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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孕育产生，其内涵是政治一统与“华夷有别”。自秦以后，疆域一统和“华夷分治”成为汉至明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华夷互动加速，强调“入华”为“正统”。隋唐时期则偏重于“华夷一尊”。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华”弱“夷”强，“大一统”的内涵更强调“合九州居正统”。明朝在民族观念上趋向保守，更强调“华夷之辨”和“内外之别”。清朝对“大一统”进行全新的阐释，突破了此前的“华夷之别”和“内外之别”，突出华夷一体、中外一体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从而实现了“大一统”思想的重大突破。 “大一统”“是一种向心力，是一种回归的力量”，是中华文明绵绵不绝和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内核。自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们提出后，“大一统”思想成为影响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大一统”思想如此之重要，学界对“大一统”问题予以较多关注。从哲学和思想史角度探讨儒家思想“大一统”的有：葛志毅指出“大一统”的本意是《春秋》“尊王”之义，凸显政治一统。葛荃认为“大一统”政治主旨，即要张大君权一统天下，并分为等级理论、君臣理论、君统传延和华夷之辨四个方面。刘家和认为《公羊传》“一统”中“一”的含义是要从“头”、从始或从根就合多为一。黄朴民认为董仲舒突出了“大一统”思想的神圣性与合理性，何休则把巩固集权统治机制作为“大一统”的中心内容。杨向奎认为“大一统”思想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而文化的要素更占重要地位。路高学指出先秦儒家“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以“一”为代表的王道秩序。马卫东认为“大一统”包含“天子至上的政治认同、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三个层面，最大特点是“合多为一”。 从边疆史与民族史角度关注“大一统”的有：何星亮认为“大一统”理念包括“大一统”的地理观（天下观）、政治观(政治一统) 、思想观（思想一统）和民族观（华夷一统）。思想和文化上的“大一统”是中华文明之所以数千年绵延不断的重要原因之一。张云认为少数民族对“大一统”理论的贡献在于融入“大一统”体系、发挥“华夷一家”思想、实现“大一统”辖区、推行“大一统”制度、实施“大一统”文化。汉、唐、元、清都把疆域统一作为其正统地位的重要条件。刘正寅认为清朝接受并发展了“大一统”思想，形成以推重“大一统”政权为核心、取消华夷之别为特征的正统论，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近代中国领土疆域的基础。卜宪群指出“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特点，与中央集权郡县制国家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措施等密切相关，且影响深远。 有关“大一统”思想演变的历史也有不少学者关注。李治亭认为清朝的“大一统”论是对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的完全否定。成崇德则认为清朝入关建立中央政府表明清为“正统”，承担了“大一统”的重任。郭成康认为雍正皇帝的“中外一家”理论是重大的创新。韩东育认为雍正皇帝的“大一统”解释彻底消解华夷之辨，确立“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新论，进而确立清朝立国的合法性与正统性。日本学者岸本美绪认为雍正皇帝利用儒教的普遍主义理论来向汉人知识分子宣扬清朝的正当性，这“是'机能性’华夷观的一种最极端的类型。” 显然，学界对“大一统”的研究多是经学发展、哲学思想、国家治理及边疆治理、民族发展史的角度论述，鲜见论述“大一统”的内涵及其发展演变。李大龙分别探讨了农耕王朝和游牧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实践问题，涉及了“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及其发展，并对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有具体探讨。段华、胡恒富曾分析“大一统”的内涵，认为“大一统”思想主要包括对于中华民族祖先认同、对中华文明的心理认同、对中华民族族源认同、对以龙为主图腾的文化认同、对国家统一的政治认同等。笔者认为“大一统”首先是一个历史概念，需要在用历史学角度细致梳理“大一统”内涵及其发展演化的基础上，进而才能从历史长时段的视野考察“大一统”对我国古代历史发展及疆域治理的历史意义与现实启迪。故此，本文就“大一统”思想内涵的发展演变展开论述，不当之处，敬请赐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的产生：政治一统与“华夷有别” “大一统”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对万物源一、万物归一的最早阐述。继老子之后，孔子的思想中也孕育着“大一统”思想。他认为“天子”是“天下”的核心，应该“尊王”。《论语·季氏篇》中提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八佾篇》中提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对孔子“作春秋”记载为：“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孔子也对辅佐齐桓公称霸而“尊王攘夷”的管仲表示赞赏。