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玉 | 明代帝讳与《新刻金瓶梅词话》刊本的讳字问题——从帝讳角度对现存“万历本”刊刻版次及年代的...

帝名避讳，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

在那个时代，凡书文中涉及到皇帝御名之处，往往不得直书，须要采取代字、缺笔等别写形式以示敬畏，是谓避讳。

这些讳字的存在，固然给人们的书写、阅读带来了某些不便，而另一方面，也为后人考辨其载体书文的真伪及时代提供了某种较为可靠的依据。

但是，在《金瓶梅》研究中，当人们试图按明代避讳之法来对其现存刊本的刊刻年代予以判别时，却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一、问题的由来 

在《金瓶梅》版本源流中，《新刻金瓶梅词话》（以下简称《金瓶梅》）是为学界公认的最接近原本面目的版本。

现存于世的明刊本只有三部半：一为原北京图书馆藏本，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一为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藏本；

一为日本德山毛利就举氏栖息堂藏本，第五回末叶异版，文字与《水浒传》大同；半部是指日本京都大学藏本，残存二十三回，只有七回完整。各书行款相同，正文均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四字。

一般认为，这三部半刊本源出同版，只是印次不同，栖息堂本应为在第五回原版损坏或缺失后而据《水浒传》补刻的后印本。

《金瓶梅》卷前有一篇署名“东吴弄珠客”写于“万历丁巳（四十五年，1617）季冬（十二月）”的序文，故学界习称“万历本”。

对于现存刊本的刊刻版次、刊刻年代等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议，而《金瓶梅》中的讳字问题也因此成了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焦点问题。

《新刻金瓶梅词话》

鲁歌、马征二位先生认为，现存刊本刻成于天启初年（1621），其主要证据是：

“这一刻本先出现了几次刁徒泼皮'花子由’的名字；从第六十二回开始，一连十三次将'花子由’改刻为'花子油’，应是为了避天启皇帝'由校’名讳。这便说明了付刻时朱由校尚未登基，刻到六十二回时朱由校已即位。”^①

对此，叶桂桐先生提出了质疑，认为：这种观点“似不能成立，因为就我所见到过的避讳情况而言，这种避讳法尚未曾知见过。

我以为'油’与'由’音同，刻书人不过因音同而将'由’刻作'油’，未必一定就是避天启皇帝朱由校的名讳”；“如果刻印者将'由’刻为'油’是为了避朱由校的名讳，那么所有的'由’字都应该避讳的，但它并不如此，如第九十六回中的'那人道：“陈经济，可不由着你就挤了。”’'由’字仍作'由’。”^②其后，叶先生续有补充：

“我以为这种避讳方式比较少见。况且，如果刻印者已经是有意要避讳的话，那么他应该像崇祯本那样，连同'校’字一起避讳，但他却并没有那样做。因此，这并不能证明该刻本刻于天启年间。”^③

而黄霖先生则认同“油”字系讳字之说，且又有所引申：

“这一事实，的确有力而生动地说明了《金瓶梅词话》刊刻的过程：假如这一百回的大书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由东吴弄珠客作序而开雕的话，刻到第五十七回时泰昌帝朱常洛还未登基，所以正文中'强奸了常娥’之'常’字还没有避讳，而刻到第六十二回时，天启帝朱由校已经接位，故在以后的各回中均避'由’字讳，而第九十五、九十七回中的'吴巡检’尚未避崇祯帝朱由检的讳，故可确证这部《金瓶梅词话》刊印于天启年间。”^④

其后，鲁歌先生显然又在原有观点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延伸，认为：

“欣欣子序中'圣贤’的'贤’字繁体应作'賢’，却改刻为'贒’；'元微之’改刻为'元徽之’，是为了避权宦魏忠贤及其亲党魏广微名讳。

魏忠贤于天启二年用事专权，魏广微于天启五年罢官”；并据以推断，“今存《金瓶梅词话》刻成于天启二年至四年之间”^⑤。

迄今为止，尚未见到对这一说法的附议或反驳。

此外，引起人们注意的还有第三十九回第二叶上的一个“钓”字：玉皇庙吴道官使徒弟应春送年礼，西门庆留坐。

应春问道：“老爹有甚钓语分付？”此处“钓”字，本应作“钧”。“钧语”，是古代官场中下级对上司差命的敬称。学界有人提及，这个“钓”字，可能是避明神宗朱翊钧的名讳（未见成文）。

陈诏先生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考虑到第34回也有'钧语’，第95回则有'钧批’，均未避，所以这个'钓’字可能笔误或误刻，不能视作有意识的缺末笔。”^⑥

人们更多地把此字看作一个普通误字，作为说明万历本与崇祯本系“父子关系”的证据：

“词话本误刻之字，崇祯本亦往往相沿而误，如词话本第三十九回：'老爹有甚钓语分付’，'钓’为'钧’之误刻，北大藏崇祯本、日本内阁文库藏崇祯本亦相沿。”^⑦

台湾魏子云先生否认《金瓶梅》中有任何讳字存在，认为：现存《金瓶梅》刊本的刊刻“最早不能早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最迟不能迟于天启三年。因为它没有避讳字。”

