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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轶事

 红香圃 2022-05-16

周恩来简介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出生于江苏准安。周恩来祖籍浙江绍兴,周家是个大家族,到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起,这一支就迁到了江苏准安。他祖父有4个儿子,老二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恩来不满一岁时,他最小的叔父病危,为了使叔父有后,就把他过继给了叔父。两个月后,叔父逝世,周恩来就由其妻子陈氏带在身边抚养。陈氏在诗文书画上都有较好的修养,4岁教识字,5岁进私塾读书,背唐诗,讲故事,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影响深刻。

周恩来9岁时,生母逝世;10岁,养母也逝世了,父亲去湖北谋生,家里全靠10岁的他承担,养成了他精明果断、富有条理的办事能力。

周恩来12岁时,伯父到奉天任财政局科员。因伯父自己没有子女,就写信要周恩来到东北。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东北是当时列强争夺的焦点,日俄战争,日本吞并朝鲜,给少年周恩来强烈刺激。有一次,老师问同学,读书为了什么?周恩来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周恩来15岁时,伯父调到天津,就一起搬到天津,考入南开学校,读了4年书。南开教育比较进步,周恩来学习成绩很优秀,国文、数学突出。

1917年6月,周恩来从南开学校毕业,东渡日本。出国前回东北母校,给同学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9月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写下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在日本期间,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

1919年,得悉南开学校创办大学部,周恩来决定“返国图他兴。”4月返回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成立觉悟社,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

1919年10月,南开创办人严修推荐周恩来等两人赴欧洲留学,先到英国考察工人运动,5个星期后,到法国留学。

1920年,周恩来在法国读了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经过反复学习和思考,终于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1921年,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共产党。从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76年1月4日,在他和剧痛作最后的拼搏,已近弥留之际,他要陪护身边工作人员放《国际歌》的唱片。当《国际歌》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他的病房时,总理的嘴唇在翕动,在吟唱。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连放三遍后,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4年时间留欧,使周恩来成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研究的共产党人,一个走向成熟的职业革命家。1924年,周恩来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为北伐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6年底,周恩来调上海,组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迎接北伐军进上海。但是,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党中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周恩来任前委书记,率领2万多人参加起义。南昌起义最后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军队,八一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挫折,白区几乎损失了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红军被迫长征。血的教训,使周恩来认识到,只有毛泽东才能打败蒋介石。于是,在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和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请毛主席出山,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从此,周恩来作为毛主席的主要助手,辅佐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领导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经过近30年的艰苦奋斗,把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建成了具有独立的工业体系、集体化的农业、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学技术和强大国防的社会主义国家。

2、周恩来秘书的自述

 我是1964年8月15日嘉一中高中毕业后选调到中央办公厅学习速记。刚到北京不到一个月,9月13日,老师让我们参加学习速记的8个学员到北京展览馆剧场观看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下午6时30分,我们一行走进剧场,安静地等候着。观众也陆陆续续走进剧场。将近7时,剧场里已经坐满了观众,突然,有人对我说:“总理来了!”我赶紧离开座位往前面钻去。真的,我看清楚了,是周总理来了!周总理面带笑容,正从休息室向座位走来。这时,全场起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周总理一面走,一面不断地向大家招手、鼓掌。面对大家发自内心的掌声,周总理从座位上站起来,不时地向大家招手,招呼大家坐下来。大家这才慢慢地坐了下来。这时,全场灯光熄了,舞台上拉开了幕布,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戏演完了,全场灯光大亮,我又立刻钻到前面,看到全体演员出来谢幕,全场再次起立,以热烈的掌声,向全体演员表示感谢,同时欢送周总理。在全体演员和观众的掌声中,周总理一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一面缓缓地离开了剧场。

周总理是我到北京后见到的第一位中央领导人。从全体演员和观众的热烈的掌声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广大群众对周总理的崇敬和爱戴。

1965年6月,我们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学习,进入了实习阶段。而我第一次实习,就是记录周总理的讲话。

那是1965年6月29日,老师带着我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作记录,这是我参加第一次速记记录实习,内心是很紧张的。

我跟着老师来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厅(什么厅已经忘记了),厅内已经布置好了,几个沙发围成半圆形,沙发后面摆了两个桌子。我们就在沙发后的小桌旁坐下,铺开纸笔,准备作记录。

不一会,周总理陪着几个外国人进来了。原来是周总理接见美国一个左派政党的代表团。由于是第一次参加作记录,又是周总理接见外国友人,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内心的紧张是不言而喻的,拿笔的手怎么也不听使唤;而越紧张,越记不下来。所以,当时周总理谈的什么内容,到现在脑子里已经没有什么记忆了,只依稀有一点印象,周总理和他们谈的是我党幼年的历史和我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从此以后,我记录周总理讲话的次数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紧张的1967、1968年,有一段时间,周总理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解决各省的问题,我和我嘉一中的同学吴文英两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周总理主持的会议作记录。会议一般都要开到凌晨三、四点钟。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会议开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当我们走出大会堂东门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我亲眼见到,周总理已经累得连腿都迈不上汽车,是警卫员帮他抬上去的。

我到北京后见到的第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是周总理,而我参加工作第一个记录讲话的也是周总理,在我的记录生涯中,记录的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最多的也是周总理。这看似偶然的巧合,也反映了当时中央的实际情况:周总理是毛主席的主要助手,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中,周总理是毛主席决策的最好的执行者,是真正的中流砥柱。现在,有些人刻意制造、夸大周总理和毛主席的所谓“分歧”,以抬高周总理来贬低、抹黑、否定毛主席。其实,周总理自己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党内,只有毛主席能够撑舵,我只能做助手。这是我亲耳听到并作了记录的。试想,如果没有毛主席,能有周总理吗?正如邓小平说的,如果没有毛主席,也许我们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哪来的共和国总理?

3、 手帕扔进了痰盂    有一次,周总理在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时,一个美国记者伸出手来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总理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都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但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菌,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4、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   ”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摘自《环球人物》张颖霞/文

5、“派克”的来历   50年代,有一次,周恩来和一位美国记者谈话时,记者看到总理办公室里有一支派克钢笔,便带着几分讽刺,得意地发问:“总理阁下,也迷信我国的钢笔吗?”周恩来听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送给我的。这位朋友对我说:“这是美军在板门店投降签字仪式上用过的,你留下作个纪念吧!”我觉得这支钢笔的来历很有意义,就留下了贵国的这支钢笔。”美国记者的脸一直红到了耳根。

 6、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7、巧对毛泽东   1960年5月,毛泽东、周恩来一行视察长沙,工作之余,到江边散步。遥望橘子洲头,百舸争流,万帆竞发,毛泽东逸兴遄飞,口占一上联:“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此联动静相对,意境悠远,三个断句,两处“顶针”,“洲”和“舟”又是谐音,应对难度极大。毛泽东对身边的周恩来说:“恩来,我一时江郎才尽,请你来个锦上添花如何?”周恩来才思敏捷,熟谙地理,了解长沙竟于百步之内得佳句:“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天心阁系长沙市内一景,与橘子洲相对。即工整又流畅,整个对联浑然一体,两位伟人相对而笑。摘自《教育信息》  

8、你们不走,我也不走1973年8月28日,C.P十大在京召开之时,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已因患上腿疾而不能站。会议结束后,为了不让与会代表看出破绽为自己的身体担心,毛泽东就一直坐在座位上,想让代表们先退场。主席不退场,代表岂肯先退场。还是细心的周恩来总理看出了主席的心思,打破了僵局,他机智地说毛主席是要目送大家离开会场。毛泽东则故意执拗地说:“你们不走,我也不走。”就这样,代表们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挥手与主席道别。    

9、三答记者  一次,周恩来接见的美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做马路?”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马路。”这个美国记者仍不死心,继续出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头走路,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记者又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

  10、周总理谈笑吃“纳粹”   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上来一道汤菜,汤里的冬笋、蘑菇、红菜、荸荠等都雕刻成各种图案,色、香、味俱佳。然而,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贵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忙向周总理请教。对于这个问题,周总理也感到十分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

  11、周总理妙语斥对手   周总理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一直以德高望重,幽默风趣著称,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周总理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party国家传为美谈。  

  12、周总理舌战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

   13、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partygo-vern-ment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  

 14、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

   15、一次记者招待会,周恩来总理介绍我国建设成就。一个西方记者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这涉及到国家机密,不可能直言相告。总理眉头一皱,很快答道:“有18元8角8分。”在场的人全都愕然。总理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中国人民银行有全国人民作后盾,信用卓著,实力雄厚,人民币是世界上最有信誉的一种货币。”话音刚落,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总理有意回避问题的实质,以“总面额”替代“总金额”,于是堵了外国记者的口,又不损害招待会和谐的气氛。运用曲解,使语言犀利而风趣,充分表现出他过人的应变能力和高超的语言艺术

16、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中国大陆解放以后封闭了内陆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

17、18元8角8分   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周恩来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面额为10元、5元、2元、 l元、5角、2角、 l角、5分、2分、1分的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18、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受到美国支持的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对方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19、“中国有多少个厕所”   一个美国记者刁难周总理,问:“中国现在有四亿人,需要修多少厕所?”这纯属无稽之谈,可是,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又不便回绝,周总理轻轻一笑回答到:“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

20、外国元首盛赞周恩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周恩来:他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中国如果没有毛泽东就可能不会燃起革命之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就会烧成灰烬。

联合国前秘书长哈马啥尔德于1955年在北京会见过周总理后,说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与周恩来相比,我们简直就是野蛮人。”

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说:“全世界我只崇拜一个人,那就是周恩来。”

西哈努克夫人莫尼克公主说:“周恩来是我唯一的偶像!”

前苏联总理柯西金说:“像周恩来这样的同志是无法战胜的,他是全世界最大的政治家。”柯西金在会见日本创价协会会长池田大作时说:“请你转告周总理,周总理是绝顶聪明的人,只要他在世一天,我们是不会进攻的,也不可能进攻的。”

加拿大著名学者罗纳德赞叹:周恩来是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国际上公认完美的外交家。

21、林彪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   在一次招待会上,尼克松一次问周恩来总理:“总理阁下,中国好,林彪为什么提出往苏联跑?”周恩来回答:“这不奇怪。大自然好,苍蝇还是要往厕所跑嘛!”一位西方女记者对着话筒匆匆问道:“周恩来先生,可不可以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可以的。”周恩来微笑着回答。“您已经60多岁了,为什么依然神采奕奕,记忆非凡,显得这样年轻、英俊?”场内顿时响起了友善的笑声和议论声。这正是很多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周恩来温和地笑了笑,待场内安静下来,才声音宏亮地坦然回答:“因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所以我至今都很健康!”翻译流利地译出周恩来的话,整个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喝彩声,各国记者无不为周恩来的巧妙回答所折服。

22、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   1972年2月,他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  “总统阁下,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看到对方发怔的样子,他又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啊”了一声,随即连连点头赞叹。

23、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   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设宴招待外宾,正当宾主围着工艺品般的佳肴赞不绝口时,突然,用笋片刻成的一个中国民族图案,在汤里一翻身变成了“□”,来宾大吃一惊,面面相觑。这时,周恩来神态自若,随即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种图案叫'万’字,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转而,他又爽朗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顿时,宾主哈哈大笑,一会儿就把这道菜吃个精光

24、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柞,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作为周总理生前的翻译,接受记者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25 三次表态  周总理在外交方面的立场非常坚定,中国外交史上几次重要表态都是他做出的。一次是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总理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进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果然,这句话讲完两个礼拜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就入朝参战了。

  第二次是在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总理发表声明说:“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不要跟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接着,周总理又指出台湾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侵占了台湾,应该从台湾海峡撤出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台湾从历史上、法律上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用什么方式来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

第三次表态是在中美建交前夕。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是在周总理的亲自主持下实现的。大家可能会以为周总理与他举行会谈一定很友好,其实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批评了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批评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当时,基辛格是恭恭敬敬地聆听。