“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大一统”的概念，却彰显了维护周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思想，将“政治权力”统一于天子，并实现“一匡天下”的疆域观是明确且强烈的。也正因为如此，《春秋》公羊学派在对《春秋》的阐释中，提出“大一统”概念。 继孔子之后，战国时期的诸多思想家多对“一”提出各自的见解。墨子提出“一同天下”的命题。他指出：“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的“一同天下”命题，就是指出天下归于一，归于统一，归于天子。如此，则天下治，天下安定。 与墨子相似，孟子进一步提出了“定于一”的命题。《孟子》载：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里的“定于一”含义就是天下统一则天下安定。当然，在孟子看来，能够担任“定于一”大任的应是仁者。此后，荀子再次阐述了天下一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 在追求“尊王”和“天下一统”的同时，还存在着“华夷之辨”的问题。在黄河中下游的炎黄部落集团不断融合下，形成了夏人、商人和周人，三代迭进，至西周时融为一体，成为华夏族。与此同时，尚未被周人纳入统治的边疆族群则被称为“夷”“狄”“蛮”等名称。春秋中叶，族群间矛盾日渐激化，各族群的自我意识增强。诸夏族称演变为华夏，并以衣冠礼乐文明而自居，产生文化心理上的优越感而歧视“夷”“狄”“蛮”等族群。“华夷之辨”由此产生。管仲提出：“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再后，苍葛提出：“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由此可见，华夷之别逐渐形成。关于华与夷的关系，孔子提出了“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和“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并认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如此强烈的文化优越感，造成了深厚的华夷隔阂与华夏对四夷的统一意识。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孔子认为令“远人”来服，应该是通过内修文德，而不是诉诸武力。同时还可看出，孔子的思想中包含着这一意识，即只可“诸夏”令“远人”来服从，不可“诸夏”服于“远人”。孔子之所以尊管仲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尊王”，而且在于“攘夷”。他发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的感慨，就是其华夏优越感的最明显体现。继孔子之后，孟子曾言：“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荀子认为：“诸夏之国，同服同仪。蛮、夷、戎、狄之国，同服不同制。”孔子及孟子、荀子的思想成为后来“华夷大防”的核心内容，从而使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带有鲜明的局限性。 综上，春秋战国时期是“大一统”思想的孕育萌发时期。维护“天子”为天下核心的政治观、“天下统一”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构成了“大一统”思想的三大基石。故此，“大一统”思想的最本质内涵应该包括“权力归一”的政治观、“天下一统”的疆域观及“华夷有别”的族群观三部分。其中，“大一统”思想的核心是以“一”为代表的政治秩序。杨向奎认为孔子的立场是维护周天子之一统，是为“尊尊”；孟子主张以新王而一统天下；荀子时代的大一统局面更加成熟，并最终由荀子的门徒韩非子及李斯等人完成天下一统。然而，法家思想不同于儒家思想，秦的统一并非是儒家理想中的一统，直至汉武帝完成。此论甚是深刻。 二、秦朝“大一统”思想的政治实践：疆域统一与华夏的整合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实现了席卷天下、并吞八荒的雄伟壮志，完成了规模空前的疆域一统。饶宗颐认为：一统之事，始于秦，而从空间以言“天下一统”之称，恐亦导源于此。实现疆域统一后，秦朝在行政管理和文化建设方面也进行统一部署。廷尉李斯等奏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而请加王号“泰皇”。嬴政最终定王号为“皇帝”，从而确立中国古代历史上高度集权的中央封建政治体制。针对丞相王绾“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的建议，李斯认为“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帝则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从而在全国设立郡县，实现了郡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重大的行政治理体系变革，影响甚为深远。与此同时，秦朝在统一的疆域内实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在巡视全国过程中，秦始皇在各地不断勒石记功，着重宣传其实现全国一统的宏大功绩。在泰山封禅后的勒石中记载：“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在琅琊台刻石记载：“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在之罘刻石，辞曰：“清理疆内，外诛暴强。武威旁畅，振动四极，禽灭六王。