又进一步解释道：“按明朝刻书之有避讳字，政令颁于天启元年。一般刻本之避天启帝由校讳，多在天启三年以后。《金瓶梅词话》无避讳字。既未避天启，也未避万历，更未避泰昌。”^⑧

而叶桂桐先生同样基于“《新刻金瓶梅词话》无任何避讳”的认识，却得出了不同结论，怀疑这一刻本系清初人伪刻，“当刻于清顺治年间或康熙初年”^⑨。

如此，《金瓶梅》刊本中是否有讳字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最终解决，而被不尴不尬地挂了起来。

一个判别现存《金瓶梅》刊本的刊刻版次、年代的可能的突破口，也因此被彻底封锁住了。由于事关《金瓶梅》研究的重大问题，倒使我们不得不予以格外关注了。

应当说，在这一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众说不一而难有定论的现象，并非偶然，而与明代帝讳的特殊情况以及后人对此缺乏足够了解有关。要搞清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要比较细致地梳理一番——

《<金瓶梅>六十题》

二、明代帝讳制度的有关史料

明朝立国之初，帝名之讳原甚为宽疏。大致而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元代以来“无讳”生活所形成的惯性。

蒙元入据中原，对汉族及汉族文化采取歧视政策。元帝之名，除武宗海山外，多为蒙古语译音，而不像辽、金诸帝那样兼有汉名，故终元一代近百年（1271——1368），近于无讳可避。

明承元后，习惯已成自然，人们对百年前宋、金时期繁杂细密的避讳旧习似乎变得陌生而逐渐淡忘了。

其二，与明初统治者的文化素养和社会背景有关。

开国之君太祖朱元璋起于草莽，一向重武轻文，除了对某些特殊字眼[比如疑似影射其出身的“贼”、“僧”、“光”等以及“元”（元朝之“元”，而非其名字）]有着某种病态的敏感以外，并未着意于典章文化层面的避讳制度的建构。所以，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远远谈不上有系统、有计划的避讳。

当然，基于维护封建皇权神圣性的需要，在书文中涉及到皇帝御名时，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相应的禁忌。明万历赵用贤等纂《大明会典》中保存了几则有关史料，该书卷七十七《贡举门·科举》“科举通例”：

（洪武）十七年，令文字回避御名、庙讳，及不许自叙辛苦门地。誊录官检点得出，送提调监试官阅过不录。

成化十三年，令举人文字，凡遇御名、庙讳下一字，俱要减写点画。

弘治七年，令作文……，御名、庙讳及亲王名讳，仍依旧制，二字不偏讳，不必缺其点画。^⑩

又，同书卷一百六十二《律例三·公式》“上书奏事犯讳”：

凡上书，若奏事，误犯御名及庙讳者，杖八十；余文书误犯者，笞四十；若为名字触犯者，杖一百。其所犯御名及庙讳声音相似、字样分别，及有二字止犯一字者，皆不坐罪。¹¹

这些资料主要反映了两点：

第一，帝讳的实施范围只局限于科举、上书这两个书文可能会进呈御前、被皇帝亲自看到的方面，并没有推广或普及到社会生活的更多层面（比如书籍刊刻）。

第二，在明朝开国百余年间，仅有避讳之要求，而无避讳之规则，直至成化时始有以“减写点画”避帝名下一字的规定，但也只持续了十多年，很快就被更宽松的所谓“唐人之式”取而代之，即嫌名不避，二名不偏讳。而明朝诸帝除成祖朱棣外，都是二字名，所以由连书二字而触犯帝讳的可能性并不大。

其间，也偶有个别地名、人名等因与帝名相同或相似而改称的例子，但属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如：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避讳改郡县名”条：“明成祖名棣，改沧州之无棣曰庆云，乐安州之无棣曰海丰。”¹²

对于靠窃夺亲侄建文帝朱允炆皇位而登基的成祖朱棣来说，“无棣”之改名，恐怕不是因为其中有个与其名相犯的“棣”字，而是那个与“棣”连在一起的“无”字所传达出的某种不吉利的意味。

明成（化）、弘（治）间陆容《菽园杂记》卷四：“今士大夫以禁网疏阔，全不避忌。如文皇御讳，诗文中多犯之。杨东里作'棠枤’，似为得体。”¹³

《诗经·小雅》有《常棣》篇（《汉书·杜邺传》引作“棠棣”），讳“棣”作“枤”，也只是杨士奇（“东里”为其号）这位历事数君的朝廷重臣的个人行为。

《明史·张璁传》：“（嘉靖）十年二月，璁以名嫌御讳请更。乃赐名孚敬，字茂恭，御书四大字赐焉。”¹⁴

张璁因极力逢迎由藩邸入继大统的明世宗朱厚熜为其生父兴献王争名位的“大礼议”而受到赏识、重用，得任首辅。

张璁之名与世宗御名音同形近，然而，在朝十年，并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直到他本人主动请更才改名张孚敬。此种嫌名避讳，“不像是普通避讳表现了尊卑的区别，而更像是为了避免相同而采用的一种回避方式”¹⁵。

