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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艺术宫 | 名家名作】关良:大巧若拙,极简传神

 滴水斋主 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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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作

(第二期)

“艺起看”艺术大餐更新中

随着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线上服务陆续上新,我们将推出“艺起看”、“艺起学”、“艺起游”三大板块,多平台呈现丰富内容,邀请您开启云端艺术之旅。

“名家名作”是 “艺起看”的特别策划栏目,在此我们将梳理馆藏名家珍品,分享名家们的艺术生涯与艺术成就,为各位呈现丰富的艺术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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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作

关良

戏画人生:大巧若拙,极简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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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先生与他的“戏画”

“关良的画行简意赅,元气淋漓,富东方情调,达到不可模仿的曼妙高浑的境界;首创的戏曲人物画,抒情写意,发掘民族艺术精魂,格局博大,动静相生,令人百看不厌,久而弥新”。

——刘海粟评关良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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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打图》关良 1978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关良是中国近现代画坛中最早将西方现代派绘画理念引入中国传统的水墨画之中,创造出别具一格戏剧人物的画家。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收藏了多幅关良先生的戏曲人物作品,本期“名家名作”就带大家初探关良以及其戏曲人物画。

艺术家·关良

About the ar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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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良(1900.12.30—1986.11.28),字良公,广东广州府番禺县人,中国画大师。

1917年留学日本,在东京太平洋美术学校学习油画。1922年毕业回国,先后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新华艺术专科学校任教。1926年参加北伐,任北伐军总政治部艺术股股长。40年代初赴重庆,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授。

历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画师等职。 

关良是中国近现代画坛风格独特的艺术大家与艺术教育家。他擅长油画、中国画。其油画纯朴、率真,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与民族气派。其中国画多为水墨戏曲人物画,手法明快单纯,造型稚拙生动,所作生旦净末丑,神出像外,耐人寻味。作品曾在德国、美国等地展出。出版有《关良京剧人物水墨画》、《关良油画集》、《关良艺事随谈录》等。

以戏入画:

与戏结缘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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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关良

11岁至16岁期间,关良在英国圣公会的金陵中学学习时,就常去附近的戏院听戏。母亲禁止他去看戏,他便有烦躁不安、怅然若失之感。

对关良而言,戏曲不仅是绘画创作的重要素材,而且也是自幼养成的一种嗜好,一种生活方式。

从小痴迷戏曲的关良并未在为何画戏这一问题上思索过多,而是自然而然地开始了,这一画,就是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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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美专部分教师在南京旅行写生时拍摄

左起:李超士、张辰伯、王济远、汪亚尘、关良、刘海粟

关良的戏曲人物画创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1923年,关良从日本学成,回到上海,先后在神州女学、上海美专、广州美术学校、武昌艺专等校任教,同时也开始了艺术创作的自我探索。空余时间,关良沉迷于看戏,并带上速写本随兴记录戏中人物的音容笑貌、神情姿态。 正因这份痴迷,他才能用简拙质朴的线条,画出一个个灵活精巧的戏曲场景。

20世纪30年代,随着对艺术认识的深入,关良已不满足于速写式的随兴而作,戏曲人物画开始成为一种偏爱。1935年,在尧伯麟的介绍下,关良利用暑假学戏, 两个月里每日吊嗓子,熟悉各种唱腔,甚至学会了全本《捉放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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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放曹·宿店》关良

通过学戏,关良完成了从戏迷到票友的转变,深入了解了京剧不同行当的特色与表演技巧,以及演员表演的各种特点等,这让关良从相对专业的角度认识到戏曲艺术的博大精深,也增加了其创作的艺术积累。这一时期,关良开始大量创作戏曲人物画,潘金莲、王熙凤、孙悟空、李逵、 张飞等戏中人物都在其笔下得以生动展示。 

关良对戏曲的热爱是一种与生命状态相熔铸的自然生发,这种热爱帮助他全面提升了绘画创作的层次: 一方面,从理性上厘清了戏目剧情、场次、人物之间的关系及其性格特征; 另一方面,从情感上体悟了戏曲人物的精神气质,从而使画中人物与观者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 所以,关良笔下的戏曲人物不是一种样式或一个符号,而是源自生活中情感的浸润和流淌,看似平淡,却自有动人的力量。 

以画品戏:

关良戏曲画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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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关良在创作《太白醉酒》