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在碣石门刻碑记功：“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在会稽立石刻文：“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黔首修洁，人乐同则，嘉保太平。”通过郡县设置，度量衡、车轨统一及文字一体化，秦朝将治理的范围扩展至全域，并贯彻至统治基层，有力促进“华夏区”的整合。这是对春秋战国以来华夏与“四夷”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总结，也是当时“华夏”范围内的统一，从而形成了“秦人”的概念，成为秦朝“华夏”的别称。 此外，秦朝在北逐匈奴的基础上，连接原来秦国、赵国和燕国的长城，构建“秦长城”，实现了长城内的“中国”与长城以北的匈奴的隔离。这对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班固认为：“秦始皇攘却戎狄，筑长城，界中国。”范晔也指明：“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李治亭高度赞扬秦朝对“大一统”的历史性贡献，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了中国'大一统’的崭新局面，这是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秦修长城，也就把'大一统’扩展到长城脚下。”这一论断较为公允。 三、汉至明代“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及其实践：疆域一统与“华夷分治” 虽然秦朝国运短暂，但其实现“大一统”的思想已深入人心，成为我国历史上有雄心有抱负的政治家们的政治追求和治国理念，但在不同阶段却各有所偏重。 （一）汉代“大一统”思想发展：“华”为“正统”与“华夷分治” 西汉立国之初，就面临着北方匈奴的严峻威胁。“白登之围”使得汉朝不得不暂时向强大的匈奴妥协。历经“文景之治”后，汉朝国力大增，具备了经略边疆的实力。公元前140年，年轻有为的汉武帝继位。在他继位第三年（前138），东南边疆爆发危机，“闽越围东瓯，东瓯告急。遣中大夫严助持节发会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走，兵还”。三年后（前135），东南危机再现，“闽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将兵出豫章，大司农韩安国出会稽，击之。未至，越人杀郢降，兵还。”汉武帝在处理两次东南边疆危机时均采取了强硬的“出兵”政策。事实上，汉武帝面临着较大阻力。在处理第一次东南边疆危机的决策过程中，针对太尉田蚡“不足烦中国往救也”的态度，汉武帝的使臣严助表示：“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万国乎?”汉武帝也明示：“太尉不足与计。”可见，汉武帝在边疆经略上表现出强有力的积极作为态度。在处理第二次东南边疆危机时，汉武帝再次遇到了淮南王的劝阻，称“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在处理危机后，汉武帝派人向淮南王阐述了自己的主张“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李大龙认为，这反映着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已经初步形成，并开始重新构筑以西汉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这个论断是正确的。还应看到，汉武帝提出的“汉为天下宗”，表明汉武帝认为在构建“大一统”战略中，以“汉”为代表的“华夏”掌握着“一统”的权力。换言之，只能由“华夏”完成“大一统”，而不是“四夷”。如此，引发一个古代史上另一个重要命题——“正统”。从汉武帝的表述可知，汉为正统，即“华”为正统，“夷”不能为正统。只有正统王朝，才具有立国的合法性，方能“正朔服色”，所谓“帝王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否则就是“僭伪”。可见，西汉“大一统”思想发展的表现为确立“华”为“正统”。自此“华夷之辨”演变为立国合法性的“正统”之争与疆域治理的“华夷分治”。 在完成对东南边疆经略后，汉武帝把视野转向北方，令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屯云中，中尉程不识为车骑将军屯雁门。随后，他诏贤良问策，先是表达对周“一统天下”的敬仰，称“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继而表现强烈的愿望：“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他要求“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在此背景下，董仲舒、何休、王吉等儒学大家就《春秋》进行新的阐释。 董仲舒对《春秋》中“一元”思想进行阐发：“《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从而进一步阐释了“大一统”的含义。他明确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并认为“大一统”的含义是“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他把“大一统”的内涵扩展至天命、历法、服色、礼乐及疆域方面。《公羊传·隐公元年》：“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何休注释为：“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此处，何休将“大一统”从时间的起始阐释为“政教”，从而赋予“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之意。