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魏 嵌宝石金耳坠 2004年大同交通苑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肆”者， 商家店铺， 诸如“茶肆”“酒肆”“食肆”等等。 说起北魏， 人们总以为鲜卑拓跋氏喜欢打仗， 砍砍杀杀，争城夺地， 一片血腥。 其实，不然。  ▲云冈石窟造像 他们的武事非凡， 文治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远的不说， 近在眼前的云冈石窟， 就已经推翻了我们的旧有定见。 他们玩科学技术， 也玩得很好， 如古代测量天体的铁浑仪和中国自产的琉璃， 就发明和出产自魏都平城。 本期我们来谈谈， 北魏平城的金银市场及对南朝的贸易趣闻。  ▲北魏 花卉人物纹金盘 大同市博物馆藏 北魏王朝的商业政策是宽松的，如《魏书·刑罚志》所云：“不设科禁，买卖任性，贩贵易贱，错居杂混”。由于发财机会多多，导致“自葱岭以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尽相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杨衒之《洛阳伽蓝记》）。 北魏的官营商贸活动也很活跃，魏都平城就建有官办的“金玉肆”，专门进行金银珠宝玉器的展销和交易。鲜卑拓跋氏很精明，“商贸搭台，政治唱戏”，他们在这个“金玉肆”里还曾上演过一出“视金银如瓦砾”，向南朝展示富庶、强盛与正统的大戏。 《魏书》卷53是这样记录的“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刘）缵曰，'北方金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李）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宝’。（刘）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  ▲北魏 鎏金瑞兽纹铜带銙 2004年大同交通苑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这场“外交大戏”的出场人物先是刘缵。 “萧赜使刘缵朝贡”，刘缵作为江南使是由南齐的第二位皇帝萧赜派出的。萧赜是齐高帝萧道成的长子，母刘智容，公元483年至493年在位。公元483年是北魏孝文帝太和七年，公元493年是太和十七年，正是孝文帝酝酿和即将由平城迁都洛阳之前。可以看出，这场戏的总导演是孝文帝拓跋宏。 再是北魏王朝指派的接待官员李安世，他当时官居主客令，因为能言善辩，应对得体，孝文帝很是满意，后“迁主客给事中”。李安世出身名门，父李孝伯“少传父业，博览群言，美风流，动有法度”，深得北魏太祖及以下诸皇帝的喜欢和器重，太安五年（公元459年）卒，“高宗甚悼惜之，……谥曰文昭公。” 安世亦如其父“美容貌，善举止，”且有捷才，不辱使命，结结实实地教训了江南使刘缵一番，为北魏王朝争光长了志气。不过这个刘缵也不在乎，之后他经常来平城，一者能从平城带点货回去，平城的金银实在是太便宜了，这个便宜不捡白不捡。再者是来看望老情人冯太后，“太后行不正”，面首多，南朝的刘缵也算一个。有关此等滥情事坊间流传很多。  ▲嵌宝石人面龙纹金耳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刘缵这次来平城，用现在的话说是带货来的，“多出藏内珍品”，准备着出货。孝文帝“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多货之”，同时“令使任情交易”，让刘缵不受限制多加买卖。就在刘缵到金玉肆发现这里的金玉价格便宜的超乎想像时，本以为“天上掉下馅饼”，但还故作矜持地问李安世：你们这里的金银珠玉为什么这么便宜？ 李安世毫不奇怪甚至不屑地说：我们圣朝不贵金玉，所以便宜的如同瓦砾。原因是“皇上德通神明”，满山遍野争相献宝，“无川无金，无山无玉”，出产的太多，自必然卖不上价格。言语无多，一下子给了刘缵一个呛鼻子辣嗓子。刘缵毕竟是个使官，深知重任在肩，不能造次，本想“大市”，结果“惭而罢。”这次交易不成，但也留下话柄。 李安世所言“无川无金，无山无玉”，是在骗人吗？说来也不是，他的话虽然大了些，但也并非无根无据。就在平城（今大同）东北采凉山下就有金矿，十几年前大同市黄金公司每年还能生产出20多公斤的黄金。  ▲鎏金錾花人物纹银碗 北魏 1988年大同南郊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魏书·食货志》载云：“恒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银矿，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斤，其色洁白，有踰上品，诏并置银官，常令采铸。”白登即今包括马铺山在内的采凉（掠）山山系。八石之“石”，是指重量，每石三百斤。银官即朝廷派去监督制银的官员。说明当年的白登银矿属于官办，由朝廷主持开发。 另外，大同的玉产丰富，到天镇赵家沟一带玉髓遍地都是。现在古玩城里买的都是当地产的“大同玉”，不过最近又更名“泥河湾玉”了。还有能够发火自燃的乌金（煤炭），郦道元在《水经注》称之为樵炭以及云母、长石等储量极为丰富。 所以，魏都平城不仅有“金玉肆”，而且还是“金玉市”，金玉之城，“金玉大市”。 （赵忠格）
▲玉石串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由此， 我们再来说一说北魏贵族的消费观。 北魏鲜卑贵族 饮食、服饰、娱乐等方面的消费， 在纵向上整体呈现出 由俭到奢与逐步汉化两个变化趋势， 大概以孝文帝时期为转折点。 鲜卑贵族与北魏政权休戚相关， 他们的奢侈化是北魏兴盛的结果， 又加速了北魏的灭亡。 汉化与奢侈化不无联系， 二者相互推动， 成为北魏鲜卑贵族消费演变的重要特色， 对北魏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尚奢”与“易俗” ——北魏鲜卑贵族消费之演变 文 / 韩旭 消费作为经济生活中的基础性内容，也应当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消费的研究既于今人了解古人生存状态和日常生活图景大有帮助，也有利于加深人们对古代社会演变过程的理解和感受。然而，关于古代消费研究的现实状况却是问津者少，成果寥寥，即或有些许探索，也囿于史料限制，以唐宋及其以后时期较多，包括魏晋南北朝在内的之前时段则较少。就南北朝这一时段而言，北朝消费又因其相对南朝的凋敝、史料的限制等原因，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 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以探讨宗教消费和贵族阶层的奢侈娱乐消费的文章为多。宗教方面有邵正坤《四至六世纪华北家庭的宗教信仰消费》《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教消费》两文详细展开论述。刘爱文《论魏晋南北朝大地主集团的休闲娱乐消费》以及张宏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奢之风及其社会影响》两文则主要讨论奢侈娱乐方面的消费。也有少许涉及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见邵正坤《试论北朝官贵阶层的家庭经济》和刘军《北魏宗室阶层经济生活探析》。上述诸文在讨论北魏消费时，无论所用史料，还是所得结论，几乎都是针对北魏中后期而言，鲜少涉及北魏前期。 因《洛阳伽蓝记》中保留了大量北魏晚期贵族生活状况的记载，北魏后期的消费史料确比前期充足，但鲜卑贵族这个群体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的少数民族属性，如果忽视北魏前期而单论后期，很难还原其消费全貌。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纵向的角度对鲜卑贵族的消费情况进行梳理，吸取前人对北魏后期鲜卑贵族消费的研究成果，尽量补充北魏前期的一些情况。  ▲北魏 玻璃珠项链 2011年大同市御东区恒安街北魏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一 消费内容的发展演变 （一）饮食 北魏前期，皇室“纳其方贡以充食廪，收其货物以实库藏，又于岁时取鸟兽之登于俎用者以牣膳府。”收集各方供物、猎取鸟兽充实膳府，食材来源相当广泛。太武帝时期鲜卑贵族仍保有很多游牧民族的饮食习惯。崔浩在灾荒时向明元帝进言“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采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乳酪、采果都带有浓厚的游牧民族色彩。