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散文】张洁方/那个叫董家村的地方

河南文学杂志 2022-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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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洁方

那个叫董家村的地方，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前几天，我回老家，专门去了趟董家村。我知道，我的母校早已不在了，可我还是要去。我去寻找的，不仅仅是母校的遗迹，更要寻找的是属于我的青春岁月。

这么多年来，不止一次，我站在中国地图前，寻找那个叫董家村的村子的标记，终也无果。可那个叫董家村的地方，在我的心里，却刻得是那么深，深入骨髓。因为，我的高中时光，就是在那个地方度过的。

地图上没有标记，不证明那个村子不存在。它隶属现在的卢氏县横涧乡管辖，就在横涧街的东边。如果不是一道河水从中间穿过，两个地方差不多能连接起来。干脆这样说吧，横涧那地儿，就是两山夹峙中的一道大川，董家村在川东，横涧街在川西。

我上高中的时候，横涧乡不叫横涧乡，叫中阿公社。1958年，横涧因和阿尔巴尼亚的一个农业社结为友好农业社，便改了名。公社所在地设在横涧街上，老百姓还习惯地叫横涧街。公社时期，教育相当普及，生产队有小学，大队有初中，公社有高中。只是我不明白，公社办的高中，怎么不办到公社所在地，而是办到董家村，就像我不明白历史上的那些书院，譬如岳麓书院、嵩阳书院，都办在远离都市的辽边区域一样。这个问题困惑我许多年。有次，我与人闲谈，说到这个问题，那人说，建学校也很讲究风水的哩！听了他的话，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一个社办时间不长、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的高中，曾经培养出了以车迎新、张国梁、莫连蕊、董万军、韩小勇、张润水等为代表的一大批部委、地厅、县处级干部，除了老师的教育和个人的努力，估计和风水确实也沾点关系。

许多人羡慕我运气好，我也觉得我运气好。我上高中，不是考上的，而是赶上的。也就是说，并非我的学习好，而是沾了年龄的光。初二时，我们大队那一届，总共只有一个班，十二个学生，就我最小，其他学生都比我大，有的大两岁，有的大三岁，有的甚至大四五岁。平时，我没少挨大同学的欺负。一度，我曾经怨恨过自己的小，更嫉妒过别人的大。可当上高中时，我开始庆幸自己的小，又幸灾乐祸于别人的大。我实在没有想到，那时候上高中，竟以年龄为标尺。标尺一卡，把那些年龄大的全卡下去了。不得不说，我确实算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

不过，我还是差一点没上成高中。我差一点没上成高中的原因，不来自学校，也不来自社会，而来自我的家庭。我伯父说，识几个字，摸不错男女厕所就中了！个头已经超过镢头把，该回来挣得工分了！

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上树摘过桃子，反正我摘过。我甩掉鞋子，往手心唾口唾沫，搓搓，把住桃树，手脚并用，一蹿一蹿往上攀，眼看就要够着鲜红的大蜜桃了，却从树上滑下来。这和我上高中很相似。毫不讳言地说，不是我自动从树上滑下来的，而是我伯拽着我的腿，把我从树上拽下来的。或者干脆说，我还没有开始爬树，我伯已经拽住了我的腿。

要说，这也不能怪我伯父，要怪，最该怪的是贫穷，是贫穷拽住了我的腿。我们一家八口人，只有我伯一个男劳力。其实，我妈也算是个男劳力，一顶一的男劳力，尽管，她给队下放羊，一天只挣七分。但羊粪也顶工分啊，一担一分。我妈上午下午放羊，中午搂叶子、担土垫圈，细算下来，比我伯挣的工分还多。然而，我们家在生产队，仍然年年是缺粮户。在那个靠工分吃饭的年代，工分就是粮食，就是生命。在生命面前，一切都是次要的，包括高中。包括知识。

在我们家，我伯是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的话就是圣旨。圣旨是不可以违抗的。违抗圣旨，后果很严重。可是我，已经豁出去了，就像东汉时期那个强项令董宣，梗着脖子，宁死也要抗旨。许多年过去，我都一直忘不了那段时间，我伯的权威，在巴掌和棍棒上失灵后气急败坏而又无可奈何的样子，更感叹我十五岁的骨肉怎么那么抗打。僵持到后来，还是我二妈替我解了围。我二妈是村里的小学老师，我从三年级到五年级，就是她教的。她对我伯说，叫娃上吧！我伯父说供不起。我二妈说，你供不起，我供。我伯见事已至此，就勉强答应了，但有一个先决条件：他的学费，他挣！闻听我伯说出这样的话，我咬牙切齿地说，放心，我保证不花你一分钱！

