心而获广泛认同，因为前者在反思战争的杀戮本质上无疑是卓绝的。因而美国战争文学在激昂慷慨的爱国主义主旋律风格的另一端，则以更为深刻的姿态举起了沉郁凝重的人道主义大旗。海明威另一部旷世力作《永别了，武器》已经在标题上直抒胸臆地表达了对战争的不仅有厌弃更有超越。小说中用了大量简介的对白直接再现了战士们对战争的失望厌弃，对自由、幸福和爱情的向往。而小说中流连于各阶段情节和场面细节的更多的是战争带给战士们身体和心灵上的多重摧残，撕心裂肺又涤荡人心。在透过血肉横飞、硝烟四起的血腥残酷场面的描写表层，海明威还将更为深刻、个性化的语言触碰到战士们心灵和灵魂深处，精准又不失关怀地刻画战士们在战争中不仅要饱受枪林弹雨、遍体鳞伤和肢体残缺，更要负载随时死亡的恐惧、战友牺牲的痛苦、未来前景的幻灭等沉重的灵魂负担和精神崩溃。战士们即便是那些身体上的幸存者，也终究会被战争所毁灭，这是一种人性的毁灭，包含着自我抛弃、自我折磨和自我决绝。海明威等战地作家通过作品似乎明确这样的主题：战争，并无所谓纯粹的正义还是非正义，任何名义的、形式的战争，其本质都是掠夺和杀戮，战争无论使得那一部分人获益，而底层人民永远都是牺牲品，等待他们的是永无止境的伤痛，即“胜败百姓苦，败也百姓苦”。因而出于对任何战争的超越，呼唤任何人都有权遏制战争，追求和平。而被海明威高度赞扬的斯蒂芬·克莱恩代表作《红色英勇勋章》被他称为“美国内战期间唯一真正的文学作品”，一定程度上就在于它能够超越正统战争文学的政治立场，跳出传统战争观和是非区直的束缚，抛开功利主义的侵扰，而重新回归“人”的深度去反观战争本身。尽管在文本中铺面而言来的是经过艺术化手法再现的逼真而细腻的战争场面所带来的审美体验，以及由其血腥暴力的画面想象和残酷本质的理性主义揭示所带来的审美需求的释放，但是作者的最为核心的逻辑关照仍然是人在战争环境下的全部生存状态，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等。

（二）沉郁低婉的艺术风格

如果说昂扬雄壮的爱国主义是建基于对战争的“工具理性”的某种手段彰显上，那么阴郁哀婉的人道主义则是更深一层对战争的“工具本性”与背后的人类良知与永恒幸福的价值目标的警醒自省。这也决定了以战争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从矛盾冲突竖立其上的主题基调来划分，多以悲剧为主为最，也多凭此影响深远。如果是出于避免一概而论的将战争与悲情画等号以造成矛盾，那么可以这样归纳，如果说美国独立战争的“主权独立”意义能够确保以此为题材的战争文学能够尽可能多的保留其爱国主义的昂扬激奋的审美情绪，那么之后的南北战争、美西战争、两次世界大战，都因政治上的巨大“双刃性”而毫无争议地被捆绑在其文艺作品的“悲剧”类型之上。

如果说“对战争的反思”“对战争的厌弃”和“超越战争”是戰争文学用理性思维来阐释反战意识，那么浮现在战争文学的感性表层的哀婉沉郁的艺术风格则往往会将战争与爱情这对发差亘古的矛盾关系捆绑在一起。因此，好莱坞经典电影《魂断蓝桥》《鸳梦重温》凄然悱恻的艺术氛围才能够得以传承释放。按照戏剧理论的一般审美规范而言，悲剧之所以具有崇高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它是毁灭了一切人类的真善美。而战争与死亡的必然关联也势必毁灭人类最美好的爱情。这就是该类风格的作品能够愈久弥坚、令人陶醉的原因，这也是如《永别了，武器》《飘》这样的作品能够不朽的艺术根源。爱情的陨落，其崇高感本身就远远高于爱情的美满，更何况将象征人类永恒自由的爱情置于战火纷飞、血肉横飞的杀戮战场，这种直达心灵的悬殊吊诡投射到文学作品必然带来读者唏嘘感叹的共情共鸣。以《永别了，武器》为例。小说中多次出现雨的意象并贯穿故事始终，既从直观上传达着主人公阴郁、困窘、烦闷的情绪，又预示着离散、不幸和厄运。小说第十九章，主人公亨利受伤住进米兰的一所医院，在养伤期间与女主人公凯瑟琳的对话，隐隐散发着悲情而伤感的情绪基调：

