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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斌 | 花开天下暖(散文)

 陈维津 2022-05-13

曾读过一句诗,“不恋虚名列夏花,飞雪冰冻暖万家”。不用过多解释,大家可能会猜到,这赞美的是棉花。

这与清初诗人马苏臣的“五月棉花秀,八月棉花干。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有异曲同工之妙。读之,一股暖暖、暄软的太阳味道油然而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前,生活物资没有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生活必需品必须凭“票”购买。粮票、布票、油票、煤票……那时人们的生活里,几乎是无“票”寸步难行。

俗话说,“人生在世,'吃穿’二字”。除了吃,穿也很重要。

分到的布票有限,远远满足不了需要。

反正“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在我们老家,各家各户都会在自留地里种上一小片棉花,以补贴家用。


记得,种棉花一般选在谷雨时节。

一粒粒毛茸茸的棉花种子,拌上草木灰播在田垄里。不几日,棉苗便破土而出。半个月后,茎叶微微泛红。那些青枝绿叶的棉花,简直就像一个调皮的农家孩子,从不让人省心,几天不管,便撒了野似的疯长起来。

管理棉地不容易。需要锄草、施肥、打杈、喷药等几道工序,哪一项都马虎不得,很不轻松。这其中最费体力的要数打杈和喷药。

给棉花打杈不仅是体力活,更是一项技术活。

我正读初中那时,暑假里,太阳又毒又辣,常常被父亲拉着去给棉花打杈。

到底哪个杈是该打掉的呢?尽管父亲教过我多次,但在我的眼里都是一片片相似的绿叶。对我来说,选择应该打掉哪一个杈比做几道数学题还要难。于是,我便胡乱地掐起来。但父亲并不好糊弄,他不时地回过身来看一下我的打杈情况。

每当看到本应该打掉的杈没有打掉,便毫不留情地训斥我。一个上午下来,低头弯腰,累得腰酸背痛,却还要受着训斥。心里便汹涌着对棉花的恨意,真想把它们连根拔起。

棉花开花的季节,也是棉铃虫最猖獗的时候。为了提高杀虫效果,父亲经常选择太阳最毒的中午时分,背着几十斤重的药桶到棉田里喷洒农药,肩膀常常被勒出一道道血痕。最可怕的要数农药中毒。尽管都格外小心,但每年夏天还是屡有中毒事件发生。

棉铃虫到了二代或三代,竟产生了抗药性,聪明地躲进花蕊里,进而钻到稚嫩的棉桃里继续为害,连当时最剧毒的“1605”也打不死它们。没办法,只好全家上阵。我们一人拎着一个废旧塑料瓶,天蒙蒙亮就到棉花地里捉虫子。这又是一桩枯燥乏味、劳累伤神的活儿。

有时,父母亲还要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忙不过来,但此时若耽误了除虫的最佳时机,棉花不但减产,还会影响棉絮的品质。因此,我不愿去也得硬着头皮去。

棉花的花很美。红色的、粉色的、黄色的、白色的……姹紫嫣红,争奇斗艳。但农人对这个时期的花并不在意。人们更期待见到雪白的棉花。

花谢后,便结下青绿色的棉桃。绿色的外皮,像极了青涩的桃子。不同的是,桃子长到成熟,汁甜味美,被人们美美地享受了。而棉桃长到成熟,才彰显出棉花最美的姿态。

棉田默默地送走每一个晨昏,悄然酝酿着一场盛大的绽放。霜降来临,秋风催开了一颗颗棉桃,那些由青绿变成紫褐的棉桃一个个绽开了笑口,露出了雪白柔软的棉朵。这时候的“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棉花。

大半年的辛苦,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喜悦。此时,雪白的棉花齐齐绽开,棉田仿佛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小媳妇、大姑娘身背竹筐,挎着布兜子,一双双灵巧的手,在棉花棵上欢快地游动着、舞蹈着……棉朵开了,那喜悦也像棉朵一样膨开了。

其实,棉朵是棉花的果实。

这果实不能吃到肚子里,却能穿在身上。

随手摘下一朵,只需轻轻一拢,棉花絮便溢满整个手掌,柔软细腻,给人很舒服的感觉。放在鼻间闻一闻,里面有棉株的清新,还有阳光的味道。

记得小时候,我们姐弟最喜欢跟母亲去摘棉花。母亲摘棉花的时候,脸上总挂着特别欣喜的表情。她兴致非常高,话也多了起来,问我们这些白棉花像啥。我说白棉花像雪,姐姐说像天上的白云。母亲笑说,还像棉花糖呢!

我们欢快地摘棉花,笑声也像棉朵一样温暖。

棉朵采摘回家,晾干,再去弹。弹好的棉絮,松软得面包一般。就想抱一抱它们,亲亲地贴在脸上。柔软蓬松的棉絮抚摸着脸颊,毛绒绒的温柔极了。

母亲常说,“十层单,比不了一层棉。有了棉花才能过冬呀”。那时,没有羽绒、太空棉,母亲就用这些棉絮为我们做棉衣棉被。整个冬天就不冷了。

现在的人们大都喜欢穿纯棉衣服。每当看到衣服标签上有“100%棉”的字样,就觉得亲切、踏实,仿佛又看到了家乡的棉田。

“花开不为人赞美,花放不求谁闻香。只是鲜花送温暖,只是用花做衣裳。”这是歌颂棉花的诗句。仔细品味,觉得天下父母的心都是棉花做的。


作者简介:萧斌文字爱好者,偶有习作见诸于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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