现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伯已过世多年。凭心而论，我是不愿意写这一节的。可是，我还是本着事实本真写了。我之所以要写，并没有控诉我伯父的意思。在我长大后，在我陷进困顿的生活泥潭里时，我已经选择原谅他了。之所以写这段，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说，我上高中是多么的不易！

我是挑着柴火和粮饭来到董家村，走进高中校园的。

董家村是个大村，大约有一千多口人。我调查过，村里主要住着张、赵两姓，杂姓不多，但绝对没有姓董的。我不明白，一个没有姓董的村子，为什么叫董家村。不过，这不是我该关心的问题。我该关心的，是我将要在此就读的学校是个什么样，我的老师是什么样，我的同学是什么样。

先说说我的学校吧。

我的学校处在村的西边，校园的形状很不规则，不规则在于，教师公寓伸进村子里，村里一户吕姓人家的房子伸进校园里，大门直接对着操场开着。有时候，我们在球场打篮球，球会飞进吕家的院子里。而我们的一排伙房，又把吕家的山墙包裹起来。伙房的侧边，拉了一道墙，与吕家的院墙齐，在一条水平线上。墙上开了一道门，我们从那道侧门进入院子，排队到窗口打饭，然后端着碗，或在院子吃，或到操场上吃，反正不用桌子。想啊，一碗糁子饭，或者，一碗糊涂面，一筷子酸黄菜，放在饭上边，要桌子有什么用！

与伙房并列的，还有一长排瓦房，是男生寝室，寝室再往东，是专业班教室，黄墙，灰瓦，这是我们学校的主色调。我们的伙房，我们的寝室，我们的教室，都是这种色调。瓦是黄土烧的，过窑后，变成灰色；墙是黄土打的，搅泥的一层墙皮，也是黄土活泥，自然保存了黄土的底色。寝室的前边，是一排教室，教室的前边，还是一排教室。一排教室九间，容三个班。刚好，高一三个班，高二三个班，一个年级一排。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在校学生大约三百左右。一年级那排，挨着寝室。二年级那排的前边，就是老百姓房子的后檐墙了。学校的大门，就开在老百姓与女生寝室中间的山墙处，大门外是一条土路，宽丈余，通过横涧河，可到街上。

学校里的房子，门都朝北开，唯女生寝室的门朝南开。与女生寝室对应的，还有一排房子，是专业班的伙房。中间的院子，大约两三丈宽，呈东西走向。往里走，有一大门，门楼巍峨。门两边是两间厅房，厅房的两边是两排厢房，穿过厢房是三间上房。房墙全部青砖砌就，院子也铺了青砖，相当豪华。的确，这进院子是够豪华的，椽子全部是加工过的方木，朱漆门楣，雕梁画栋。我虽生长于老界岭大山，也没见过那么粗的大梁。要命的是，正房的边上，还有一间偏房。偏房下边，有个地窨子，长条花岗岩铺就。我下去过，里边阴森森的。解放前，这里是国民党民团的所在地，民团团长郭焕庭就住在上房里，两边厢房，住的是大小头目。大门外的女生寝室和专业班教室，是团丁住的地方。解放后，学校建在这里，这进院子成了教师住室兼办公的地方。

存贮在我记忆深处的，不仅仅是校园，还有教过我的那些老师们。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语举止，一直映现于我的脑海。

我上高一的时候，分在一班，班主任是张文圣老师。那时，张老师大概有四十岁以上，或者更大一点。我无法确定他的年龄，就像我无法确定他的学问深浅一样。据说，他是卢氏县域里一等一的特级教师，学识渊博到能用车载斗量程度。他个子中等，偏高，留分头，戴一副说不清是近视还是老花的眼镜，往课堂上一站，派头十足。他当我们班主任时，从没有怒颜厉色喝斥过哪个学生，甚至，对学生很和蔼，可学生们都怕他。再调皮捣蛋的学生，到他面前，也都变得规规矩矩。我想，他的不怒自威，一半来自他的学识与涵养，一半来自他对学生的关爱。