凯瑟琳：因为我怕雨。

亨利：为什么呢？

凯瑟琳：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一向是怕雨的。

亨利：我喜欢雨。

凯瑟琳：但是雨对于恋爱总是不利。

这段看似情侣之间略显漫不经心的甜言蜜语，而实际上是预示着两人的爱情与幸福会在战争的暴风骤雨中消散殆尽，最终将以悲剧告终。这种凝重低沉的情绪通过特定的“雨”这个符号的场面视觉化和陈述性语言表达出来，以形象进行的暗示镌刻在读者的心灵深处，一种散发着伤情的深刻呼之欲出，令人绝望。这就是海明威自称的“冰山原则”，即可见的文字如同海面上露出的冰山，仅是整个冰山的八分之一，而隐藏在水下的占八分之七，需要读者投入体会解读。而这种方式才能够真正读出刺骨的寒意。

三、身份内外的文化张力——美国战争文学艺术分野的深层探源

从文学的四要素来看，作者是居于整个体系中的主导、自觉地位的。因而剖析美国战争文学的艺术类型得以分化，单纯从客观、直观的战争现实来剖析战争文学作品，那就会流于一般战争史层面，而领会不了作为艺术家主体性、个体性、创造性的精神世界和艺术理念。美学批评背后本就是“主客体互相规定”的哲学范式，因而就需要对作家与其对战争的主观认识的关系进行切入探讨。

（一）基于作家个体化的文学身份

作家身份是影响其创作的重要的复调因素，其复调性表现为，相对于作家创作这种纯粹内在的精神性活动而言，作家身份具有外部性，即其身份的外在社会性对其创作理念、习惯和风格的影响;而相对于作家创作赖以进行的对战争现实、战争生活的考察和体验，作家身份又具有内部性，即其身份的个体性所形成的先于战争体验的认知模式和分析框架。也正是这种复调性，美国战争文学的风格才得以能动的分野分化成为表层看起来迥异对立的两种类型。

以惠特曼为例。前文提到的“民主诗人”的称号，从其《草叶集》传达出的美国式民主的“制度自信”来看，其深层必然反映的是诗人惠特曼的民主政治理想。而惠特曼诗歌所散发出的自由浪漫奔放的气质，也正是基于惠特曼对自身的“民主自由斗士”的文学身份的定位。惠特曼创作的年代正值美国处于资本主义高速增长的上升期，在政治、经济领域先后取得独立后，在文化领域对欧洲文化的挣脱更是呼之欲出，而惠特曼恰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晶。大时代下为他打造的文学身份也推动着他的创作努力标榜一个新兴国家的新型制度的优越性。他在《给外邦》中自信的写道：

我听说你们在寻求什么来解答新世界这个谜，还要给美国，给她那强壮的民主制度，下个定义，因此我把我的诗送给你们，让你们从中看到你们所需要的东西。

这种基于民主、自由的制度自信而带来的对欧洲传统的比较优越感，化为各个佳作诗篇中流溢出的豪迈激昂的风格特质。这种基于宏大时代背景下为作家塑造的文化身份内化为文学创作的身份选择，在作家的主观世界中便注入了类型化艺术风格的潜质。

而从另一个风格类型来看，如玛格丽特·米切尔，能够在驾驭同样的南北战争题材基础上写出另一风格序列的《飘》，除作家的女性身份外，一定程度上还是她的社会身份的内部确证和向外构建意义。生活在同时代的玛格丽特·米切尔，同样受到欧美各国资本主义高速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推进而形成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影响，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化思潮的催动下，作为女性作家自然会在这样的时代主题感召下，在文学创作中注入自己的女性独立意识，这是生活在大时代下的女性作家最容易获得的文学身份。从这个角度解读《飘》中女主人公郝思嘉的独立意识、自由意识，以及在漫长的战争年代缠绵曲折的爱情悲剧，才能真正把握作家创作风格的来源和理路。无论是惠特曼、海明威，还是米切尔，无论他们有着如何个性化、差异化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征，处于特定的战争大时代下，作为具有高度文学感知意识、创作敏感意识的作家，自然能够感受到来自时代的感召和呼唤，从而在个体与时代的互动互构中缔造一种独特的文学身份，用以指导文学创作在异彩纷呈的表象背后所能够凝练成的稳定的风格习惯。