戴圣在其主编《礼记·中庸》第二十八章明确阐述其思想：“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王吉也就《春秋》阐释自己的见解：“《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从上述西汉学者的论著可知，他们对“大一统”的解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疆域的统一，而且深入到治理体制一致性和文化认同方面。可见，中国社会由春秋战国至秦汉的发展大势是由“合多为一”走向了“化多为一”，也就是由分封制走向了郡县制，由分封的“一”转成了集权的“一”。葛荃认为《春秋·公羊传》传文从始至终贯穿着一条“大一统”政治主旨，即要张大君权一统天下，这是国家治理理念的核心。 经过多年征战，“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西汉终将强敌匈奴纳为“藩臣”，将南越和卫氏朝鲜纳入“大一统”王朝直接管辖之下，将西域及“西南夷”纳入版图，完成了“大一统”王朝的构建，不仅奠定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疆域形成的基色，也积极推动了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发展和最终形成。 在完成对全国疆域统一后，西汉在疆域治理实践中贯彻着“华夷分治”的特点。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王制》称：“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故此，“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对其治理应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礼记·中庸》又载：“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处“教”即礼义教化。汉代班固对“风俗”解释为：“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谓之俗。”此处“俗”是民风习惯之意。“修其教，不易其俗”含义是通过教化来提升其德道修养而不改变其日常民风习惯。“政”即刑禁，引申为政令。此处的“宜”通“仪”。王先谦认为“仪，谓风俗也”。郝懿行认为“仪与义同”。王念孙认为：“风俗不得谓仪。仪谓制度也。”笔者认为“宜”本义为“适合”，故衣服以“宜”论，“宜”可以引申为规制或制度。故“齐其政，不易其宜”意思是通过治理使得其政令一致而不差异，同时不更改其日常生活规则，“当逐物之所宜”。 中原王朝疆域内“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内外之别”成为中央王朝“华夷分治”的思想根源。汉朝廷在汉朝疆域的南部及西南地区设立儋耳、珠崖、南海、苍梧、交趾、合浦、九真、日南、犍为、越巂、牂柯等郡，在东北地区设玄菟、乐浪、辽东等郡，在河西走廊设定酒泉、敦煌等郡。在郡县地区边缘及之外，设置属国以“主蛮夷降者”，设置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分别管理乌桓、西羌等，并置西域都护管理西域。这是西汉疆域治理体制的一大创新。 东汉班固曾总结汉代及以前的“华夷观”和“治理观”为：“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外内也……是以外而不内，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国；来则惩而御之，去则备而守之。其慕义而贡献，则接之以礼让，羁縻不绝，使曲在彼，盖圣王制御蛮夷之常道也。”西晋江统在《徙戎论》中亦云：“《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此为汉朝“华夷观”对汉族士大夫的深刻影响。 （二）两晋南北朝“大一统”变革：华夷互动与 “入华”为“正统” 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各民族深度交流和交融的重要时期，一些入主中原的边疆民族统治者也纷纷认同“华夏”传统，主动将自己纳入“华夏”的历史序列，打破自西汉以来“正统”体系中的“华夷之别”，从而获得“正统”身份，使北朝历史呈现出继承华夏正统的强劲态势。 任何一个标榜“正统”的政权，就必须完成“正统”所肩负的统一疆域的职责。前秦皇帝氐族人苻坚曾言：“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故此，他在统一中原后急于南征东晋，以实现“统一天下”之大业。以“正统”自居后，苻坚即将其他边疆民族视为“夷”，他对出征西域的大将吕光说：“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 （三）隋唐“大一统”提升：“华”贵“夷”卑的初步改变 平定陈朝而完成统一大业的隋朝，结束了“正朔不一将三百年”的分裂局面。隋文帝在继位之初就明确继承北朝“正统”，“皇家以火承木，得天之统”。隋文帝虽然对吐谷浑的使臣宣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亲爱也！”但对自己侍臣却表露真实的看法：“浑贼风俗，特异人伦，父既不慈，子复不孝。朕以德训人，何有成其恶逆也！吾当教之以养方耳。”先后矛盾的话语表现出隋文帝“华贵夷卑”的认知。 唐初，唐太宗不仅完成了中原的统一，还统一了东突厥和西域高昌，疆域大为扩展。在民族问题上，唐太宗曾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由此可见，唐太宗认识到了“华夷”之间的不同，并可通过“德泽”以达到亲如“一家”的效果。虽然如此，“华”与“夷”之间的地位仍有不同。贞观十三年（639），在最初安置东突厥部落时，他力排众议，坚持厚待归顺的贵族，却遭其叛变和行刺。处置完毕后，他对侍臣曰：“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乃同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用求久安，未之有也。”