  26、革命是有阶段性的  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27、三点默契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28、 总理的外交手段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29、三次披上缅甸服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曰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曰,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  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30、不要管我!大家要沉着,不要慌张  飞机遇险的时候 1946年1月,周恩来同志从延安乘飞机去重庆。同行的除了工作人员,还有叶挺的女儿小扬眉,她才11岁。飞机飞得又快又稳。透过云层,可以看到积雪的山峰层层叠叠,好像波涛汹涌的大海。突然,飞机遇到一股强烈的寒流,机翼和螺旋桨上都结了冰,而且越结越厚。不大一会儿,机身也蒙上了厚厚的冰甲。飞机像冻僵了似的,沉甸甸地往下坠,还失去了平衡。机翼掠过一座座山峰,眼看就要撞着山尖了,情况十分严重。机长命令机械师打开舱门,把行李一件一件往下扔,好减轻飞机的重量,还要大家背上降落伞包,做好跳伞的准备。大家正忙着,忽然听到小女孩的哭声。周恩来同志立刻站起来,从摇摆不定的机舱一头,几步跨到小女孩面前。原来小扬眉的座位上没有降落伞包,她急得哭了。周恩来同志马上解下自己的伞包给小扬眉背上,还亲切地鼓励她说:“孩子,不要哭,要像你爸爸那样勇敢、坚强,同困难和危险做斗争!” 大家看到周恩来同志不顾自己的安危,把伞包让给了小扬眉,都要把自己的伞包让给周恩来同志。周恩来同志用命令的口吻说:“不要管我!大家要沉着,不要慌张……”就在这时候,飞机冲出了寒流的包围。在阳光的照射下,冰甲开始融化了,整块整块的冰哗哗地往下掉。飞机渐渐升高了,继续快速平稳地向前飞行。“咱们脱险啦!”机舱里一片欢腾。

31、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 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32、算我请客吧  1958 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 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 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33、我们一起聚餐吧  1934 年 10 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 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 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 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 ? 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 “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 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 ”

34、 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1976 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 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 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 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 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 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35、秘书悄悄地哭了   “你们不要去那里买东西,那里面有名堂”总理皱起眉头说:“什么内部价格呀,你们不要占这个便宜,要买什么到街上去买。” “街上没有。”不知谁小声嘀咕一声。 “有就买,没有就不买,干吗非买不可?”总理指指小卖部,“搞了这种特殊,再讲清廉也是虚假的。人家5元钱买不到的东西,你l元就买走了,你的100元工资就变成500元了么。你再跟群众说你只有100元工资,那算清廉还是算骗人?” 总理的不搞特殊自然使我们受感动,受教育。但对我触动大,感动不已的,还是他搞特殊化的时候。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36、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 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 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 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 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37、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   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为什么不 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总理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 米高扬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 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 ——米高扬的抱怨显然不大友好,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周总理让他来使馆派人教,把米高扬置于学生的地位。

38、无所谓平分   周总理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着中尼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埃佛 勃朗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来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 周恩来立即回答: “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的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 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周总理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 为“联结”,表明了我国解 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隙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周恩来的泱泱大国总理的机敏思维和友好风度在尼泊尔留下了极其深刻 的印象。

39、周恩来从小志高  周恩来 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 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 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 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 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周恩来小小的年龄,为什么能有这样伟大的志向呢?俗话说,从小看大。周恩来小的时候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后来的学习他又善于思考,加上他的家庭渐败落, 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淡泊,也看到了那时社会的黑暗。他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不断地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渴望中华腾飞。

40、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这里位于淮河和宋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是一片水草丰盛的草原。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原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才捞到一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迟迟不离位,拒不交印。周殿魁正式走马上任不久就去世了,家业就逐渐衰落。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周贻(),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老大周贻庚一直在沈阳做小职员,他的父亲也在外面做事,挣钱都不多。老三周贻奎长期有病,老四周贻(),是周恩来的养父,二十几岁去世。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生母万氏,万冬儿,是淮阴县一家大户的女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阴县知县,但在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就病逝了。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 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周家逆运败落,但终究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行,求人办事,万氏都办得井 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处理这些应酬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后来,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 里面有生母万氏的熏陶。养母陈氏知书达理,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从小陈氏教他念书识字,5岁就学儿歌和唐宋诗词,万氏还给他 讲“窦娥冤”、“西厢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周恩来对养母的感情甚至超过生母,他称养母为娘,称生母为干妈。养母陈氏去世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 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 承过来的。”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习了家事,让她了解了农民的生活。蒋妈妈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 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有一年冬天,周恩来还按蒋妈妈说的把一把瓜籽 种在花坛里,天天浇水,就是长不出苗来。周恩来去问蒋妈妈是怎么回事,原来,要到春天种才行,冬天怎么能种呢?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又将瓜籽种下,果然出苗 了,还结出了几个大南瓜,周恩来高兴得很。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周恩来在 天津读书时,蒋妈妈不顾行路艰难,还去看望她。周恩来高兴极了,陪蒋妈妈在天津到处去看看,临走时送她一个搪瓷碗,请她保重身体!

41、说一个关于周总理的故事:当年,苏联人来我国谈划界问题,态度蛮横。他们说:“你们中国是从长城发展出来的,中苏边界就以长城为界,不用讨论了。” 当时兼任外交部长的周总理立刻回应说:“你们是从莫斯科公国发展出来的,我看我们还是以莫斯科的红墙为界吧!

42、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一次亲吻   1969年9月3日,越南主席胡志明逝世,总理率团吊唁。当时越战未息,大家都为总理的安全捏了把汗。邓大姐虽然最担心,但她一直表现出一种惊人的平 静。直到传来总理专机已进入中国领空的消息时,她才长舒口气。那天,所有在家的工作人员都聚在客厅迎候总理。他一进门,大姐就快步上前说:“老头子, 你可回来了,我在电视上看到你在越南亲吻了那么多漂亮的女孩子,你得同我拥抱,同我亲吻。”大姐的话惊得大家目瞪口呆。没想到总理“哈哈”笑着,把大姐揽入 怀中,两人温柔而又不失风度地拥在一起,总理在大姐脸上深深地吻了一下,那么自然亲热,那么旁若无人。 

43、 周总理难调众口   1970年夏天,秘书到周总理的办公室整理文件,无 意中看到办公桌上有一张白纸,上面用铅笔写了几句戏文:不公与不干。做天难做二月天,蚕要暖和参要寒,种菜哥哥要下雨,采桑娘子要晴干。  总理当时主持政治局和国务院日常工作,需要协调各方关系,兼顾各方感受,众口难调,难上加难。他又是那样一个讲党性纪律性、保密观念极强的人,所以, 只能将所有的苦闷一个人来扛。总理写这几句诗,也许是在宣泄心中的痛苦和无奈。但他也就是写写而已,一觉醒来,马上接着忘我工作。不管多大委屈,只 要是中央决议,他都毫不含糊地执行,而且在执行过程中想方设法减少负面影响。所以,很多领导同志都钦佩总理的忍,他的忍,绝不是后退、泄气和消 极,而是顾全大局,为了肩上的责任在忍。有个成语叫“忍辱负重”,一个人,特别是一位政治家,忍不得辱,就难负得起重,只有抛开个人的一切,不计较个人得 失的胸怀才能忍得住啊! 

44、周总理向外国专家一一道歉    1973年3月7日,总理出席中联部、外交部举办的庆“三八”招待会。“文革”以来,外国专家的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总理说:“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 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向在座的专家一一道歉,各国专家们无不动容,没想到一个大国总理如此谦和,受伤的心灵涌起一丝暖意。这就是我们的总理, 在他看来,国家利益面前,个人颜面又算得了什么? 

45、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     周总理爱听京剧,爱打乒乓球,爱和孩子们在一起,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连睡一个自然醒的觉都是奢侈,更谈不上这些“享受”。他常常要按照睡前定好的 时间被工作人员叫醒,因为后面排着一连串的外宾接见和各种会议。为了让他多睡一会儿,工作人员叫他的时间总是精确到分秒。看着老人家累成那个样子,工作人员心如刀绞, 也多次劝他休息几天,但他总是说:“我也想休息,可我歇得了吗?我是国家的总理,这个时候我不管谁管?这个工作我不做谁做?再累也得坚持啊!” 

46、不一定,两种可能  日复一日的超负荷运转加上不断加重的癌症摧毁了周总理的健康。总理一生大风大浪,从未怕过死。他想得最多的还是 中国的发展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每次做大手术前的一两天,他都要把工作人员叫到病床前,听工作人员一件件汇报近期急需批阅的文件。当工作人员含着眼泪离开病房并祝他手 术顺利时,老人家却笑着安慰工作人员:“不一定,两种可能。”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能顺利下了手术台,老人家还会找工作人员来谈工作,如果下不来,这就是诀别。 

47、一组数字     一副副重担挤占了周总理的睡眠和治疗时间。他也是血肉之躯啊,他不知道累吗,不知道困吗,不知道疼吗?从1975年10月下旬开始,病重的总理再也没能 离开病床。记录显示,自1974年6月1日算起到他去世的587天里,他一共动了14次大小手术,同人谈话233次,会见外宾63次,召开或参加会议40 多次,那样的身体支撑着这样的强度,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啊!    48、善于创造一切条件和氛围鼓励他人发表见解      论证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时,刚从“牛棚”解放的长江规划办主任林一山始终持有不同意见,每次开会,总理都特意嘱咐工作人员通知他到会。会间,他还要问一 声:“林一山同志来了没有?”他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表达着自己的鲜明态度,他不止一次地说:“林一山敢提意见,总得有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危险得 很。”总理的严谨细致无人能比。每遇重大问题,他都会让工作人员帮他找很多资料以及以往在此方面的规定,避免政策缺乏连贯性。他常对工作人员说:“干工作既要放开手 脚,又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49、律己是 周总理至死不渝的准则     周 总理住的西花厅由于年久失修,墙面斑驳,地面返潮。工作人员打算趁他外出检查工作收拾一下。等他回来时,没想到摆设大变:旧窗帘不见了,旧桌椅更换 了,后面的走廊处还搭了天棚,这一下,总理火了,说什么也不进屋。经过大家苦劝,他才勉强进去,但是要求必须换回旧窗帘和旧桌椅。他说:“我住的房子修得 这么好,有的百姓还是几代人挤在一间小房子里,我能心安吗?”这件事,他在200多人参加的国务院全体会议上做了三次检讨,并且反复告诫部长们:“你们不 要重复我的错误。”他还多次郑重表态:“只要我在总理位置上一天,国务院的小礼堂就绝对不允许翻修。” 

50、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     周总理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一直带头过紧日子。他说:“我十一二岁当家,深知柴油米面的不易。”他的早餐就是一片面包,抹上一点黄油、果酱,在自制的铁 篦子上烤一下,再配一杯豆浆或牛奶,有时会煎一个荷包蛋;夜餐有时就是一碗面条,还有一次就是一个面包、一个煮鸡蛋外加一小碟盐。

51、保密要求格外严格     周总理对保密要求格外严格,生活中依然保留着当年地下工作时的习惯,进门前总要咳嗽两声。只有放在桌面上的文件秘书才能整理,重要文件他都要亲自锁进抽 屉里。总理有规定,部长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的信,工作人员不能拆。凡是涉及党的重要机密的电话,他都坚持使用专线。召开重要会议时,工作人员能不能在场,服务 人员能不能进去倒水,都会作出明确交代。即便是在车上,只要事关重大,他都会按动电钮把司机、警卫与后座之间的隔音玻璃升起来,就连侄子、侄女来看望他 时,也不允许进他的办公室,而且还给他们定了自己去食堂打饭、不能用招待券看戏等十条家规。总理这么做,绝非不信任工作人员、不疼爱孩子,而是原则面前没有例 外。

52、 对自己做过的批示,一旦发现有失偏颇,总理都会立即纠正    1970年,国防科委给总理写了一份报告,提出要试验生产神经性毒剂沙林。总理批示同意,后 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决定停止这个项目。一次会议上,国防科委负责人碍于总理曾经批准过不好直说。工作人员看出了他们的矛盾心理,凑到总理耳边说:“总理, 这个报告是您批准同意的。”总理马上明白了国防科委负责人的意思,郑重地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的都可以改,我也 一样!” 

