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北宋富弼,历史中的外交天才:他的一张嘴,能敌千军万马

 公元2012 2022-05-14

岁在癸丑年始七十年正旦日书事

富弼 〔宋代〕

人生七十古来稀,今日愚年已及期。
从此光阴犹不测,只应天道始相知。

富弼这辈子,当过枢密副使,主政过多个州县,德才双馨,口碑不错。哪里需要他,他就在哪里挺身而出,属于“万金油”式的干部。

富弼活了八十岁,绝对是古人里的寿星。不过,当进入古稀之年,基本告别政坛一线以后,他回顾人生,既感幸运的同时,也感光阴如梭、逝者如斯。做了许多事,但最闪光的,莫过于诟如不闻、推行新政、出使契丹、抗疫救人。

富弼(1004年2月13日 -1083年8月8日),字彦国。河南(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北宋名相、文学家。

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富弼举茂才异等,历授将作监丞、直集贤院、知谏院等职。庆历二年(1042年),奉命出使辽国时,以增加岁币为条件,据理力争,拒绝割地要求。任枢密副使时,与范仲淹等共同推行庆历新政。新政失败后,出知郓州、青州等地。任内救助数十万灾民。至和二年(1055年)拜相。宋英宗即位,召为枢密使,因足疾解职,进封郑国公。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再度为相,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判亳州,拒不执行青苗法。后以司空、韩国公致仕,退居洛阳,仍继续请求废止新法。元丰六年(1083年),富弼去世,年八十。累赠太师,谥号“文忠”。元祐元年(1086年),配享神宗庙庭,宋哲宗亲篆其碑首为“显忠尚德”。为昭勋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从祀历代帝王庙 。今存《富郑公集》。

富弼多次出使辽国,对西夏情形也十分关注。他利用自己对宋、辽、西夏三国关系的透彻了解,助宋朝撬开辽夏同盟,使宋、辽、西夏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稳定。但晚年力抵变法,又劝神宗“愿二十年口不言兵”,被认为是因循守旧、锐气尽丧的表现。

图片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个著名论断:“吾中华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诚然,两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最繁荣、文化最昌盛的朝代。但与此同时,宋朝又因为重文轻武、军事羸弱外患不断、受尽欺辱。

正所谓“弱国无外交”,两宋319年期间,被辽国、西夏、金国轮番威胁恐吓、敲诈勒索,从未断绝。好在,宋朝武弱而文强,向来不缺乏可以凭一己之力舌战群儒的外交天才,热播剧《清平乐》中的钢铁直男富弼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富弼,字彦国,西京洛阳人,北宋名臣,官至宰相。真实历史中,关于富弼的关键词有很多,比如“洛阳才子”、“晏殊女婿”、“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他毕生最杰出的历史贡献无疑是就两盟契丹,外交报国。毫不夸张地说,富弼一人之力,远胜千军万马,这就是外交的力量。

《能改斋漫录·卷十·议论》“王公进退自安”条:予观元奉间儒者郭景初善论命,谓富彦国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时生,四十八岁,自八座求出,知亳州。神宗后召为相,终不肯再入。未六十致政,避申酉禄绝之运。全神养气,年八十余,至甲戌运方死。

《宋史》卷313《富弼传》:富弼,字彦国,河南人。初,母韩有娠,梦旌旗鹤雁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笃学,有大度,范仲淹见而奇之,曰:“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

富韩公初游场屋,穆修伯长谓之曰:“进士不足以尽子之才,当以大科名世。”公果礼部试下。时太师公官耀州,公西归,次陕。范文正公尹开封,遣人追公曰:“有旨以大科取士,可亟还。”公复上京师,见文正,辞以未尝为此学。文正曰:“已同诸公荐君矣。又为君辟一室,皆大科文字,正可往就馆。”时晏元献公为相,求婚于文正。文正曰:“公之女若嫁官人,某不敢知。必求国士,无如富某者。”元献一见公,大爱重之,遂议婚。

宝元、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三人,被当时的人视为翘楚。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开天章阁,征求时务。范、富二公身预当时名望,希望这场改革使天下太平富强。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富弼也上当时急务十余条和安边十三策,意在进贤退不肖,抑制侥幸之徒,去除沉疴宿疾。

以此逐渐替代各路监司中无才无德的主官,再以新秀淘汰其所管辖部门的不称职者,用活水使得方塘如鉴。细观二人奏疏,都是以改革官制为要旨。仕途上,仁宗亲擢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等人,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和韩琦共为枢密副使,欧阳修为台谏官。他们一起,共同参与了这场名垂青史的重大改革。

