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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石河子市，有一座山名叫将军山，据资料记载，将军山并不是古代的名称，而是现代人取之得名，主要原因有二点：一是此山的东端有一峰峦，红色山体，犹如一身披红色铠甲之将军，威风凛凛，守望着这片美丽的土地；二是建国之初有三位将军在此地描绘石河子军垦大业，后来便有如今遍地是牛羊，瓜果飘香的景象。石河子描述的三位将军便是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委王震、副司令员赵锡光，后来三位将军都安葬于此。  登临将军山，石河子全城尽收眼底，景色分外妖娆。有熟悉此历史的军垦朋友抚今追昔，无限威慑地讲述着当年将军的英雄事迹：  解放前，这里曾经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陶峙岳、王震、赵锡光将军对着军团的广大干部战士庄严宣告：我们要凭自己的双手，在这里建起一座新城。特别是王震将军，这位延安时期曾经模范三五九旅的旅长，以开垦南泥湾著称于世。如今和平年代，我们的军队在此屯垦，更是激情满怀。  随着兵团主要领导的一场令下：霎时间，戈壁滩上人欢马嘶，一片沸腾。随后的那些岁月，将军们和战士一起，在这片土地上洒下汗水，洒下热血，有了这一座这座日新月异的城。石河子当地知道这段历史的老人，每当来到这连绵的山峰，炫目的红色将军山，凝望着这方热土，都不由得热泪盈眶，对三位将军敬意油然而生。  当地人一口一个建设石河子的三位将军，我不由查阅资料得知。王震，湖南浏阳县北盛仓乡马跪桥村人，他很早就加入革命队伍，参加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工作， 先后任红军湘东独立一师团政委、师政委、师政委、代理军长、省军区代理司令员、军团政委，在根据地斗争中，他作战英勇、冲锋在前，率领部队有力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斗争，曾荣获三等红星奖章。抗战时任旅长、南下支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任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随后，王震率部进入西宁，解放青海，沿西（宁）张（掖）公路北上，冒着风雨严寒翻越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直插张掖，解放酒泉，直逼新疆。  此时，驻扎新疆的警备总司令陶峙岳与王震是同乡，湖南宁乡仙凤乡人，在军旅生涯中，历任湖南督军公署参谋处上尉参谋，谭延闿部“护字营”营参谋长、营长，湘军营长、团长，国民革命军团长、副师长、师长、军长、副总司令、总司令等职。此时，他知道国民党大势已去，1949年9月25日，率驻新疆的10万国民党军官兵通电起义，促成新疆和平解放，为解放大西北、巩固祖国统一、创建新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后，这支起义部队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任政委、赵锡光任副司令员。我们知道，在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大部分的兵团级高级军队干部都被授予了少将以上级军衔，当时，22兵团司令员陶峙岳、政委王震，都被授予了上将军衔，副司令员赵锡光却没被授衔，这又是为什么呢？  赵锡光，号重华，1901年7月10日出生于云南保山横山乡河湾村一个贫困的家庭，15岁那年，赵锡光考入设在保山的云南保山师范学校，毕业后放弃当小学教师的机会，到广东韶关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后入昆明陆军讲武堂，后参加北伐，在战争中先后任连长、营长、团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副总司令、战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中将军衔。  