元孚曾以“皮服之人，未尝粒食”形容北魏宿敌蠕蠕，其实同为游牧民族，早期鲜卑贵族在服饰和饮食上也与蠕蠕类似。  ▲北魏执箕俑 大同市二电厂北魏墓群M36出土  ▲北魏烧灶俑 大同市二电厂北魏墓群M36出土 鲜卑贵族在固守原来饮食习惯的同时，也开始接受汉族饮食。太武帝时南朝降臣毛修之的经历恰可说明：“修之能为南人饮食，手自煎调，多所适意。世宗亲待之，进太官尚书，赐爵南郡公，加冠军将军，常在太官，主进御膳。”被史书评价为“晚有诚效”的降臣毛修之，能在早期没有什么功绩的情况下凭借做得一手南方饮食得到太武帝的宠信，足见拓跋焘对江南饮食的喜爱；这同时也说明太武帝时期北魏宫中还没有或缺乏善于烹调南方饮食的御厨，以至于拓跋焘要吃到地道可口的南方饮食，还需依靠南来降臣。可见，北魏前期南方饮食虽已得到一些上层鲜卑贵族的青睐，但善于烹饪者不多，也并不盛行。 孝文帝时，南齐王肃初到魏都平城“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羮，渴饮茗汁”，说明这时南方饮食如鲫鱼羮、茗汁等已传至北魏。王肃在北数年以后“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羮？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者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从王肃比羊肉为齐鲁大邦、鱼肉为邾莒小国以逢迎孝文帝的行为可以看出，以羊肉为代表的游牧民族饮食依然是鲜卑人最具特点的食物。  ▲山西大同云波里北魏墓 宴饮图 但相较于太武帝时期宫中“南人饮食”尚需南来降臣烹饪，此时北魏宫中已不乏善为南方饮食者，故南方饮食可出现在招待大臣的宫宴之中。到北魏后期，在洛阳城的“四通市”“尹洛之鱼，多于此卖，士庶须脍，皆诣取之。鱼味甚美。京师语曰：'洛鲤尹鲂，贵于牛羊’。”鲜美的鱼肉价格甚至贵于牛羊肉，虽然这种现象出现在汉人聚居的尹洛区域，但在鲜卑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洛阳城，仅靠北魏汉族贵族和南方汉人降臣的推动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这说明南方饮食逐渐为鲜卑贵族所接受、喜爱。 随着北魏鲜卑民族入主中原时间渐久，受汉文化和农耕文明影响愈深，饮食习惯上的汉化倾向也越加明显。孝文帝延兴五年发布“禁杀牛马”令，之后孝明帝又“重申杀牛禁”。牛肉是游牧民族的主要食物之一，鲜卑贵族也喜食牛肉，但牛在农业经济中却是重要的生产工具，杀牛禁令针对的是北魏统治范围内的所有人，它的颁布既体现了鲜卑民族饮食结构的变化，也是北魏向农业社会转化的标志。 ▲北魏沙岭壁画墓M7出土彩绘漆皮庖厨炊作图 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鲜卑贵族已完全抛弃了传统的饮食习惯，孝明帝时期重申杀牛禁令，恰恰说明这一禁令在实施过程当中不尽人意。上文所引北魏后期“洛鲤尹鲂，贵于牛羊”，在洛阳集市中还有牛肉公然售卖，就是例证。 此外，北魏前期，鲜卑贵族饮食一般比较简朴，皇帝重臣“食无二味”“食不兼味”的记述屡见于史籍。到北魏后期，鲜卑贵族对美味珍馐的追求可说达到了极致。高阳王元雍“嗜口味，厚自奉养。一食必以数万钱为限。海陆珍羞，方丈于前。”其饮食之奢侈让身为外戚且同样“富倾天下”的陈留侯李崇都不得不感叹：“高阳一食，敌我千日”。 ▲沙岭M7墓室南壁北魏壁画杀羊图 （二）服饰 北魏前期，“太祖留心黄老，欲以纯风化俗，虽乘舆服御，皆去彫饰，咸尚质检”，道武帝拓跋珪信奉黄老，崇尚节俭，在服饰方面以俭素为主。上行下效，这一时期的北魏群臣也多崇尚俭素，与北魏最高统治者关系最为紧密的鲜卑贵族们更是如此。 太武帝拓跋焘当政期间仍然延续拓跋珪时期的简朴作风，据《北史·魏本纪》：“（太武帝）性情清俭率素，服御饮膳，取给而已，不好珍丽，食无二味，所幸昭仪、贵人，衣无兼采。”太武帝身边的鲜卑重臣衣着也很简朴，以名将长孙道生为例，据《魏书·长孙道生传》：“道生廉约，身为三司，而衣不华饰，食不兼味。一熊皮鄣泥，数十年不易”。 鄣泥是垫在马鞍下，垂于马背两旁用以挡土之物，长孙道生身为将帅，多历征伐，长期在马背上奔波，竟能数十年不易鄣泥，可见其简朴程度。常见的鄣泥为锦质，也有皮质，长孙道生的鄣泥之所以能用数十年，与其熊皮的材质也有关系，如果是华丽的锦质鄣泥，肯定不能持久使用。使用皮质鄣泥，既因长孙道生简朴，也是鲜卑人的习惯使然。 ▲北魏 彩绘陶牵手女俑 洛阳宜阳县马窑村杨机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正如太武帝拓跋焘所言“国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绵帛”，早期鲜卑贵族无论服饰还是用具，都喜朴素且带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质，不爱华丽的绵帛。北魏早期鲜卑贵族这种简朴作风在上层一直持续到孝文帝时期，孝文帝拓跋宏同样“性俭素，常服干濯之衣”。 但在鲜卑贵族群体中，追求奢衣华服的风气已开始逐渐盛行起来。到北魏后期，鲜卑贵族曾经普遍喜着的皮质衣服，成了一种折辱降臣的手段，怀荒镇将元景，遭遇镇民反叛时，被叛乱者“执缚景及其妻，拘守别室，皆去其衣服，令景著皮裘，妻著故绛襖。其被毁辱如此。”灵太后时期，把持朝政的宗室大臣元叉给时任东凉州刺史尉聿送去两千匹白绫，要尉聿帮他把布料染成绯色，遭到了以性情耿介、不阿权贵闻名的尉聿的拒绝，元叉竟因此“讽御史劾之”，鲜卑贵族对鲜衣艳服的追逐由此可见一斑。 北魏后期贵族服饰的奢侈程度，在《魏书》关于奴婢贱妾衣着的记载中也有体现。《魏书·文成五王列传》：“雍表请：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听用织成锦绣、金玉珠玑，违者以违旨论；奴婢悉不得衣绫绮缬，止于缦缯而已，奴则布服，并不得以金银为钗带，犯者鞭一百。（灵）太后从之，而不能久行也。”连贱妾奴仆都能着锦绣、配珠玉，衣着水平甚至超过北魏前期的皇帝重臣，他们主人衣饰的华丽程度自不待言。即便灵太后听从元雍的谏议，下达禁令，却也收效甚微。 ▲北魏 彩绘陶舞蹈女俑 洛阳宜阳县马窑村杨机墓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 其实丞相元雍本身就极尽奢靡，他提出谏议的目的只是明高下等级之分，彰显其贵族地位，并非想要遏制奢侈之风。身为实际掌权者的灵太后更是奢侈风气的重要推动者，史载“后幸左藏，王公、嫔、主以下从者百余人，皆令任力负布绢，即以赐之，多者过二百匹，少者百余匹”，把国家府库所藏绢布以嬉戏玩乐的方式轻易赏赐，足见灵太后之奢侈放纵。她将这种奢靡的生活方式传递给身边的公卿大臣，促使奢侈之风公行于鲜卑贵族之中。“金蝉曜首，宝玉鸣腰”成了北魏后期洛阳城中鲜卑贵公子们之流行装束。 在这种情况下，灵太后禁止得到贵族宠信的奴婢穿着华服的政令成为一纸空文可谓必然，服饰上的奢侈之风在鲜卑贵族中的盛行也是难以逆转的趋势。 （三）娱乐 北魏前期，鲜卑贵族从最上层的皇帝至普通贵族都忙于四处征伐，开疆拓土，贵族子弟常常少年时期就奔赴沙场，从事娱乐活动的机会较少，所以北魏前期，鲜卑贵族的娱乐活动种类单一，以渔猎为主，还有蓄养野兽之类。道武、明元、太武、文成、献文等北魏前期诸帝多观渔行猎的活动： （道武）观渔于延水。 （明元）登兽圈，射猛兽。 （明元）六月，西幸五原，校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 （明元）大猎于牛川。 （明元）观渔于灅水。 （太武）筑坛于祚，戏马驰射，赐中者金帛缯絮各有差。 （太武）大飨群臣，讲武马射。 （文成）田于崞山，遂观渔于旋鸿池” （献文）田于西山，亲射武豹。 当然，北魏统治者热衷于渔猎活动的目的主要是借此练兵讲武，进行军事上的威慑，娱乐并不是其主要目的。 ▲执弓箭猎手与野猪 大同智家堡北魏墓棺板画 ▲山西大同仝家湾M9壁画狩猎图（及线图） 到北魏中后期，皇帝的出行活动就以“亲耕”“问人疾苦”为主了，渔猎活动逐渐减少。早在太武帝时期，一些供贵族娱乐的猎场已经被解禁，允许开垦。孝文帝不仅取消了关外的诸多苑囿“以其地赐贫人”，还多次下诏“罢诸州禽兽之贡”“诏禁畜鹰鹞”“武狼猛暴，食肉残生，从今毋复补供”，明令禁止蓄养鹰鹞、武狼之类的野兽。在孝文帝的身体力行和严厉禁令下，鲜卑贵族们以往的大型狩猎、蓄养鸟兽的娱乐活动被极大限制。 但娱乐活动对于北魏中后期生活在相对太平安逸环境中的贵族子弟而言是不可或缺的，新兴娱乐方式随之而起。这些娱乐活动多种多样、内容丰富，融合各族特色。 ▲女舞俑 北魏 2000年大同城东原雁北师院北魏墓群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釉陶乐俑 北魏 1965年大同市石家寨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史料所见的娱乐方式有很多，包括斗鸡走马“（长孙）稚少轻侠，斗鸡走马”；宴饮声乐“为长夜之饮，声乐不绝，旬月之间，帑藏空罄”；角戏竞技“羽林马僧相善角觝戏，掷戟与百尺树齐等。