图片

富弼于天圣八年(1030年)以茂才异等科及第。步入仕途后,他先到河阳(今河南孟州)任节度判官厅公事,接着到绛州(今山西新绛)、郓州(今山东东平)为官。几年后山东一带多有兵变,有些州县长官见乱匪势强,软弱无能,不但不去镇压,反而开门延纳,以礼相送。后来朝廷追究,派使者严查。

范仲淹负责处理这些事。富弼对范仲淹说:“这些州县长官拿着朝廷俸禄,竟然姑息养奸,形同通匪,都应定死罪,不然今后就没人再去剿匪了。”范仲淹则说:“你不知道啊,土匪势强,远在山林,难以围剿,地方政府兵力不足,贸然围剿,只能是劳师伤财,让老百姓白白受苦罢了。他们按兵不动,以图缓剿,这大概是保护百姓的权宜之计啊。”富弼不同意范仲淹的看法,与他争执起来。有人劝富弼:“你也太过分了,难道忘了范先生对你的大恩大德了吗?”原来,富弼考中进士后,正值皇帝下诏求贤,要亲自考察天下士人。范仲淹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派人把富弼叫来,给他备了书房和书籍,让他集中精力写出对政事的看法,富弼因此得以被皇帝赏识。富弼回答:“我和范先生交往,是君子之交。先生举荐我,并不是因为我的观点始终和他一致,而是因为我遇到事情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怎能因为要报答他而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范仲淹事后说:“富弼不同俗流,我欣赏他,就是因为这呀。”富弼遇事有主见,不盲从,不随便附和别人,即便对天子也是这样。

富弼克己奉公,为官清正,颇有廉声。据《宋稗类钞品行》记载,富弼出任枢密使时,宋英宗赵曙刚登上天子的宝座。英宗登基后,将其父宋仁宗的遗留器物,都拿来赏赐给朝廷重臣。众臣叩头感谢领赏之后,一起告退。英宗却单独请富弼留下,又在惯例之外,特别赏赐他几件器物。富弼先叩头谢恩,然后就坚决推辞不接受这份额外的赏赐。英宗有些不高兴,轻描淡写地说:“这些东西又不值什么钱,你没有必要推辞呀!”富弼恳切地说,“东西虽然很微薄,但关键是额外所赐。大臣接受额外的赏赐而不谢绝,万一将来皇上做出什么例外的事来,凭什么劝谏呢?”最终富弼还是推辞掉了这份赏赐。

图片

除了协助范仲淹进行外臣的改革,富弼的手还关注到了皇帝的后院——奏请宫中内侍坚持三年一换。改革期间虽有流言蜚语,但仁宗对于富弼仍然信任有加。对外,庆历和议时,认为宋廷应该早于契丹派遣使节,不应将册封西夏之恩拱手让与辽国。对于中央决策体制,从富弼开始,中书舍人也拥有了封还词头的权力。

图片

富弼参与的取士改革,在其登第之时,就已经开始——一改制举专试诗赋,而以策论为国抡才。虽然年仅一岁有余的庆历新政,很快夭折,但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富弼在这一年有余的时间里,正如他的名一样,协助范仲淹推动着北宋这艘巨轮向前进发。

庆历之后的富弼,变化的是他的处世方式、为官能力、不变的是他的君子本色、爱民之心和与范仲淹的君子之“盟”。初遭贬黜,出知青州,富弼惠政爱民,当地百姓乐于输送米帛,使整个青州渡过难关。出知河北,时逢饥荒,不顾众人劝阻和个人安危,为老百姓准救备荒物资,因此百姓极为爱戴他们的这位父母官。

他奖拔后进,求贤若渴,以国士之礼对待苏轼,奖拔王安石,革新推恩之法,使之上升为一项制度。虽然爱才,但他也为自己的过失悔恨,对于王安石入参机要后的所作所为深自忏悔。对于国家大计,敢于打破常规,护国周全。仁宗病重,富弼与文彦博同居禁中,共同护国安稳,与王尧臣等人密谋立英宗为嗣。

图片

嘉祐年间(1056-1063),富弼为相,深孚众望,天下人都敬称他为“真宰相”。仁宗驾崩,英宗按例赏赐群臣,虽然数目不多,但富弼坚辞不受。英宗亲政之时,反对韩琦用强硬手段使曹太后撤帘还政。神宗继位,富弻作为老臣,告诫血气方刚的年轻皇帝,应当以护国安民为本,20年之内不要妄动之举而劳师动众。

《宋史富弼传》对他担任宰相时的为人和政绩的评价可谓公允:“守典故,行故事,因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观富弼一生为人,未尝因与晏殊关系妨碍公务。庆历新政时,范仲淹举贤不避亲,没有因为富弼的老泰山晏殊身居宰相而回避,仍然举荐他担任枢密副使,共同推进新政的展开。

