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N个瞬间159 酝酿冷战

乔治·凯南电报

关于富尔顿演说，从脸上的表情和好几次鼓掌当中可以看出，杜鲁门是赞同丘吉尔观点的，台下的听众也是如此。然而，美国上下强烈反对。一篇篇社论指责丘吉尔破坏了美苏之间本已十分紧张的关系。

面对如此众多的批评，杜鲁门惊呆了。回到华盛顿后，他立即开脱责任。他对记者们说，他从未得知丘吉尔要讲什么，还说美国是一个自由国度，丘吉尔完全有权利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去讲。

为了安抚斯大林，杜鲁门专门写信给斯大林，提出他可以用“密苏里”号把斯大林接到美国来，他将陪同前往密苏里大学，这样斯大林就可以像丘吉尔一样发表自己的看法。斯大林谢绝了这一邀请。

新闻界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觉得他头脑混乱，不能制订明确积极的对苏政策。政府中那些被认为是了解内情的人对局势也同样不甚明了。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发回一封 8000字的电报，电报力图打消政府同斯大林进行公平交往的任何念头。他写道，克里姆林宫对世界的看法是神经质的，其核心是俄国人世代以来的不安全感。因此，苏联当局“狂热地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从长远观点看，不可能与美国“和平共处”，而且“对它来说值得想往和必须做的是瓦解我们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损害我国在国际上的权威”。凯南接着写道，剥去了马克思主义的苏联人只是站在历史面前的“一长串残酷成性、挥霍无度的俄国统治者中的最后一代。这些俄国统治者为了保证其国内脆弱政权的外部安全，不断使自己国家扩增军力。他强调，由于苏联政权对“武力的逻辑”极为敏感，因此在遇到强大力量时通常会退避三舍。

乔治·凯南

国务院在丘吉尔演说的两个星期前的2月份就收到了这封电报。福雷斯特尔看后觉得凯南的论点十分重要，便将电报油印出来，散发给政府中所有的人，几乎每个与外交和军事事务有关的人员都有一份，杜鲁门也看到了。但这份电报虽然将产生重大影响，却不是人们有时描绘的——那种能立刻激励人心的文件。特别是对杜鲁门本人来说，这份电报似乎并未产生深刻的或直接的影响。

3月22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杜鲁门说他得知海军邀请了约60位国会议员去观看不久将在太平洋上小小的比基尼环礁岛进行的一系列原子弹试验，感到非常吃惊。杜鲁门表示，7月1日之后有多少人去参观他不管，而在此之前国会还有公务需要处理。杜鲁门认为需要作出决断，提出由于取消这些试验就会浪费1亿美元，决定将试验推迟至夏天。

6月6日，杜鲁门未经通知就宣布了两项重要任命，他选财政部长弗雷德·温斯接替 4 月去世的哈伦·斯通出任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任命约翰·斯奈德接替温斯。他觉得这两位都才气过人，无保留地信任他们。作为财政部长温斯十分恰当——他为人可靠，知识渊博，对政府机器有广泛的了解。但人们熟知的更多的是温斯的政治洞察力，而不是他在司法部门的杰出表现。让缺乏个性的斯奈德接替温斯只会加强人们对“任人惟亲”的指责。新闻界称斯奈德为“闷闷不乐的圣路易斯小银行家”，很难胜任内阁中的第二最高职务。尤其在自由派和以前的新政派的眼里，选择斯奈德尤为可悲。

7 月在巴黎召开了外长理事会会议，但贝尔纳斯国务卿同莫洛托夫未能在和平条约谈判中取得很大进展。早在4月，贝尔纳斯同总统的关系十分紧张，他告诉杜鲁门他想辞职，理由是健康问题，但杜鲁门请他至少留任到年底。杜鲁门秘密通知正在中国的乔治·马歇尔，他想让马歇尔在贝尔纳斯离任后出任国务卿。

