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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6日 星期五 晴 张云萍从2日起休息六天，要我代班，看样子代张云萍这出纳位置我是代牢了，无奈。 做完早市回家吃粥的时候，忽然想起开门之后，一个乡下亲戚来跟我拿已付款的四号粉票子，他给我钱时由于找不出零，我用自己皮夹拿出一张二元票从公款中兑换了二张一元票，可现在我的印象中这张二元票的钱不见了，一个疑问在头脑中形成，可能出错了。吃好粥匆匆赶回单位打开抽屉一轧帐，果然差了一元，一连轧了三遍现金与帐目结存都是缺一元钱，我就嚷了起来：“我错掉了一元钱，晦气，今天真晦气，一连轧了三遍都是缺一元钞票，气死我，陪饭赎工夫，还要自己口袋里掏钱赔。” “这是无话可说的，如果是票子上开错，开票的也有责任，两人各50%，你错掉的，自然得你一个人赔”胡松林说。 “票子开错，我听他们说是出纳70%，开票30%”开票员孙跃平说。 “你的意思是三、七开？”姚剑强问。 “我不赔，我同张云萍性质不同，我是代班的，否则我晦气死了，我不代到什么事情都没有，代代班还要赔钞票，我得报销。“ “你报销可以，算你出差错敲掉一个月奖金”胡松林说。 “不搭界的，你赔也好，不赔也好，总是一个差错”我说。 “两样的，你赔了，国家没有损失，就不算差错，否则就算差错”胡松林说。 “敲奖金么就敲资金，我事情也没有，爽气点，我以后不代班了，如果叫我代，五元奖金拿来，否则我就不代。” 后来逐渐回忆，怀疑问题出在五星队吴阿三卖的五十八斤糯米身上，因为他前头是有大票的，轮到他时才没有五元、十元票了，应付他11元7角，我只得用小票一元数了十一张给他，肯定其中一张是二元票，因此我想还是去乡下跑一趟，追得回来最好，追不回来也没有办法，只得自掏腰包。我先叫吴阿四陪我，但吃饭时吴被朱建法叫去发稻谷，我只好拖叫了姚剑强一起去追一元钱。 匆匆吃罢中饭就叫了姚出发，一路上，田野里绿郁葱葱，春风和暖扑面。天空灰色的云撒在四处，可惜没有太阳，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聊天，不一会到了五星生产队，走进一户人家，主人正在吃饭，五个人，一对中年夫妇，女的手里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还有一个老人约五十挂零，另一个是大姑娘。 “同志，请问吴阿三家在哪里？”我问。 “吴阿三，姓吴的，我们队里没有姓吴的，吴阿三没有这个人，要么有个马阿三，还有一个叫陆阿三。你们做点啥？”中年男人反问。 糟了，第一关就不顺，“没有这个人”我边想边自语道。 “要么，隔壁大队也有个五星小队吗？”姚问。 “没有”我果断地回答。 “你们做点啥啦？”中年男人又问。 “他早晨来卖点糯米弄错了，我们来纠正一下”我说。 “是多是少呀？”中年男人笑嘻嘻地再问。 我知道，如果讲了多给他了，对方就不会告诉你真实情况，农民即使在生产队里内部矛盾很多，对外来人是很一致的，特别是针对街上人，不知何时农民与居民结下了不冤之仇。他们条件差，劳动苦，好像是我们街上人之故，因此我说：“多或少，总是错了，马阿三、陆阿三你晓得他们早晨到街上卖过米吗？” “这，我不知道。” “你讲讲看，是个啥样子的人”中年妇女说。 “这个人么，矮个子，脸上有点麻子”我回忆说。 “应该没有这样的人，他们个子都蛮高的，脸上也没麻子”中年妇女转身朝丈夫与讨论的口气说。 “那么马阿三家在什么地方？”我问，我想既然来了么，终得问一下当事人。 “马阿三就在前面的一间”中年男人说。 “陆阿三呢？” “陆阿三在河西。” “好的，我们先到马阿三家去问一下再说”我对姚说，道了谢，跨出了门我接着对姚说：“不是他的话，再去问陆阿三。” 我们中途又问了一个人：“马阿三的房子到底是哪一间？”跟过去一看，糟糕，大门紧闭，去另一间，也同样，我自言自问：“他们这里都这样积极，现在才十一点多一点就下地干活了呀？” 说话间看见一个老年人从对面走来，我俩稍等：“同志问一声，马阿三做生活在哪里？” 他手指向后面桑地：“在那边桑地里，你们做点啥？” 他们对我们的到来都很关心，我们假装没听到，只管往前走。到了桑地里又问一人，他向后面一指，我们再问一人：“马阿三做生活在哪里？” 被问的说：“我就是，做点啥？” 由于他来卖米时我没有很好的关注，所以不认识，我接着问：“你早晨来粮站卖过糯米吗？” “卖过。” 我心中一喜，正是他，我说：“你早晨卖58.5斤糯米对勿？” 他点点头，我接着说：“你应该得到十一块七角，我给你十一张一块头对勿？” 他又点点头，我继续说：“但是十一张一块头里其中一张是两块头，因此我多给你一块钱。”其实我讲这话和来到这里，对要回一元钱所怀的希望不大，因为对方当时是点过钱的，如果他要还的话当即就还了，现在要他拿出来是很难的，我仅怀着1%的希望，不过我还是来跑一趟。我说话语气是缓和的，脸上露着笑容，因为是我的错，要他愿意拿出来，所以只好这样，主要是看他的表情和说话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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