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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文版《伊斯坦布尔》封面局部，少年奥尔罕·帕慕克的背后是家乡的山、海、城。 西方人写伊斯坦布尔，更多的是对异国情调感兴趣，似乎站在更高一层的价值观基础上，评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很轻松，也很傲慢。这使这些旅人“除了谈论他们想听的事之外，别无他途可循”；即便不是作为旅行者，而是作为记者，他们笔底的评论，也往往很“不深刻”，因为其读者群“早有定见”。 而帕慕克写伊斯坦布尔，更多的是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忧虑，站在切实的深思熟虑的立场上，思考什么可能是好的，什么可能是不好的，什么应该是美的，什么兴许是丑的，很忧伤，很动情。 对西方作家笔下的伊斯坦布尔，帕慕克这样的土耳其文人是很在乎的。这一点很好解释：熟悉伊斯坦布尔的人，也渴望从他人的目光中看到他人所认识的伊斯坦布尔，这样，可以为对这一城市熟视无睹的人提供另一个视角的参照。帕慕克就曾记得，他整个童年期都在等待，希望比利时漫画家埃尔热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画一集“丁丁历险土耳其”。 然而，渴望中也有担忧，用帕慕克的话来说，就是“我们都很担心外国人和陌生人怎么看我们”，这大概是因为，就像帕慕克所说，“国内正在努力西化，因此西方作家说的话，对他们极其重要，但每当某位西方观察家说得太过分时，竭尽全力了解这几位作家与其文化的伊斯坦布尔读者便不由得觉得伤心。” 伤心，是因为什么，因为外国人真正刺到了他们的痛处。 帕慕克归纳了一下，大部分西方观察者偏好的伊斯坦布尔主题，大多属于同一类型：后宫、奴隶市场、满街的乞丐、人力搬夫、僧侣道堂、与世隔绝的妇女…… 然后，帕慕克很不客气地指出，那些西方人兴趣所在，有的属于落后文化，有的则源于明显的异国情调，而落后文化的那些因素，不少已被土耳其人民遗弃了。如奴隶市场已经消失，僧侣道堂已经关闭，奥斯曼服饰已经废除，后宫已经没了踪影……连福楼拜希望去集市场让人写下他名字的那种文字书法，也因土耳其语文字的拉丁化而成为不可能。 接着，帕慕克对由外国人激起的土耳其人的复杂情感，作了几点很辩证的分析。对西方人士的某些敏锐观察，他心存感激：“通过外国人的眼睛观看伊斯坦布尔，始终让我喜欢，大半是由于他们的图像帮助我避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和遵循规范的压力”；而说到西方人某些说法的“过分”，帕慕克先是妥协地说了一句“没有人说得准怎样才算'太过分’”，接着便笔锋一转，肯定道：“一个城市的性格就在于它'太过分’的方式，一个旁观者可能对某些细节过分关注而歪曲事实，但往往也是这些细节定义了城市的性格。”其实，这个城市中的不少东西，不但在西方人的眼中是过时了，在当地人的眼中也一样，不仅是古旧，而且确实是过时了。 那些西方游记作家觉得，伊斯坦布尔的辉煌古建筑与贫民区毗邻而立实在是“妙不可言”，而当地人则认为，这些废墟在提醒人们，贫穷杂乱的伊斯坦布尔不可能再达到与往昔同样伟大的文化高峰。对这样一种忧伤情感，帕慕克使用了一个很有地方特色的词来形容：“呼愁”。这是一种集体的忧伤感觉，它不是某一孤独者的忧伤，而是千百万人心中共有的忧郁情结。 不妨把帕慕克所说的“呼愁”跟列维-施特劳斯笔下热带的“忧郁”比较一下。列维-施特劳斯的“忧郁”说的是克服了偏见的、心怀愧疚的西方人对已消逝的古老文明的一种悲伤情感。“呼愁”，则是当地的有识之士的一种思想状态，对自己文明的既肯定又否定，对自己历史的一种痛苦的亲历方式。 其实，读帕慕克的任何作品，无论是《我的名字叫红》，还是《白色城堡》，都可以看到，作者时时刻刻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如何得了人家的“西”，同时又不丢了自己的“东”。 《伊斯坦布尔》不是游记，但是通过西方一些作家的伊斯坦布尔游记的参照，写出了对这一伟大的古老城市的回忆、认识、批评、评价，它帮助我们进一步地发现它的真正价值所在。而对照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国家，对祖国的传统文化的深入认识，又有了一面宝贵的镜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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