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晋尤其南朝是南方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西晋末年各族人民纷纷起义，中原地区许多大族在起义的压力下被迫南逃，大批劳动人民摆脱了对世家大族的人身依附关系，向南迁移。南迁的劳动人民带着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同南方劳动人民一道开发大江南北，至使东晋时期的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但东晋政权极度腐朽，劳动人民不能继续忍受它的黑暗统治，起义烈火到处燃烧。东晋黑暗的统治终于在孙恩、徐道复领导的农民起义的猛烈冲击下，陷于瘫痪。因而，南朝经济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一)南方经济的发展 有关南方经济的发展，史书记载很多，但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这一时期大的遗址，所以现知有关生产的考古直接资料很有局限性，农业几乎是空白，手工业也只有瓷器烧造的情况较为全面。但中外往返的资料却比较集中，它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南方对外贸易的频繁，同时，又从一个侧面衬托了当时经济繁荣的景象。  铜铁冶铸 -铜铁冶铸是长江中下游的一项重要手工业。建康尚方有东西二冶。绍兴一带古产铜、成锡，为这个地区的铸铜中心。吴晋时期长江中下游新出现的画文带神兽镜，在南朝时期最为流行，所以现存最大最精细的一面(径24.24厘米)，铸有齐建武五年(公元四九八年)铭。吴时的画 像镜，在东晋南朝时期也装饰了画文带。这种画文带画像镜，有的铸有“尚方作镜自有纪，辟去不羊(祥)宜古(估)市，上有东王父西母，令君阳逐多孙子兮”铭。根据铭文，可以知道这类尚方制品，是专为出售的商品。尚方铜镜作为商品出售，说明铸镜手工业到南朝，有了很大的发展。东晋南朝一些墓葬随葬大小铁刀、铁剪、铁镜和铁钱等。南京板桥镇石闸湖晋墓所出的铁刀残长竟达119厘米。南朝铁镜、铁钱普遍增多。文献记载，梁武帝曾用铁数千万斤塞浮山堰决口,南朝市上交易,用车载铁钱。所有这些都是当时大量生产铁的证据。  陶瓷工艺 -东晋是青瓷在江浙地区大发展的时期。萧山上董和德清戴家山是最繁盛的两处烧造青瓷点，余姚鳌唇山，金华五珠堂，鄞县小白市，甚至浙南的永嘉夏壁山等地，也都烧造青瓷器。南朝瓷器烧造更是蓬勃发展，江浙除旧有地点外，又出现了一批新产地，如临海五孔岙，丽水吕布坑等。同时，南方许多地区制作水平逐步接近了江浙，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釉色方面，武昌翠碧，福建深腻，广东闪黄，都和江浙的青莹有别。造型风格上，武昌、长沙多雄浑的大型器，江西，福建多纤巧 的 塑 造装饰，都和江浙造型自然实用的传统有所不同。江浙地区责瓷在技艺上的发展，较清楚的是器类、器型，釉色和纹饰。前两项已见分期节中，现初步分析一下后两项。在釉色方面，东晋釉色复杂化，有的更淡，有的变褐。深褐色的斑痕比西晋末更加丰富多彩。这种具有深褐斑痕装饰的青瓷，多出在南京、杭州间墓葬中，它的产地主要在德清。当时德清哥窑还烧造一种黑褐色釉，尤为别致。这些都反映了东晋世家大族的奢侈与腐朽。东晋以后，釉色变化不大，但光泽度却不断在提高。纹饰方面，东晋带饰纹简化，乃至废去，或以一、二道弦纹代替。以往泥条式的环形器身，这时修饰成方形桥式。南朝自宋以后，器身流行饰莲花纹，它的发展是以刻划到浅浮雕。从云气、羽人、辟邪这类汉代流行的纹饰，逐步改变为佛像、莲花，并不只是瓷器纹饰的时代变化特征，而是我国整个装饰花纹在这一时期的变化特征。总之，仅系已发现的器物来估计这一时期的制瓷手工业，当然是不全面的，但还是可以看到东晋，特别是南朝，青瓷手工业在江浙以及南方许多地区逐渐普及和提高了。  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 经济的发展，使南方的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频繁起来。东晋南朝统治集团墓葬中的高级奢侈品，很大数量都是海外输入品。南京和长江下游的墓葬中常见的玻璃、玛瑙、瑚、玳瑁等质料的饰品和随葬香薰所焚用的杂香，主要来自南海和印度洋一带。南方最重要的对外港口是广州。广州附近墓葬发现的玻璃、玛瑙、珊瑚、玳瑁饰品的比例远比长江中下游多。而且，在英德、曲江两个自广州北上的必经地都数量不等地发现波斯银币。国外主要是日本发现东晋南朝的遗物最多。在九州中部熊本和九州东海岸日向一带古坟中发现了数量比较多的东晋南朝时期的画文带神兽镜和各种透的金饰具。就在这一时期，日本古文献记载南朝的制陶、缝衣等工匠也到了日本。这类可以影响到日本人民生产生活的文化交流事项，在近年日本的考古发现中，逐渐得到了证实:有一些具有我国南方风格的陶器，如钟形器、五联罐、盘口壶和类乎虎子形式的陶器等，在本州中部各地的古坟中发现。排列在这些古坟周围的填轮陶俑里，发现了和南朝陶俑同样的服饰一一男戴盔帽着裤褶、女梳横髻服长裙。近年在本州伊贺石山古坟中出土了刻划出我国木构建筑中特有的“斗子蜀柱”的填轮形象。这些考古工作的新收获，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到随唐时期中日两国频繁的使节往返和大规模的文化交流，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东晋尤其是南朝为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综观上述经济发展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南朝经济比东晋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正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  （二）从墓葬的基本特点看东晋王朝的极端腐朽 东晋时期，墓室的基本特点是:形制混乱 既有以前的双室墓，又有新兴的单室 墓，而且这类新兴的单室墓(包括加宽甬道前面部分的吕字形墓)，在型墓中占主流;随葬品的基本特点是:豪华精致，品种繁多，持盾武士俑、牛车和马，随葬 品中的床榻、帐座也较普遍的存在。从这些特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世家大族的政治地位,经济实力,生活作风和思想意识。  