纪念,是我们对伟人的一种感怀;纪念,是我们透过历史对现实的梳理。但伟人浩博的人生,无法用文字一一表达。我们只能浓缩历史,撷取片段,去感悟沧桑,品味高尚。

  周恩来曾说过:“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面对纷繁的国事和别人无法代劳的难事,他又事必躬亲。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和这一个时代的人多付出一点代价,是为后代更好地享受社会主义幸福。”

  周总理是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接受采访的老外交官们这样评价:“周总理是将外交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纯熟结合的成功典范,是我们外交官的偶像。”

  53稳如泰山:巧对美国记者挑衅

  梅光(原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干部):谈到周总理的外交技巧,我记得有好几个小故事。解放初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位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问周总理:中国现在还有没有娼妓?面对这个挑衅性的提问,周总理沉稳地说:“有,在台湾。”还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时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支美国产的派克笔,于是便用讽刺的口吻说:“你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生产的钢笔?”周总理风趣地说:“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战利品,是他作为礼物送给我的。”

  54柔如春风:清粥小菜化矛盾

  胡传忠(前驻英国使馆参赞):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据世界新闻报

  55文革时被江青批斗二十天

  细心观察,周恩来五六十年代的照片多为满含笑意、意气风发之态;而在最后十年,留下的几乎都是面色冷峻、饱含忧虑的形象。“文革”一起,“西花厅”也改成了革命色彩浓厚的“向阳厅”,原本洋溢着的温暖气息也一下荡然无存。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文革”一起,周恩来夫妇首先自己制定了“三不”政策:不接见,不通电话,不来往。原来往来的老友、烈士子女,甚至周恩来自己的侄辈,一下子都从周恩来的生活里隐去了。

  56让工作人员回避江青

  “总理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锻炼,你从他的表情和言谈根本感觉不出他内心的波动。”赵炜(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邓颖超的秘书)说,虽然外面的局势一天比一天压抑,但在西花厅内部,她很少听到周恩来谈论什么。“我记得天安门第一张贴打倒周恩来的大字报,报到我们那里,大家都很紧张,总理一回来,赶紧把大字报抄下来送进去。我记得在客厅,大姐说,你们别紧张。”邓颖超只是一再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话要特别谨慎,不给总理惹事。“江青来,总理都不让我们出来,生怕她一下看谁不顺眼,惨了。”

  57“有野心的是你江青”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1973年11月份,当时可能对总理有一些批评的情况,那个时候应该是总理最难过的时候。他的医生,他的卫士只知道他进去开会,只知道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但是并不会知道会议的内容,当然也知道他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当时是因为有些外交上的事情,要找周恩来谈事情,当时细节很多,等于批斗,二十多天。最后江青他们都以为可以真的把他打倒了,说他11次路线斗争,说周恩来崇洋媚外,批斗他。二十多天以后结束这次批评,毛主席就说,这个不是11次路线斗争,总理没有这个问题,你江青才有野心,有野心的不是周,是你江青。最后就等于让这个事情过去了。据三联生活周刊

  58小超厌婚一见未倾心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故事因诞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而烙上鲜明的革命色彩,放在今天来看,这份革命时期的爱情反而更具一份别致的韵味。

  “'那个戴鸭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来’,有一次开学生大会,一个同学指着台上的周恩来告诉大姐。大姐说,哟,她当时就觉得周恩来长得很漂亮。”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经常在与赵炜(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邓颖超的秘书)的闲聊中,讲起她与周恩来当年的那些片断。

 59 相识于“五四”运动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五四”运动。当时,从日本留学归国的周恩来,在天津学生界已很有名气;而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邓颖超,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邓颖超后来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有趣的是,周恩来喜欢演话剧,而男生的学校没有女生,所以他就扮演女生;而邓颖超所在的学校没有男生,她穿长袍马褂、戴一个礼帽,扮演男新闻记者,周恩来还指导她们演话剧。不过邓颖超一直相信那时的周恩来把她看成小妹妹———那一年,她只有15岁。

  “我们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1988年,邓颖超在一篇回忆周恩来的文章里这样说。那时的邓颖超也丝毫没有将台上的那个美男子与自己未来的革命伴侣划上等号,“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另一方面,受新思潮影响的邓颖超“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上学的时候,每遇到结婚的花轿,她就想这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

  60一年后两人鸿雁往来

  一年后,周恩来作为197名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的一员前往巴黎,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了教员。两人鸿雁往来,但仍没有往那一方面想。“大姐说,'我知道他那时有一个女朋友,人长得比我漂亮。所以后来恩来跟我提出时,我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1923年,邓颖超突然收到周恩来从法国寄来的一张明信片,在这张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画像的明信片上,周恩来写道:“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一样,一同上断头台。”

  61革命伴侣终成眷属

  1956年的一天,周恩来的侄女来访,大家坐在客厅里聊天。侄女好奇地问起两人当年的往事,周恩来坦诚相告:当年在法国的那个美丽的朋友,“对革命也很同情”,“但是,我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在周恩来眼里“坚持革命”的小超便成了终身伴侣的最佳人选。1925年,他们在广东结婚。

 62 总理自称难忘“大眼睛”

  在世俗的眼光里,邓颖超的外貌似乎与有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周恩来有些差距,“邓大姐经常说:'我们也没有计较谁的长相,恩来长得比我漂亮,我长得并不漂亮。’”赵炜回忆,邓颖超后来也告诉她,周恩来追求她的举动“连我自己都有些纳闷”,他们结婚后一直没时间谈到过当年相识的事情,直到解放后十几年了,有一次闲聊,周恩来突然说:“还记得当年在天津开大会吗?你第一个登台发言,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两只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据三联生活周刊

  小辈婚姻总理都要过问

  周恩来总理侄女周秉德6日做客新浪网时,她向读者讲述了周恩来总理与自己一家鲜为人知的亲情故事:

  他对亲人的爱,首先就是他对我们要求严格,因为他觉得只有要求严格了,我们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才能够正常的成长,才能够有在社会上独立去生活、工作的能力。我觉得他对我们的要求严格,就是一种爱。

  63用自己工资补贴弟弟一家子

  同时,他对我父亲的要求也是非常严的,因为是他亲的弟弟,他就跟我父亲的领导讲,你给他职位要低,工资要少。在那个时候,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房屋都是靠着职位的高低而决定大小的,我父亲的职位低了,我们家房子就很小,房子小了,就没有办法容下我们六个姊妹,所以把我们三个大的已经上了学的接到他那去住。职位低的话工资就少,他又说不可以申请困难补助,用他自己的工资给我们家做补贴,原来是12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他的工资只有四百多,他把两百多给了我们家。我们亲戚很多,他对别的亲戚也有很多帮助,甚至他的老部下跟他提出来有困难他也帮人家,他自己非常简朴。

  64关心体贴比父亲做得还好

  在很多细节的地方,他对我们都很关心,包括对我们的婚姻,谈的什么朋友他都要先了解一下,帮助我们做一些了解,了解以后告诉我们这个情况你自己去考虑决定,真是比亲父亲做得还要好。我觉得要求是很严格,但同时他关心得也是很周到、体贴,都是尽其所能。综合

    65周恩来小传    1898年3月5日,周恩来生于江苏省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原籍浙江省绍兴县(今绍兴市)。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

  1925年,和邓颖超结婚。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少将军衔。10月,参与领导第二次东征。

  1927年8月1日,作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南昌起义。

  1928年夏,当选为中央委员。

  1944年11月,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

  1947年,和毛泽东等撤离延安,之后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8月,代理中央军委总参谋长。

  1949年10月,当选为第一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被任命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组织和领导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1972年2月,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5月,发现癌症。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66住院期间鸿雁传情

  红岩革命纪念馆编研部主任刘立群介绍,1942年六七月间,周恩来因病住进了重庆歌乐山中央医院。为了解除周恩来病痛中的寂寞,邓颖超几乎每天都和周恩来保持书信往来,互致问候。在7月6日信的末尾,周恩来饶有趣味地插入了一首小诗,信中署名“鸾”即周恩来,“凤”为邓颖超。

  凤:

  昨日你们走后,清闲一阵,温度渐减,惟鼻中出血,至夜始止。

  夜中睡眠尚好,未吃药。晚饭时,报馆有一印工在此治眼病———昨始知之,来此相谈许久始去。

  ……本星期六出院的计划是打破了,因为开刀起十九天,应该是十号或十一号,再过两三天出院,必须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请你和爹商量一下,如果他愿意二十八号本天请人吃面,那就不必等我回来,免得他老人家不高兴。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补做,那就等我回来。不过据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过生日总愿当天过,儿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问题呢。因此,希望你还是将就他一点罢!……病中说错了一句话,内疚无似。

  结婚十八载,至友兼爱妻;若云夫妇范,愧我未能齐!鸾(1942年)6/7晚于歌乐山

67周总理比较健康     文革”期间,流行“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的祝语。时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的李再合突发奇想,觉得按他的级别,应该够得上“比较健康”的祝语,于是要求省内开会,大家要喊“祝李主任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该省北部一位县委书记看见了,心想我得与党中央和省革委保持一致啊,于是要求县里开会的时候,大伙得祝他“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据“文革”期间担任过要职的姚蓝复讲,山东人民对该省革委会主任王效禹也喊过 “敬祝王主任身体基本健康!基本健康!”山西造反派则对该省革委会主任陈永贵喊的是“祝陈主任还算健康!还算健康!”

其实细细品味,“万寿无疆”的祝词并不一定比“永远健康”更牛叉。“万寿无疆”就是永生不死,但是不一定就健康地活着;可能是缠绵病榻瘫痪在床,也可能是嘴角流涎口眼歪斜双目呆滞两手发抖;而“永远健康”则是永远能吃能喝能能拉能撒。之所以毛是“万寿无疆”,而林是“永远健康”,恐怕主要还是“万寿无疆”最早见于《诗经》,几千年来一直是皇帝的标配,而“永远健康”却是野路子,名不见经传。

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大会开始之前,全体起立,主持人总要手持“红宝书”,像癫痫发作似的,右手高高举起,神色凝重,瞳孔放大,然后突然手臂晃动不已,口中念念有词:“敬祝毛……”,于是又像急性传染病迅速蔓延那样,一下子台下全体与会者也手持“红宝书”高高举起,口中念念有词,齐声高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三遍。只要是开会,这个仪式必不可少,否则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在“四个伟大”的号召下,各省造反派纷纷夺权,一向落后的贵州省,造反派也夺权成功,《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套红社论《西南的春雷》,为之热烈欢呼、呐喊助威。省革委会头领李再含同志大受鼓舞,于是觉得自己也该享受“比较健康”的祝语。

李再含同志开了头,各地纷纷仿效,两“敬祝”变成了三“敬祝”。但这事传到高校以后被人发现不对劲了,毕竟是知识分子,政治敏感度高嘛。心想你一省级头领,有什么资格与正副统帅相提并论,能相提并论的只能是中央的三把手周总理啊。于是各地开会,“比较健康”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周总理的标配。

过了不久,一则民谣便在地下传开了,谣曰:

“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周总理比较健康,李再含同志有点小伤……”

68、周总理与北海

周总理数不清多少次来北海,后来患病住在305医院,与北海一墙之隔——过去那边还有个门,总理去世后,那个门给堵上了。总理在住院的那段日子里,常常从305医院进到北海公园里来散步。

  周总理来北海公园一般都是午饭后。医生常要带些水果给总理吃。每次吃水果,总理都让秘书数一下在场的人数,按人数把水果分成若干份。吃之前,他先环顾四周问道:“都有吗?”待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肯吃。有时,我们就故意躲开或再三推让。每到这时,总理就会不高兴。秘书便低声说:“快去拿一份吃吧。不然总理也不会吃。”一次,医生只给总理带来一只芒果。总理见无法可分,就让服务员将芒果泡水,分给在场的同志们每人一杯芒果水。但是我们北海人就没有跟总理的一张合影,实在是不忍心。

  虽说总理是到北海公园来休息,但每次来时秘书都提着一兜子文件。总理就在仿膳的过厅里批阅文件。那时的总理已经经过多次手术,并经常尿血。我们的服务员打扫完卫生间悄悄跟我说:那么多血,总理尿血太严重了。

  周总理一直喜爱仿膳的饭,仿膳还在公园北岸时,总理就到这个小餐馆吃过。“仿膳”就是仿照御膳房的意思,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故宫后,御膳房的御厨也都失业了。我们接管北海的时候,御膳房的6个厨师在北海北岸船码头那个地方开了个小饭馆叫“仿膳”,挺破的小房子。总理去那儿吃饭,为了安全,我就去摸了摸情况,得知这个私人饭馆原来还是公安局七处的一个派驻点——那时刚解放,北京城里的好多特务、坏人都去公园里碰头,公安局在北海也有两个点开展工作,这个饭馆就是其中一个。经商量决定,把仿膳和漪澜堂的饭馆对调,仿膳就从北岸搬到了今天的位置。仿膳后来闻名京城,都喜欢选择仿膳宴请外宾。