教我语文的，是何宝瑛老师。那时，何老师已经很老了，满脸的褶子，像极了褪过青皮的核桃；头发也稀少得可怜，仿佛沙漠上偶尔长出的几丛红柳；牙齿大概快掉光了，两腮吸进去，嘴也窝着；他戴一副老花镜(我敢确定，何老师的镜子绝对是老花的，因为年龄在那搁着嘛)，镜子一边有腿，一边没腿，没腿的一边用根绳子绑着，却也不是绑在耳朵上，而是绑在有腿的那条腿上。通常，那根绳子会从他的后脑勺盘过来，显得很滑稽。由于嘴里没牙，说话便跑风，读课文时，发音难免不标准。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个好老师。他给我们讲课极其认真，对学生的提问也极其认真。由于我偏爱语文，提问自然就多，何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讲解。说实在的，我对何老师的尊重，是发自内心的。

金明理是我的化学老师。个子不高，白净。白净的过了头，导致头顶都闪闪发亮，像银色月光下塔克拉玛干一个圆形的沙丘。我不知道是沙丘内部蕴藏的油汽太过丰富，烧得头顶寸草不生，还是整日钻研化学，起了化学反应。那时，他顶多不过三十岁，一身英气，女学生还有看上他的，头顶怎么就那么不争气呢。后来，陈佩斯走红，那头，简直就是照着我们金老师长的。金老师讲课，口齿清晰，动不动还给我们搞个小实验。我们都挺喜欢他的课。

时常让我想念的，是教我们英语的张天英老师。我上高一的时候，张老师刚从师范学院毕业，漂亮得仿佛刚展开瓣的粉色芍药，蕊蕾上还挂着露珠。最要命的，是她的舌头，怎么那么灵巧，硬是把英语说成鸟语，甚至比鸟叫还婉转悠扬。上她的课，我们不会感觉枯燥，感觉受罪，而是一种美的体验，美的享受。可以这样说，在学校时，我最喜欢学的，除了语文，就是英语了。时至今日，我还会偶尔卖弄两句呢：古得拜！古得毛宁！一度，她成了男女同学共同的偶像，都想长大后成了她。

我上高中两年，经历过两任数学老师，一任是杨景洲老师，一任是宋新民老师。我数学差，又天生愚钝，最怯上数学课。怯的延伸是厌。每每上数学课时，我就厌烦得要死。偏巧，杨老师讲课，嘴里像含了颗核桃，哇儿咕哝的，听得我一头雾水。宋老师讲得好，讲得清楚，可我脑子还是一盆浆子，什么角A等于角B，角B等于角C，把我翻搅得一塌糊涂。

给我记忆最深的，还有刘绪业老师。刘老师是灵宝人，长得很富态，身体宽厚，面部也不寒酸，特别额头，富态得几乎能渗出油，亮汪汪的。按说，富态的人都和善。可他不，他从来都板着脸，不苟言笑。听说，他的学养也相当深厚，可以和张文圣老师比肩。当时，他还担任着学校副校长。校长是乔文忠老师。刘老师教我们物理。他上课，没一个学生敢捣乱。上课铃响了，他夹着课本走上讲台，课本往堂桌上一放，沉一会儿，问：上节课，我们讲到哪儿了？学生杂乱回答：牛顿第二定律！他吸口气，噢一声，又问：那么，牛顿第二定律是什么呢？问毕，他的目光变成扫描仪，从第一排，一直扫到最后一排。谁都知道，这是要提问的前奏啊。同学们的头，立马一本正经地低下，大气都不敢出。那一刻，教室里似乎按下静止键，连空气都不敢流动了。按说，到了这样程度，他该见好就收了，可他不，他偏要把紧张再往高处提提。他沉着脸，发出第二声问：这个问题谁来回答？当他的第二声问在教室回荡时，同学的头快扎到桌斗里去了。看到一个个狼狈的样子，他也不训斥任何人，而是缓缓地说，这个问题，还是我来回答！这时候，大家吊到嗓子眼的心，才呼塌一下放到肚子里，头也纷纷抬起来了，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据说，他这一套，叫加深记忆法。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法非常管用，以致过去这么多年，我都记忆犹新。