南京富贵山墓特别注意了基础工程和加固墓顶、封门结构与改善排水设备。南京西善桥墓时代较晚，单室平面向长椭园形发展。结构工程虽不如前者讲究，但布置了前所未见的壁面装饰:有用砖砌出的直棂窗和桃形灯龛;还有大面积拼凑模制的竹林七贤画像砖;甬道间的石门门券拱石上雕出了平梁、叉手等仿木结构。这些情况不但反映墓主人在葬制上的“僭越”，而且从工程之浩大来看，他们也确有“僭越”之经济实力。这些人依靠占有大量土地，对直接控制的佃客、奴婢、部曲、荫户进行残酷的压榨，经济实力急骤膨胀。真可谓“势利倾于邦国、储积富乎公室。”“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抱扑子》外篇卷3《吴失篇》)。这一期的随葬品豪华精致，品种繁多，而且时间越晚，情况愈厉。几项突出的例证，可以集中的表明这个问题:象山王氏墓群中的七号墓，是I型墓中较小的墓葬，但随葬品超过了一二〇件，而且还出现了玻璃杯，嵌金钢石的金指环等豪华的舶来品;同一墓群中更小的三号墓，除了日用器物外，还出土了三十四件金银饰品和数十件珠饰品，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二百多颗据说可以，“令人飞行长生”的五石散;苏州五龙山太元十二年 (公元三八八年)陆陋墓中的地券上， 属然恬不知耻地记载着陋以“醉酒命终”。上述例证中的象山王氏是南迁大族的代表，苏州吴氏应是江南土著大族的代表。南北士族骄奢酣纵相尚，世代相传，日益腐朽。  东晋时期较早的大墓墓砖纹饰，还不出祓除不祥和反映墓主人希求亡灵升天的神怪内容，但到晚期却布置了大幅的竹林七贤砖刻画像，这些变化，说明当时这个阶层的人物，对现实生活中象竹林七贤那样的放诞纪从饮欣偿倍至，他们的这种虚无思想，早已超过了对虚幻的升天的追求。总之，东晋时期，世家大族政治上享受特权，经济 上急骤膨涨，生活上极端骄糜，思想上虚无颓废，确实烂透了。而反映一般地主在这一时期却很少发现，说明许多小地主被兼并。因此，可以推知当时寒门和世家大族的斗争一定很激烈。劳动人民更是压在最低层，受尽了压迫和剥削，到头来只能暴尸于野，充当犬食，当然就发现不了他们的墓葬。  (三)东晋建康的布局反映了统治阶级在死亡线上挣扎 东晋建康城在孙吴旧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着重加强了城内、城外的防御。城内偏北建新宫，其周约四公里，建成二重，绕以城壕;城外布局更为加强，北垒白下，西瓿石头，南营东府，又起苑冶城，皆驻军之所。冶城之西有西晋所筑的西州城，东府之南又有丹阳旧郡城。总之，城内殿城重重，城外城堡罗列，是东晋时期城堡的基本特点。它一方面反映了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使统治阶级犹如坐在火山顶上，惶惶不可终日，同时也反映了反动派是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妄图通过高筑墙、多筑墙来作拚命的反抗，维护其即将崩溃的政权。但是，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么?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东晋王朝的腐朽统治正是这样，在孙恩、徐道复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摇摇欲坠。最终被刘宋政权代替。  (四)刘宋墓葬的变化和 孙恩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 宋齐时期，确切地说应是刘宋时期，墓室的基本特点是:比东晋简单，大墓少见，只出现比较一致的单室墓，随葬品的基本特点和墓室相似，品种减少，反映世家大族奢侈生活的香薰， 多子盒、唾盂、虎子等，几乎不见或很少见，表现世家大族军事实力的武士俑和兵器也都很少见。这些特点都铭刻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功绩。东晋末年农民起义军对世家大族的打击是沉重的。他们到处烧官府、杀官僚士族大地主，没收他们的财产珍宝。  反映了宋初统治者的法家思想倾向，以及他们代表中小地主利益打击世家大族的进步行动。墓室简单一致，随葬品中的武士俑和兵器很少见，说明皇权同割据势力以及权臣的斗争，曾使中央集权一度加强，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都受到了限制。且型墓增多，墓室比以前加宽，并较普遍的在墓室前部设置床榻和第四组随葬品，反映了世家大族受到打击后，中小地主的势力在加强，一批被皇室信任的低级官吏正在兴起，他们的墓葬完全可以超越旧制度。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南朝经济的发展，至使元嘉年间成为东晋南朝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东晋末年的农民大起义。 正是这次大起义杀了一大批官僚世家大族，首先解放了大量的部曲、佃客、荫户以及官府奴隶，使他们脱离了对世家大族的人身依附;其次，使东晋政权瘫痪，丧失了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能力，从而大大便利了 革命农民打击封建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斗争;再次，使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大大缓和，因此，在新王朝建立之初，自耕农经济占有相当地位，社会生产有了发展。以.上三点是最重要的，但我们还应看到，这次农民起义，客观上为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文到宋政权代替东晋政权开辟了道路，为他们推行法家路线，实行某种改革扫除了障碍，从人而使他们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做了一点好事。总之，东晋末年的农民大起义，是南朝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这一历史事实，热情地歌颂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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