支持率暴跌

杜鲁门在 7 月 31 日给母亲和妹妹的信中写道：“星期二是我有过的最糟糕的一天，每15分钟就要见一个人，商讨一个不同的话题，主持了内阁午餐会，花了整整两个小时讨论巴勒斯坦问题而毫无结果。今天几乎同样糟糕但又不完全是那样，我去游了泳，这是 2 月份以来的第一次。”

《时代》周刊指出，如果这个世界不得不依靠杜鲁门及其政府来摆脱麻烦，那么世界倒真有许多可担忧的事了。80年来，从林肯的继任者安德鲁·约翰逊时算起，还没有哪一位总统被这样毁谤过。他那美国中部特有的行为举止、他在密苏里的伙伴们、出了名的对母亲的忠诚，都成为人们取笑他的话柄。

1946年秋华盛顿最新流传的笑话之一说，杜鲁门有次参加内阁会议时迟到了，因为他醒来时感到关节疼痛，后来才发现是他想把脚放到嘴里所致。另外一则来自得克萨斯州的笑话则讲若罗斯福在世会如何处理国家的问题，然后以一句这样的话结束：“我不知道如果杜鲁门活着的话他会做什么。”《芝加哥太阳报》上登出一幅漫画，后被广为转载，漫画中的杜鲁门两眼鼓出，喝得烂醉，一只手放在疼痛的脑门上，问道：“还要什么？”

杜鲁门的声望一落千丈。在10月第一周，国会选举前一个月，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全国只有 40％的人对他的表现感到满意。

犹太教赎罪日前夕，他呼吁10万名犹太难民进入英国在巴勒斯坦的保护地，许多人认为这是赤裸裸地争取纽约犹太人选票的把戏。但事实上他在几个月前就曾发表过同样的声明，而正在竞选连任纽约州州长的共和党人托马斯·Ｅ·杜威现在通过要求允许数十万犹太人移民至巴勒斯坦，使自己在争取犹太人支持方面很快就超过了他。

数周后，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杜鲁门的地位已下降至32％，几乎比一年前减少了 50 个百分点。

并没有发生萧条。尽管发生了这么多次罢工，就业率仍很高。银根充足，工商业繁荣。但自1945年底以来，生活费用上涨了6.5 个百分点，人们急需的住房、汽车、冰箱、尼龙袜、食糖、咖啡面临严重的供应不足，肉类供应日趋紧缺。由于11月已经临近，共和党人就利用了这个问题。

杜鲁门告诉他手下的人，他无论怎么做都会遭到指责。如果他取消限价，人们会指责他是屈服于压力；若维持现状，人们会认为他是所有麻烦的罪魁祸首。

对肉类供应短缺的不满是一回事，而对共产主义的影响及渗透的担心则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从长远来看要重要得多。一场红色恐慌显然正在增长。共和党人指责杜鲁门执行的是对外安抚俄国人、对内扶植共产主义的政策。参议员塔夫脱说：“民主党内共产主义和美国主义分化严重，因而外交政策只能是无效的和自相矛盾的，使美国成了全世界的笑柄。”在加利福尼亚州，另一位众议员的候选人、年轻的理查德·Ｍ·尼克松严厉批评高级官员“有意无意地担当非美国分子的后援。”

在司法部长克拉克的压力之下，杜鲁门曾暗中同意继续对事关国家防务的各类场合实行电子监视，这是罗斯福制定的一项政策，但罗斯福于 1940 年核准这一做法时只是限于异己分子。联邦调查局Ｊ·埃德加·胡佛警告说，在全国消遥法外的共产党人不下 10 万。

民主党人处于极度绝望之中，有人劝杜鲁门最好不要在竞选活动中露面，也不要发表政治性演说，杜鲁门接受了这一意见，一直留在白宫中。甚至连参加竞选的民主党人也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到总统的名字了。在有些竞选国会议员的场合中，民主党候选人采取播放罗斯福演说的旧的录音磁带的办法来增加他们当选的机会。