在唐太宗的认识中，虽然“华”与“夷”有“根本”和“枝叶”之别，但二者同处在“天下大树”中，是紧密关联的，这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 鉴于上述认识，唐太宗在安置归降的东突厥部众时，采取了与汉朝相似的“羁縻”治理体制，“还其旧部于河北，建牙于故定襄城”；“准汉建武故事，置降匈奴于塞下，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以实空虚之地，使为中国扞蔽……东自幽州，西至灵州，分突利故所统之地，置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又分颉利之地为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云中都督府，以统其众”。此后，唐朝在边疆民族地区设置了大量的羁縻都督府及安边都护府，以“抚慰诸藩，辑宁外寇，觇候奸谲，征讨携贰”。这与内陆实施的府州县制度有着显著区别，依然体现出唐朝在国家治理中贯彻着“华夷有别”的理念。可见，虽然唐代“华贵夷卑”有所改变，但是“华夷有别”依然存在。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从文化的角度阐述了“中国”与“夷狄”的互动转换关系，他认为：“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由此可见，在古人历史观中，“华夷”之别并不是血统之差异，而是文化之区别。这与西方人类学所论的民族概念有着本质不同。 （四）五代宋辽金元“大一统”发展：“华”弱“夷” 强与“合九州居正统” 五代宋辽金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民族大互动大交流的阶段。北宋占据传统的农耕区，西夏占据西北，辽朝占据北方草原及华北北部的农牧交错带。继辽之后，金朝又占据黄河流域。该时期“华”弱“夷”强的形势，使得各方对“大一统”的认识出现分化。欧阳修特撰《正统论》阐述其“大一统”与“正统”观。他首先指出：“《传》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统’。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统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他继而具体划定三个标准：“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始虽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正，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天下大乱，其上无君，僣窃并兴，正统无属。当是之时，奋然而起，并争乎天下，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泽皆被于生民，号令皆加乎当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于一，则大且强者谓之正统，犹有说焉。”按照这三个标准，他认为：“故正统之序，上自尧、舜，历夏、商、周、秦、汉而绝，晋得之而又绝，隋、唐得之而又绝，自尧、舜以来，三绝而复续。”在欧阳修看来，“大一统”即“正统”，二者是紧密关联的，符合“大一统”标准就是“合天下于一”，即疆域的统一。这似乎又回到了秦汉时期“大一统”内涵的“疆域统一”，但不谈“华夷之别”。 继欧阳修之后，司马光进一步发展了“大一统”和“正统”说。他曾言：“臣愚诚不足以识前代之正闰，窃以为苟不能使九州合为一统，皆有天子之名而无其实者也。虽华夏仁暴，大小强弱，或时不同，要皆与古之列国无异，岂得独尊奖一国谓之正统，而其余皆为僭伪哉！”可见，司马光对“正统”或“大一统”的标准是“使九州合为一统”，即完成疆域统一者，方能符合“正统”或“大一统”。他进而指出，“若以自上相授受者为正邪，则陈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为正邪，则刘、石、慕容、苻、姚、赫连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旧都也。”“若以有道德者为正邪，则蕞尔小国，必有令主。”他认为，“是以正闰之争，自古及今，未能有通其义，确然使人不可移夺者也”。故此，他采用的标准就是是否“混一九州”的“功业之实”，以“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 欧阳修和司马光在“华夷之辨”及“正统”问题上确有高瞻远瞩之见，他们突破了过去“华夷观”“授受观”“居中夏观”“道德观”的局限，以完成疆域统一的“国家观”去审视中国历史发展，这是“大一统”思想的重大突破，对后世有深刻影响。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凡例》中认为周、秦、汉、晋、隋、唐诸朝为“正统”，而周秦之间、秦汉之间、汉晋之间、晋隋之间、隋唐之间及五代均为“无统”。这显然也是以疆域统一与否而划定的。为何宋人的“华夷观”显得单薄？刘浦江曾分析原因为两点：一是中国人传统主流的华夷之别不是种族而是文化；二是在面临契丹的入侵时，汉人在心理和文化上认同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此论甚是精确。 称霸于蒙古草原的契丹在唐朝是以“藩”附于中原王朝的。自占据幽云十六州，接触更多的农耕经济和华夏文化后，逐渐认同了华夏文化和中华民族观。辽道宗曾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辽朝自以“华夏”正统而自居后，便以其他边疆民族为“夷”。天祚帝即便在归降金朝时，仍自诩“奄有大辽，权持正统”。辽朝从“藩”到“正统”认识的转变，反映了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及“夷”“夏”文化意蕴的动态发展。在边疆治理上，辽朝实施“南北两面官制”的本质仍是“华夷分治”。