上高二的时候，我被分在三班，班主任是高凤鸣老师。高老师留平头，长了副国字脸，给人很方正的感觉。可他讲课并不方正，有个下意识动作，怎么也改不掉。也许，他压根就没有想着去改，可能是觉得舌头伸出来，向上翻卷，去舔上嘴唇的动作很酷。也许，他的上嘴唇抹有蜂蜜，不舔可惜了。他在堂上舔一回，我坐在下边笑一回。还有，他讲课善用普通话，但不太标准，改良过的横涧普通话，听起来，有点南腔北调。他读课文，特讲究抑扬顿挫：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句子本来是这种结构，他读的时候，必须在中间停顿一下，变成：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读的时候，声调忽高忽低，吐字忽轻忽重，加上摇头晃脑，让人实在受不了。往往这时，胆子大点的女生会喊：哟一一哟一一，男生则笑得前仰后合。那时候，人们的视界还是不够开阔，搁现在，妥妥的朗诵达人。

还有教我们历史的荆芳春老师，较之高老师，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女同学私底下的话说，贫气入内了！历史，是门很严肃的学科，是应该板着面孔去教的。而他不，他想把历史当成语文教，当成诗词教，讲课的时候，抑扬顿挫就产生了。他不仅讲课抑扬顿挫，批评或表扬学生也抑扬顿挫。我们班有个女生，是个乖乖女。一次，荆老师在课堂上表扬她：你看某某，多亲！多乖！俗话说，小娃勤，爱死人。小娃懒……他拖腔拖调表扬到这儿，话锋陡地一转，加重语气，恨跺跺地说，狼吃没人撵！他讲课，贫虽贫，可他把枯燥的东西讲活了，倒让我们对历史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可我这个学生，自高中毕业后，再也没有进过师门，真可谓大逆不道。在此，我向他们说声对不起，并向他们深鞠一躬，表达我对所有老师的愧意。

过去这么多年，我不止一次幻想过，假若能回到十五岁，回到那个董家村的高中校园，该多好啊！

如果把人比成一杆竹子，那么，出生即是破土；开始上小学，算是长了一节；上初中，又长一节；上高中，便算长到第三节了。长到第三节的竹子，虽然不能算竹笋了，但绝对是棵嫩竹啊，青翠的竹子上，还扑有一层灰白的粉。那是竹子弹射出的青春孢子，是生命激素挥发的旺盛。这个时候的竹子，质地纯洁，没有任何杂念，心无旁骛地只顾往上长，蓝天是它的目标，是它灵魂的归宿地。那时的我们，像极了一杆嫩竹，蓬勃葳蕤，仿佛觉得，我浑身的血液都在燃烧，无论怎样都抑制不住。我想把这种情绪记录下来，突然决定写日记。

九月一日，晴

今天学校开学。我激动得一夜没睡着觉，爬到窗户上看了两回星星。第一回看，勺子星在上坪梁垴。第二回看，还在上坪梁垴。这勺子星吃地丁了？又停一会，我不看星星了，直接从炕上爬起来，穿衣下地。我妈说还早哩。我伯说，烧得五脊六兽！我不接他们的腔，也不点灯，摸黑开门，把准备好的粮饭被卷往担在坷台上的柴捆上绑。我妈擦洋火将灯点着，到灶火给我做饭。吃过饭，天还不太明，一丝红线才把天撕开一道缝，我就担上担子上路了。

我们家离横涧街三十里，董家村在横涧街边上，距离基本差不多。由于心里高兴，担上担子不觉得压人，一路只歇了两歇，槲树嘴一歇，红沟口一歇。九点多就到学校了。我把柴火担到伙房，卖了柴火，把粮饭换成饭票，然后找老师报到。办完入学手续，把铺盖卷扛到寝室。寝室是一排土炕，炕上铺有苇席。由于我来得早，就挑最里面的位置，铺了被褥。

被褥铺好后，突然困意来袭。离中午开饭时间还早，我决定睡一会儿。可躺下后，却怎么也睡不着，好像心里有把火在烧。我爬起来，绕校园转了一圈，爬到窗口上，看遍所有教室，又对教师公寓里的建筑产生极大兴趣，先是一阵探头探脑，接着试着走进那道巍峨的门楼，见并没人过问，就大摇大摆逛了一圈。出来后，又到村里转起来。村里的房子全部土墙灰瓦，有的四间，有的三间两间，有的宽敞，有的逼仄，排列杂乱，村巷也不直溜。巷与巷之间，也就是过个架子车的距离。村中心有一口井，辘辘把明光明光，井台的石板也明光明光。我对井产生了极大兴趣，伸长脖子，握紧住辘辘把往井里看，被一老者喝斥：看啥看，没见过井？我讪笑笑。说实在的，我确实没有见过井。在我们老界岭，几块石头往溪里一堆，就是一个水潭，我们都在潭里吃水。