在万历以前，帝讳确实称得上非常宽松。由于临文改字的诸多不便得以豁免，更因为很少有为犯讳而招灾惹祸之虞，时人由衷地认为这是“超越前代”的惠政之一。嘉靖時人董穀《碧里杂存》卷上“本朝超越前代”條：

古者名不偏讳，临文不讳，惟致谨于君上之前耳。后世忌避太甚，极为可恶。名晋肃而不举进士，姓石昂而改呼右昂。片言只字，无心获罪者，不可胜举。我朝惟进御合避外，一切皆略之，士风稍古，五也。¹⁶

明神宗朱翊钧在位四十八年（1573——1620），是明代诸帝中享国最久的一位。

这一时期，在帝讳方面基本上仍一如既往的宽松，以致于一些思想正统的人屡屡有因避讳不兴、尊卑不明的隐忧。万历末年，沈德符（1578——1642）著《野获编》，其《补遗》卷二“命名禁字”条：

惟避讳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轻，如太祖旧名单一字，及后御讳下一字，当时即不避；宣宗、英宗庙讳下一字，与宪宗潜邸旧名，及再立东宫所改新名下一字，则士民至今用之，无一避者，斯为异矣。¹⁷

又，同书《补遗》卷三“门宫不避讳”条：

今禁城北门名厚载，即玄武门也，相传已久，但二字俱犯世宗、穆宗庙讳上一字，上下通称不避。

又如今上皇贵妃郑氏所居宫，名曰翊坤宫，上一字即今上御名，何以银榜高悬，而内外所称、章疏所列俱公然直呼，恬不为怪，亦无一人议及之者。此等事，俱不可解。¹⁸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对当今皇帝御名就完全用不着避讳。

《明史·地理志三》：“禹州（元曰钧州）……万历三年四月避讳改曰禹州。”¹⁹这还是因避讳帝名而单纯改地名的一例。而且，值得注意的是，避讳已开始延展到了“翊”字。

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二三引金嘉会《西湖关庙广纪》：

“豫章丰城尹陆大典，见乙卯北畿解头名与帝类，怪之。或告曰：房官阅卷时，闻帝空中呼曰：还我解元。房官亟冠带竦立读卷，另署第一。比拆卷，则秦翊明也。而'翊’字犯神庙讳，考官为抹去其'立’，遂与关帝讳同。”²⁰

本来，明帝除成祖朱棣外，均取二字名，上字明辈分，下字才是真正的自名。此前即便有避讳帝名之例，也基本上限于下一字；此时连同上一字并讳，应可说明原来那种繁杂的帝讳意识已经在悄然复苏。

明代真正的帝讳制度的建立是从熹宗朱由校开始的。《明史·礼志五》“庙讳”条：

天启元年正月，从礼部奏，凡从“点水”加“各”字者，俱改为“雒”；从“木”加“交”字者，俱改为“较”；惟督学称“较”字未宜，应改为学政。各王府及文武职官有犯庙讳、御名者，悉改之。²¹

这是见诸史料的第一个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颁行全国的避讳通则。

此处“'点水’加'各’字”（洛）改“雒”，乃避此前那位一月而崩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的名讳；而改“'木’加'交’字”（校）作“较”，则是避新登基的“当今圣上”朱由校的名讳。至于帝名的上一字，并没有要求也一并避讳。

《经史避名汇考》

迨至明思宗朱由检继位后，对避讳之法又做了进一步申饬。清顾炎武《日知录》卷二三“已祧不讳”条载：

本朝崇祯三年，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须回避，盖唐、宋亦皆如此。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所同，则不讳。²²

按照“天子七庙”的礼制，此时对需加避讳的以往诸帝范围做了明确规定，具体说来：

太祖朱元璋之“璋”、成祖朱棣之“棣”、孝宗朱祐樘之“樘”、武宗朱厚照之“照”、世宗朱厚熜之“熜”、穆宗朱载垕之“垕”、神宗朱翊钧之“钧”、光宗朱常洛之“洛”、熹宗朱由校之“校”，再加上“今上”朱由检之“检”。这些帝讳大多不是常用字，似乎对百姓的影响并不大。

然而，明末的帝讳之风已呈扩大化、多样化的态势，实际的避讳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形式上都远远超出了避讳之式的要求。

尤其在明末三帝光、熹、思宗，就更是如此：“洛”通作“雒”；“校”通作“较”，间作“挍”；“检”通作“简”，间作“捡”；而且又延及法令并不要求避讳的御名上一字，即：“常”作“尝”，间作“恒”；“由”作“繇”，间作“甴”。甚至，在某个特定范围，尚有避嫌名者。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二： 

“先帝御名，凡宫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麻水’，'油漆作’改曰'漆作’。”²³

对此，崇祯末年，杨士聪感慨道：

庶常，“常”字，章奏中有改为“恒”字者，颇因讳“由”之谬。天启年间，魏珰用事，因知县给由借题以处江西巡抚，遂一切改之。迨后，又改举人朱由𣠪为田𣠪，此益府宗室也。宗室可改，是为蔑赐名矣。