和平比战争更可贵

富弼临危不惧,不辱使命,以有限的经济代价,为北宋北部边境拆掉了一颗“炸弹”。
对此,苏轼点赞:“百余年间,兵不大用者,真宗、仁宗之德,而寇准与公之功也。”(《富郑公神道碑》)
——富弼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舌战契丹,表现了高超的语言艺术和谈判技巧。
《三莲诗话》记载:“富郑公奉使辽国,虏使者云:'早登鸡子之峰,危如累卵。’答曰:'夜宿丈人之馆,安若泰山。’”在对手面前,不光谈判不能输,就连文化比拼也技高一筹。这是多年读书的厚积薄发,更是他才思敏捷、妙语连珠的集中体现。
苏轼一般不给人写墓志铭,但富弼是个例外。在这篇《富郑公神道碑》中提到:“然以单车入不测之虏廷,诘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无一语少屈,所谓大勇者乎!”言语之间,满满的钦佩。
即便是敌国契丹,也很钦佩富弼,“北方自(国)主(辽兴宗)而下,皆称重之”(《续资治通鉴长编》)。
尽管有时代局限、阶级局限,但富弼仍是北宋的英雄,也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富弼是用一种信念在战斗。他以圣贤为榜样,将爱国情怀和个人发展融为一体。
年轻时代,他就认为:“圣贤得其时,则假富贵之位,以所学之道施于当世之民,不得其时,则甘贫喜贱,亦以所学之道著于书以教后世。圣贤之心,尽于是而已矣。”(《与陈都官书》)很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这正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
自从奉旨跟契丹人周旋以后,家里接连来信,他认为家信会扰乱思绪,便付之一炬,专心谈判工作。他是满含对国家、民族的挚爱,最终完成了出使的使命。
——富弼是用一份理智在战斗。两个大块头的博弈,不可能是零和游戏。谈判的过程,既是人与人之间的斗智斗勇,也是国家实力和耐力的比拼,更是在寻求相互妥协和利益交集。
庆历增币的实质,是破财免灾,加钱换和平,加钱换土地,对宋朝来说有点窝囊,但也不能脱开当时的形势,就全盘否定。
毕竟,北宋深陷内外交困,财政枯竭、内乱不断,边备废弛,急需打破契丹和西夏的军事同盟,稳住契丹,集中力量对付西夏。
在这种情况下,富弼跟契丹周旋的本钱并不多。两害相权取其轻,加钱对宋朝的危害远小于割地。否则,如果双方开启战端,开销更大,且胜负难料。宋朝一旦输了,损失更大。
其实,富弼的小算盘打得很精。北宋用增加岁币,换得契丹不再惦记关南十县,还破坏了契丹和西夏的军事同盟,让契丹不再支持西夏,甚至出兵攻打西夏,尽管输得一塌糊涂,但还是牵制了西夏的精力。
使命完成后,富弼两次婉拒了宋仁宗的提拔,还特地禀告宋仁宗:“增岁币非臣本志,特以方讨元昊,未暇与角,故不敢以死争,其敢受乎!”(《宋史·富弼传》)
富弼在下更大的棋。他希望宋仁宗以此为契机,“思北境轻慢中原之耻,常怀仇雪之意,坐薪尝胆,不忘戒备,内则修政令、明赏罚、辨别邪正、节省财用,外则选将帅、练士卒、安葺被废,崇建威武。使二边闻风自戢,不敢内向,纵有侵犯疆塞不为深患”(《辞枢密副使》)。
在富弼看来,皇帝励精图治,比自己升官更重要。
遗憾的是,宋仁宗不是汉武帝,也不是宋太祖。即便是影响远不及王安石变法的庆历新政,刚动了既得利益者的奶酪,就被扼杀了。

出使北境,因国书与皇帝口授不同,富弼认为是宰相吕夷简之过。晏殊因为吕夷简辩护,富弼就称自己的老泰山与吕夷简为同党。此话虽然荒谬,却也体现了富弼的因公废私,敢于直言。在曹太后撤帘还政英宗事件中,富弼与韩琦属于同一战线,主张曹太后尽快还政于英宗,但是富弼主张以一个比较平缓的方式还政。

图片

当得知韩琦以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让曹太后撤帘(撤帘之时仍然能看到曹太后身影),富弼表现出了对这位挚友加盟友的不满,导致二人之间的裂缝,到晚年都没能完全弥合(致仕之后韩琦屡有书信问候富弼,而他几乎没有回信)可见富弼对于原则和立场的坚持。