总之，大时代为作家提供了一种认同自身文化身份、文学身份的历史机遇和思想氛围，作家根据自身的世界观、价值观进行“各就各位”的选择，从而形成了用文学作品表达思想理念的始基，这个始基的分化就是其作品风格分化的初始动力。

（二）基于对战争理解的异质化

文学创作终究是主观性、精神性活动，在遵循一般性“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思想语言类实践活动基础上，文学作品不同于史学作品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基于“可能性”的想象。因此，战争文学相较战争史学突出的特点就是凝结了作家对战争的个体化理解，而这种理解只有深浅、繁简、聚散之分，而没有是非对错之辨。因此可以说，美国战争文学的风格的分野，如果说起点是战争作家所获文学身份的社会性差异，那么其对战争理解的异质性就是这个起点的延伸展开。

简单地说，《草叶集》中的战争史诗之所以与《永别了，武器》《飘》呈现出截然相反的风格表征，透过作家个体的性格等“偶然性”因素，背后稳定的“必然性”往往表现为作家群体对亲身经历过的战争的相对理性的思考和理解。同样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文坛就崛起了两派风格迥异的作品群。第一批作品大都发表在大战期间或稍后，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可推阿瑟·蓋伊·埃培的了在顶上》、康宁斯比·道森的《战壕的光荣》、坦普尔·贝利的《锡兵》以及玛丽·安德鲁斯的《古老的光荣》和《早晨的欢乐》等。这些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青年参战时的精神状态，表现了他们必胜的信念和通过战争建立一个民主世界的理想。第二批作品全发表于战后，且多数出自属于“迷惘的一代”的作家手笔，比较成功的有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德华·埃斯特林·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这些作品的基调是厌战和反战，不仅表现了战争本身的荒谬，而且通过对战争的描写表现了美国社会乃至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同样的一战题材，却有两派作家群体对战争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第一批作品显然是对战争基于“工具理性”的乐观主义的认知，强调了战争作为实现“光荣”“民主”“和平”等价值理想的工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因此作品散发出的艺术色彩也是积极向上的。而第二批作品是对战争进行“本质主义”的思考，尤其是探索发现其功能的“异化”与伴随整个西方社会如影随形的现代性危机。这种更为深刻、更具有探究意义的战争观融入文学作品，也必然在情节设计、人物设计、冲突铺设等方面体现悲剧性。

文学的学理内涵，是用形象化的方式表现客观现实、表达心灵世界的语言艺术。而语言是思维的外在方式，因此可以说，文学是所有艺术中最能直接表达“头脑”逻辑的。以战争为题材的美国文学，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美国作家用以表达其心灵中的战争映像与战争本质的文学种群。而剖析其风格的分野，也势必要追问“作家同作家所要表达的战争之间的关系在作品中是如何隐现的”。以战争作为研究美国文学的题材切入点，能够清楚了解到美国文学因何能够挣脱欧洲文学自成一统，形成具有新型民族意识的文学类型，而对其完全对立的两种风格共存一体的事实，也同样能够揣摩到美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复杂关系。可以说，美国战争文学的风格及其探源研究，是揭开美国文学别开生面的发展路径、创新道路的重要文化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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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阳）

Two Basic Types of American War Literature

LI Ai-n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226，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continent in the western developed world， American literature has its own unique connotation. The 'pre modern' and 'modern' connotation types of American literature， namely， early Indian literature， colonial literature and American national literature， are divided by the boundary of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It can be seen that war is the fundamental and original 'motif' of American literature. Under this basic framework， we will continue to trace and subdivide the types of American War literature， then refine the unique style characteristics within its type framework， and then question the deep-seated artistic attribution based on the text or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symbiosis' of the author， which will be the logical process and value embodiment of this thinking methodology for the internal classification of literature.

Keywords： American literature; War Literature; Patriotism; Humanitari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