  总理来了也不爱上屋子里去,就喜欢在大门口那过厅里坐坐。开始我们给沏了壶茶,搁个手巾板儿,他不要,说以后别给我弄这个,以后我可能经常来,我带什么用什么,别麻烦你们。

  总理对园林古建和文物的保护,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故事了。最知名的是,为保团城,拆中南海福华门,将中南海国务院红墙向南移。来园散步时,向我询问起园内文物在“文革”期间遭受破坏的情况。我向总理做了汇报,哪些受到毁坏,我们也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使一些文物古迹幸免于难。比如我们将白塔的眼光门用三合板封住,而后在白塔基座上写上革命标语和毛主席语录,在很远的地方都能清晰看到。总理听后非常高兴。

  又一次,周总理走到阅古楼前,询问王羲之的书法摹刻在什么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就在阅古楼的二楼。总理叹息道:“二楼我是上不去了。”他叮嘱要把阅古楼的牌匾挂出来。要将里边的文物妥善保管好。后来公园的同志将园内保存的三册《三希堂法帖》拿给周总理看。总理就自己出钱,叫秘书将《三希堂法帖》送到故宫,对缺页、破损、排序颠倒等问题一一进行了修正,并重新裱糊后,又送还了北海公园。之后特别让邓颖超转告国家文物局局长,要他去看看北海阅古楼《三希堂法帖》的保护情况。

  1975年5月的一天,周总理来公园散步,仿膳的经理知道总理爱吃肉末烧饼,虽然只吃了不到4块钱的饭菜但总理还特意嘱咐秘书必须交钱。吃完后,对仿膳的经理说:“仿膳的小窝头很受欢迎,要保留下来。肉末烧饼也好吃。如果肉末里加上点荸荠和笋末,吃起来就不感到油腻,更加爽口。”从此,仿膳的肉末烧饼就按照总理的提议进行了改良,一直延续至今。

  1975年7月下旬,周总理最后一次来公园散步。总理注重仪表,以往来公园都身穿制服,衣着整齐,这次却穿了一件医院的白色病号服。当时总理的病情已经恶化,我就怕碰上人结果还碰上了,在那儿跟总理说话还不走。大夫也着急我也着急,后来我说大夫你给那个人递个眼神,让她走得了,总理这儿站不了了。那天,荷花开了,总理在湖边看了一会儿荷花就走了。

  总理逝世后,北海公园的30位同志获准去北向敬爱的周总理做最后诀别。我们来到北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好几个员工干脆就跪在地上失声痛哭,不肯离去,后被现场工作人员强行拖出。我完全失去控制,高声道:“为什么把总理放在这么个小地方?我反对!为什么不让群众见总理最后一面?如果北没有地方。把总理的遗体拉到北海,我们开开四个大门,让北京城的群众都来跟总理告别!”我被带到院子里,被视为“反对中央对总理丧事的处理决定”,要我准备接受审查。由于悲愤交加,我突然昏倒。后来,赵鹏飞同志出面担保,说明我是出于对总理的深厚感情,并没有反对中央决定的意思,并通知我老伴立刻接我回家,这样才免于对我的处理。

  “文革”期间党内高层斗争尖锐,局面复杂,“四人帮”又将矛头直指周总理,那些年间,也称不上是“阿庆嫂”,反正我那会儿也是急中生智想很多办法,才没有给园林局和北京市委带来任何麻烦。

  1975年的一天,周总理办公室来电通知下午总理要来园散步,在仿膳小憩。没过多久,又突然接到江青要来仿膳吃晚饭的通知。最着急的就是我,我也不能跟别人说,也不能跟谁请示,那天我饭也没吃,转了半天幺子,怎么办?思前想后,最后我还是拨通了总理贴身警卫小高的电话,将实情和盘托出,让他跟秘书商量,跟总理说不说,怎么办。秘书请示总理后给我回电说,今天总理不去了。难题解决了,可我却非常难过。

  “文革”期间,江青也是北海、景山公园的常客。1972年五月初,江青来到景山公园看牡丹。当她登上景山万春亭时,对眼前的美景十分欣喜,她拿出照相机,给天空中飞舞的燕子拍照。在景山顶上看见了北海的美景后,她提出,改天要到北海看看。去了北海之后,江青发现这里的各种条件设备比其他公园完善,从此就经常光顾北海。

  江青也老来北海仿膳吃饭。一次由于时间仓促,她喜爱的宫廷冷点豌豆黄没有来得及做。江青当场并没有流露出任何不悦。只是晚上中央开会时,她遇到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抱怨没有在仿膳吃到豌豆黄,并要求吴德再请她吃一次。事后,吴德秘书给我打电话,要我在仿膳安排一顿饭,无论如何要有豌豆黄。江青主要爱操持改造戏装、改造音乐这些,有时候来也不为吃饭,就坐这儿设计服装。

  江青最后一次来,就是1976年的国庆节,那是江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她摘苹果的照片上报纸了。

  那是10月2日到4日之间,我忘了具体是哪天了。那时候毛主席的丧事办完了,她们来不戴黑箍了,我们还戴着呢。那天上午,江青带领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共六十多人来到北海,在这里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会,并指定每个人都要发言。中午在仿膳吃过饭后,下午到景山公园的苹果园摘苹果。

  随行的新华社摄影师还为她拍了不少照片,最后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张,这边是江青摘苹果,这边就是我在摘苹果。过了没几天,抓了江青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中央一号文件的第一页就是这张照片。因为这,组织上对我进行了背靠背审查。“背靠背”,就是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进行审查,可我也知道审查我了,因为那摄影师也被审查了。我后来说他:你干什么把我给照上啊?他说不照行啊?还不得挨骂,这还说没照好。那会儿是中央统一规定的,毛主席逝世后的第一个国庆节不搞庆祝活动,不搞文艺活动,领导干部都下到基层去跟群众一起劳动,所以江青来这里摘苹果。

  69周总理机智故事

1. 中美谈判,在将要签订协议的时候,美方发现周恩来用的是派克牌的钢笔,便说:“你用的钢笔是我们国家产的。”周恩来却说:“哦,你说这个啊,这个笔是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2. 还是中美,一个美国官员与周总理成一辆车在路上走着,这时,车的路面上颠簸的很,美方说道:“你们社会主义的路怎么这么颠簸啊!”周总理说:“好像是颠簸了点,但是却是上坡路啊。”3. 一次有位外国人问周总理:“你们中国人走路总是低着头啊,你看我们走起路来挺胸抬头的,多有气势啊。”总理回答到:“我知道,一般上坡的人总是低头走路,而走下坡路的人总是高抬着头”4. 有人问周总理“你们国家有多少钱啊?”总理机智的答到“我们国家只有十八块八角八分钱。”(在当时我国发行的人民币只有十元、五元、二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一分这十种币值的人民币,其和正好是18.88元)。5. 一位外国人问周总理:“你们国家为什么人走的路叫马路啊?”周总理回答道:“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大道。”6. 在一次外交中,一位很不友好的外国人与周总理握完手后,竟然掏出手卷擦了擦手,之后又把手卷放入兜中。周总理见后,毫不客气的掏出手卷,擦了擦手后,直接把手卷扔到了垃圾筒中,有利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7. 也是有一个外交场合,一位外国人问周恩来:“你们国家有妓女吗?”周恩来回答到:“有。”这时场内一片哗然。可总理接着说到:“在中国的台湾!”听到这里,场内响起了一片掌声。8. 一次,有人给周恩来总理出了一个谜语:“天下第一家,人人都爱他,人前他最小,春季开白花。”没有给出范围和提示,就叫总理猜,总理略加思索,说到:“赵钱孙李。”9. 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原因!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龘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  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龘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    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  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  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  说完,他转身就走,广龘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Ps: 有人提到:周恩来有功也有过,他凭什么免除日本人的战争赔款(至少是起重要作用)?我觉得这是当时国家的决定,肯定有它的理由。在此不妄加评论。70 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 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  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 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陆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71周总理的幽默  马克思主义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总理周恩来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青史。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他也是国际公认、当之无愧的成功语商大师!凡是和周恩来交谈过的人,无不为他幽默风趣的语言魅力所折服,周恩来广受推崇的外交语言是出了名的含蓄、幽默而有智慧,不卑不亢。在众多场合中,他的雄辩口才和快速语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叹为观止的美谈。

1、一次,外国记者不怀好意地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这位记者的用意是把中国人比做牛马,和牲口走一样的路。如果你真的从“马路”这种叫法的来源去回答他,即使正确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周总理把“马路”的“马”解释成马克思主义,恐怕是这位记者始料不及的。

2、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此语一出,语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面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一些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

3、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 ”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4、一个西方记者说:“请问,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总理委婉地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当他看到众人不解的样子,又解释说:“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l元、5角、2角、l角、5分、2分、1分等10种主辅人民币,合计为18元8角8分……”

——周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介绍我国建设成就。这位记者提出这样的问题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嘲笑中国穷,实力差,国库空虚;一个是想刺探中国的经济情报。周总理机智过人的幽默不能不让人折服。

5、1960年,周恩来在北京审查出国表演的节目--京剧《霸王别姬》。当戏演到项羽不顾形势,不听劝阻,执意出战时,他评道:"一言堂。"项羽回宫后,虞姬规劝再三,叫他千万不要出兵,以免中刘邦的计。项羽不容分说,回拒说:"孤意已决,明日发兵!"他评道:"一家之长。"项羽孤军深入,落进了刘邦的伏击圈,他再评道:"一意孤行。"项羽终于被困垓下,他又评道:"一筹莫展。"虞姬备酒,项羽吟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他指出:"一曲挽歌。"项羽陷入四面楚歌,汉兵将至,虞姬自刎,他再指出:"一败涂地。"就这样,周恩来几乎对每个重要场景都下了评语。

——在这次节目评审中,周恩来接连用了六个"一"字开头的贬义短语来评论楚霸王项羽。从修辞的角度说,这里运用了反复和排比的手法。"一"字开头使用了六次,显得巧妙自然,饶有风趣,把项羽刚愎自用的性格特点暴露无遗,给人以极其深刻的印象。而六个信手拈来的"一"字短语,则显得形式整齐、气势贯通,以排比的形式,对项羽的言行举止、所作所为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一一进行了恰到好处的评价。两种辞格的综合运用,收到了突出的表达效果。

6、50年代初,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勤政殿设宴招待外宾。客人们对中国菜的花样之繁多,风味之独特,味道之鲜美都赞不绝口。这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一名服务员端上来了一道特色汤菜,可能是他初次为外国贵宾服务,心里紧张,在放菜时紧张得颤了一下手。这一抖,汤中间的那个原本象征吉祥幸福的“卐”标志翻了个个儿,成了“卍”字形,是德国法西斯纳粹的标志。本来是"吉祥幸福"的一道菜,一下子却变成了法西斯。所有的外国贵宾也都看到了,他们迷惑不解地望着周恩来总理。一时间,气氛骤然紧张。周恩来看了一眼那个符号,略加思索之后,便哈哈大笑,然后对那些贵宾们说:“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7、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 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

8、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稠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9、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0 、 建国之初,中国因受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包围,靠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里。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大搞修正主义,向我国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被我国拒绝。 然而,赫鲁晓夫仍不罢休。1959年国庆,他亲自来到中国谈判。在会谈休息时,赫鲁晓夫自作聪明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两人有共同之处,都是国家的总理。但是,我们两人也有不同之处:我出身于工人家庭,而你,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这不是挺有意思吗?”周恩来笑笑,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11、一次,一个外国嘉宾问周恩来:“总理先生,你见过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吗?”有点想嘲笑的意思,以为自己见过美女如云,周总理不近女色不可能知道世界第一美女的名字的。周总理说:“见过!”对方问:“是谁?在哪里?”周总理说:“是我夫人,在我家里。”对方哈哈大笑:“尊夫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周总理说:“是的,情人眼里出西施,在我眼里我的夫人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否则我也不会娶她。”周恩来不仅是好总理,还是好丈夫、好男儿。他与邓颖超结婚51年,相敬如宾,相爱如初,堪称楷模。

12、周总理在接见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演职员时宣布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顿时万众欢腾。周总理开玩笑地说,大家不要跳了,再跳楼板就会塌的!