自古忠孝难两全,富弼对长辈却是极尽孝道。母亲去世,他坚持服丧期满,才正式复官。期间虽然被五次起复,但是仍然坚持服孝。富弼性格平易近人,又治家严谨,对子女更是严格要求。富弼死后家中情况如同富弼再生,家中规矩未尝妄动。其子出仕担任官职,却因父亲曾经反对新法,而在徽宗时拒绝就任财政之官。

富弼生性十分孝顺,恭敬勤俭喜欢修行道德,与人说话一定毕恭毕敬,即使是微官及布衣谒见,都一样隆礼相待,表情十分庄重严肃,看不出喜怒之情。富弼喜欢善人嫉恨恶人,这是出于他的本性。富弼经常说:“君子和小人相处,一定不能得胜。君子不能得胜,就洁身而退,乐于正道没有怨恨。小人不能得胜,就互相勾结挑拨散布谣言,千方百计,一定要获胜才罢休。等到小人得志,就放肆毒害善良之人,希望天下不乱,是不可能的。”他终身依此而行。

仁宗时,虽然与韩琦为善,却也未敢因私废公,乃至于韩琦自说“最怕他富相公也”,可见其对于朝廷大事的严于律己、一丝不苟。与范仲淹相交,至死不渝。范仲淹在世,富弼口称“圣人”。范仲淹去世,作为政坛上的盟友和一生的挚友,富弼亲为其题写墓志铭,客观而又极尽哀荣地,叙述了范仲淹的先世和生平。

图片

对这位挚友和盟友,富弼不吝赞词,称:“独公挺生,为天下贤。人获一善,已谓其难。公实百之,如无有然。”“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神宗时年过古稀的富弼终究致仕。身处江湖之远的富弼恬淡自如,虽然换了一种生活方式,但也过出了别样人生,让后人意识到夕阳下的人生同样精彩绝伦。

他晚年寓居洛阳,宠辱偕忘,把酒言欢,身处洛阳耆英之会,被传为一段佳话。但富弼同范仲淹一样,终究还是一个士大夫。他虽然致仕,却未敢忘于忧国,但凡朝廷有大事咨询,他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然居闲,但也不忘品评人杰后进,尤重询问当世人物贤能与否。

虽老,但也做到了偷得半日闲、能够徜徉于书海,也能够拜访名山僧道,因此更精通佛老之说,以至于居住于苏州时,富弼的佛学造诣已经声震东南。正如《兰亭集序》中所说:“虽趣含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属于富弼的时代,终究要落下帷幕,悠然自在的富弼终归还是驾鹤西去。

图片

元丰六年(1083)的五月,大星坠地,当时空中犹如万马奔腾,富弼也要像他的盟友范仲淹那样离开了。临别之时,心忧社稷,处于弥留之际的富弼留下遗表,希望神宗皇帝亲贤臣,远小人,休兵息民,重新考量新法。闰六月,年方80的富弼,终究没能抵御住岁月的侵蚀,与世长辞。他正式告别了这个时代,属于富弼的时代,终究也定格成了一段历史。

对于这样一位功高德昭的三朝元老,北宋朝廷没有忘记。虽然神宗时期,富弼反对神宗和王安石这对搭档进行的改革,但神宗在元丰改制之后,仍然坚持以富弼为新的宰相,更不待身后。富弻辞世,神宗仍然给以极高的身后殊荣,神宗本人痛哭流涕,出降祭文以示吊唁,并辍朝三日,追赠太尉,赠谥文忠,以极高的荣誉,为这位三朝元老送别。

世人更没有吝啬于他们的赞词。《宋史》本传评价说:“富弼是一个仁人,富弼衰老,而北宋国运渐衰。”对于富弼一生的功绩,苏东坡在富弼墓志铭中直言:“上天降生的大限,不会有多少,既然降生,就会让他辅佐的国家泽被万民”。对于使北,苏轼在富弼的神道碑中拿之与寇准比肩,称“与莱相望”。后世学人邵伯温称“其名号和位分不在冀(王饮若)之下,但是功德方面却远胜他”。

图片

范仲淹和富弼,生前都官至宰辅。范仲淹历仕两朝,至仁宗之时,俨然天下士大夫之领袖,真正是天下无人不识君。富弼是三朝元老,生前位极人臣,君上信任,死后配享神宗。大臣辅佐君王,生前享有荣光,薨逝后配享在庙庭,成为一代人的榜样,富弼正是这样的真实写照。