“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职，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与辽朝相似，崛起于东北的女真人在进入中原后，逐渐接受华夏文化，以“中国”“正统”自居。在疆域治理上，金朝依然实施“华夷分治”，在内陆设府州县，在边地设置众多“部族节度使”。 继辽、金之后，元朝也认识到疆域统一与“正统”的密切关系。至元四年（1267），宋人刘整进言：“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从而坚定了元世祖灭宋以“天启混一”的决心，最终实现了更大范围疆土的统一，将东北渔猎经济区、北方游牧区、西北和西南的游牧与农耕兼营区、南方及中原农耕区、滨海农耕与渔业区囊括一起，可谓疆域“大一统”贡献者。汉、隋、唐、宋诸朝虽有天下之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乃“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定国号为“元”，“见天下一家之义”。 元朝不仅实现了疆域的“一统”，而且变革了唐宋以来全国性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等以年号命名的惯例，改为《大元一统志》，正式将“一统”列入全国地理总志之名，为明、清两朝所因袭。元朝脱脱突出《春秋》，这俨然以华夏正统而自居。虽然元朝在行政建置上标榜“自封建变为郡县”，“盖岭北、辽阳与甘肃、四川、云南、湖广之边，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陆”，但在实际层面，仍为“华夷分治”。内陆设立诸多行省，下设路、府、州、县四等，但在东北及北部边疆却“因俗而治”。如合兰府水达达等路“其居民皆水达达、女直之人，各仍旧俗，无市井城郭，逐水草为居，以射猎为业。故设官牧民，随俗而治，有合兰府水达达等路，以相统摄焉”。 （五）明代“大一统”回归：突出“华夷之别”与“内外有别” 继元之后，以农立国的明朝再次强调“华夷之辨”，体现出鲜明的保守性。朱元璋在北伐元军时发布《谕中原檄》，虽然提出“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但也承认“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之内，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这段话值得细细玩味。在朱元璋看来，华夷之别是客观存在的，却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且这一地位是“天授”。他在洪武元年（1368）《即位诏》中再次宣称：“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朱元璋认为元朝入主中原即为“天下主”，便有了“正统”。显然，明朝更加看重疆域统一的重要性，朱元璋在《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阐明：“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 不过在明朝统治者内心深处，依然是华夷有别。明宣宗曾云：“四夷非可以中国概论，天地为之区别，夷狄固自为类矣。”故此，“驭夷之道，守备为上。春秋之法，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盖来则怀之以恩，畔而去者不穷追之，诚虑耗弊中国者大也”。这一“回归”至东汉班固的思想成为明朝治边的主导性思想。刘浦江认为，自“土木之变”后，明人民族情绪持续高涨，“华夷之辨”开始兴起。明代学者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以方孝孺及其门生为典型。方孝孺早在洪武七年（1374）《释统》一文后指出“夷狄”不可居“正统”，应为“变统”，从而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但其学说在当时并不是主流。成化年间，丘濬继承了方孝孺的思想，他在《世史正纲》中更是强调“尤在于严内夏外夷之限”。嘉靖年间更是彻底颠覆了元朝为正统的体系。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更是倡言“夷、夏分以其疆”。可见，从明初至明末，明朝在“华夷”问题上越加保守，基本封死了“夷”变“夏”的可能。所以，罗志田认为“自宋以降，基本是政治情势愈不利于华夏，则夷夏之辨就愈严；愈严则愈是从非文化层面去诠释夷夏之辨”。这一结论是符合历史发展大势的。 明朝坚持“内外有别”的边疆治理思想与实践，对明代疆域稳固起到了削弱作用。明朝大规模修筑长城，并在长城南侧驻防军队，实则是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夷”之间的交往。由于过于强调边疆与内陆的差异，明朝对边疆的治理基本采取了“以夷制夷”的模式，这种模式是在承认和强化边疆个别民族首领对本民族和地区治理的前提下，实现明朝对边疆的整体治理。一旦明朝对上述边疆民族首领的控制力下降，这些首领自然就会形成相对独立的割据势力，而不是效忠于明朝。最为典型的实例就是明后期东北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带领女真崛起，割据东北，进而入关统一中原，实现了明清鼎革。 四、清代“大一统”突破：强调疆域统一、华夷一体与施政一致 在明朝对东北边疆治理“失衡”时，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建州女真（皇太极改为满洲）崛起。经过皇太极的努力，东北已经完成统一。面对区域内满洲、蒙古和汉人的多元化民族结构，皇太极认识到必须重视汉人的地位，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的重要观点。此外，他还重视蒙古人的地位，将“蒙古衙门”改为“理藩院”，提出“满洲、蒙古、汉人彼此和好”的民族共同体理论，这是清朝建立初期对民族问题的主导思想。 定鼎京师后，顺治、康熙及雍正皇帝继承了皇太极的民族思想，并进一步发展。