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伟短篇小说《小满》2016-05-14 10:07朱安洁内容摘要：艾伟是一个擅于发掘幽暗人性的作家。在其新作《小满》中，他以一种表面上充满温情而轻逸的叙事话语，不动声色地袒露了人性的复杂与狰狞，折射出令人无法忍受的沉重，达到了“以轻击重”的目的。 关键词：人性 温情 冷漠 以轻击重 艾伟拥有一双异常敏锐的眼睛。他擅于通过自己的慧眼，不断探寻那些隐藏在人类心底的秘密，发掘人性深处各种诡异的镜像，并通过轻逸的语言，将其迅速地展现出来。在他的短篇新作《小满》（《作家》2016年第3期）中，同样以一种充满温情的叙事基调，在看似真诚的关怀之境中，不动声色地袒露了人性的复杂与狰狞。 从叙事语调上说，《小满》是轻逸而舒缓的。作为城市富阔之家的保姆，喜妹一直替先生和太太着想，尤其是当先生和太太唯一的孩子夭亡之后。当太太希望通过代孕的方式再得到一个孩子时，她便立刻让自己的远亲、少女小满成为代孕的工具。并真诚地以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一方面可以使小满一家摆脱贫困的生活，另一方面又解决了先生一家的内心隐痛。在小满成功怀孕之后，喜妹对小满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而先生、太太也是对小满关怀备至，表现得极富人情味。先生“脸上总是挂着淡淡的笑意”，太太则觉得小满代孕很辛苦，总是态度诚恳地表达心理的“过意不去”……太太、先生的谦卑温和，让初来乍到的小满相信这是一个充满善意、暖洋洋的家庭。尽管小说的后半部因情节的逆转而出现了人性的巨大反差，但从叙事语调上说，一切仍显得含蓄、从容，所有人性的狰狞，都隐藏在叙事话语的背后。 从小说情节上看，金钱欲望与母性本能的冲突，是导致小满悲剧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贫穷的小满及其家人来说，20万元的代孕费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与此同时，太太、先生也可以顺利地用金钱换来她肚子里的孩子。然而，母爱作为一种人类最为原始的力量，却充满了许多难以言说的本能特质，所以当小满的母性意识被激发出来之后，博大的母爱最终超越了对金钱的欲望。于是，她不顾一切地要守住自己的孩子。小满放弃金钱选择儿子的行为，显然违背了太太和先生最初的意愿，也跨越了代孕“合同”应有的界限，严重触犯了雇佣方的利益。这是太太和先生始料未及的。他们同样也无法理解母性意识的顽强与执着，更无法预知母爱的非凡与绝决。最终，他们便撕下了温情的面具，露出隐藏在心底里阴暗的一面。由此导致的结果，便是被强行与儿子分离的母亲小满，每天失魂落魄地守在村头，等待“儿子”的到来。一个新的疯女人的出现，代替了原先死去的疯女人。而这样残酷的命运转折，依然是通过轻描淡写地话语表现出来的，并没有渲染那种太多尖锐、直接的冲突。 倘若深而究之，小满的悲剧还折射了现实生活中人际间的信任与自身身份认知的冲突。太太的真诚与贴心，先生的温柔与善意，让单纯的小满对他们充满了感动与信任。姑姑喜妹的嘘寒问暖，也让小满从心里将她奉为尊敬的长辈。而事实上，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小满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因此，对他人的信任与自身身份的认知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小满的崩溃与逃离。而随着孩子的出世，“先生和太太每天来小屋看孩子。他们一见到孩子就欢天喜地，眼里除了孩子，就没别人”，到最后太太容不下小满，要将其撵走；喜妹则言听计从，“黑着脸，不声不响整理小满的行头”，从未替小满打抱不平；先生甚至把她绑回了村里。可以说，先生、太太、喜妹这三人都是自私自利之徒，甚至缺少最起码的道德良知，是毫无情感和灵魂可言的。表面上看，他们似乎人人为善，但骨子里却充满了人性的冷漠与自私。 不错，在一个利益至上的年代，没有多少人会标榜自己是一个道德主义者，但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公开地表明自己就是一个物欲之徒。面具，尤其是道德面具，在我们这个时代，正在成为很多人生存的必备工具。我们看到，在《小满》中，当太太和先生有求于他人时，会抿着笑脸百般地讨好对方，事成之后，就翻脸不认人，甚至落井下石。譬如，当小满戴着先生送的玉镯，模仿太太举止的行为时，太太便觉得她的地位受到了威胁，立马“黑了脸”，但依旧是“笑眯眯”地说话劝小满，讨回了玉镯，也摆明了太太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特别是太太无法接受她作为母亲的地位受到小满的威胁之后，“她把喜妹叫到一边，让喜妹收拾小满的行头，明天就送小满回乡”。