富弼的工作能力,宋仁宗是认可的。在他看来,这样的年轻人还是应该到地方上多多磨炼和摔打,经风雨,才能见彩虹。于是,庆历新政失败后,富弼开始了地方官生涯,从河北到山东,换了好几个地方。
地方官生涯给他带来的,不光有抗疫救灾的政绩,更有对仕途挫折的反思,以及对北宋社会的新认识。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准备不充分的改革,其结局不会比庆历新政好到哪儿去。
富弼花了十年,才弄懂这个道理。
至和元年(1054),富弼奉旨重返京城,担任宰相。这是宋仁宗这辈子最自豪的一次人事安排。他说:“至于富弼,万口一词,皆曰贤相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富弼先后跟文彦博、韩琦搭档,主持中书门下事务,欧阳修为翰林学士、包拯为御史中丞。一时间,活着的“范粉”又都回来了,堪称举朝盛事。
岁月,把富弼的棱角磨平了。他再无大刀阔斧改革的锐气,只剩下“守典故,行故事,而傅以公议,无容心于其间”(《宋史·富弼传》)。北宋官场也迎来了“百官任职,天下无事”的平稳局面。其间虽有一些小修小补的改革,但力度和广度,都比不上庆历新政。
宋英宗上台后,曾询问富弼如何治理弊政。富弼的回答耐人寻味:“恐须以渐厘改。”(《续资治通鉴长编》)富弼已经不是庆历年间的富弼了。
当王安石变法风起云涌之际,他这个老资格的改革派,反倒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甚至公开反对“青苗法”。
屁股决定脑袋,思路决定出路。既然不支持变法,即便官位尊隆,也要靠边站了。于是,他只有跟文彦博、司马光一起赋闲饮酒。
元丰六年(1083),八十岁的富弼因病去世,没能看到“元祐更化”的那一刻。
社会是个大染缸,染心染身染衣裳。天真无邪浸渍久,世故圆滑老金刚。富弼在官场浸淫半生,却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这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贵的。
富弼的个性和做官原则,用一句话概括,就是该说不时就说不。
——面对别人的挑衅谩骂,要不要以牙还牙,他莞尔一笑,释然说“不”。
——面对恩师在“剿匪”问题上的不同看法,他拍案而起,大声说“不”。
——面对敌国君臣气势汹汹地索要大宋国土,他不畏强暴,坚定说“不”。
——面对“青苗法”这样有瑕疵的新法,他认为误国害民,愤然说“不”。
——面对皇帝催他晋升职务的圣旨,他居然一直昂着头颅,连连说“不”。
曾几何时,有许多热血青年跟富弼一样,抱着安邦定国、经世致用、为民做主的远大志向,参加科考,踏入官场。
可是,随着时光流逝,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给其中很多年轻人的热血降了温、褪了色。当年的豪言壮语早已销声匿迹,最终一个个都成了圆滑世故的“老油条”,或是尸位素餐的庸官混子,甚至鱼肉百姓、祸国殃民的贪官污吏、民族败类。
在这样的官场氛围里,讲真话已经成了奢侈品。富弼的个性就显得更加可贵。或许这才是抵御染缸文化的榜样,这才是良好政治生态下官员该有的真模样。
图片

抗疫先驱:北宋传以为式

一千年前的瘟疫,比今天的新冠肺炎、埃博拉病毒,破坏力更强。许多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生活,甚至还在辛苦劳作,便被瘟疫夺去了生命。
身染重疫的老百姓,只要还没绝望,就都期待神医降临,更企盼父母官能够挺身而出,领着大家赶走瘟神。
富弼就做了这样的父母官,及时遏制了疫情,救活了不少人。他的抗疫事迹,不但能吹一辈子,甚至算得上是宋仁宗时代抗疫的先行者。
至和元年(1054)正月,汴京大疫。时疫暴作,民中其疾者,十有八九。
《宋史·食货志》记载,宋仁宗获悉疫情,立即下令让太医研制药物。太医说药物成分里需要犀牛角,宋仁宗就让太医去宫里的仓库支领。
有个宦官听说此事后,就劝宋仁宗说:宫里仓库仅有一只通天犀,官家还是自己留着吧。可是宋仁宗不为所动:“吾岂贵异物而贱百姓?”于是,亲自“碎通天犀和药以疗民疫”,亲手捣碎那只通天犀,让太医做成药引子。
他还传旨颁布了一部《庆历善救方》,收录了不少抗疫奇方。
同月,首都汴京附近的祥符县也发生瘟疫。二月,宋仁宗就传旨:“乃者调民治河堤,疫死者众,其蠲户税一年,无户税者,给其家钱三千。”(《续资治通鉴长编》)对灾民减免赋税,发放补贴。
不知道犀牛角和所谓“抗疫奇方”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但作为最高领导,宋仁宗亲自决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亲自落实,展现了宽仁形象,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有人情味儿的好名声。

