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 |麦肯锡公司，施南德 个人微信 |hello_SSX（交流、合作与转载） 概述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和生活。值此艰难时刻，我们更应谨记疫情带来的更宏大的启示——在袭击人类的新冠病毒背后，潜伏着一个更大的威胁：气候变化。疫情来势汹汹，却是不可持续的；气候变化的风险却是长期的、累积的。这意味着全球气候危机的持续时间与破坏力可能将远远超过此次疫情。与此同时，我们对疫情的应对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可持续发展能否实现，以及如何实现。在全球市场遭受供需双重冲击的特殊时期，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增强韧性，应当成为，且必须成为提振经济、保障民生的有机组成部分。 一万年以来，地球的气候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但近几个世纪却发生了显著变化。19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已上升约1.1摄氏度。气候科学家发现，全球所有国家的年均气温在此期间几乎均有升高。例如1980年之前，北半球夏季急剧升温的地区占比尚不足1％，到2015年已增至15％。未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范围将更广。 随着平均气温逐渐升高，热浪、洪水等“急性”自然灾害将日益频繁；干旱、海平面上升等“慢性”自然灾害也将不断加剧。只要人类还在向大气释放二氧化碳等长寿命温室气体，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风险就会持续增加。在历史排放以及地球物理系统热惯性的作用下，全球变暖已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未来十年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必将上升。 受此影响，中国将变得更加炎热和潮湿。如果排放量继续维持目前的增速，未来可能会有1000万~4500万人遭受极端高温和致命热浪的侵袭。类似于1980年“五十年一遇”的强降水概率也会迅速上升，到2030年将增长2~3倍，到2050年将增长3~6倍。 为了稳定气候、防止有形风险的扩大，国际社会需要迅速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终实现“净零排放”。虽然发展低碳经济将引发转型风险，比如某些企业的资产或将骤然减值，但社会拖延减排的时间越长，累积的风险就越大。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低碳转型对率先开始规划和投资的企业而言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中国正在积极应对气候风险，探索气候变化机遇。其气候变化适应议程涵盖了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灾害预警、应急救援计划以及其他措施。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已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风能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全球居首，能源密集型行业的碳强度也有显著降低。 长期来看，快速且有序地推进减排，可有效控制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与转型风险，并且培育和开发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中国也有望为全球减排做出独特的贡献。若能直面气候挑战、把握规律、果敢应对，中国将成为有力示范，带动其他国家与地区更快走上低碳之路。中国面临着引领全球变革的历史性机遇，有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一部分： 气候变化风险的全球视角与政策响应 研究显示，历史排放已使气候变暖和风险累积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因此遏制进一步升温至关重要。政策响应通常可分为两类：适应措施（用于管理短期自然气候风险）和减缓措施（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终实现净零排放）。二者均为应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必要手段。 自然气候风险 近日，麦肯锡公司的智库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发布了《气候风险及应对：自然灾害和社会经济影响》研究报告，分析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五大维度产生的影响。 1. 宜居性与宜业性。热浪等自然灾害将影响人们的户外工作能力，极端情形下甚至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高温会降低劳动生产率，因为工人为了避免中暑必须不时停工休息，而且身体也会本能地节省气力以防虚脱。气温升高也有利于疾病媒介的传播，进而影响人类健康。 2. 粮食系统。干旱、洪水或极端气温将对土地和作物产生影响，进而干扰粮食生产。气候变化引起产量波动的同时，也会改善或破坏特定地区的粮食系统。有时将提高作物收成，有时却会突破某个阈值，使作物颗粒无收。 3. 实物资产。极端降水、潮汐性洪水、森林火灾等自然灾害可能损毁建筑物等实物资产，甚至会对整个资产网络造成严重冲击，例如城市中央商务区。 4. 基础设施服务。基础设施属于一种特殊的实物资产，其功能可能会在使用时遭到毁坏或干扰，进而破坏其服务能力或者推高其服务成本。举例而言，极端高温可能减弱电力设施的生产力；高温、大风、洪灾等自然灾害可能干扰基础设施服务，在依赖这些资产的相关领域中引发连锁效应。 5. 自然资本。气候变化正在改变自然生态系统、毁坏某些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自然资本，包括冰川、森林、海洋生态系统，从而危及人类的栖息地和经济活动。此类影响很难通过建模来衡量，但其发展可能是非线性的，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与气温上升一样不可逆（如冰川融化）。某些影响可能由人类活动失当而引发，例如森林大火和水资源短缺，但气候变化会放大其影响范围和程度。 预计到2030年，在我们分析的全部105个国家中，上述社会经济系统中将至少有一个经历更严峻的考验。假设在RCP8.5排放情景下，2019-2050年间，生活在可能发生致命热浪的地区的总人口将从零增至7亿~12亿人（未考虑空调普及率的变化）。金融市场也将对受影响地区开展风险识别，进而影响资本配置和保险的模式。随着人们对气候风险理解的不断深入，长期借贷将更为困难，保险成本和普及率也将受到影响，其终值也将降低。这些现象都会触发麦肯锡公司发资本再分配和资产再定价。 适应措施 我们的研究表明，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四类适应措施，其发展步伐和规模也许亟待加强（见图1）。第一类措施是保护人员和资产，具体包括加强应急准备、强化基础设施和实体资产、建造防波堤等防护结构。第二类措施是增强韧性，涉及到建设额外产能或推动基础设施体系多样化，例如提高物资储备水平、设置备用电源。第三类措施是减少暴露，也即针对灾害可能恶化的区域降低人员和资产的暴露。某些情况下，资产和社区所在地难以保护或者保护成本太高，这时不妨考虑对其重新安置。最后一类措施是保险和金融措施。保险是风险管控的重要缓冲，有助于提升社会经济系统的韧性，以便尽快摆脱灾害的影响或减少连锁效应。 