13、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4、在访问苏联期间,他曾用汉语祝酒而导致当地领导人的质问:“周,你为什么不用俄语祝酒呢?你的俄语很好嘛!”他立即反应:“那么我们欢迎你来时以汉语祝酒。”当对方抱怨汉语难学时他回敬:“下午你来使馆,我们很乐意教会你!”这又一次表现出新中国的自主独立。

15、1972年,尼克松访华,当他在周恩来总理的陪同下,乘车从北京机场前往宾馆时,周恩来说:“你从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彼岸把手伸过来——23年断绝了来往啊。”

16、1965年11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定居在上海的美国记者斯特朗八十大寿。周恩来在上海展览大厅为她举行了盛大的寿宴。寿宴开始,周恩来在祝酒词中对她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40“公岁”诞辰。” 在场的宾客都感诧异,斯特朗明明是80岁,为什么周总理却说是40公岁呢。周恩来接着解释说,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40公斤等于80斤,因此,40公岁就等于80岁。言罢,全场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斯特朗也会心地笑了。

17、1972年2月,周恩来陪同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 “总统阁下,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 看到对方发怔的样子,他又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连连点头赞叹。

18、1960年4月,周恩来为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访问印度。在一次谈判中,印方提出了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什么时候成为中国的领土的?”周恩来当即答道:“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讲,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了。”印方却说:“时间太短了。”周恩来严肃地说:“中国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了,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短时间的话,那么,美国建国到现在才不过100多年的历史,难道说美国不成为一个国家么?700来年与100多年,哪个历史长?”周恩来通过700来年与100多年的数字比较,驳得印方哑口无言。

19、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周恩来轶事

                                                72周恩来眉头一皱随手把手绢扔掉

    六十年代中苏两党关系出现不和谐,一次周恩来出访苏联,在莫斯科红场赫鲁晓夫迎接周恩来,双方握手之后,赫鲁晓夫急忙掏出手绢擦手,把手绢装进口袋。这一动作被细心的周恩来发现。周恩来眉头一皱,随后也掏出手绢擦了擦手,随手把手绢扔掉。意为你嫌我脏,我嫌你更脏。

73     18元8角8分

    在一次新闻记者招待会上,一西方记者问周恩来;“你们中国那么支持非洲,中国有多少钱?”

    周恩来不假思索地回答:“共有18元8角8分。”

当时中国的人民币流通币值分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

这是之所以那时中国不受外国制约,是因为除了毛泽东的睿智,还有周恩来的机敏。

74、重庆谈判恐投毒为毛泽东挡酒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43天里,大小的宴会达到了十多场。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但周恩来始终不倒地一杯接一杯往下干,“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

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周恩来连干三杯后,微笑着又举起杯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会场陡然静下来,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

宴会结束回到红岩办事处时,周恩来呼出的气充满酒香。工作人员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周恩来耳语一般地喃喃道,“我怕酒里有人做手脚,放毒……”就这样,毛泽东在重庆的时候,周恩来从保卫、饮食和起居方面,无微不至地照顾着自己的这位战友。

75、被“骗”吃狗肉勃然大怒

周恩来的一生生活战斗过的地方很多,对不爱吃的东西吃几次也就适应,慢慢变得爱吃。

重庆周公馆的“馆长”是龙飞虎,他特别爱吃狗肉,总认为周恩来不吃狗肉是极大的误会,当时正是冬季,重庆潮湿阴冷,龙飞虎做了闻不出狗肉味的狗肉,请周恩来吃,他也不多语,反正是红烧肉,不说红烧什么肉,周恩来不知道,也就大口小口地吃了。

饭后,龙飞虎笑眯眯地说:“周副主席,我今天请你吃的是狗肉。”

一听吃的是红烧狗肉,周恩来勃然变色,将手按在了脖根,厉声责问龙飞虎:“你怎么强迫人哪?胡闹台!”龙飞虎却并不害怕,低着头听骂,也不多解释,工作人员们都知道周恩来心地善良,发多大脾气也不会伤害人。

过了一段时间,周恩来接受狗肉了,并且渐渐吃出好味来。建国后,周恩来多次请金日成到家作客,吃淮阳菜,也吃狗肉火锅。

吃狗肉火锅时,金日成说:“没想到周总理也这么爱吃狗肉。”周恩来说:“这要感谢我过去的一位秘书龙飞虎,他骗我吃狗肉,我当时还骂了他,可毕竟是从那一次开始,我渐渐能吃狗肉,爱吃狗肉了,可见接受一种新事物不容易哟……”此后,周恩来多次为吃狗肉的事表扬龙飞虎,说帮助他接受了一样新事物。

76、总理遗产五千元留世

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这个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从他的身上,人们知道什么样的官员才是“人民公仆”。

据1976年总理去世后,有关人员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其中的主导思想是,自己拿工资来补助,就可以减少国家的负担。至于积蓄,总理也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1月份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所以说,两位老人非常俭朴。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77、组织领导党在国统区的文化抗战

大后方环境复杂,要想成功地实现共产党在文化抗战上的影响,推动国民党抗战,没有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工作难以开展。为此,1937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又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同国民党进行谈判。12月18号,周恩来同王明、博古、邓颖超等来到武汉。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第一次联席会议,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中央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由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虽然周恩来任副书记,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但是多方面的因素使周恩来实际上起了灵魂和核心的作用。在文化抗战工作上的领导亦如此。不久中央长江局撤销以后,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亲自参与组建南方局,并担任南方局书记,全盘领导并负责统战工作委员会。

1940年9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了《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强调国统区开展抗战文化运动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明确要求:“如何在各个文化部门中(理论的,政治的,学校的,社会的,文学的,艺术的)推广和深入这个运动,希望国民党区域的党部加以切实的研究”。为贯彻中央精神,10月,根据周恩来的提议,南方局内部成立了专门负责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据曾在南方局文委工作的张颖回忆:“当时文委主要人员其实只有几个人,冯乃超、胡绳、潘梓年。”人手虽少,但效率却很高。南方局文委的文化工作涉及到哲学、经济、历史、政治理论、文艺理论、新闻出版等各个领域。“南方局文委的业务范围很广泛,我到南方局文委工作的时候,比较多的时候是与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打交道”,“还有就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他还包括宣传、出版、报刊等都是文委关注和领导的。” “叶以群是党派到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去协助老舍工作的,就像冯乃超是党派到文化工作委员会(隶属国民政府政治部)去协助郭沫若工作一样。文化组的全部工作都必须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为了活动方便,每人都有一个公开的身份作掩护……文化组每隔两三周就要开一次工作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往往从晚上10点钟左右开始,一直开到凌晨三四点结束。会议讨论的都是相当重大的问题,比如国统区以及部分沦陷区文化宣传工作和统战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对国民党开展文化斗争等策略;以及《新华日报》在各个时期的编辑方针,乃至社论的内容和题目。所有这类问题,最后都要由周恩来作出决定。”

由于共产党在大后方无法以政权的形式与力量来实现自身的文艺主张,周恩来在组织建设上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来实现对文化抗战工作的领导权。在他的领导下,全国性的抗战文艺机构都陆续建立了党的组织。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简称八办)有文艺小组;南方局有文委;三厅也有党的组织。周恩来明确指示:三厅上面的主要干部成立一个党小组,下面的党员另外成立一个党支部,互相不要发生联系。万一发生了问题,就不至互相影响。三厅领导干部党小组由周恩来亲自掌握,成员有郭沫若、阳翰笙、杜国庠、董维健、冯乃超、田汉等。与三厅一样,文工会也有党组织,依然分为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两个小组,互不联系。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共产党牢牢掌握了国统区文化抗战的主阵地。

《群众》周刊和《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党报党刊,是党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的领导文艺运动的重要思想文化舆论阵地,充分发挥了“喉舌”作用,分别于1937年12月和1938年1月创立。《新华日报》创刊时,周恩来在1月9日为它题词:“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群众》周刊成立不久,他约见《群众》周刊副主编许涤新等,对他们说:“《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的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各种反动谬论。”

武汉失守后, 《新华日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在成都、重庆、昆明、桂林、南京等地设有营业部、发行部。在其存在的九年多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他亲自规定《新华日报》的宣传方针,审阅重要稿件和社论,还常一丝不苟地帮助修改稿件,连标点符号也不轻易放过,亲自撰写社论、专论、代论和新闻。据不完全统计,周恩来先后为《新华日报》撰写的文章有58篇、题词11次,在《群众》周刊发表文章13篇。平时,他不管怎样忙,总要抽出一定时间接见报社的工作人员,要求他们“努力学习,下苦功,多看,多读,多研究,学习要专还要博,不要自满”。在他的指示以及指导帮助下,南方局文委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投入了这一重要舆论阵地。很多文委的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就是《新华日报》的编辑、记者等。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新华日报》的发行量,一度成为“中国报纸中算是最大的销售”,连蒋介石也要看。

《救亡日报》和《华商报》也是在周恩来指导下创办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早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要夏衍以进步文化人士的身份留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强调指出工作方式可以多样,但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还谈到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办一张党报。1937年8月中旬,周恩来指示夏衍协助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筹办《救亡日报》,提出要把该报办成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他希望《救亡日报》能够担当起“巩固和扩大救亡阵线,动员起千千万万的群众”的责任,以独特的风格来“宣传抗日、团结、进步”。周恩来还说:“要好好学习邹韬奋办《生活》的作风,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话。”夏衍努力贯彻周恩来这个指示,先后在上海、广州、桂林等地出版发行《救亡日报》,在广泛的社会阶层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皖南事变后被迫停刊。

皖南事变后,一大批文化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疏散到香港。1941年2月10日,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致电中共中央和周恩来,请求在香港办一份报纸。周恩来立即复示同意,并指出:“这张报,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了,要灰一点……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4月8日,《华商报》创刊号面世,受到国内外华侨的欢迎。

78回故乡考察,两袖清风,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

    周恩来热爱故乡浙江,解放后他28次到浙江。周恩来到杭州就不住专楼别墅,只住杭州饭店的一个房间,外出只用一辆车,只限一人随卫,所去公共场所不让群众回避,说:“公园是大家的,大家都可以玩,不能我们一来,就不见群众了。”1957年,周恩来陪苏联伏罗希洛夫主席到杭州,正值新茶上市,他关照送朋友两斤茶叶,并坚持要自己付钱,说:“以我名义送的茶叶,钱一定要我自己付,不能由公家报销。” 周恩来还曾对省委领导说:“以后哪个中央领导同志来也不要送土特产,如本人需要,你们可以代买,钱照付,送礼不是好风气。”1960年12月,周恩来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到杭州访问。时值冬天,西湖边游客不多,挖泥船便整日作业,清挖湖底淤泥。杭州饭店领导和警卫人员考虑到周恩来白天陪外宾,晚上又要办公至深夜,怕周恩来休息不好,于是就通过有关部门让挖泥船晚上暂停工作。挖泥船停工的这天深夜,周恩来很快察觉到这个情况,就派人把饭店领导叫去,告诉说不要让挖泥船停下来,“别因为我住在这里就搞特殊化。你们不要管我,我能睡得好。”

    周恩来到杭州后基本上都住在杭州饭店,而且坚持同随身工作人员一起住普通的内宾客房,与接待外宾的贵宾楼分开。他每次到杭州来,总是自带铺盖和洗漱用品。虽然他住的饭店都配备了这些东西,但他从来不用。他对杭州饭店的领导说:我们要为国家用好每一分钱。周恩来在杭州时,一般都不单独用膳,总是坚持与随行人员一起吃。会议期间,坚持与会议人员同吃同住。除了宴请外宾外,他从不吃盛筵美酒,从不对下榻的饭店提任何要求,而且还再三嘱咐他们菜要搞得少一点,“不要超支,多了浪费。”他自己点菜,只要霉干菜蒸肉、芋艿、臭豆腐等就行了。更令人难忘的是周恩来那喝茶的规矩。他不抽烟,仅是喝杯茶,但一上午只准泡一杯。接待外宾时,泡好了茶,若要离开,他就端起茶杯说:“这杯茶我带去,还可以喝,不要另外泡了。”>>>

    79、与尼克松握手,中美交往的珍贵瞬间背后的故事

     1972年2月21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尼克松总统乘坐他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到中国,开始了他的对华访问。上午11点30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总统同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机场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张照片,自它被公布那一刻起,就注定成为摄影作品之经典。当美国总统尼克松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的第二天,它就跨出国界,很快登上世界各大报纸版面,旋即被西方人冠以“中美交往的珍贵瞬间”、“经典时刻”。但静心细品,方发觉这照片拍得的确精彩,拍摄者有对中国当时政治气候的独特把握能力。