尽管太太始终未与小满发生正面冲突，表面上一直装作很和善的样子，但背后却是阴冷可怕的。《小满》巧妙地揭下了这只面具，让先生和太太刻意营造出来的温情，在利益受到威胁时，被瞬间卸下，露出了虚伪的本真面孔。 面对这样一个有悖人伦的事件，艾伟并没有直接展示那种尖锐疼痛，而是将各种卑微的人性本质隐藏在轻逸的叙事话语之下，并通过这种“以轻写重”的种叙事手法，透露出让人无法忍受的沉重。先生那“淡淡的笑意”、“太太的手紧攥着小满”、喜妹的贴心照顾，使整个故事显得异常温馨。但残酷的命运，却早已在黑暗中厄住了小满的咽喉。而这一切，都被艾伟“轻逸”叙事话语有效地“伪装”了起来，变得让人不易察觉。卡尔维诺在讨论叙事的“轻逸”效果时，认为有一种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对有微妙而不易察觉因素在活动的思想脉络或者心理过程的叙述，或者涉及高度抽象活动的任何一种描写”。艾伟正是将人性阴暗的细节撒网式地穿插在每个不易发觉的角落，譬如小满、先生、太太、喜妹不经意的行为和心理活动，这些细节像一根根隐线埋藏于温情笼罩的叙事当中。当无私的母性与自私的人性相互碰撞、冲突，这份代孕“合同”理所当然地被撕碎，伪善者的真实本性便从水下的盘旋状态浮出于水面，即人性内心深处的凌厉、无情与冷漠。 这种“轻逸”的叙事策略，正体现了艾伟在叙事上的独特智慧，以及他对现实人性内在思考的深度。 参考文献 [1]艾伟：《小满》，《作家》，2016年第3期。 [2]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杨德友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2页。 （作者介绍：朱安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生命归向何处》2018-02-05 16:12王银萍摘 要：艾伟的作品多表现出对人性的探討和拷问。其短篇小说《小满》聚焦于目前成为社会热点的“代孕”问题展开，通过代孕者小满的种种遭遇，来追问代孕这一社会现实的伦理危机，体现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现实忧思，同时，也是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思考和女性生存困境的描写。 关键词：人性；人文关怀；生存困境 艾伟以他那轻捷灵敏的笔触，探幽着人性的复杂和叵测。在他的短篇小说《小满》①中，看似不疾不徐、娓娓道来的叙述风格之下，却有着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和惊心动魄的故事场景。 在故事的叙述方式上，小说可谓轻盈而舒服。喜妹在一个富贵人家做了二十年的保姆，花在主人家孩子身上的心血比亲生儿子还多，可是孩子夭亡了，当先生和太太打算通过代孕的方式再拥有一个孩子时，它便想到了自己的远亲侄女，二十岁的小满，并且认为这是一个各得其利的良策：一是通过支付小满20万元的代孕费，能够让小满一家摆脱贫穷，过上幸福的生活；二是又减轻了先生太太的丧子之痛。在小满怀孕成功之后，姑姑喜妹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先生和太太对小满也是格外关怀，也让初来乍到的小满体会到一种善意、温暖的氛围。即便往后的故事情节展现出人性的自私冷漠，但从叙述语调上来说，仍然是从容不迫，泰然处之。 挡不住20万元的金钱诱惑，单纯的小满跟随姑姑来到了城里，随着小满代孕成功，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小满的预期，超出了喜妹的预期，更在先生太太的预料之外，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小满想要这个孩子了，母爱作为人类最原始的一种本能，最终战胜了金钱，表现出无比的决绝和顽强。显然，这不符先生太太的意愿，也不合最初的约定。最终，小满被强行与儿子分离，神志恍惚，成了村头新的一处“风景”，代替了原来的失去儿子的疯女人，又一场轮回，又一次循环，每天站在村头的小满是否也会像那个死了儿子的疯女人那样寂寥地死去？她的生命归向何处？她们的生命归向何处？这样残酷的命运结局，透露出作者强烈的人文关怀和深沉的生命忧思。 小满的悲剧还在于对自我身份的错误认知。代孕成功后的小满，看到的是姑姑喜妹的细心照顾，先生太太的温暖和善意，而实际上，孩子出世，她的任务也就完成，他们只是把她当作一个工具而已，因此，当她的母性意识苏醒，母爱激烈喷发，她是孩子母亲的自我身份认知与他人眼中的代孕工具角色便产生了强烈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小满精神的崩溃与生命的凄凉。