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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商人脑洞大，想到个赚钱招数：开办一家公司，专门向那些年老色衰的贵夫人出租丑女当陪衬。这样一来，她们参加聚会或在街头招摇的时候，就能像王朔小说的名字“看上去很美”，吸引住男人的目光。
这是法国作家左拉的名著《陪衬人》的情节。念书时老师说左拉辛辣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物化”，现在我感觉它更深刻的是揭示了人性，为了体现高人一等，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占据“鄙视链”的顶端。尽管“人比人，气死人”，但社会上的确“比比”皆是，比有钱没钱，官大官小，学历高低，谁开的车好，谁的老婆年轻漂亮，谁的孩子更有出息……为官一地也比，就算自己不比，老百姓也会比：谁的能力强、本事大，谁办成了事，谁发展快，谁运气好……古人说“立德、立言、立功”，在历史长河中，位置就是舞台，官员都是跑龙套，谁的民望高、政声好，都由比较而来。有明一朝，不完全准确统计，廉州一共有57位知府入传，最孚人望、功业最大的应属大儒张岳，但有一位，名字不太为人所知，却被府志称为“净峰（张岳字净峰）之后，此其最者”。此人姓周，名宗武，是王安石、汤显祖的老乡，江西临川人。“学历”不算高，只是个举人出身，但历练较多，任廉州知府之前，先后在湖南浏阳、湖北宜都当过“县长”（知县），在广东惠州当过六年副职（同知）。以我浅见，历史上的正统皇朝，能升官有两点还是很讲究的，一是政绩，二是不出事。九品以上为官，九品以下为吏，而官理论上都由皇帝赐予。为了江山永固，皇帝自然希望任用贤人能人，而且也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选拔制度、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至于执行层面怎样是另一回事。明朝的三年小考，六年大考（朱元璋朝是九年一考），保障了多数官员凭能力、政绩和德行升迁。周宗武任职的几个地方，历史都有“留痕”。在浏阳县，因为原来县治“无城守”，连个城墙也没有，他“筑土墙，沿河砌石”为城。担任宜都“县长”时，他曾歼灭袭击恩施的流寇，还赢得过作为地方官最高的荣誉：在湖广下辖 15个府考核中名列第一，皇帝亲笔题词嘉奖。（“治行为十五郡最，赐玺书褒美”）
他随后被提拔为惠州知府的副职，做事讲原则，不能办的事，就算是各部门的负责人也当面驳回。对侵犯群众利益的事尤其上心，根本不需要当事人鸣冤叫屈，他就带着工作人员登门核实，谁要是敲竹杠、打秋风根本就瞒不住。惠州知府李风嗣对这位副手十分欣赏，在他的力荐下，万历六年（1578年），周宗武被提拔为廉州府的“一哥”。周宗武在廉州政绩卓著。一是缉匪。廉州倚山濒海，万历初年匪患严重，到任的第二年，灵山县的黄璋弟、罗和尚哨聚作乱。军事推官刘子麒率兵讨伐——他在《廉州府志》中留下与人唱和的“合浦八景”，大概率是个文弱书生，没承想成了山贼的俘虏。周宗武闻讯后向黄、罗二人发出通牒，对方慑于他的气势，乖乖将人放回。又过了一年，匪首覃云明被官兵抓获，手下四处逃散。周宗武觉得这些人之所以为匪作乱，根源是其“流民”身份所致。于是以抚代剿，招纳覃氏余党，训练之后编员入伍，安排把守依山沿海的各处要津，地方很快安定下来。为了防备匪患，周宗武还采取“高筑墙”手段，加强防御设施。到任第二年，他带头捐出400两银子加高城墙，并亲自监工，确保工程质量。《廉州府志》说他新筑南至西北城墙达426丈，加高的地方共100余丈，设立藏兵的窝铺106个。二是大力推进朝廷的“一条鞭法”改革，督责县州认真贯彻落实。为了争取民众配合，他还专门编印了一本小册子，广为散发，宣传“一条鞭法”相关政策，做到家喻户晓。三是严禁野庙淫祠。廉州历来巫祝活动十分盛行，巫师神婆装神弄鬼，蛊惑人心，骗取钱财。明朝万历年间的广东佥事（“省政府副秘书长”）薛梦雷称“廉郡巫风盛行，病者多不服药而好跳神，文诏频颁，仍执迷不悟”。周宗武发布告示，严厉捣毁各种供奉邪神野鬼的祠庙，“破立”并举，积极推行出生、成人、结婚、送终等方面的礼仪，移风易俗，极大地扭转了社会风气。四是重教兴学。他带头捐款修建学堂，整治府学周边环境，亲自执教讲学，鼓励学子发奋读书，努力成为国家栋梁。
他同时整肃吏治。明朝有“避籍”制，如俗话所说“五百里内不为官”。外来官员不知民俗，不察民情，有的甚至语言也不通。要管好一个地方，本土人士担任的胥吏就像盲人的拐杖不可或缺。这些人极容易上下其手，藏奸使猾，以至于养虎贻患，造成史称“胥吏之害”的现象。《廉州府志》称周宗武在廉州“吏胥惮而民不扰”。由于他严于治吏，强调规矩意识，胥吏均不敢作奸犯科。古人称“从善如崩，从恶如崩”，周宗武成了例外，提拔为廉州知府后“清操愈厉”，并没有因为权力变大就忘记初心。他在廉州“次第颁行”的这些德政，留下了良好政声，成为明朝“历届班子、历任领导”中公认比肩大儒张岳，民望最高的知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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