    当年的周恩来所处的政治环境,在今天看来,可以说是很险恶的。周围几乎没有支持他拥护他的当年一起长征过来的老战友,他的周围,只有“四人帮”及其爪牙们。在这种环境下,要不偏不倚地处理好对美关系,成为了周恩来一生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他私下曾叮嘱过摄像师老杜,一定要拍出美国人是“主动前来”拜访的味道的照片出来。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被“四人帮”抓住“倒向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把柄。周恩来与尼克松的握手照,在国内所有大报纸上刊登后,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当时的中国,不像今天,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家庭里,都没有电视。人们获取新闻的主要渠道,还是报纸,而报纸中的王中王,不是别的,就是《人民日报》。而照片是第二天必须在《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所以,周恩来更关注的是静态的照片,而不是其他。因此,拍出一张不让自己显得主动的照片,就真的显得十分重要。>>>

   /80与夫人相濡以沫,芍药和海棠花的爱情故事

    1925年~1976年,周恩来、邓颖超半个世纪的相识相依,是战友,是同志、是恋人。他们相爱一生。不知道还有哪个英俊潇洒、位高权重的男人能像总理一样,一辈子忠于自己的婚姻,和自己的结发妻子共度一生?且他的妻子还不能生育。他们相识于1919年领导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于1925年结婚后整整半个世纪的恩爱之情,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举世传颂的爱情故事。抗战中,周恩来与邓颖超相互扶持、相互帮助,同甘共苦,克服了重重困难,走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随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等地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随周恩来返延安后,尽管后来赴阜平细沟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繁忙,她仍然多次与转战陕北的周恩来书信来往。建国后,邓颖超与周恩来定居在中南海西花厅。

    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当时周恩来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不能亲临赏花。于是邓颖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成标本压在书中,托人带给了周恩来。正是“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看到这蕴含着祖国亲人深情厚意的海棠花,周恩来十分感动!百忙中,他也没有忘记回赠邓颖超一个热情的问候,托人带回一朵芍药花送给邓颖超。周恩来回国时特意把那枝海棠花带了回来。邓颖超就用一张纸作衬,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挂了起来。北京——日内瓦,海棠——芍药花,象征着俩颗思念之心的信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它们。“文革”时期,邓颖超全力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并和他一起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斗争。周恩来去世后,又按照周恩来和她1956年互相约定的诺言,将其骨灰撒向江河大地。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她生前所在的党支部,遵照她的遗嘱,用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中,从而使两位伟人的恩爱之情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同存。>>>

    81、对酒的态度,宴会活动喝酒不可误事

    在外交活动中,饮酒是司空见惯的事。周恩来同人干杯时,总是面带微笑,友好地目视对方,但他从不勉强别人。如果客人不善饮酒,他总能谅解,说“能喝就喝,不能喝也没关系”。而他自己却从不马虎,如果“干杯”的话自己已说出口,就一定会喝完,决不应付人。按照当时的礼宾习惯,外国驻华使节夫妇也应邀出席国宴。因此,在国宴上,总理除同国宾及其陪同人员干杯外,还常常走到使节席,同各国使节干杯。这既是一种礼节,也是总理接近外国使节、同他们谈话、做工作的好机会。每当总理同客人干杯时,礼宾人员、译员、宴会服务员,都会紧跟在总理身旁,各司其职。每当总理与客人互相敬酒时,总要规规矩矩抿一小口酒。几十桌的宴会一圈走下来,总理要喝干十多杯茅台酒。   据说,年轻时周恩来是有酒量的。能喝酒,难免有喝醉的时候,1954年4月他出席日内瓦会议经过莫斯科,赫鲁晓夫为他举行欢迎宴会。在当时中苏友好的气氛中,面对个个善饮的苏联领导人杯杯的敬酒,诚实的周恩来不好推脱,结果喝醉了,支持不住,发生呕吐。第二天酒醒后,周恩来做了自我批评,为此还专门向中央毛主席汇报了当时的情况并作了深刻检讨。鉴于自己的教训,周恩来作为中国外交领军人物,很注意教育部下,要求他们在外交活动中饮酒要节制,不可劝酒、灌酒,不可因喝酒耽误了正事。>>> 

   82、神秘的“红色空姐”合影照,鼓励航空工作人员

    新中国第一代空姐马鸿志在回忆中说,有一次,在周总理出访河内回国的途中,总理的卫士成元功满足了我们机组人员的心愿,送给每人一张总理在越南首都手持花束检阅三军仪仗队的照片。大家非常高兴。领航员老宋同志提议,能不能请总理在照片上签个名?大家就推举我去办。尽管这也是我盼望已久的事,但真正做起来,我又迟疑了,犹豫了好久。最后我趁给总理送茶水的机会,向总理说明了大家的心意。当时我很怕使总理为难。没想到总理笑着说:“可以嘛!不过在飞机上签不太好吧,照片太光滑,还是回去以后用毛笔签吧!”我连忙说:“总理回去后工作那么多,哪能再占用您的时间,还是请总理用钢笔签吧!”总理拿起照片仔细地看了一下说:“那好,就用钢笔签吧!”说完就在照片上写下了“周恩来”三个字。当我接过签了名的照片时,激动得声音都有些颤抖了,连忙说:“谢谢总理!”总理笑笑说:“应该谢谢你们!你们做了不少工作,很辛苦。”  

    新中国第一代空姐王竹报回忆,一次周总理在飞机上办公,放在桌上的茶杯与飞机发动机发生共振,咯咯咯地响,为了不影响总理办公,王竹报拿来一块小毛巾,放在茶杯与托碟之间,共振的声音消除了,总理拉着王竹报的手,赞扬她细心、聪明:“要善于观察,要分析研究旅客的心理,把服务工作做在旅客提出要求之前。”>>> 

    83、红色收藏家周恩来,以古玩掩护地下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所谓共产党人“玩”古董,其实是一个个幌子,行的是革命之实。1927年底,上海有个叫“松柏斋古玩号”的伍老板,名字叫伍豪,这也是化名。伍豪的真实名字叫周恩来。“松柏斋古玩号”是中共特科为掩护周恩来从事地下工作而开办的。历史档案记载:为严密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起见,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命令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具体任务之组织。中共“特科”是一个绝密单位,初由顾顺章负责,早期设一科、二科、一队。

一科主管总务,初期的科长洪扬生。任务是设立机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上海开设各种店铺如电器行、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木器店、通讯处或代办所,作为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二科主管情报工作。一队为“行动队”,中共内部习称“红队”,由陈赓负责。后来,中共“特科”发展为四个科,陈云、康生、潘汉年等均担任过这个组织的领导。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仅仅是古玩店,中共“特科”至少设立了四处:1.黄浦江边的“松柏斋古玩号”,是为掩护周恩来而开设的;2.上海法租界的古玩店,为掩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化名余达强,对外的职业为古董商)开设的;3.上海西摩路斜桥会馆旁开设的古玩店,为中共中央秘密接头处,中共特一科朱胜(化名,湖南人)当老板,顾顺章岳母张陆氏负责烧饭;4.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向忠发爱人杨秀贞当老板。/84“松柏斋古玩号”的伍老板是谁?1927年底,上海有个叫“松柏斋古玩号”的伍老板,名字叫伍豪,这也是化名

  伍豪的真实名字叫周恩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一直担任人民共和国总理,直至他1976年去世。

  当初,“松柏斋古玩号”的地点在黄浦江边,开张的时间不会早于1927年11月(此时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之后,刚刚由武汉抵沪),而实际歇业的时间约于1933年秋天(1931年周恩来离沪去江西后,“松柏斋”实际上由中共地下党人董健吾负责)。

  周恩来当时的真实身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秘密主持中共中央特委,中共中央军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并全权指挥中共在上海的地下机关和干部等工作,是中共在南方白区的主要领导之一。

  85中共特科至少设立四处古玩店

  “松柏斋古玩号”是中共特科为掩护周恩来从事地下工作而开办的。

  历史档案记载:为严密保卫中共中央安全起见,中共中央于1927年12月命令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特委),由周恩来任书记,下设中央“特科”。特委是决策机关,“特科”是执行具体任务之组织。

  中共“特科”是一个绝密单位,初由顾顺章负责,早期设一科、二科、一队。一科主管总务,初期的科长洪扬生。任务是设立机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在上海开设各种店铺如电器行、照相馆、布店、古玩店、诊所、木器店、通讯处或代办所,作为中共中央各机关工作的活动场所和联络地点。二科主管情报工作。一队为“行动队”,中共内部习称“红队”,由陈赓负责。后来,中共“特科”发展为四个科,陈云、康生、潘汉年等均担任过这个组织的领导。

  为了掩护地下工作,仅仅是古玩店,中共“特科”至少设立了四处:1.黄浦江边的“松柏斋古玩号”,是为掩护周恩来而开设的;2.上海法租界的古玩店,为掩护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化名余达强,对外的职业为古董商)开设的;3.上海西摩路斜桥会馆旁开设的古玩店,为中共中央秘密接头处,中共特一科朱胜(化名,湖南人)当老板,顾顺章岳母张陆氏负责烧饭;4.在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向忠发情妇杨秀贞当老板。

  为什么要开设古玩店做掩护呢?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认为,“古玩店是探听青洪帮、黑社会动向的好窗口”。

  显然,名义上是古玩店老板的周恩来,在这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的四年间,根本无心顾及古玩。但是,在中共特科设立的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古玩店,却发生了一个大案子,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就在此地被逮捕。

  向忠发的被捕,是因为顾顺章的叛变。

  顾顺章,化名黎明,江苏宝山白杨人,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工头,曾在上海斜桥路二十二号附近以其艺名(化广奇)开设魔术店。1924年加入中共,曾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卫士。1926年派往苏俄海参崴受政治保卫训练。1927年秋回国,负责中共特科,初期工作,其公开身份是魔术师。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随即叛变。由于他掌握大量共产党机密,成为共产党内最危险的叛徒。

  顾顺章叛变后,幸亏打入中统内部并担任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及时获取顾叛变的绝密情报,并抢在特务动手之前通知党中央机关转移,在上海的党中央及江苏省委才未被破坏,周恩来等党中央主要领导得以幸免于难。据当年也在中央特科工作并参与组织撤退的聂荣臻元帅回忆说:“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我们紧张极了……”

  顾顺章被押解到南京的第二天,就向特务机关指认了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恽代英(其时,恽代英正被关押于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霖,身份尚未暴露),结果,在恽代英经党组织多方营救,眼看即将出狱脱险之际,却被敌人杀害在南京雨花台。1931年6月,顾顺章带领特务捕获中共另一领导人蔡和森,终致蔡惨死狱中。

  顾叛变后,周恩来立即指示向忠发迅速转移,但是,由于向忠发牵挂情妇杨秀贞,并希望带着杨一起“静默”,所以不顾周恩来严词劝说,坚持跑到位于上海爱文义路戈登路口的古玩店去“看一下”,而此处正是顾顺章安排的联络点,结果被捕。旋即表示愿自首。

  向忠发始料不及的是,他的自首,居然被拒绝,同月24日在上海被杀。

  上海地下党组织机关被破坏后,1931年12月周恩来被迫离开上海,古玩商的名分就此与他无缘。

86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

周恩来是一位博学多谋、辩才杰出、富有幽默感的人。在长期对外交际中,周恩来以幽默一次次地巧解人意,化险为夷,深受众人的敬佩。  —次,他接见美国记者,对方不怀好意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他听后没有急于用刺人的话反驳,而是妙趣横生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之路,简称叫马路。”对方又问:“总理阁下,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着头走路呢?”他又微笑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的,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走路了。”廖廖数语,使对方哑口无言。

  在高级外交场合,他同样显示出机智过人的幽默风度。1972年2月,他陪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我国自行设计和施工的南京长江大桥。当踏上引桥时,尼克松突然问:“总理阁下,请问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多少人经过?”“总统阁下,南京长江大桥每天有5个人经过。”看到对方发怔的样子,他又自豪地解释说:“每天经过南京长江大桥的人是工、农、兵、学、商,不是5个人吗?”尼克松听后,“啊”了一声,随即连连点头赞叹。