且宗室以“由”名者何止数百，果尽改之，则高皇二十字何以设为？改“由”字已谬，而无识者并及“常”字，果尔，则“高”、“瞻”、“祁”、“见”、“佑”、“厚”、“载”、“翊”何字不当讳？至高皇帝之“元”字尤当讳也，何槩不闻讳，而独讳“常”、“由”二字乎？

戊寅（玉按：指崇祯十一年），经筵讲“由也可使从政”一节，讲官读“由”为“咎繇”之“繇”，上谕以不必，因传谕阁中：见在九庙，单讳下一字；其祧庙惟二字相连乃讳。则“炽”、“基”等字亦不讳也。

此谕未经通颁，乃谬讳如故矣。我朝讳字原甚疏阔。英庙讳“镇”，而边镇之“镇”三百年来未尝讳也；即武庙之“照”字，书本从“火”，未尝讳四点者，故自世庙至熹庙百余年“照”字如故。而今乃追讳为“炤”，甚无谓也。²⁴

此处杨士聪所记亦有不实处，如以“炤”讳“照”其实最晚在万历年间已有，这反映了认识上的滞后性。

总之，明代帝讳之大概，诚如陈垣先生所说：“万历而后，避讳之法稍密”，“明讳之严，实起于天启崇祯之世”²⁵。

但是，明代避讳的实际状况，远比史料明确记载的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要全面掌握有关帝讳的具体情况，就需要我们在尽量大的范围内去调查——

《酌中志》

三、明代刻本、抄本中的帝讳实例

关于明代刻书的基本特征，版本学家一般概括为三个阶段：

明初至正德（1368——1521）时期，为“黑口赵字继元”；嘉靖至万历（1522——1620）时期，为“白口方字仿宋”；万历后期至崇祯时期，“此时兴起避讳皇帝嫌名的旧习”，在刻书风格上变为“白口长字有讳”²⁶。

然而，明代版刻之有讳字究竟起于何时，是万历，抑或天启、崇祯？其避讳之式如何？相关著述均语焉不详。

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历史文献中也的确没有现成答案，今人所知甚少。要解决这些问题，别无他途，只有求助于现存于世的明代刻本、抄本，让这些“不语先生”开口说话。

近年来，笔者浏览过数百部从明代万历初到崇祯末以至清初（其作者、刊刻者是明遗民）的刊本、抄本，留意搜检其中的明帝避讳实例。对明帝讳的调查，以天启元年（1621）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天启、崇祯年间帝讳

天启元年正月，礼部奉旨颁行避光、熹二宗之讳的政令，标志着大明王朝正式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避讳时代。

崇祯三年，又扩展为太祖、成祖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以及“今上”，避讳之法日益严格。

在规定的需避诸帝御讳中，太祖、成祖及孝、世、穆三宗之名“璋”、“棣”、“樘”、“熜”、“垕”都是生僻字，很少用到；其实着重避讳的是武、神、光、熹、思五宗的“照”、“钧”、“洛”、“校”、“检”五字。

其中，明末三帝的避讳之式最为常见，已为世人熟知；武宗之“照”作“炤”，也比较多见；而神宗如何避讳，却鲜有文献提及。清周廣業《經史避名匯考》卷二三提供了一则资料：

《万姓统谱》自太祖至穆宗御讳皆空格不书，是也；其随常书写，则崇正间顾炎武《音学五书》“璋”、“棣”、“樘”、“照”、“熜”、“垕”、“钧”、“洛”等字俱阙末笔，事为近古。²⁷

其中“崇正”即崇祯，“正”乃避清雍正帝世宗胤禛讳而改；而“璋”及以下诸帝名用字原书均缺末笔，除“钧”作“钓”外，余均不成字。如此，可以认为“钓”系“钧”之缺笔讳字。

在明代刊、抄本中，“钧”字避讳罕见实例。究其原因，主要应与朱翊钧之名的用字频率不高有关：“翊”原属少用字，主要用作辅佐、护卫之义，如“翊卫”、“翊赞”；“钧”字的应用场合也不多，主要有四义：

一）古代重量单位，如“千钧”；二）敬词，对尊者多用，如“钧旨”、“钧语”、“钧命”、“钧委”、“钧牌”；三）权衡，喻国政，如“秉钧”；四）“钧天”，指天之中央；也指天上的音乐。

所以，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关键问题是，在启、祯间比较严格的帝讳氛围下，在本该用“翊”、“钧”二字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

应当说明的是，即便在明末，帝讳也远没有严格到逢字必讳的程度。比如，明金陵兼善堂天启甲子（四年）刊《警世通言》就没有任何讳字；明金阊叶敬池天启丁卯（七年）刊《醒世恒言》仅避熹宗讳（有未避处），“钧”字共19出，均无异样；明尚友堂崇祯壬申（五年）刊《二刻拍案惊奇》避熹、思二帝讳（有未避处），“钧”字仅2出，亦无异样。在浩如烟海的明代刊、抄本中，要寻找一、两个本来就不常用的字，差不多是一项大海捞针般的工作。但是，这项工作却又是我们不得不做的。