下午，报到的学生多起来。他们陆续往学校里走，我从学校往外走。我走出学校，来到横涧街上，走进文具店，买了一支水笔，一瓶墨水，一个笔记本，花去两块七毛钱。顺带，我在这里说一下，我利用初中毕业这段时间，担了二十多担柴火，砍了十几根椽子，挣了几十块钱，除去交学杂费书本费外，还有八块七，绝对算是有钱人了。我要读新书了，就得用新笔、新本、新墨水，现在，我爬在土炕上，写下我有生以来的第一篇日记，用的就是今天买回来的新笔记本。

九月二日晴

按说，今天不必要起早，学校安排，上午八点半召开新生欢迎大会。可我还是天不亮就起来了。我要抢在太阳前边起来，看董家村的太阳从哪出来，看川里的太阳和山里的太阳一样不一样。

董家村的太阳从村东边那道土梁后边拱出来，和我们山里的太阳还真不一样。我们山里的太阳，没有董家村的太阳红，也没有董家村的太阳大。不过，我们山里的太阳，比董家村的太阳挂得高。

欢迎新生入学大会在操场上召开。主席台上摆了一排桌子，桌子上边铺着红布。后边坐了几个人，我不认识是谁。会议开始，坐在左边的一个老师先讲了几句，然后说请乔校长讲话，我才知道，坐在中间那个戴顶黄帽子的人是我们的校长。校长声音很洪亮，很有劲气，辅以肢体动作，大讲一通，最后用毛主席语录作结束语：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身上！

会场掌声雷动。

大会结束后，各归各班，先是排座位。教室摆了四行桌子，中间两行，两边靠墙各一行，从进门一直向后，大约七八排吧。我分在最前边一排靠里的墙边，和侯焕学同学一桌。座位排好后，班主任张文圣给我们训话。他的话很简洁，只有几句，却句句铿锵：同学们，你们是学生，是高中学生。你们的任务只有两个字一一学习！如果还有其他的字，那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从这刻起，我要把张老师的话，当成我的座右铭。

……

不得不说，张文圣老师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特别是在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学校普遍弥漫着一股沮丧情绪，甚至怀疑学习还有没有用。张老师发现这种情绪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毛主席逝世了，可他打下的江山还在。为了江山不灭，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这段话，也被我写进日记里。尽管，我去部队后，我的日记，连同我写的许多小说，全锁在一只木箱里，放在笆笆楼上，被老鼠咬破箱子嚼碎，拉去铺窝了。可那精髓，已经全部移植进我的血液里。时至今日，已经步入暮年的我，只要有空，还时不时习惯性地翻翻书，写点东西，与张老师的教导绝对分不开。

学校处在村与河的中间地带。夏日的傍晚，学校放学后，近处的同学都回家了，我们这些住校生，会三三两两去往河边，有的背古诗词，有的背英语单词，有的为一道题或一件事争论得面红耳赤。其时，夕阳把西天烧化，溶进横涧河里，一河的红在涌动，仿佛是我们的血管在奔突。冷不丁地，我会大谈了一通理想。谈过后，自己把自己吓了一跳。不曾想，我这个山窝里长大的孩子，怎么突然就有了理想呢？难道，董家村的太阳，敲了我的天灵盖了！

一次，我问过西桦栎树下一个叫莫焕朝的同学，你的理想是什么？莫焕朝说他的理想是当空军，开着飞机在天上飞。不曾想，莫焕朝怀着和我一样的理想。那时，高考还没恢复，要想走出大山，只有一条路一一当兵。后来，他的理想实现了，真当了空军，还荣升中校。最让他引以为豪的是，曾为培养航天英雄杨利伟做出过贡献。而我，虽然也当了兵，却是陆军，到现在也没有上过天。

曾经，我对两年高中生涯的得失做过总结，总结的结果是，只有得，没有失。我得到的，除了知识，还有思想，还有信念。当然，还得到了那个被荆老师表扬的乖乖女。如果硬说有失的话，就是时光了。可时光，总是要走的。你躺着，时光也会走。

那个叫董家村的地方，多次出现在我的梦里。前几天，我回老家，专门去了趟董家村。我知道，我的母校早已不在了，我去寻找的，不仅仅是母校的遗迹，更要寻找的是属于我的青春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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