作为一位政治家，就是要能在遇到麻烦时保持微笑，杜鲁门深谙此道，以前在困难时经常这样做，他现在也未表现出任何愤怒和沮丧。他从不抱怨，从不垂头丧气，也不责怪他人；始终表现得愉快和乐观，对别人很关心，愿意看到他们并和他们呆在一起。

10月14日，也就是选举前三周，杜鲁门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取消肉类限价。10月23日，他飞往纽约参加在弗那幸草场举行的联合国大会并发表演说。他在一篇十分合乎情理的演说中说：“历史的进程已使我国成为世界上比较强大的国家之一，因而使我们肩负起特殊的责任，去保存我们的实力并在我们当今互相依存的世界中正确地使用它。”

共和党人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从大萧条前以来第一次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许多人觉得大萧条是十分久远以前的事情，就像是另一个世界那样。众院选举结果为共和党 246票对民主党 188 票，参院选举结果为 51 票对 45 票。共和党人在州长职务的选举中也取得了多数，包括纽约州，托马斯·Ｅ·杜威以空前的遥遥领先的票数再次当选为该州州长。民主党在一个又一个城市中的核心组织纷纷被击败，如芝加哥、底特律、纽约。在堪萨斯城，杜鲁门亲自挑选的竞选国会职务的候选人败给了共和党对手。

《芝加哥论坛报》欢呼共和党的胜利，罗斯福新政终于被赶跑了，民主党人在华盛顿的控制终于被打破了。哈利·杜鲁门这位“偶然的”总统现在成了“少数党”总统。

没有哪一位总统比哈利·杜鲁门在 1946 年 11 月那个阴冷的、有雾的早晨几乎是不被注意地回到华盛顿时更加彻底地失去了名声和领导能力。车开到联邦车站，杜鲁门悄悄地从他的车厢中走出来，他面带微笑，腋下还夹着一本书。

哈利·杜鲁门是一个被稀里糊涂地推上总统宝座的美国乡下人，还是一个超出一般水平，甚至具有特殊的才能和性格，能取得重大成就的人？

对于被认为是当时最富有思想、最具有权威的政治评论家李普曼来说，杜鲁门是个令人尴尬的人物。李普曼认为，他的虚张声势和迅速的决策不过是对内心充满了焦虑而本质上却动摇的人的一种掩饰。国家大事怎么能由一位既失去了本党的支持、又不再能控制其政府的总统来指导呢？

杜鲁门也写道：每一个农民都“认为他像总统一样出色，或许比总统还好一点儿，”这说明他已经根据老杰斐逊的信念，从中生长出了这样的思想：普通的来自底层的美国人与最杰出的美国人一样出色。

一次，一位记者问他是否考虑过使自己从常人的水平上提高，杜鲁门反问道：“噢，做一个常人有么错吗？”

在波茨坦，丘吉尔立即就察觉出位新总统是“一个判断力极强的人”。1947 年那个关系命运的春季，丘吉尔忙于写回忆录，还写信告诉“我亲爱的哈利”，他是多么钦佩“你为世界和平和自由所做的一切……”对丘吉尔来说，哈利·杜鲁门的总统任期成了世界有希望的一个根由。他把杜鲁门描述为坦率、果断、诚实，虽然说经验不足、却敏于好学的人。

罗斯福死后，那么多的新政派人士都辞去了职务，就像克拉克·克利福德所说，“他们如此之快地竞相”离开了政府。利连撒尔不像他们，他选择了留下。10 月份，他辞去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长的职务，成为杜鲁门指派的新的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杜鲁门坚持认为该委员会应由文职官员来控制。这个职位也许比战后华盛顿设置的几乎所有职位都更重要，利连撒尔感到自己尚未充分具备担当此任的资格。

任命马歇尔

总统的变化十分明显。11月选举刚过，他就与约翰·刘易斯“摊牌”。行政当局把这个强有力的劳工领袖送上了法庭，指控他违反了史密斯—康纳利法，该法禁止不利于政府控制的设备的各种罢工，而煤矿在法律上仍处于政府的掌握之下。法庭发出了一项禁止罢工的禁令，罢工在 11 月 20 日开始时，一位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命令他到庭接受蔑视法庭罪的审判，刘易斯拒绝了。12 月 4日，这位法官以 300 万美元的罚款击得煤矿工人联合会晕倒，同时对刘易斯个人罚款 1 万美元。12月7日，刘易斯屈服了，命令工人回到煤矿，此前他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1947年3月，最高法院坚持蔑视罪的裁决。这是行政当局的一次大捷。