现就笔者阅读所及，将所检得的明天启元年以后刊、抄本中神宗之名“钧”字异样例，大致按年代为序，择要做一胪列（玉按：各书基本上都有“钧”字正常例，不列；“翊”字甚少，亦未见异样；其他诸帝讳常见，不赘）：

例一：金阊叶敬池崇祯初年刊《新列国志》第十一回：“秉钧”，下有小字注：“秉钓谓执政”；第六十四回：“千钓”；第八十九回：“千钩”。

例二：崇祯？年（避明末三帝讳）刊《郁轮袍》第三十一出：“均旨”。

例三：崇祯末年墨憨斋改本《邯郸梦》第十二折：“钓委”。

例四：崇祯末年刊阮大铖撰《怀远堂批点燕子笺》（作于崇祯十五年）第四十一出：“钓天”。

例五：崇祯末年刊李玉撰《一笠庵新编永团圆传奇》第十四出：“钓旨”（两处）；第二十三出：“钓牌”；第二十八出：“钓旨”。

例六：崇祯末年抄本（前有二题词分署“崇祯癸未（十六年）春日”、“崇祯癸未季夏六月”；叙署“崇祯甲申（十七年）秋日”。）孟称舜撰《新镌二胥记》第二十八出：“钩旨”（两处）。

例七：旧抄本李玉撰《牛头山》第二、四出：“钓旨”。

以上各例中的“钓”、“钩”、“均”三字，其本字都是“钧”字。它们之所以会被刻、写成这个样子，当然不是无谓的形近之误，而是在有意识地避神宗之讳。

《万姓统谱》

（二）万历年间帝讳

在天启元年之前的万历年间，由于朝廷没有避讳之令，民间书坊是能够享受到“无讳”写刻的充分自由的。比如，万历四十三——四十四年刊臧懋循编《元曲选》收录元人杂剧一百种，一百二十余万字，即无任何讳字。

然而，避“今上”之讳也已实实在在地出现了。如：明吴元满《六书正义》[卷首有万历乙巳（三十三年，1605）自叙]卷三：

今万历皇帝讳翊钧，用古“銁”。²⁸

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二三：

至万历《广德州志》，于嘉靖间训导杨钧，阙一点，遂成“钓”字，又可嗤也。²⁹ 

按：该书未见，不详刊刻具体年代。

在存世的万历刊、抄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钧”字异样之例：

例一：万历（首有古吴研雪子《本意》署“癸未（万历十一年）花朝（三月三日）”）刊《识闲堂第一种翻西厢》第九出：“钓令”。

例二：世德堂万历丙戌（十四年）刊《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淑英断发记》第九出：“钩旨”，第三十七出：“均旨”。

例三：世德堂万历？年刊《新锲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惊鸿记》第七出：“钓旨”；第十四出：“钓天”。

例四：世德堂万历？年刊《新刻出相双凤齐鸣记》第二出：“千钓”；第四折：“钓旨”。

例五：富春堂万历？年刊《新刻出像音注范雎绨袍记》第三十二折：“钓旨”。

例六：文林阁万历？年刊《重校剑侠传双红记》第九出：“钓旨”。

例七：广庆堂万历？年刊《新刻出相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第十五出：“千钓”。

例八：顾曲斋万历？年刊《古杂剧》本《汉宫秋》第二出：“秉法持钓”。

例九：顾曲斋万历？年刊《古杂剧》本《绯衣梦》第三折：“钓旨”。

例十：书林刘氏安正堂万历四十年刊《文林妙锦》卷八《齐云轨范》：“千钓”。

例十一：容与堂万历三十八年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第七、四十、七十八回：“钓旨”；第三十九、七十回：“钩旨”。

例十二：脉望馆抄本《八大王开诏救忠臣杂剧》[末署“乙卯（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十一日”]第三折：“均旨”。

例十三：脉望馆抄本《司马相如题桥记》（末署“万历四十三年七月廿三日”）第四折：“钓命”。

例十四：天许斋刊《古今小说》[其续刻《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分别有天启甲子（四年）、丁卯（七年）序，此书无光、熹二宗讳字，似应刻于万历末年]第十五、四十卷：“钓旨”。

显然，与以古“銁”字代“钧”一样，以上诸例中的“钓”、“钩”、“均”三字，都是为避神宗讳而择用的代字。

这说明，尽管当时还没有对帝讳的硬性规范，但各地书坊已经开始自发地以别字别写的形式来避“今上”之讳。据此，明代刊、抄本中之有讳字，最晚不过万历年间。

在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之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

