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毛泽东时代（1）

回忆我的毛泽东时代（1）

犹龙居士

     我是文革那年出生的人，到我记事时正好是七十年代。那时候吃的不好，在我们这个豫东平原上的村庄，一年四季多以红芋为主，有的地方叫红薯，或地瓜。红芋的产量高，在那个生产力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红芋的亩产可以达到三千斤。为了填饱肚子，各生产队都会大面积种植红芋。

     当然也会种一些小麦、玉米、大豆、高粱、谷子，产量都不高，一般亩产百十斤，高产才能达到二百斤。产量太低，不能大面积种植，否则种多了，老百姓会饿着肚子。

     所以，我认为，从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来看，农民的生活不好，不能怨政治，怨科学技术还不发达。如果大面积推广良种，运用化肥，小麦的亩产不要说一千斤，即使有后来的八百斤，谁还会种红芋呢？

     红芋吃多了对胃不好，冒酸气，打嗝，放屁，关键它的口感不好。除此之外，吃多了厌烦，一天三顿吃，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吃，“红芋汤，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吃多了谁会有好心情呢？不要说红芋，任何食物莫不如此，吃多了都会腻歪，包括鸡鸭鱼肉，山珍海味，如果我们天天老吃一样，心情能会好吗？

     所以，衡量一种食物好吃不好吃，很难有截然的界线，过去我们以吃野菜为苦，以吃肉为美，现在呢？情况是不是翻过来了呢？衡量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吃饭应该不是唯一的标准，而在于心情，在于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感受。环境不好，你天天锦衣玉食，心里也不一定舒服；如果你处的环境好，人人是社会的主人，天天吃糠咽菜，小日子也可能过得很美很美。

     我们这个村子，在村落里算是比较大的，称“集子”。每天清晨都会有十里八乡的社员来赶集，时间不长，到吃早饭的时候集会自然地散了，因为吃了早饭还要上工，生产队还有很多活要做，也是这个原因，赶集的人上了岁数的较多。集子上有国营的供销社，以他们为主体，社员卖的大多是农副产品，一点一点的摆在街道的两旁。

     我家正好处在集市的尾巴上，令人沮丧的是，我家的门口是猪市。有猪羔子要卖的农户都聚集在这里，有的用架子车拉过来，有的用大把篮子抬过来，也有秤头，扛一把大秤在街上晃过来，晃过去。他姓李，在集子南头住，虽然胡子一大把，辈分不高，应该叫我小爷的。

     他治秤，有时也做说合，收取一点酬金，不高，一头猪羔子也只是三分两分钱，后来涨到五分。

     我很讨厌他们，天不明就传来猪羔子被抓的嚎叫声，尖而刺耳，长时间不息，还有猪屎的臭气，隔着院子散进来，令人作呕，可讨厌归讨厌，又不能说什么。卖猪的，买猪的，有的是本村人，低头不见抬头见；即使是外村，十里八乡的也不远，都是在一个天底下弄生活，沾亲带故，不是邻居张三的老表，就是村民李四的小孩他舅，不近人情的话不仅不能说，有时我还看到父亲笑眯眯地邀到家里来吃茶。

     农村就是这个样子，即使受不了，也要忍着，伤人的话说不出口，更不要说驱赶了。

     那是一个自然环境优美的年代，山清水秀，绿水长流，人与自然充满着和谐。

     那也是一个古风长存的年代，邻里和睦，家长里短，家与家，户与户，村与村充满着温馨。

     我家要盖房子，没有砖头下地基，父亲领着我们四下里寻摸破砖。大街小巷，古井窑厂，甚至要下到河里去捞摸，囫囵的，半截的；规则的和不规则的，一古脑儿捡回来，堆放在院子的一角，积少成多。然后打土坯，那个时候很自由，想在哪儿取土就在哪儿取土，没有人问，也没有人管。一般选择取水较近的地方，就地取土，想干就干，不想干暂停，非常地惬意，生活的惬意就在于心。村子里没有地痞流氓，大队干部也不挑三霍四，自然的管理，纯朴的民风，往往让我们感到身心的放松。

     盖房需要大量的土方，不需要请，左邻右舍闻风而动，自备了架子车和铁锨。白天队里的活太忙，大伙忙着挣工分，拉土只好在夜里进行，或者河坡上，或者荒地的尽头，没有人来罚款，只管拉，一车接一车，十来辆架子车，两个来回就够了。

     那时候的邻里关系真好，一家有事百家忙，忙完了还不要报酬，有时连茶水也不喝，做完活各自散了。

     房檩是自家院子里的树，不够的话，再到村子周围瞅一瞅。那个岁月，除了自家院落里的东西，其它都是集体的，田野上，大路边，河坡野滩，甚至大队部，公社院子里，所有野生的树都是集体的。如果你看中了，也是你需要的，和村里的干部说一声，然后砍了，拉回家来用。

     如果实在凑不够，也只好出一些钱来买，价格非常的便宜，一根檩条两块钱，一根挑大梁的圆木才十元钱。封顶用麦草，每年麦子成熟的季节，和队长打声招呼，割一些麦子，捆成麦个子，拉到集体的麦场里，把麦子脱出来，麦子归公，麦杆拉回家。

     那些年，盖三间麦草房不费钱，费的是力气。盖房的时候，生产队里会派人来做，记工分。主家只需烧好茶水，备一盒烟散开来，谁吸谁拿，自便，不管饭。下工时间一到，大伙儿放下手里的工具，洗洗手，擦擦脸，各回各家。只有活做完的时候，主家才会买一些毛巾，每人发一条，以表达谢意。没有人说小气，在乡村，帮助别人也等于帮助自己，等自己有需求的时候，大家一样地忙前忙后。

     房子盖好后，我家的生活有了新气象，或许我不了解大人生存的苦恼，对社会，对生活体会的并没有那么深刻，我的幸福感总是满满的。

     出门就是集市，我很少买东西，但并不是没有买过。我记得有一次，我曾经在一个卖杏子的老汉面前久久徘徊。他问我，买杏不？

     我点点头，问，咋卖的？

     二分钱一个。你要是买一毛钱的话，我给你拿六个。

     八个。我还价说。

     行，卖给你。老汉很爽快地答应说，剜到篮里就是菜，卖到手里才是钱，反正是自家树上结的，不需要本钱。他从筐子里捡最大最红的杏子给我，稍微有一点烂皮的捡出来，非常地真诚。

     我递给他一毛钱。这一毛钱还是过年时舅舅给我的压岁钱，我一直不舍得花，保存了整整一个春天。

     我喜欢毛泽东的年代，并不是说喜欢贫穷，而是喜欢自然的环境，没有污染的环境；喜欢纯朴的民风，即使走在漆黑的夜晚，也从来没有过胆战心惊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