  50年代的一天,周恩来设宴招待外宾,正当宾主围着工艺品般的佳肴赞不绝口时,突然,用笋片刻成的一个中国民族图案,在汤里一翻身变成了“□”,来宾大吃一惊,面面相觑。这时,周恩来神态自若,随即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种图案叫'万’字,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转而,他又爽朗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顿时,宾主哈哈大笑,一会儿就把这道菜吃个精光

   作为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说:“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决不能局限于到外交部搞工柞,而是搞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结合起来的外交。”

 当然,总理搞外交非常注意方法。他待人总是彬彬有礼,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进行说服。比如1963年底总理到亚非14国访问时,阿尔及利亚比较急躁,也要马上建社会主义。总理就对它说,革命是有阶段性的,你看中国革命成功以后也并不是马上就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再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然后到社会主义的。总理这样的现身说法自然令对方信服。

 87中法建交破常规

  国际社会称周总理是“解决外交难题的能手”,确实是这样。我参加的中法建交谈判就是总理外交艺术的杰出体现。

 1963年10月,法总统戴高乐派前总理富尔来谈中法建交,双方一共谈了6次,是总理亲自主持的。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法国跟台湾的关系。富尔表示,法国只承认一个中国,但又强调中法在互相承认的问题上不应该提任何先决条件,所以希望中方不要坚持法国必须首先跟台湾断交。于是谈判陷入僵局。

 这时,总理安排法国代表到内蒙、山西参观访问几天,并准备了一个新的方案,即中法在达成“三点默契”(法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法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地位。不再支持所谓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中法建立外交关系后,在台湾的所谓中华民国政府撤回在法国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情况下,法国也相应撤回驻在台湾的外交代表及其机构)的基础上先建交,然后法台再断交。这种模式在外交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法国也就成了唯一一个跟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而不首先宣布跟台湾断交的国家。

  总理的外交手段的确很灵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们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当时,负责的人都不相信,说招待外宾怎么只有一个荤菜呢,于是又给准备了两个,但总的来说吃得还是比较简朴。

 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了:“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你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88从总理三穿缅甸服装上可看出他非常尊重他人。

 1960年4月周总理访问缅甸时恰逢缅甸的泼水节,缅甸总理吴努便要求全体中国人员穿上缅甸民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周总理马上表示同意。第二次是在1961年1月份,周总理率领一个400多人的访问团去缅甸。1月4曰是缅甸国庆节,缅甸领导人又提出要周总理穿缅甸民族服装出席国庆活动,周总理又同意了。第二天,也就是1月5曰,吴努陪周总理参观缅甸的古都曼德勒时,希望周总理还能再穿一次缅甸的服装。为了曼德勒人民,总理又同意了。在这次访问期间,吴努还提出要周总理和他一起为和尚们布施。本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做这些很不便,但是,总理经过考虑还是同意了,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表明总理非常尊重他国的宗教信仰。 

    89、好像太近了吧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走下著名的“空军一号”飞机,与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亲切握手,这一场景被定格为中美领导人冰释前嫌的经典镜头。在照片之外为两位领导人担任翻译的就是冀朝铸。昨天,谈到这段历史冀老难抑激动的心情,走下座位讲解:“尼克松总统走下舷梯,他还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手臂就伸了出来,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冀老说:“我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尼克松总统当时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尼克松女儿朱莉女士马上接着说,“您可能不知道我父亲在飞机上问了些什么,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周总理是否穿了大衣。反馈回来的消息是周总理穿了大衣,所以我父亲也穿了大衣走出飞机,这可能也是为了体现平等吧!”

    美国总统没有乘坐自己的“空军一号”专机 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30年前中美合作的诚意处处都可以体现出来。几位嘉宾昨天介绍,尼克松的“空军一号”到达上海后,换上了中国的导航员,由这位导航员引导飞机飞抵北京。尼克松结束在北京的访问后飞往杭州时乘坐的是周总理为他准备的俄罗斯生产的螺旋桨飞机。美国总统没有乘坐自己的“空军一号”专机,这在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尼克松访华以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多次来华进行前期会谈,全程参与这些会谈的章含之女士说,双方在尼克松访华的专机等礼宾问题上很快达成一致,就是因为双方都有强烈的合作诚意。

    章含之:我在翻译中犯过一个错误 当时只有总理听出来了

    熟悉尼克松访华这一历史事件的人都会发现,尼克松总统及夫人身边总是跟随着一位漂亮的中国女翻译,她就是章含之,她也是我国前外交部长乔冠华的夫人。她在昨天的录制现场对观众说:“我当时是为尼克松夫人做陪同翻译以及担任尼克松夫妇外出参观的翻译。其实我在翻译中犯过一个错误,把中美之间距离的单位'公里’翻成了'米’,当时只有总理听出来了,他和蔼地对我说'好像太近了吧’,我的脸一下子就红了。”老外交官谦逊的风度令所有观众折服。

    尼克松总统突然向周总理含蓄地提出想和尼克松夫人换翻译

    章含之和冀朝铸在昨天的录制现场还透露了一段尼克松总统换翻译的逸事。

    章含之说:“尼克松的翻译一直都是由冀朝铸担任,晚宴的翻译也是他。突然有一天尼克松总统向周总理含蓄地提出想和尼克松夫人换翻译,说冀朝铸虽然工作出色,但是'个头和我差不多高’,不如女翻译有助于总统的'公众形象’。我本不知道这件事,一天冀朝铸对我说,'今天晚上的晚宴你上’。我一听就急了,我的经验不如他丰富,出了错可就麻烦了。为了这事我们俩一直把官司打到总理那里,总理笑着说让我们自己决定。后来我们俩很严肃地商定,北京的宴会翻译还是冀朝铸,离开北京就换成我。所以大家看到后来在杭州和上海的宴会翻译就成了我。尼克松访华签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我们俩也签了这个协定,就叫《北京协定》吧!”老外交家的幽默引来一阵掌声。

    说完,章含之女士饶有兴味地向朱莉介绍她的父亲尼克松总统在杭州八角楼是如何用小榔头敲碎“叫花鸡”的。朱莉也说,父亲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特别是怎样用筷子。后来父亲每次出访中国归来,总统家里都会多几瓶从中国带来的茅台酒。

    平常主席会见外宾只拍3分钟 可这段片子破例拍了7分钟

    昨天来到录制现场的还有多位在各个岗位服务过的特约嘉宾,他们当中包括:当年尼克松访华纪录片的拍摄者李华、当年钓鱼台的服务员刘馥敏、当时为尼克松表演的中央芭蕾舞团一级演员宋琛琛等。

    刘馥敏说,尼克松及其随行人员的房间布置都是总理亲自过问的,章含之说,“尼克松访华宴会上播放美国音乐也是周总理的意见,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这些音乐,我走访了很多当时在北京的美籍教师才选中了美国传统音乐《红磨房》,总理听了很满意。”冀朝铸回忆说,谈判基本结束后美国一位高级官员因为受到冷落不太高兴,总理在宴会上走到这位官员跟前说,“我想请你喝杯茶。”一句话消除了所有的不快。“总理就是有那种本事,让好相处的和不好相处的人都感到愉快。”

    据李华介绍,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的当天毛主席就会见了他。当时毛主席身体很不好,脸色也不太好看,“我当时很担心拍摄效果。但是没想到双方谈得特别投机,主席的脸色也红润起来。平常主席会见外宾的片子只拍3分钟,可这段片子我破例拍了7分钟,创了历史纪录。还为美国三大电视网提供了图像。”

90泰然自若:睿智应对领土问题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不少人纳闷:怎么提这种问题?大家都关注周总理怎样回答。周总理肯定地说:“有!” 全场哗然,议论纷纷。周总理看出了大家的疑惑,补充说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顿时掌声雷动。

——这位记者的提问是非常阴毒的,他设计了一个圈套给周总理钻。中国解放以后封闭了内陆所有的妓院,原来的妓女经过改造都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位记者想:问“中国有没有妓女”这个问题,你周恩来一定会说“没有”。一旦你真的这样回答了,就中了他的圈套,他会紧接着说“台湾有妓女”,这个时候你总不能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这个提问的阴毒就在这里。当然周总理一眼就看穿了他的伎俩,这样回答既识破了分裂中国领土的险恶用心,也反衬出大陆良好的社会风气和台湾的对比。哎呀,周总理考虑问题周密细致,同时又那么快速反应,你不佩服他也难啊!  

91机智应对:美国记者挑衅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92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93稳如泰山:巧对记者挑衅

 一位美国记者在采访周总理的过程中,无意中看到总理桌子上有一支美国产的派克钢笔。那记者便以带有几分讥讽的口吻问道:“请问总理阁下,你们堂堂的中国人,为什么还要用我们美国产的钢笔呢?”周总理听后,风趣地说:“谈起这支钢笔,说来话长,这是一位朝鲜朋友的抗美战利品,作为礼物赠送给我的。我无功受禄,就拒收。朝鲜朋友说,留下做个纪念吧。我觉得有意义,就留下了这支贵国的钢笔。”美国记者一听,顿时哑口无言。

——什么叫自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位记者的本意是想挖苦周总理:你们中国人怎么连好一点的钢笔都不能生产,还要从我们美国进口。结果周总理说这是朝鲜战场的战利品,反而使这位记者丢尽颜面。也是,想和周总理较劲,门都没有。   

94风趣幽默:化解“法西斯”图案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 ”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 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在外交场合出现法西斯的标志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尤其是曾经遭受法西斯铁蹄蹂躏的国家,他们看见这种标志是很反感的。周总理的解释及时解除了他们的误会,但令人叫绝的是周总理借题发挥,号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那个菜吃掉。意外的这么一个被动场面,经周总理反意正解,反倒起了活跃宴会气氛的作用。

95心悦诚服:妙解“射阳”新义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96轻描淡写:西方记者厕所问题

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总理:“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口众多,你知道你们中国有多少个厕所吗?”这是一个非常刁难的问题,总理是管理国家大事的,怎么可能去调查全国有多少个厕所呢?大家都在瞪大眼睛等着周总理的回答。周总理不假思索:“两个。

这位西方记者有点纳闷:“你们中国人口周密,只有两个厕所怎么行呢?”周总理说:“我们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男人,一种是女人。所以我们的厕所只需要两个,一个男厕所一个女厕所就已经足够了。”周总理就是这样轻描淡写把这西方记者打发了。

97博学多谋:精心准备“热呼呼”点心。   

还有一次周总理出国访问时,在对方的宴会上有一道汤,从上面看不到热气上升,周总理没有留意其中的成分,舀一勺到嘴边被烫了一下,原来这汤上面是滚热的油。热油是看不到热气但温度非常高。如果没有接触很难辨认出温度的。这国家领导居然想出这么绝的手段。过一段时间这位国家领导访华时,周总理亲自出马,为他做了一道“热呼呼”点心。   

——油炸“冰棒”。周总理当着这外国领导的面命人拿来“热气上升”的冰棒,来到一锅滚热的油边,总理在冰棒外面涂上一层厚厚的面粉,再往油锅里一放立即捞起,这时候面粉刚好被炸成干面皮包着冰棒,冰棒既不融化又可以看到“热呼呼”的样子。总理把这“热呼呼”的冰棒递给这外国领导,这人因为曾经用热汤烫过总理,这回又看到是刚从油锅里捞上来,接过手后不敢立即吃,先拿到嘴边慢慢吹气,不管他怎么吹“热气”依然不减。过了一会他才大胆的放进嘴里咬了一口,结果被冻得打了一个哆嗦……

98足智多谋:廖廖数语,使对方哑口无言

对方又问:“总理阁下,在美国,人们都是抬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都低着头走路呢?”他又微笑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人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的,而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要低着头走路了。”廖廖数语,使对方哑口无言。

 ——美国官员的话里显然包含着对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场的中国工作人员都十分气愤,但囿于外交场合难以强烈斥责对方的无礼。如果忍气吞声,听任对方的羞辱,那么国威何在?周总理的回答让美国人领教了什么叫做柔中带刚,最终尴尬、窘迫的是美国人自己。  

99机智幽默:基辛格博士笑了

1971年,基辛格博士为恢复中美外交关系秘密访华。在一次正式谈判尚未开始之前,基辛格突然向周恩来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恩来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

周总理哈哈一笑:“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

周恩来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恩来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100如痴如醉: 一句话的电影说明书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