《广德州志》

四、《金瓶梅》刊本中的讳字

在现存《金瓶梅》刊本中，究竟有没有明帝避讳字？哪些是讳字？按照从后到前的顺序，我们依次来解决。

首先，“油”字是明熹宗朱由校的讳字吗？

鲁歌、马征二先生指“油”为避朱由校之“由”，单就一字而言，似乎也并非绝无可能（只要有意避开本字即可谓广义的避讳），但却与历代以来的避讳之制明显不符。

从历史上看，那些以二字取名的皇帝的避讳，从来就是更为重视下一字。因为上一字多为同辈亲王所共用，只有下一字才是需要避讳的神圣的天子御名。

明代也是如此。在天启元年正月礼部颁行的讳式中，已经明确规定以“较”代“校”，并未要求同避上一“由”字。

所以，如果要避朱由校讳的话，最应避讳的不是“由”而是“校”。可是，查检《金瓶梅》刊本全书，“校”字计22出，无一避讳。

“校”字既不避，则“由”字之避便根本无从谈起。《金瓶梅》刊本刊刻较为粗糙，讹误甚多。

其中出现的多例“花子由”之“由”被刻成“油”（玉按：鲁、马二先生粗检失察，第一例实出于第三十九回），本身并无他意，只是形近之讹而已。

在此，顺便说明欣欣子序中“贒”、“徽”是否讳字的问题。鲁歌先生认为此二字是为避魏忠贤、魏广微之讳，此说于史无据。

遍查明天启前后的各种史料，即便在魏忠贤威权正炽时，群臣上疏言及魏忠贤时，也只敬称“厂臣”，又有私称“九千岁”，没有以“贒”字避讳的任何记载。

实际上，“贒”是“賢”（贤）字异体，无论在魏忠贤擅权之前，还是在其自缢以后，明代书坊都在用。如：明万历六年汪珙刻本郑若庸辑《类隽》、万历顾曲斋刊元罗贯中《宋太祖龙虎风云会》、万历文林阁刊《新刻全像观音鱼篮记》、万历二十一——二十四年胡文焕文会堂刊《群音类选》、崇祯末年刊李玉撰《一笠庵新编一捧雪》、南明时“南窗梓行”冯梦龙《中兴伟略引》等，均见此字。

至于魏广微，拜于魏阉门下为侄，虽曾嚣张一时，也绝不可能会到皇帝般要避讳的程度。

其次，刊本中有没有明光宗朱常洛讳字？

明光宗朱常洛是历史上有名的短命皇帝。

据《明史》，神宗死于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太子朱常洛次日上朝视事，八月一日正式登极，诏改明年为泰昌元年，但仅仅过了一月即一命归西。其长子朱由校继位，又改明年为天启元年。

为了解决一年两年号的难题，礼部经再三斟酌，以万历四十八年八——十二月为泰昌元年。

天启元年正月，礼部颁行避帝讳之令，规定“洛”改“雒”，亦未要求上一“常”字同避。但在明末刊、抄本中，多有以“尝”代“常”者。

《金瓶梅》刊本中也有“常”作“尝”字例：第八回，写潘金莲常在西门庆跟前替玳安说方便，“妇人尝与他浸润”。

浸润：物沾水而逐渐渗透；多指谗言积渐而成毁；也引申为以钱物、恩惠等结交别人。这是一种逐渐的、经常性的行为。如《水浒传》第三十九回：“（黄文炳）闻知这蔡九知府是当朝蔡太师儿子，每每来浸润他，时常过江来谒访知府，指望他引荐出职，再欲做官。”

《鼓掌绝尘》第三十六回：“这崔呈秀自拜魏太监做了干爷，时常去浸润他。魏太监见他百般浸润，着实满心欢喜。”

此处的“尝”，正字当作“常”。但刊本中同时又有“尝”误作“常”字例：第十回，筵席赞词中有“毕竟压赛孟常君”句，“常”当作“尝”。

孟尝君，即战国时齐贵族田文，以好客豪奢著称。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可见，“常”、“尝”互误，乃形近而讹，未可以避讳视之。

另外，《金瓶梅》刊本第十、三十六、四十一、四十三、六十五（两处）回计6出“洛”字，均不避。而第七十八回：“得多少进酒丫鬟双落浦，献羹侍妾两嫦娥。”此处“落”，正字应作“洛”。

洛浦：洛水之滨，传说为洛神出没处。本书第四十三回：“进酒佳人双洛浦，分香侍女两嫦娥。”

唐梁锽《名姝咏》：“临津双洛浦，对月两嫦娥。”这个“落”字，虽不能完全排除系“洛”之讳字的可能，但可能性却极小。

这是因为：在天启元年正月的避讳之令颁行前，可能避朱常洛讳的时间很短，只有万历四十八年八——十二月，即所谓泰昌元年，也没有多少避讳的必要；假如在天启元年以后，要避讳的话，也应循规写作“雒”。因此，基本上可以确定，“落”系误字而非讳字。

《鼓掌绝尘》

最后，“钓”字是明神宗朱翊钧讳字吗？

《金瓶梅》刊本第三十九回“钧语”之“钧”刻作“钓”，这与明代刊、抄本中对神宗朱翊钧的避讳实例是相同的。

然而，单凭此一孤例，还不能遽而断定“钓”字必属讳字。终究，这一刊本误字太多，“钧”、“钓”仅一笔之差，确有形近之讹的可能。所以，在此问题上，我们不得不要格外慎重。

令人甚感庆幸的是，笔者发现，在这个刊本中其实还有另外两个未被注意的讳字，可以对“钓”系讳字形成双重有效保障：

第一，神宗之讳“翊”/“翌”