减缓措施 中国于2016 年签署了《巴黎协定》，该协定旨在将本世纪的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高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升温幅度进一步限制在1.5摄氏度。1.5摄氏度的目标意味着全球“碳预算”不得超过5700亿吨（见图2）。 
气候系统中存在大量反馈回路，一旦激活便可能导致全球变暖显著加剧（见图3）。举例而言，北极永冻层融化或将释放大量温室气体；森林梢枯不仅会排放温室气体，也会削减甚至摧毁主要的碳汇；全球冰盖消融会降低地球对太阳能的反射能力。 
我们最近的一项研究探究了1.5摄氏度控温目标下全球脱碳在技术上可行的三种情景（见图4）。研究发现，不管在哪种情景下，国际社会都需要携手努力、果敢行动，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所有情景下，都需要大幅减少全球燃煤发电量（比目前水平降低70％~80％），到2030 年实现电力系统脱碳，进而通过电气化推动其他行业脱碳。同时，碳捕集技术的应用规模应比目前扩大40倍以上。鉴于中国约占全球燃煤发电量的45％，中国有望在全球电力系统脱碳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第二部分： 中国的气候变化敞口及迄今为止的政策响应 受气候变化影响，中国将变得更加炎热和潮湿，风暴、洪水等自然灾害有可能频发和加剧。这是我们在高排放、低减缓情景下分析得出的中国气候风险演变结果。 中国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 气候变化已经对中国产生了某些影响。中国科技部、中国气象局、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牵头发布的《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1909年以来，中国的平均气温增幅已达1.5摄氏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980-2012年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海平面上升了93毫米；20世纪7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的冰川面积萎缩了10％。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纬度跨度较大，气候变化对各地区的影响差异显著。我们将中国分为七个地区。预计到2050年，气候变化对各地区的影响将各有不同（见图5）。其中一些地区将更加潮湿，一些地区将更加干燥，还有许多地区将更为炎热（详情参见附录。我们将结合三个案例，剖析高排放、低减缓情景下中国气候风险的演变趋势）。 具体而言，中国的夏季将变得更加漫长和炎热。居住在可能遭遇致命热浪侵袭的人口占比将会升高，从而降低劳动生产率和户外工作时长。到2030年，中国可能将有1000万~4500万人面临极端炎热和致命热浪的威胁。每年因极端炎热和潮湿而损失的户外工作时长平均占比将从目前的4％增至2030年的6.5％与2050年的9％，相当于到2050年，年均GDP损失可高达1万亿~1.5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7万亿~10.6万亿元）。预计华东地区发生致命热浪的概率最高，户外工作时长的减少幅度相对较大。 此外，预计中国出现极端降水事件的概率也将升高，从而推高与江河泛滥风险相关的资本储备比例15。2020-2050年间，预计中国每年受江河泛滥影响的人数将从6750万人增加到8300万人左右。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因江河泛滥和山洪暴发造成的平均损失可能从目前的35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500亿元）增加到2050年的51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600亿元）。中国西北地区面临的洪灾风险是最高的。 未来十年间，中国面临干旱威胁的时间将有所拉长，而缺水风险将有所降低。与1998-2017 年的基准数据相比，到2050年，中国的农作物总产量预计将增加约2％，但各地区之间将存在一定差异，局部地区产量可能下降。 
中国迄今为止的政策响应 中国的适应措施对于其管理自身风险至关重要。同时，中国的体量和影响力也足以推动全球减排事业，引领世界走向更加稳定的气候环境。在许多关键领域，中国已经展开了行动（见图6）。 
在适应措施方面，中国于2013年发布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年），中国为适应措施支出3.9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15年GDP的1％。 在减缓措施方面，中国也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推进脱碳转型、发展绿色经济。在可再生能源方面，中国的投资连续七年位居全球第一；电动汽车市场规模现已超过欧洲与美国的总和；中国也在积极开展技术驱动型“能源革命”，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改革能源市场，以显著提升采矿、纺织制造等能源密集型行业的能效。 中国向国际社会做出了重要承诺。2018年，中国与其他16个国家共同发起了全球气候适应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了气候适应解决方案的八大领域，并将2019年定为行动元年，向全球推广这些解决方案。此外，中国于2016年签署了《巴黎协定》，承诺为减缓未来气候风险做出贡献。 尽管如此，中国的排放量仍约占全球总量的20％，净排放量达16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见图7）。但从人均排放量看，中国不到美国和加拿大的一半。煤炭约占中国2018年总发电量的70％；在截至2019年6月的18个月中，中国的煤电容量增加了42.9吉瓦，超过同期其他国家和地区关停的煤电厂总容量。此外，甲烷（CH4）贡献了中国净排放量的约30％，这种强效温室气体主要来自化石燃料价值链（包括煤炭开采）与粮农系统（牛肉与大米）。 
第三部分 (摘要) ： 中国“4+3+3”气候变化应对方案 中国为应对气候变化所采取的措施令人称赞，尤其是在汽车等行业的减排措施可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借鉴。然而，考虑到其可观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中国可以有更大作为。积极引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也有利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中国可以考虑实施侧重于减缓措施的“4+3+3”气候变化应对方案，在提升自身适应能力的同时，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见图8）。 
编辑 | Bry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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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longhy2000 > 《空间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