关良虽痴迷戏曲,却从未用戏曲的表现方法来限制或取代绘画艺术的本质特征。

关良擅于将中国传统写意精神与西方现代个性表现相结合,综观其艺术创作,随着时间的流逝,其对西方现代艺术图式的借鉴慢慢淡化,而对中国传统写意精神的钻研却愈发深入,逐渐形成了其戏曲人物画的独有意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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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牛图》关良 1983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这幅画是依据京剧《小牧牛》,又名《杏花村》而创作的。形象造型较为工整,色彩艳丽明朗,采用人物左右并置的构图方式。关良没有采用现实主义的造型手法描摹舞台人物形象,而是抓取,甚至以己之意创造最具特征的人物组合方式。牧童和村姑的脚步相互穿插,目光相互回应,动作左右对照,载歌载舞的配合之景跃然纸上。淡墨白描画出村姑身着绫罗纱,大面积红、绿两色并置,由于色彩轻透而明亮,毫无俗气之感。又以多样的红色进行点缀,黑色加以调和,使村姑妙龄少女的粉艳活泼形象惟妙惟肖

在画面经营上,关良对剧情设置和人物设定等进行反复揣摩与推敲,打破焦点透视的限制,重新安排戏中各个角色在画面中的关系,致力于以洗练的笔墨刻画戏曲人物的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性格气质, 既非如实描摹戏中人的外在形象,也不拘泥于戏曲表演所呈现的具体情节、舞台场面等。

在人物造型上,关良戏曲人物画中的人物造型去繁就简,既写实也夸张,多角度以拙就拙,以传神就写形,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凸显稚拙、率真的美感,这样的美感既是传统的东方审美情趣,也是其时西方现代艺术从高更到毕加索再到卢梭所努力追求的原始的、朴素的审美情趣。

具体来看,眼神与身姿是关良人物画传神的窍门。眼神的留白与点睛,眉目传情,身姿的动静相宜等,关良通过寥寥数笔就将人物之间的关系与张力展现了出来,既有戏曲人物造型的美感,也能将观众轻松带入既非戏曲表演也非二维绘画的中间地带,写意所指的图像之外的意境在多方参与中得以完整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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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剧人物》关良 1979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关良大量的戏画作品约略可分两类:一是以特定剧目和人物表现为主题的创作;另一类是无标题绘画。就后者包含众多以《武剧人物》、《京剧人物》为名的作品。

据关良回忆:“这些无标题绘画,主要是从内容上来划分的,并不注重特定的剧情,是借以创造一种新的绘画形式。”

此幅由四个人物组成的写意戏画图,大略取材于京剧武戏中武生打斗之场面,布局错落有致,层次对比鲜明,形象动静相生。三个比例大小相似的人物并列站立于同一直线,并占据着三分之二的上部画面,由此构建起一个(暗示远景)水平线退却的视觉空间;持刀束腰的白面武生以浓重的墨色从背景中跳脱出来,在平面上展现了四人有前有后的位置次序。轮廓线条与晕染的衣纹水墨相互渗透,浓淡相间,无论是墨与色的平衡还是虚与实的对比都参差有秩,鲜活生动。

更为重要的是,关良的写意精神也充分呈现了他对于“线条”这一基本绘画语言的探索与变革。一向偏好写意多过写实的关良自然对梁楷、朱耷等画家给予更多的关注,又从写意花鸟画与黄宾虹的积墨山水中得到启发,还常常观摩汉代画像砖、云冈、龙门等石窟造像。

遍观古今名画,加之开放的视野,于是,经过反复推敲,关良终于提炼出钝拙、滞涩、湿重的语言技巧,笔势 “拙中带巧、柔中带刚”, 符合人物运动的规律,顺势而下、意在笔先、笔到意随。

关良的戏曲人物画拙朴和稚美,源于他对“大巧若拙”的追求,是从艺术技巧技能的“巧”回归到浑然天趣自然的“生涩”,而表现出来的一种貌似“稚拙”的形态,是道家返璞归真的哲学思想。

关良的逸笔草草,“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其留洋所成的西方艺术思维手法在笔墨里构建中国传统写意精神和稚拙的绘画语言。这种回归不是形式的,也不仅是题材和笔墨上,而是精神的,为20世纪中国绘画史谱写了别开生面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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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

馆藏关良作品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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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妃醉酒》关良

1979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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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店》关良

1980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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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妹大闹能仁寺》关良

20世纪70—80年代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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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剧人物》关良

1979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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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剧图》关良

20世纪70—80年代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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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剧人物》关良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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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虎罗汉》关良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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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打虎》关良

1974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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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松夜走蜈蚣岭》关良

1983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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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图》关良

1976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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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智深大闹野猪林》关良

1982年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馆藏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

云端“名家名作”已上线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来一睹为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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