最终，太太忍不下小满，要将她送回乡下，喜妹则黑着脸，不声不响整理小满的行头，先生把她绑回了村里。 艾伟在小说中描写了两位女人的疯狂，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失去了儿子。即便从血缘关系的角度来看，小满并非是其严格意义上的母亲，但小满对自己辛苦孕育十个月的生命早已产生了感情，所以硬生生地从她怀里夺走，无疑从精神上将她击溃。疯狂是女性在男权统治的文化中为实现其价值而付出飞惨痛代价。对女性来说，“难道世界不是一所巨大的监狱？难道女性生来就是奴隶？”②从最初的小满爹替小满做主答应代孕的事情，到小满被拖进手术室，喜妹仍在说，你家等着钱盖房，给你哥娶老婆呢，小满的自主意识都一直在被掳掠和剥夺，直至小满的疯癫，小满成了代孕的十足的一个牺牲品。长久以来女性是以他者的形象出现的，她们依傍男性而存在，对活动范围与活动的方式都有一定的规范，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女性受压抑的状况更趋严重，女性角色也逐渐定型，她们的活动空间与生活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正是男权社会中女性的处境导致了她们的疯狂。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妮从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分析了形成精神病的原因。她认为，人类如果缺少生存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就会产生恐惧和焦虑，形成神经病。她把工业社会及整个文化所造成的基本焦虑，以及生存在一个充满焦虑、冷酷、私欲膨胀的世界的种种感受，看作是现代人普遍焦虑性格的成因和神经病人格的基础。霍妮非常注重人格所具有的人际性，把它看作是文化情境、社会关系和人际交往的产物。霍妮的这一人格理论得力于女性心理机制所注定的对人际关系的特殊敏感。 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认为，女性疯狂的病例在18世纪急剧增加，女性疯狂病例的增加与男性中心意识的日趋严重，以及父权压抑的日渐沉重有关。她认为，18世纪工业革命所带来的资本利润造成男性事业的绝大优势，而由于机器节省家务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女性的空闲时间增加，地位却相对地遭到贬抑，成为男子社交地位的点缀，这是女性疯狂增加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每个家庭中，你都可以看到两三个看守和一个疯子”。③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望，社会重新在女性身上塑造理想的性别角色，因此女性的疯狂是男性角色塑造和压迫的结果。 美国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认为，在一个畸形扭曲的时代里，女性身受的创伤是双重的。桑德拉·吉尔伯特在《阁楼里的疯女人》一书中认为，受到压抑的妇女是自我以疯狂的姿态出现的，《简·爱》中被关在阁楼上的罗切斯特的疯妻实在就是夏洛蒂·勃朗特的另一个自我，那个被囚禁、被压抑的愤怒的女性自我，她的“恶魔式”的报复行为，正是千百年来被男权文化压抑的女性创造力的一次大迸发和大解放。 精神分析和女性主义从各自的理论体系出发分析了女性疯狂的状况和成因，从而认定在现代社会里，依然存在着性别差异和不平等，妇女成为依附男性的他者和客体，无法进行自我的独立发展。在中国父权意识成型得跟早，女性角色更受到重重限制。从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看，《小满》中两个疯狂的女性形象，正是千百年来女性生存困境的真实写照。 注释： ① 作家，2016，3. ② 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陈晓兰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147. ③ 艾莱恩·肖瓦尔特.妇女·疯狂·英国文化.陈晓兰译.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1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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