杜鲁门对刘易斯的惨败喜出望外。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受到了新闻界的赞扬，《新闻周刊》称，“哈利·杜鲁门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迁就刘易斯的地方迅速转为强硬”，这当然使杜鲁门极为得意。不过，在他的老友看来，真正的变化是随同国会中期选举而来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共和党的这次大胜使杜鲁门得以新生，使他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这一点也许没有任何其他力量能够作到。他现在不再欠任何人的任何东西了。他在进行管理时是自由的，是他自己，显示出在他不得不做的时候他所能做到的事情。他告诉白宫的记者们：真正的杜鲁门政府在中期选举之后开始了。”

马歇尔在中国

塔夫脱、范登堡和马丁都决心恢复国会在罗斯福时代失去的声望和权威。马丁在他作为众院议长的首次演讲中坚持称：“我们美国人的政府观念有赖于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国会这种观念的支撑。”这 3 个人都被认为具有当选 1948 年总统候选人的可能。

杜鲁门在白宫的宣布引起震惊效果：乔治·马歇尔将成为新的国务卿。吉米·贝尔纳斯已辞职，马歇尔已在从中国返回的途中。杜鲁门总统任期中最明智最重要的决定之一是马歇尔的任命。

各方的反应迅速，一致表示赞同。亨利·史汀生在写信给马歇尔的时候，已经代表了整个国家在说话：“你被任命为国务卿使我对我国所关心的安全问题充满了巨大的安全感。杜鲁门先生提出了一项英明而又十分精明的任命。”

在国会山，阿瑟·范登堡推动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没有举行听证、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就通过了这项提名，接着，他又要求暂停应用程序规则，使提名在同一天就获得了参院的一致批准。在某些共和党人看来，这项任命可能产生的一个阴影就是它可能给马歇尔提供了成为未来总统候选人的机会，这种担心在马歇尔到达华盛顿的当天早晨就由他自己亲手消除了。

1947年1月21日，星期二上午，在首席大法官文森的主持下，他在白宫宣誓就职。杜鲁门握着他的手说自己是多么感激他愿意接受“这副重担”时，马歇尔仅简单地答道，他将尽全力去干。

66岁时，乔治·马歇尔是第一个成为国务卿的职业军人。他于 1880 年的最后一天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南面的由宁顿，在那里度过了童年。1901年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后，是陆军少尉，此后稳步提升，先后服务于菲律宾、阿克拉何马州、莱文沃思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担任潘兴的副官，指挥美军前进到阿戈讷地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他曾在中国服务三年。1939 年，罗斯福任命他为参谋长。他身高将近 6 英尺，沙灰色的头发剪得很短，眼睛浅蓝，长型脸上具有一种朴实的慈父般的气质，在镇定自若中经常显得很悲伤。由于上了年纪，双肩已经开始轻微地向前俯曲。他身上没有什么军事魅力，也没有矫揉造作，但却有一种看不见的光辉在影响着人。马歇尔是一个具有无瑕的正直和自制的人，他既使人产生敬畏，也让人难以形容。丘吉尔称他是“最高贵的罗马人”。正如国务院中他的一位属下后来所写，马歇尔并不具有艾奇逊等人那样的智慧异彩，也不具备雄辩的天赋，然而他却能够区分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这种判断力赋予了他无限的价值。

艾奇逊晚年常回忆说，当马歇尔进入一间屋子时，人们就会感觉到他的存在。“这是一种惊人的统帅的力量。他的形象强烈地向外扩散，他的声音低沉、断续而有穿透力，在回荡中不断增加。它迫使别人尊重。”在五角大楼，一些低级军官知道要倒退着走出马歇尔的办公室；而任何军阶的军官、甚至总统都不能叫他“乔治”，而只能称他“马歇尔将军”。艾奇逊说，这个头衔很适合他，就好像他是以此命名似的。