顺治皇帝多次指出：“满汉官民，俱为一家。” “方今天下一家， 满汉官民皆朕臣子。” “朕兼治满汉， 必使各得其所，家给人足。”康熙皇帝也强调“朕统一寰区，无分中外，凡尔人民，咸吾赤子”。在多伦会盟后，康熙皇帝顺利将喀尔喀蒙古纳入清朝疆域，不再修葺长城。他指出：“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如古北、喜峰口一带，朕皆巡阅，概多损坏。今欲修之，兴工劳役，岂能无害百姓？且长城延袤数千里，养兵几何，方能分守？”到了清朝康熙年间，不再修葺维护长城，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废修长城”之举，是自秦汉以来，中原与塞北长期交往交流互动的结果，并进一步消弭了“华夷”间的隔阂，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雍正初年，吕留良、曾静等人再次提及“华夷之辨”，认为中原与边疆是内外之别，虽然清朝夺取江山，但未得正统，是“盗窃天位，污染华夏”，从而否定清朝政权建立的合法性。面对上述威胁清朝统治根基的思想异动，雍正皇帝决定依据华夏经典的儒家典籍进行辩驳，以厘清当时国内思想的乱象，夯实清朝立国合法的基础。 雍正皇帝认为虽然华夏与四夷居住地不同，但均属同一天下，不应该有内外之别。“天下一家，万物一源，如何又有中华、夷狄之分？……九州四海之广，中华处百之一，其处东西南朔，同在天覆地载之中者，即是一理一气，岂中华与夷狄有两个天地乎？”虽然清朝建立者是满洲，但“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这一言论，实则是承认满洲为中国之一员，满洲具有“中国”观。此外，同被汉人尊为华夏先祖的舜和周文王分别是汉人认为的“东夷”和“西夷”之人，但这并不能因二人的原来族籍而否定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可以说，雍正皇帝的言辞充分说明了清朝统治者自认为清朝就是中国的发展与延续，满洲是“中华”的一部分。 此外，清朝实现了疆域的“大一统”，这是历史上汉代、唐代和明代所不及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雍正皇帝尤为看重疆域的统一，多次重申清朝在疆域上的贡献。他认为正是实现了疆域的大一统，唐宋明时期的此疆彼界之分才在清朝消失，从而真正实现了从“内外有别”到“中外一体”的转变。他曾谕令内阁：“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正是因为建立了疆域大一统，所以中国境内各族民众打破了原来的地域之别，而成为“一家之人”。“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虽然有满汉之名，但“夫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 雍正皇帝对“大一统”的阐释，是建立在清朝实现了疆域大一统之基础上的，由此产生了超越民族的“大一统”观，这个观点否定了过去“内外之别”和“华夷之辨”。特别是雍正皇帝强调“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这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思想雏形。“中外一家之统”“中外一家之人”“中外一家之政”是雍正皇帝对“大一统”内涵的新阐释，即疆域统一、华夷一体与施政一致，三者共同构成清朝“大一统”新理论的三个基石，从而解决了夷狄入“中国”这一根本问题，由“以夷治夷”转变为“国家治理”。 在“正统”问题上，乾隆皇帝多次阐述自己观点。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他在批阅《通鉴辑览》时指出：“历代相承，重在正统。如匈奴在汉，颉利在唐，凡与中国交兵，自宜书寇，以正大一统之义。即宋室运际凌夷，然自徽钦以上，共主位号犹存，书法尚宜从旧。若五季时，中国已瓜分瓦解，不独石晋为辽所立，即梁唐诸代亦难与正统相衡。犹之南宋以后，不得与汉唐北宋并论也。且朕意在于维持正统，非第于历代书法为然。洪惟我国家开创之初，当明末造，虽其国政日非，而未及更姓改物，自宜仍以统系予之。至本朝顺治元年，定鼎京师，一统之规模已定。”他还特别强调“朕评论及此，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天下万世严予夺，即以是示创惩”。十月，他在审阅四库全书馆进呈《李廌济南集》时，再次阐发“正统观”：“朕命诸臣办理四库全书，亲加披览，见有不协于理者，如关帝旧谥之类，即降旨随时厘正，惟准以大中至正之道，为万世严褒贬。即以此冲是非，此等背理称名之谬，岂可不为改正以昭示方。”此后，他在审阅元朝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时，明确提出清代“正统”的由来：“我朝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在乾隆皇帝看来，清朝的“正统性”是来源于明朝，这无疑表明清朝是坚持华夏正统的立场。乾隆五十年（1785）二月，祭历代帝王庙建成，乾隆皇帝在《御制祭历代帝王庙礼成恭记》中再论“正统”，指出“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南北中外所得私。舜东夷，文王西夷，岂可以东西别之乎，正统必有所系”。此外，他还认为“明太祖为一代开创之主”，故“朕南巡时，躬诣孝陵致祭，用彰隆礼胜朝之意”。乾隆五十四年（1789）四月，他在《御制安南记事文》中再次指出：“自古至今，主中华而称正统者，率可知矣。”可见，乾隆皇帝认为清朝是“主中华”而得“正统”，与继承明朝“正统”的观点是一致的。 清朝对“大一统”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中外一体”的阐释和深化，更体现在实践方面，具体表现为实现疆域统一和中华民族主体构建及其边疆治理向边疆内陆化的探索。 首先，经过顺治、康熙、雍正及乾隆四朝长达110多年艰苦卓绝的不懈努力，清朝于乾隆二十年（1755）十月终于实现全国疆土的统一，形成了空前辽阔的疆域，这是清朝留给中国一项重要的历史遗产——领土遗产。