1949年9月，时任新疆警备总司令的陶峙岳找到副总司令兼整编42师师长的赵锡光，两人决定率部参加了和平起义。陶峙岳将军后来在回忆录中说赵锡光：“新疆和平起义，如果不能取得人的同意，一致行动，那将是不可想象的。”  随后，陶峙岳和赵锡光一起，认真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细致地做好部队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按照“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原则，整顿部队作风，平息地方残匪叛乱，维护社会秩序，同心同德，坚定地跟新中国人民军队的步伐，并带领和组织广大人民恢复发展工农业生产，从而稳定了局势。  1950年是春满大地，万象更新的一年。赵锡光率领他的部队高举义旗，怀着胜利喜悦离开驻地，挥师北上，整编为第22兵团，他担任副司令员兼9军军长。此时进入和平年代，根据建设边疆和保卫边疆的战略需要，上级要求这支部队“屯荒、戍边、开拓资源,帮助当地进行经济建设”。为此，兵团领导决定要创建自己的扎营基地，只有花大力气屯垦，才能更有效地戍边。  当兵团三位领导人来到他们选定戍边屯荒的这片土地，来到这里实地观察时，只见当年的石河子，低头乱石千顷，抬头遥空一碧，除了老街一带有几户人家之外，举目四顾，人烟寥寥，杂草丛生，芦苇遍地，更有蚊蝇为祸，野兽猖獗，部队的生活和工作的艰辛就可想而知了，那是名副其实的“天当被、地当床、煮把野菜当干粮”。 然而，赵锡光被任命新职务，22兵团副司令员兼石河子建城工程处处长，半生从事戎马生涯，不懂基建的他废寝忘食地学习，在朔风凛冽、大雪铺地戈壁上指战员奋战在建设前沿，他常以“我们正从事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业，第一座军垦城新城就要在我们手中诞生，现在吃点苦怕什么”的话语鼓励官兵吃苦耐劳。 于是，石河子踩出第一条路，栽植第一棵树，开垦第一块田，盖起第一间屋，都留下了赵锡光热腾腾的汗水，在此后几年的时间里，他与建设者们风雨同舟、甘苦与共，为建设石河子新城日夜操劳、呕心沥血。 赵锡光讲求工作实效和珍惜时间，主张少说多做，他每次视察施工现场和深入班组了解情况的时候，自己的手里总是提着一个行军凳，这样可以就地而坐，根本没有司令员有人帮助夹个包的习惯。他发现一线的什么问题，立即召开会议，现场进行解决，一分一秒地提高着工作效率。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赵锡光力避在工作时间开会。一般的会议能免则免、能减则减,非开不可的业务会、干部会，一律在下班后进行，经常是夜深人静，战士们都已经休息了,他还带着干部们开会，安排明日的工作。 建城之初，部队生活是艰苦的，住着芦苇建的窝棚，赵锡光也不例外。年轻人没有问题，而此时上了年纪的他，由于积劳成疾，患有严重胃病，按规定他可以到小灶用餐，可是一个成天在一线的人，哪有心思为享受这特别待遇而中断工作，他口袋里经常备着干馍片儿,只要胃病一发作，他顺手取出个馍片来嚼嚼，充饥又止疼。 不久之后，赵副司令员的胃病已经相当严重，时不时发作，当时司令员陶峙岳劝他早些时候住院治疗，但他执意不肯，表示一定要把一个重要的项目建起来再考虑自己的病。不幸的是，正在他主持的这个重要项目要竣工的时候，赵锡光病情却突然恶化，竟然卧床不起，1955年秋，就在石河子市建成还不满5年的时候，这位壮志未酬的将军竟把自己的血肉之躯融进了玛纳斯河西岸的沃土中，年仅54岁。此时距离全军大授衔一个月，他也因此错失机会。 静水流深，和光同尘。赵锡光去世后，安葬在他亲自开拓的新城土地上，他虽然身患重病，没有授予共和国的开国将军军衔，但当地人依然十分崇敬地称他为将军，他安葬的地区称为将军山。 如今赵锡光墓静静地镶嵌在青翠的山野之间，守望的将军山，成为异乡边疆的坚守，成为当地人民世代守望的英雄，成为军队和百姓血溶于水生动见证。立于依然稍显简陋的墓前，怀着崇敬和虔诚，为烈士献上一束鲜花。守卫墓地的松柏伟岸挺拔，四周奔涌着蓬勃的绿色，远处的河缓缓流淌，仿佛一缕清泉绵延到山脚。偶尔有附近牧民，向这边投来熟悉敬佩的目光，那目光里有着清澈的朴实和温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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