虎贲张车渠，掷刀出楼一丈。帝亦观戏在楼，恒令二人对为角戏”；还有诗酒唱和，“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等等。 ▲北魏 伎乐杂耍俑 2000年4月宋绍祖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二 演变过程及原因分析 （一）“尚奢” 总的看来，北魏鲜卑贵族的消费需求表现出这样一种变化趋势，即由立国初年的“礼俗纯朴”，到中期的“贵族豪门，崇习奢侈”，再到后期的极尽奢华，整体是由俭入奢，以孝文帝时期为转折点，呈现出前俭后奢的态势。 对于这样的变化过程，北魏统治者并非没有察觉，他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试图遏止。孝文帝曾“诏断远近贡献珍丽，违者免官”，宣武帝也“诏尚书严立限级，节其流宕”。但这些诏令都收效甚微，难以阻挡鲜卑贵族追求奢侈生活的步伐。 究其原因，是北魏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贵族门阀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为鲜卑贵族的奢侈消费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鲜卑贵族逐渐沾染了门阀贵族扭曲的“竞富”消费观念，即争相以奢靡的消费来标榜身份地位，更加剧了其消费的奢侈化。鲜卑贵族极尽奢华的消费，必然会带来整个阶层的腐化堕落，并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成为北魏统治最终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魏 玻璃玛瑙项链 2001年大同御东恒安街北魏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当我们着手探讨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的时候，首先有必要从整体上了解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面梗概”。如果把本文的研究内容放到整个魏晋南北朝大时代中去把握，就不难发现，北魏鲜卑贵族消费的转变，是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门阀社会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独有的社会形态，贵族们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垄断地位，财富的聚敛、权力的集中是支撑贵族们奢侈消费的基础，等级的严苛、门第的划分是推动贵族们竞富的力量。所以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的消费都以奢侈著称。 北魏鲜卑贵族消费由俭到奢的转变过程，正是伴随着北魏门阀制度的建立而逐步发生的。同时，门阀贵族们这种极尽奢华的消费，必然会带来整个阶层的腐化堕落，并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这也是门阀贵族体制最终崩溃的原因之一。 北魏鲜卑贵族消费由俭入奢的变化也是中国古代王朝高层政治贵族消费变化的一个缩影。从政权建立到最终灭亡，上层统治者在生活用度上往往是初时简朴，后期逐渐奢侈，其间经历了一个由茅茨到桂栋、土阶到玉砌的变化过程。 一般而言，王朝建立初年，多历经战乱，百废待兴，物质条件不足（当然，也有一些经由禅让、政变等较为温和的方式建立起的王朝，如西晋，因没有经历战争的破坏，所以在王朝建立之初已有奢侈之风），在经过一定时期的休养生息后，经济得到恢复，物质的丰盈为奢侈的消费创造了基础。同时，政治贵族们逐步将其政治特权转化为经济利益，他们的财富日益聚敛，消费观念也随之改变，最终产生奢侈的消费行为。 ▲北魏 蓝色玻璃耳环 大同市博物馆藏 （二）“易俗” 除由俭入奢的主线外，北魏鲜卑贵族在消费上还存在着受汉文化影响、逐渐与汉族生活习俗交融的演变，也就是“移风易俗”的汉化过程。 鲜卑贵族消费上的汉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是生产方式由畜牧到农耕的变化从根本上导致生活方式随之改变，鲜卑民族很多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消费习惯注定被农耕定居生活所淘汰。