图片

Image

《大傩图》,宋佚名。该画描绘了民间驱除厉疫的习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瘟疫是北宋的常客。《宋史》记录了五十九个瘟疫年份,发灾频度达到百分之三十五。
庆历八年(1048)六月,黄河在商胡埽(今河南濮阳附近)决口,导致河道向北摆动,引发了历史上第三次黄河大改道。
新河道所经之处,老百姓不得不放弃田产,沦为灾民;老河道干涸,靠河吃饭的老百姓瞬间没了生计来源。京东西路青州、淄州一带(今山东青州、淄博),土地肥沃、财富丰饶,三十多万灾民为了谋生,趋之若鹜。
京东西路安抚使富弼,面对大量灾民,有些发懵。既不希望灾民饿死病死,也不希望灾民铤而走险,上山落草,走上对抗朝廷的不归路。他开动脑筋,立即启动赈灾举措。在解决温饱问题的同时,富弼马上意识到另一个大问题:大灾之后有大疫。
《宋史》记载,以前老百姓四散逃疫和官府救灾不当,确实导致瘟疫扩散的严重后果。富弼深有感触:以前官府赈灾,在城里设粥棚,定点施粥。灾民大量聚集,排队领粥,没有任何防护,没有保持安全距离。一旦有染疫灾民混杂其间,就会迅速传播瘟疫。有的灾民排着排着,突然倒地不起,说明已经染疫。用这样愚蠢的办法赈灾,名为救人,实则杀人。
既然意识到问题所在,那该怎么办?富弼开出的药方就是分区隔离。
——隔离活人。
官府出面,短期内临时征用了十几万间空闲的公房和民房,让难民分散居住。这么做的目的,是让灾民停止流动、停止聚集、就地安置,把外来输入的疫情控制在一定区域内,便于查找病源,打歼灭战。
“隔离”大法迅速推广。不但隔开外来灾民和本地百姓,还将受灾州县划分为不同区块,进行有序隔离和救助。京东西路统一部署,各州县在交通要冲张贴告示,引导灾民及时分散到各个区块的邻近村庄,就地安顿,将“逃荒”流动按下暂停键,让病毒传播停下来。
——救助活人。
大灾临头,为了让按了暂停键的灾民活下去,必须允许他们生产自救。富弼下令,把那些官府控制和封禁的山林湖泊用起来,允许灾民就近进去采伐和捕捞,解决衣食之需,度过难关。
灾民进山下湖,不太容易有相互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实际上也阻断了病毒的传染链。
——隔离死人。
在颠沛流离中死去的灾民,没人晓得到底是饿死的,还是病死的,有没有染疫。富弼要求把这些死者集中安葬在远离居住区的大冢里,让活着的人远离传染源,切断死人传活人的传染链条。
——治病救人。
分区隔离,是为了切断传染链。这只是疫情防控的第一步。接下来更重要的,还是治病。
宋仁宗时期,官办医疗机构比较健全,有翰林医官院、太医院、惠民局、方剂局、药局等,对付一般的疫情还是很有经验的。
收到富弼呈来的灾情奏报后,宋仁宗当即安排这些机构开药方、研药品。次年二月,朝廷派出使臣,向灾区颁药。
有了药,幸存的病人算是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没患病的人算看到了疫情结束的希望。
——稳定秩序。
这么多人停止流动,住在隔离区,吃饭成了大问题。朝廷拨了赈灾物资,但怎样发到灾民手里,就得靠自己了。
大疫当前,不少人恐慌焦虑、心态失衡。要想真正实现自救,就必须设法不让地方出乱子。最好的做法,就是用人性化手段缓和官民矛盾。
富弼的点子,就是给所有人安排活儿。他坚信,只要人人有事做,既能缓解官府人手不足的难题,又能把矛盾消化在基层,维持社会稳定。
各州县衙门派专人深入基层,组织自救和稳定秩序。动员乡绅带头出钱出力,管好本宗族不惹事。登记灾民家中人口、性别年龄、受灾程度,获取基础数据,作为计算赈灾口粮的参照依据。挑选身强力壮、头脑清楚的灾民负责分发物资,先发穷人,再发给富人。每五天,富弼“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宋史·富弼传》),安抚人心,稳定军心。
——处理善后。
富弼给出的办法,就是荒年募兵和轻徭薄赋。
他认为,流民如水,要在疏导。只要源头治理得当,就会化阻力为助力;如果一味武力压制,则会适得其反。
宋太祖赵匡胤早就认识到“堵不如疏,疏不如引”的道理。每逢荒年,他就下令禁军在灾区募兵,把身强力壮的灾民纳入“体制内”。一方面最大限度避免了这些人造反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禁军规模。
要知道,禁军是北宋最精锐的部队,主要驻在京城附近和重要府州,直接听命于中央。宋太祖要的就是强干弱枝,把禁军搞得棒棒的,避免地方割据,巩固中央集权。
这个做法也成了祖宗之法的一部分,北宋历代皇帝纷纷仿效,奉为圭臬。宋神宗还夸耀这个做法是太平之业,说“自古未有及之者”。
其实,这个做法利弊兼有,主要弊端是禁军员额无序扩张,导致禁军规模和军费开销膨胀,财力难以支撑,军人素质下降。
富弼深知荒年募兵的弊端,在继续这一做法的同时,也做了调整。他提出,把身体强壮的灾民纳入厢军,也就是地方守备队。
厢军的各项待遇低于禁军,但按照禁军的规格来训练,并免除其他徭役,表现优异的还可以推荐参加禁军。这样一来,既节约了军费开销,又为禁军提供了兵员储备,还给身强力壮的灾民提供了安稳的出路,避免了社会动荡。
对于那些身体不够强壮的灾民,以及老弱妇幼,他们的善后该怎么办呢?富弼认为,灾荒年份里,灾民本来就生活艰难,压力重重,如果富商大贾为富不仁、囤积居奇,地方官府墨守成规、横征暴敛,就会给灾民带来更大的人祸,甚至官逼民反。因此,他秉持“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主张灾荒年对灾区轻徭薄赋。
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建议的。疫情结束后的第二年,京东西路粮食丰收,五十万灾民得以重返家园,生计有了着落。富弼制定和实施的救灾和抗疫举措,全面系统、细致周到,收效良好,得到了京东西路辖区百姓的称赞。
《宋史》给出的评价更高:“自(富)弼立法简便周尽,天下传以为式。”富弼的抗疫方法,既简便,又全面,成了各地官员救灾抗疫的指南。