美国历史学家何炳棣在1967年发表《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清朝对中国的重要性首先就表现在实现了全国的统一，给中国留下辽阔的疆域。 其次，清朝致力于“中外一家之人”的构建，这为晚清 “中华民族”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历史积淀和民族基础。在清朝统一疆域的过程中，也不断对“中外一家之人”进行构建，从国家高度确立了对“中华民族”中汉、满、蒙、“回”、藏五大主体民族的认同。在清代诸多碑刻及匾额中，清朝特别撰写汉、满、藏、蒙、“回”五种文字，或者其中的两种、三种、四种或五种。如清代漠南蒙古地区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和活动中心汇宗寺立有镌刻满、蒙、汉、藏四种文体的碑铭。避暑山庄的正门——丽正门的正上方镶有乾隆皇帝用汉、满、蒙、“回”、藏五种文字题写的“丽正门”石质匾额。康熙、乾隆年间，清朝先后颁布《满蒙文鉴》《两体清文鉴》《三体清文鉴》《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是清朝官修的以清文鉴命名的辞书，包括汉、满、藏、蒙、“回”五种文字对译分类。《五体清文鉴》的修纂，绝不仅是文体或文化上的意义，而且是包含清朝对当时中国境内五大主体民族的认可。宣统三年（1911）年底，清帝逊位诏书中明载：“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至此，这就构成了清末“中华民族”的核心，也是民国时期“五族”的由来。1902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22年进一步完善“中华民族”的内涵，认为“故凡满洲人，今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他把满洲列为“中华民族”之中。“中华民族”是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大地上众多民族历经数千年积淀“自然凝聚”的最终结果。客观而言，清朝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清朝对边疆治理模式新探索体现在从“因俗而治”向边疆内陆一体化的转型。清前期的东北、北部、西部边疆治理遵循“因俗而治”理念，分别设立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伊犁将军的军管行政体制及驻藏大臣、青海办事大臣的特殊行政体制，这与内陆及西南“改土归流”后的省府州县行政体制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清朝在上述边疆地区的基层治理程度较弱，不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和社会发展。故此，在晚清边疆危机下，清政府开始转变边疆治理模式，率先在新疆实施建省，确立新疆与内陆一致的省府州县行政体制。此后，东南海疆的台湾和东北原来三将军辖地分别建立行省，从而实现了上述地区与内陆行政管理体制的“同质化”。在晚清“新政”后，清朝积极筹备在东蒙古地区及西藏地区建省，但因“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灭亡，建省筹备暂停。 五、结语 “大一统”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思想家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命题，是对西周天子为政权之首和分封制政治体制的理论总结，在历经秦朝和西汉初年的政治实践后，对我国疆域的形成和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历经千余年的发展演变，“大一统”思想成为封建王朝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追求。“大一统”已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基点，并与国家治理紧密关联。它既是历代封建王朝治理国家的一个重要理念，也是国家治理自身的重要内容。在“大一统”的内涵不断发展历程中，清朝作为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仅发展了我国古代传统治国理念，采取了诸多创新举措，而且开始向“近代”转型。在此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大一统”的内涵给予全新的阐释，在全国疆域统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和疆域治理模式探索三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历史发展和中华文明留下了辽阔疆域遗产，也为中华民族形成及疆域治理积累了宝贵的智慧。 从“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可见，虽然不同时期内涵有所偏重，但是实现政治统一、疆域统一的含义是明确的。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之一，关于“华夷”的争论一直存在。从历史事实看，我国古代“华夷”是按文化习俗区分，且“华夷”之间是互动的，特别是“夷”接受“华”文化，即可以转变为“华”。由此，所谓的“正统”并不是“华”的专权。总之，“华夷互动”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更是中国疆域和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各民族共同推动了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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