其次是上层统治者的直接推动，尤以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为代表，这种自上而下带有强制意味的改革，大大加快了鲜卑民族消费习惯的转变速度。还有北方汉族士族和南朝的影响，生活在一地的北方汉族自不待言；南北之间虽有国别却并未隔绝，双方经济、文化甚至政治上的交流时有发生，南方士族的消费习惯也随之渗透到鲜卑贵族之中。 ▲大同市博物馆的《北魏贵胄出行图》 但从北魏后期鲜卑贵族消费的具体情况来看，他们在消费上的汉化并不是全部抛弃旧有习惯，全盘接受汉族习俗的汉化，而是兼收并蓄，既保留一些早期鲜卑民族的生活习惯，又吸收了很多汉文化下的消费内容。总之，北魏后期的鲜卑贵族尽管经历了汉化，在消费上还是保留了很多本民族的特点。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既然鲜卑贵族消费的奢侈化与汉化几乎同时进行，那么汉化与奢侈化二者有无联系？崔浩曾夸赞道武帝拓跋珪道“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中地，变风易俗，化恰四海。”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到孝文帝后期，“漠北淳朴之人”风俗大变，早已不适合“淳朴”二字。鲜卑民族原有的游牧式生产和生活方式比较落后，汉农业文明则相对先进，从一种相对落后的经济形态向一种相对先进的经济形态转变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但这种提高并不一定要达到奢侈的程度。换言之，同样由游牧生活进入农耕定居的鲜卑普通民众的消费并没有奢侈化。 ▲彩绘陶牛拉鳖甲车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当然，汉化虽不是导致奢侈化的必然原因，但它为鲜卑贵族的奢侈化消费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消费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奢侈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随着鲜卑贵族物质水平的提高和消费需要的提升，原有的鲜卑民族消费品自然难以满足他们追求优质生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汉族贵族的消费习惯为鲜卑贵族所吸收学习，推动了鲜卑民族的汉化。 北魏一代，鲜卑贵族的消费演变史，正是北魏上层统治核心奢侈腐化与鲜卑民族逐步汉化过程在消费上的体现。 三 消费需求变化的影响 鲜卑贵族消费需求变化是北魏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变化推动的结果，这种演变又反作用于北魏社会，产生了诸多深远影响。上有所行下必效之，鲜卑贵族在消费上的汉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整个鲜卑民族的消费习惯和偏好，从而影响民间消费，推动整个北魏社会消费习俗的变化，从而对当时人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产生影响，对北方地区的民族融合有着积极意义。 北魏前期，鲜卑贵族已对南朝特产的一些奢侈消费品很是青睐。崔浩向明元帝拓跋嗣的进言中提到“化被荆扬，南金象齿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字里行间可见北魏君臣对南朝奢侈消费品的渴求。北魏中后期，鲜卑贵族多拥有自己的庄园，大部分日常需求都可自给自足。但很多满足奢侈生活需要的消费品必须通过交换获得，特别是江南地区和周边国家的物产。南朝的驯象、破落那国的汗血马、普岚国的宝剑、龟兹国的名驼龙马珍宝纷纷流入北魏。 ▲宋绍祖墓俑阵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随着鲜卑贵族消费需求的膨胀，朝贡的贡品已难以满足，跨国的互市成为迫切需要。“自魏德既广，西域、东夷贡其珍物，充于王府。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止。”