第七十回，邸报称扬西门庆：“翌神运而分毫不索”。宋徽宗时，命权臣各地采办、运送花石纲，是谓“神运”。

“翌”，正字当作“翊”。“翊”有明日之义，可通“翌”；然此处为辅佐、护卫之义，与“翌”并不通用。因“翊”字生僻，仅见上文所引文献中有抹去“立”旁而作“羽”字以避朱翊钧讳，未见刊、抄本中有其他讳例。

《金瓶梅》刊本无“翊”字，这里以“翌”代“翊”，显然是很难以无意之失解释得通的。除了有意避讳，应无他解。

第二，武宗之讳“照”/“炤”

第六十七回，温秀才代西门庆给翟谦起草回书，有“伏惟炤亮，不宣”语。

“炤”，本字作“照”，知会、通告之义，书函常用，如《水浒传》第六十八回，曾弄致书于宋江：“谨此奉书，伏乞照察”；宋江回书：“草草具陈，情照不宣”。

最晚在万历年间，刊本中即已避武宗朱厚照之讳，如文林阁万历刊《新刻全像高文举珍珠记》第十一出：“草草不恭，台炤不宣。”则此处之“炤”，为“照”之讳字无疑。

而且，《金瓶梅》刊本又有两处误字亦由此“炤”字生发：第三十一回：“虽然蒙你招顾他往东京押生辰担……”；第七十六回：“省的人又说招顾了我的兄弟”，这两处“招”字，正字均应作“照”，崇祯本已改如是。

然而，这二字字形差异不小，何以致有此误？《金瓶梅》刊刻所据底本应为行草体，而“火”、“扌”偏旁草书形近易讹，本书多有互误例，如：第四十六回“拷火”（三处），“拷”应作“烤”；第四十九回“髭须乱拃”，“拃”应作“炸”；第六十一回“灾杀作抄”，“抄”应作“炒”；第八十一回“撚香”，“撚”应作“燃”。明乎此，可知在“招”字处，底本原字本作“炤”，亦均为武宗讳字。

要之，“翌”、“炤”二字与“钓”字可以互证，它们确实分别是神、武二宗之讳。

综上所述，在整部《金瓶梅》刊本中，能够确证的讳字有“钓”、“翌”、“炤”三个，另有以“炤”字形讹形式出现的两个隐性讳字“招”。

崇祯本乃据万历本删改而来，错字极少（不含因不详底本原意而作的臆改之处），但第三十九回却仍保留着“钓语”之“钓”，不为无因。这说明，崇祯本的删改者清楚地知道，此字不是误字，而是帝讳。

据此，可以肯定地说，现存《金瓶梅》刊本的刊刻决不可能在天启元年以后，而应在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四十八年七月之间；退一步讲（考虑到第七十八回“落”字有那么一点避讳“洛”字的可能），最晚也不过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年底。

由《金瓶梅》刊本的讳字所呈现的这个时间区间，对于《金瓶梅》研究中两个重大问题的解决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万历本

五、《金瓶梅》刊本的刊刻版次及年代

明浙江秀水人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有一则材料，记载了《金瓶梅》的抄本流传和刊本问世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又三年，小修上公交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

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惥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³⁰

《野获编》分正、续二编，其《续编小引》末署“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可知沈德符这段话，应写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七月前不久。

沈氏自述其抄本得自袁中郎之弟袁小修，冯梦龙（犹龙）、马之骏（仲良）相继得见，劝其付刻应市而被拒。“未几时”，《金瓶梅》刊本却在“吴中”横空出世了。

这个“未几时”，实在是个很模糊的时间概念。当年鲁迅先生受其误导，曾推断：“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³¹

现已考知，马之骏“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³²，《金瓶梅》刊本的问世只能在此之后。所谓“庚戌初刻本”根本不存在。

另据明嘉兴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

（万历四十三年乙卯十一月）五日，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而锋焰远逊《水浒传》。袁中郎极口赞之，亦好奇之过。³³

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时，李日华看到的仍是沈德符（景倩）从小修处“借抄挈归”的抄本。这是见诸记载的《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最后时间，也是《金瓶梅》刊本问世的上限。

合沈德符所记而言之，《金瓶梅》原刊本问世的时间只能在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四十七年七月之间。

那么，现存《金瓶梅》刊本是不是沈德符所记的那个原刊本呢？对此，学界有种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现存刊本非初刊本，而是重刻本。早年，吴晗先生或受鲁迅“庚戌本”说的影响，指出：

“万历丁巳本并不是《金瓶梅》第一次的刻本，在这刻本以前，已经有过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行世。”³⁴

刘辉先生也认为：

“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词话本的第二个刻本。它的特点是：翻刻万历四十五年原刻本。”³⁵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现存刊本即初刊本。早在1959年，日本学者小野忍就较为谨慎地提出：

“《金瓶梅》的初版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以后。或者更大胆一些地推测，将《金瓶梅词话》作为《金瓶梅》的初版也未尝不可。”³⁶

吴晓铃先生也认为：

“现存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是这部长篇小说的最早刊本，亦即第一个刻本，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吴中悬之国门’的那个本子。”³⁷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即：现存《金瓶梅》刊本实际上就是沈德符所记的原刊本，也是万历本系统在明代的惟一刊本。