图片

脱脱: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弼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文彦博立朝端重,顾盼有威,远人来朝,仰望风采,其德望固足以折冲御侮于千里之表矣。至于公忠直亮,临事果断,皆有大臣之风,又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建是大计,功成退居,朝野倚重。熙、丰而降,弼、彦博相继衰老,憸人无忌,善类沦胥,而宋业衰矣!《书》曰:”番番良士,膂力既愆,我尚有之。“岂不信然哉!(《宋史》

孙承恩:志节皎皎,忠勤劬劬。国有宪章,恪遵弗渝。奖善若培,去恶如莠。大臣之事,君子之守。 (《古像赞》

归有光:韩、富二公,与范希文、欧阳永叔,一时并用,世谓之韩、范、富、欧。魏公嘉佑、治平间,再决大策、以安社稷。当朝廷多故,处危疑之际,知无不为,而与范、欧同心辅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称治。富郑公为相,守典故,行故事,傅以公议,无心于其间,而百官称职,天下无事。史臣称魏公相三朝,立二帝,垂绅正笏,不动声气,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又称国家当隆盛之时,其大臣必有耆艾之福,推其有余,足芘当世。富公再盟契丹,能使南北之民数十年不见兵革,与文潞公皆享高寿于承平之秋;至和以来,共定大计,功成退去,朝野倚重。由此言之,二公之功名,盖相当矣。呜呼!士之幸而遭际太平,福德俱全者,则韩、富二公是也。 (《河南策问对二道》

王夫之:夫富公固非有异志者,而观其生平,每多周防免咎之意,故出使而发视国书,以免吕夷简之陷。则奋不顾身,以强人主,以犯母后,以折奸邪者,诚非富之所能与。使必相待而相让,不我沮也,而固不能我决也,且从容审量而授我疑也。仰质皇天,昭对皇祖,拊省梦魂,揭日月以正告于天下后世,可为则为之,可言则言之已耳。宾宾然以功为不可独成,名为不可独尸,期远怨于朋友而坐失事机,为社稷臣者岂若是?国家之不幸也多矣,伊尹迁桐,莱朱不与;周公破斧,君奭弗闻。富怀不平之心,自愧于君子,而韩公何憾焉?夫韩公不以功名之志期富,其待之也厚矣,惜乎富之未喻也。 (宋论

瓜尔佳·文祥:取材当如宋富弼、苏辙,庶有裨时政。 (十朝诗乘》引

薛福成:是故有百年安边之计定于三寸舌者,富弼之使契丹是也。 (《使才与将相并重说》

佚名:富弼西夏闻名,韩琦重厚如勃。 (历代群英歌

蔡东藩:①衔命登程竟北行,国家为重死生轻。折冲樽俎谈何易,恃有忠诚慑虏情。 ②以专阃之乏材,而契丹遂乘间索地,地不给而许增岁币,亦犹二五一十之故智耳。外交以武力为后盾,仅恃口舌之争,虽如富郑公者,亦不能尽折虏焰,而下此更不足道矣。 (均载《宋史演义》

图片

结语

以范仲淹和富弼为代表的这批士大夫,成为宋代文人的典型代表,成为后世文人的楷模。然而,世间一切,终归尘土。他们终归成为历史,成为后人心目中的两座丰碑。斯人虽去,然變契水存!