北魏鲜卑贵族逐渐膨胀的奢侈消费需求可以说是推动南北互市、经济交流的重要力量，有利于突破因政治上对峙带来的南北经济阻隔。 鲜卑贵族是北魏政权的核心，北魏官员有很大一部分出自鲜卑贵族。早期的鲜卑贵族长于弓马，能征善战，是北魏政权的有力支撑。北魏中后期，鲜卑贵族日益膨胀的消费需求需要更多的财富来源作为支撑，除了兼并土地，扩展庄园外，利用职权贪污聚敛也盛行开来，加剧了鲜卑贵族的腐化堕落。孝文帝时期，已有“牧守无恤民之心，竟为聚敛，送故迎新，相属于路”的情况出现，为改变这种风气，孝文帝下诏“赐王公以下清勤著称者谷帛有差”，亲自奖励能以清廉自守的官员。 孝文帝尚属明君，他看到了北魏官场的贪污之风，并采取措施试图制止这种不良风气。到灵太后时期，上层掌权者尚且聚敛不辍，下层官员更是肆无忌惮，以致于“朝政疏缓，威恩不立，天下牧守，所在贪惏”。至上而下贪污成风，安于享乐者多，谋国实干者少，整个北魏官僚群体不复精干，为北魏的衰落埋下祸根。 看！北魏贵族的奢华生活 ▲珍珠串饰 北魏 2001年大同市齐家坡北魏墓出土 大同市博物馆藏 ▲珍珠玻璃串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金耳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玛瑙串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玉石串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梭形绿玛瑙珠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珍珠琥珀串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金头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手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手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手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手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镂空龙纹金牌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瑞兽纹金箔饰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鎏金錾花人物纹高足银杯 北魏 1988年出土于大同南郊北魏墓群 大同市博物馆藏 ▲鎏金錾花人物纹银碗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八曲银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狩猎纹鎏金银盘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铜鎏金童子葡萄纹高足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铜鎏金高浮雕人物动物纹高足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鎏金錾花镶宝石高足杯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龙柄银魁斗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碗、银勺、银筷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碗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勺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银筷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素面弦纹银罐 北魏 大同市博物馆藏 文｜赵忠格 韩旭 图｜动脉影 李航 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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