《万历野获编》

在笔者看来，主“重刻”说者似乎无意中混淆了两个概念——“版次”和“印次”。

古代雕版印书，书坊雇请写工据底本工整转写在薄纸上，反覆于选好刨平的木板（一般都是梨、枣等硬木）之上，再由刻工雕刻成版片，然后上墨刷印出单页，还要经过晾晒、分拣等工序，最后装订成书。

如果某书上市后供不应求，书坊用原版重印，仍称同版，只是印次不同。假如偶有个别版片断烂或丢失，书坊会另刻数片，称补刻，仍可认为是同版。

比如《金瓶梅》栖息堂本第五回末页与其他各本异版，而与《水浒传》接近，即属这种情况。只有在时间已久，原有版片糟朽，不堪刷印时，书坊不得已才会另行雕版刊刻，是为“重刻”或“翻刻”。

沈德符、李日华的记载表明，《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只能出在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四十七年七月；而据上文所考，现存《金瓶梅》刊本中的讳字表明，其刊刻必在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四十八年七月（最晚至十二月）之间。

将这两个时间段加起来，前后只有5年多一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除非某些特殊原因（比如地震、火灾等），书版在自然条件下不会腐朽损毁，书坊完全没有重刻的必要。

况且，对于《金瓶梅》这样一部近百万字的大书来说，其雕版印刷称得上是一项费工费时的巨大工程，成本不会太低，书坊断不会将原本完好的版片弃置不用而另行重刻。

所以，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金瓶梅》最早刊本，应该就是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二者系同版。换句话说，现存《金瓶梅》刊本确是《金瓶梅》的原刊本，也是惟一刊本。

搞清了这一点，可以对《金瓶梅》刊本的刊刻年代有一个更加准确、近实的把握：文献记载年代与讳字年代的交叉、重合部分，即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四十七年七月，这是一个过程性的时间区域，《金瓶梅》的刊刻必出于其间。

这与《金瓶梅》的实际刊刻时间已非常接近。像《金瓶梅》这样一部大部头的著作，要完成由底本到刻本的转化，差不多也得一年半载。大略估计，如以东吴弄珠客序所署万历四十五年十二月为《金瓶梅》刊本的始刻时间，其刊成面世最早约在万历四十六年下半年。

《金瓶梅词话》（民国版）

注释：

①鲁歌、马征《中日所藏〈金瓶梅词话〉应是同一刻本》，《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3期。

②叶桂桐《〈金瓶梅〉卷帙与版本之谜》，《金瓶梅研究》（第六辑），北京：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126页。

③叶桂桐《〈金瓶梅〉作者考证的重要线索与途径》，《聊城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④黄霖《金瓶梅讲演录》，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页。

⑤鲁歌《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十种说法》，《贵州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⑥ 陈诏《〈金瓶梅〉中的避讳》，《〈金瓶梅〉六十题》，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78页。

⑦滋阳《中华全国第五次〈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纪要》，《吉林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载吴敢《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⑧魏子云《〈金瓶梅〉这五回》，《金瓶梅研究》（第一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25、140页。

⑨叶桂桐《中国文学史上的大骗局、大闹剧、大悲剧——〈金瓶梅〉版本作者研究质疑》，《烟台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⑩ [明]赵用贤等《大明会典》卷七十七，《续修四库全书》第7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9——400页。

11[明]赵用贤等《大明会典》卷一百六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791册，第719页。

12[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一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51册，第236页。

13[明]陆容《菽园杂记》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9页。

1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九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5178页。

15王新华《避讳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7年，第301页。

16[明]董穀《碧里杂存》卷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0册，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145页。

17[明]沈德符《野获编》之《补遗》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747页。

18[明]沈德符《野获编》之《补遗》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781页。

19[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四十二，第981页。

20[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二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27册，第724页。

21[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五十一，第1328页。

22[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

23[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二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第568页。

24[明]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4册，第517——518页。

25陈垣《史讳举例·明讳例》，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08页。

26李致忠《明代刻书述略》，《文史》（第二十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55——158页。

27[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二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27册，第725页。

28[明]吴元满《六书正义》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203册，第71页。

29[清]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二三，《续修四库全书》第827册，第725页。

30[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174册，第596页。

3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32参见魏子云《论明代的〈金瓶梅〉史料》，原载《中外文学》1977年第6期，收入《金瓶梅探原》，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79年版，第129页；[美]马泰来《诸城丘家与〈金瓶梅〉》，《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3期；周钧韬《关于〈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社会科学评论》1985年第7期。

33[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504页。

34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文学季刊》1934年创刊号。

35刘辉《现存〈金瓶梅词话〉是〈金瓶梅〉的最早刊本吗——与马泰来先生商榷》，《光明日报》1985年11月5日。

36 [日]小野忍《〈金瓶梅〉解说》，载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年，第5页。

37吴晓铃《〈金瓶梅〉最初刊本问题》，《吴晓铃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97页。

文章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本文获授权刊发，原文刊于《傅憎享、杨国玉<金瓶梅>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