杜鲁门把马歇尔描述为“精明”、“深奥”，听多于说。杜鲁门愉快地回忆说：“他从不对你发表任何长篇大论。有时他会面无表情地坐上一个小时，听够了以后，就提出自己的见解，这见解绝对会切中讨论中的那个问题的要害。”不过，杜鲁门格外赞赏的则是马歇尔那坚韧不拔的责任感，无私和正直。“他是那种你在任何方面都能指望其诚实的人。一旦你发现了这样的人，你就必须紧紧地抓住他。”他作为政治家的作用杜鲁门也高度评价，马歇尔在国会的共和党人中享有的威望之高几乎无人能比，尽管他在整个战争期间曾与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关系如此密切。正是马歇尔使得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征兵案在国会获得通过，也是马歇尔向国会领袖们透露了原子弹的秘密，他相信他们会保守这个秘密。

对于马歇尔来说，不久前出使中国的使命一直使他感到极其失望。他试图在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与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之间调停出一个和平，结果得到的仅是一个暂时的停火。失败是他在离开中国前夕不得不宣布的事情。他报告说：“一方面，政府的领袖们强烈地反对一个共产主义形式的政府；另一方面，共产党人则直率地申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打算为在中国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府而奋斗……”他为国民党所做的努力根本无效。这是一个充满了腐败的政府，被数量太多的将军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尽管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讲话，但我必须对军界的这种支配性的影响力表示悲叹。”

虽然马歇尔使华失败了，却无人为此而责备他，这是因为这项使命的难度和他本人的声望都很高的缘故。人们都把对他的新任命看作是处于困境中的杜鲁门政府向前迈进的一大步。

马歇尔承担他的职责后，人们立即感到了变化。吉米·贝尔纳斯是一个勤奋的国务卿，其工作比人们通常所知道的、或者杜鲁门后来回忆中所描写的更有效。但是，贝尔纳斯具有疯狂的独立性，喜欢由自己来决定一切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不好领导。在马歇尔的领导下，这种状况整个改变了。波伦回忆说：他给了人们一种目标感和方向感。他的个性感染了整个外交部门。在行动中有了……比我以前所见过的都要多的明确性……马歇尔从未忘记，而贝尔纳斯有时就忘记，杜鲁门是总统。”

经杜鲁门批准，一个以乔治·凯南为首的新的政策计划班子建立起来，使得整个机构更有序，也更有效。当各部门首脑在马歇尔面前陷入争执的时候，他总是对他们说：“先生们，不要争论问题，而要解决问题！”

马歇尔的出任使杜鲁门比其他任何人都感到更受鼓舞，也更放心。杜鲁门在马歇尔宣誓就职后不久曾写道：“我与他见面交谈的次数越多，就越确信他是当代的一个伟大的人物。”还有一次他私下评论说：“马歇尔是一望便知的中流砥柱。”这种钦佩是杜鲁门对他所认识的其他知名人士所从未有过的，包括罗斯福、丘吉尔。对于用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人来做他的国务卿，他毫不犹豫、毫不忧虑；毕竟，马歇尔、哈里曼、帕特森、福雷斯特尔、利连撒尔、艾森豪威尔，他们都是意志坚强的人。人们也许会想象，杜鲁门可能对马歇尔那样享有巨大声誉的个人地位太突出以至压过了他自己而感到担心，或者对人们认为马歇尔比他更适于当总统的看法而感到痛苦。其实，杜鲁门既不妒忌、也不担心。他生就不是这种人。他写道：“拥有他的友谊和支持，我确实感到非常幸运。”

现在的演员也学他们

在民意测验中，杜鲁门的支持率回升到了 48％。

气氛变得欢快了。战时对游客关闭了6 年的白宫，被杜鲁门重新开放。他恢复了正式的招待会和国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