寄欧阳公

 〔宋代〕

滁州太守文章公,谪官来此称醉翁。
醉翁醉道不醉酒,陶然岂有迁客容。
公年四十号翁早,有德亦与耆年同。
意古直出茫昧始,气豪一吐阊阖风。

寄题醉翁亭

 〔宋代〕

偏州地狭民事简,醉翁自放出水中。
琅琊倚天色苍翠,逊泉落石声玲珑。


图片

台上再成乱道走书呈尧夫

 〔宋代〕

密雪终宵下,晨登百尺端。
瑞光翻怯日,和气不成寒。
天末无织翳,云头未少乾。
四郊闻击壤,农望已多欢。

定州阅古堂

 〔宋代〕

朔方之兵,劲于九土。
尤劲而要,粤惟定武。
兵劲在驭,用则羆虎。
失驭而劲,骄不可举。
曰保曰贝,闭壁连阻。
武爵新守,束手就虜。
皇帝日噫,汝武曷取。
有敝必革,以儒于抚。
公来帅定,始以威怒。
有兵悍横,一用于斧,
连营怛之,胸粟腰伛。
既懼而教,如餔如乳。
以剌以射,以鉦以鼓。
无一不若,师师旅旅。
列城自剌,靡不和附。
阴沴为梗,降此大雨。
大河破洩,在河之浒。
民被黯墊,田入莽污。
流离荡析,不得其所。
公慼日吁,予敢宁处。
迺大招来,迺大保聚,
乃营帛粟,寒衣饥茹。
民归而安,水下孰御。
强弱死生,由公复虑。
曰义曰仁,震肃春煦。
合和蒸天,天顺以序。
公境独稔,爰麦爰黍。
公俗独乐,夫耕妇杼。
人虽曰康,公亦奚豫。
谓此一方,民与兵具。
务剧任重,稽古其裕。
人皆谓公,与古为伍。
公文化民,公武御侮。
何思古人,公不自许。
遂择奇匠,绘于堂宇。
列其行事,指掌可数。
前有古有,在我门户。
后有来者,依我墙堵。
斯堂勿坏,有堂有故,
堂之不存,来者曷睹。
宠乎焕乎,千载是矩。

过邵尧夫先生

 〔宋代〕

先生自卫客西畿,乐道安间绝世机。
再命初筵终不起,独甘穷巷寂无依。
贯穿百代尝探古,吟咏千篇亦造微。
珍重相知忽相访,醉和风雨夜深归。

涵虚阁

 〔宋代〕

画阁高连百雉城,涵虚应不愧標名。
门前柳色兼旗色,座上琴声杂佩声。
肯羡五湖归范劙,未饶三径隐渊明。
我来恰值初晴后,山影波光分外清。

窃览长篇断章有十二人中第二人之句又赋一

 〔宋代〕

偶我年龄虽第一,在公勋德自无双。
不推行业终难敌。富贵康宁亦可降。

承索近诗复贶佳句輙次元韵奉和诗以语志不

 〔宋代〕

赋分萧条只自如,生平常官情疏。
亡功每叹孤明主,得谢何妨作老天。
官品尚叨三事贵,世缘应信一豪无。
病来髀肉消几尽,尤觉阴阳声惨舒。

嵩巫亭

 〔宋代〕

平地烟霄此半分,绣楣丹槛照清汾。
风帘暮卷秋空碧,剩见西山数岭云。

睢阳五老园

 〔宋代〕

休宫致政老年间,廟堂尝享著袍冠。
调和鼎鼐施霖雨,燮理阴阳佐武桓。
念国不忘先世烈,归乡岂念旧庐寒。
我辈若从亲炙授,仪容如在使人看。

岁在锻丑年始七十年正旦日书事

 〔宋代〕

亲宾何用举椒触,已觉闲中岁月长。
不学香山醉歌舞,只将吟啸敌流光。

岁在锻丑年始七十年正旦日书事

 〔宋代〕

生圣明明许从心,山川风月恣游寻。
此中若更论规矩,籍外闲人不易禁。

岁在锻丑年始七十年正旦日书事

 〔宋代〕

今年始是气骸年,我向年前已挂冠。
都为君王断久疾,肯教先去养衰残。

图片

本次排版有点乱!

    本站是提供个人知识管理的网络存储空间,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不代表本站观点。请注意甄别内容中的联系方式、诱导购买等信息,谨防诈骗。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一键举报。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