“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01智换身份:妙语反斥对手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射向赫鲁晓夫本人。据说,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102 周总理舌战米高扬

有一次,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这句话显然是很不友好的。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他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以促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一下子将米高扬置于一种学生的地位。     103对牛弹琴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同国民党政府谈判。在我方义正词严面前,对方不但不接受,反而说同我方谈判是“对牛弹琴”!周恩来总理当即灵机一动,利用对方抛来的词语,将计就计,巧妙地回敬了对方:“对!牛弹琴!”在这里,周恩来总理把对方抛来的”对牛弹琴”这个成语巧妙地进行了结构上的调整,变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对!牛弹琴!”,从而既摆脱了困难,又迫使对方陷入无地自容的窘境。     104坚持原则:国界寸土必争

1960年4月下旬,周恩来总理与印度谈判中印边界问题,印方提出一个挑衅性问题:“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吗?”周恩来总理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远的不说,至少在元代,它已经是中国的领土。”     对方说:“时间太短了。”

周恩来总理说:“中国的元代离现在已有700来年的历史,如果700来年都被认为是时间短的话,那么,美国到现在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是不是美国不能成为一个国家呢? 这显然是荒谬的。”

印方代表哑口无言。

在周恩来的反驳中,用了两个对比性材料来否定对方的观点。700年与100年相比较,你要否认700年而承认100年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结果是承认100年就得承认700年这个事实。对比在这里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105柔如春风:清粥小菜化矛盾

  总理的外交手段很灵活,上世纪70年代末,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访华,向中国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援助要求。周总理说无法完全满足,双方因此僵持不下。周总理就指示外交部的同志第二天请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大寨,并交待说明天的晚餐就吃小米粥、玉米,再准备几个简单素菜和一个荤菜。从大寨回来以后,周总理就对阿方代表说:“你看中国目前的情况还是比较艰苦的,我们多送给阿尔巴尼亚一吨米,我们就要勒紧自己的裤带。”后来,那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就降低了要价。

106机敏思维:巧解邻国边界问题   周总理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着中尼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来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 周恩来立即回答:“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的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周总理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 为“联结”,表明了我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隙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周恩来的泱泱大国总理的机敏思维和友好风度在尼泊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07周恩来婉言护国宝

北京城里的雍和宫改成喇嘛庙时,石狮被移到南面的牌坊院内。代替它们的是一对古铜铸造的巨狮,各高 2 米 多,被安置于雍和门(天王殿)前东西两侧,以镇守整个喇嘛庙。这对铜狮子造型生动,神情活泼。东面的雄狮,前爪戏弄着一只乡球,形象妩媚可爱。两面的雌狮,前爪抚按着一头仰面朝天、四爪嬉闹的小狮,流露着母爱之情,在这佛门善地里,连凶悍的狮子仿佛都有变得温顺可爱多了。与众不同的还有狮子的腿部雕石鳞片,脖子的彩带上系有两个铜铃、三个缨络。别处的铜狮却吸有一个铜铃、两个缨络,腿部也没有鳞片图案。正是这种设计上的别出心裁,使这对铜狮别具一格。

这对铸造精美奇异的铜狮子,显示了我国古代铜铸艺术的光辉成就。它们不仅为国内人士所珍视,也引起外国人的注意和兴趣。 50 年代初,一位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对雍和宫这对乾隆年间铸造的铜狮子发生了很浓的兴趣。他三番五次来游览,在铜狮子面前一站就是很久,一会儿摸摸狮子的爪,一会儿拍拍狮子的背,真有点儿爱不释手的意思,有一天,他终于沉不住气了,找到了当时的主持喇嘛,提出用 50 万元的高价,购买这对铜狮子,主持喇嘛听了,笑着说: “ 狮子乃镇寺、之宝,岂能失之 ……” 过了些日子,这位外交官又来了,他许诺说: “ 我巳和我的国家说好,买回去之后,照原样再铸造一对铜狮子送回来 ” 。结果又被喇嘛们婉言拒绝。但这位外交官并没有打消头念。有一次他见到周恩来时,又提出要购买铜狮的要求。周恩来非常幽默而风趣地说: “ 如果你喜欢,可以去多看几遍嘛!你们国家的人民也喜欢的话,也可让他们来中国,到雍和宫去欣常一下嘛,这样还可以增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嘛。 ” 这位外交官听了周恩来的回答,只好打消了购买铜狮的念头。

108幽默风趣的贺词

斯特朗是美国女记者和作家,她曾在抗日战争期间两次来华,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英勇抗战的事迹。 1965年11月,在斯特朗80岁生日宴会上,周恩来幽默的祝寿辞,令许多人在多年之后仍记忆犹新。

他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 .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庆贺40' 公岁 ’诞辰。”在座的听到总理用 “ 40公岁 ” 这个新名词,都有点奇怪,周恩来解释说:“在中国,'公 ’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 40公斤等于80市斤。因此,40公岁,就等于80岁。”听完他的解释,几百名中外祝寿者开怀大笑。斯特朗听了也哈哈大笑起来。

总理又接着说:“40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出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 ”

周恩来幽默风趣的贺词,深深地感动了斯特朗女士。她在答词中,满怀深情地说:“周恩来说我只有40公岁,还很年轻,我听了很高兴。我保证要继续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写出大量的著作来。”斯特朗晚年,也好像真的回到了壮年,她勤奋笔耕,每半个月写一篇《中国书简》,宣传中国,借以表达她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

109家庭教育:如何做事做人

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阴县知县,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周家逆运败落,但终究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行,求人办事,万氏都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处理这些应酬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后来,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里面有生母万氏的熏陶。

养母陈氏知书达理,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从小陈氏教他念书识字,5岁就学儿歌和唐宋诗词,万氏还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养母陈氏去世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习了家事,让她了解了农民的生活。蒋妈妈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

110少时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你为什么读书?”于是有人回答说:“是为了家父读书。”有人回答:“为明礼而读书。”也有人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当魏校长点名要周恩来回答是,坐在后排的周恩来站起来,庄重的回答:“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

1917年,19岁的周恩来东渡日本前,给同学郭思宁的赠言:“愿相会与中华腾飞世界时”,落款为:“弟翔宇临别预言”。从这幅题词中可以看出一个19岁的热血青年的鸿鹄之志。

112南开求学:多才多艺、成绩最优

在南开学校的4年的学习生活,使周恩来从各方面都成熟起来。由于伯父收入微薄,经济上有困难,他很少回家,平时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为学校刻蜡版,抄写教学讲义,以补贴膳食费,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尽管生活艰辛,但是周恩来的成绩丝毫没有受到影响,而且,在演讲、演话剧、编校报等活动中,周恩来展现出自己多才多艺的特点。

1917年6月26日,周恩来以平均分89.72的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在参加毕业典礼时,他还获得了国文最佳奖,并代表毕业同学致答辞。《毕业同学录》中对周恩来作了如下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长于数学”“毕业成绩仍属最优”。

113不搞特殊化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可是,总理因为白天休息夜里办公,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唯一的一次搞特殊化,还是因为牙齿松动,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把我碗里的米饭煮的软一些吧。”

114心中公私两本账

周总理吃饭自己付钱,这大家都耳熟能详了。这是因为周总理随时记着公私两本账。公就是公,私就是私,公私要分明。所以每次付钱,又会有不同的小故事。

有一次,总理在北京饭店接见外宾。接见结束后,总理感到有些饿,就跟值班卫士张永池说:"有点饿了,咱们吃点便饭吧。"那是一般客饭,很快就吃完了。张永池一算帐,吃了两元八角。可是,张永池这次糊涂了。心里算了帐,楞是忘了给钱,追在总理屁股后边上了车。还没坐稳,总理就问:"给了钱没有?"在得知张永池忘记给之后,总理非常生气,连忙让他回去付钱,并大声训道:"要会算经济帐,公私算分明,不然怎么行?"

公私分明,清清白白,堂堂正正,这就是周总理。所以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说起时,都说敢向全国人民保证:总理一生奉献,即便日常生活也从没占过公家一分便宜!

115不惧子弹威胁

1946年2月10日,重庆市各界群众,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在校场口举行庆祝大会。民党为了破坏这次大会,在会场的周围埋伏下特务,当场打伤了郭沫若、李公朴等60多位民主人士。身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闻讯后,不顾自己的安危,立即赶到会场。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立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代表们一致推选周恩来为代表,当面去质问蒋介石。

这件事被国民党反动派知道了。第二天,周恩来收到一封恐吓信,信里还装了一颗子弹。信中威胁说:“你若要向蒋主席报告这次事变,便请你先尝尝这颗子弹的味道!”不少人为周恩来的安全担心。面对敌人的恐吓,面临生命的危险,周恩来以革命为重,置生死于度外。他掂了掂那颗子弹,哈哈一笑,说:“好啊!那我就不客气地收下吧!”当时,中共代表团的领导同志,在重庆虽然是公开地以合法的身份出现,但敌人经常跟踪盯梢,一切行动处在敌人严密的监视之下。敌人是什么残忍的手段都可能使出来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发生危险。周恩来深知这一切,但他不能听任反动派嚣张下去,不能辜负政协代表的委托,毅然决然地冒险去找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提出了严正的抗议,要求他说话算数,保证人民的自由与民主。

116巧劝红卫兵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称赞呀!

117消灭法西斯、巧驳记者

周总理设宴招待外宾。上来一道汤菜,冬笋片是按照民族图案刻的,在汤里一翻身恰巧变成了法西斯的标志。外客见此,不禁大惊失色。周总理对此也感到突然,但他随即泰然自若地解释道:“这不是法西斯的标志!这是我们中国传统中的一种图案,念'万’,象征'福寿绵长’的意思,是对客人的良好祝愿!”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就算是法西斯标志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大家一起来消灭法西斯,把它吃掉!”话音未落,宾主哈哈大笑,气氛更加热烈,这道汤也被客人们喝得精光。

美国代表团访华时,曾有一名官员当着周总理的面说:“中国人很喜欢低着头走路,而我们美国人却总是抬着头走路。” 此语一出,话惊四座。周总理不慌不忙,脸带微笑地说:“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走上坡路,而你们美国人喜欢走下坡路。” 也曾有一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问周恩来总理:“在你们中国,明明是人走的路为什么却要叫'马路’呢?”周总理不假思索地答道:“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道路,简称马路。”

118中国《罗密欧与朱丽叶》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通知工作人员,给与会者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彩色越剧片。工作人员为了使外国人能看懂中国的戏剧片,写了15页的说明书呈周总理审阅。周恩来批评工作人员:“不看对象,对牛弹琴”。工作人员不服气地说:“给洋人看这种电影,那才是对牛弹琴呢!”“那就看你怎么个弹法了”,周恩来说,“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给你换个弹法吧,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您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就行了。”电影放映后,观众们看得如痴如醉,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

119周总理的睡衣

邓妈妈七十多岁了。她戴着花镜,安详地坐在椅子上,给敬爱的周总理补衣。睡衣上已经有好几个补丁了。这一回,邓妈妈又穿上了线,右手捏着针略略抬起,左手在熟练地打结。她是多么认真啊。

一位年轻的护士,双手捧着这件睡衣,望着补丁上又匀又细的针脚,眼睛湿润了。在她们面前的小凳子上,摆着个针线包。这个绣着红五星的针线包特别引人注目。它是多年来周总理和邓妈妈随身带着的。是从什么时候起他们就带在身边,一直带到北京来的呢?是从延安窑洞,从重庆红岩,还是从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上?

120、谦虚坚定、泰若自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说: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以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我终于了解了他,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

阿拉法特生前曾说过:伟人之所以伟大,就在于能够准确地预见未来……当我们在贝鲁特和特里波利被围困时,周总理说过的话,给了我们多么大的力量啊!

121为总理降半旗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都倾佩于周总理的良好修养,他总是和善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而这,离不开他的三个母亲对他的教导,离不开家庭教育的耳濡目染,他从生母那里学会了为人处世,从养母那里养成了勤于读书,从乳母那里了解了农民生活,正是这些积淀,为他未来成为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奠定了基础!

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他东渡日本,西行旅欧,勤学苦读,“君家贫,处境最艰,学费时不济,而独于万苦千难中多才多艺”“善演说,能文章,工行书”这些,都是周总理的同学、老师对他的评价,如果没有早年求学生涯的艰难前行,不忘初心,又怎能有后来的雄关漫道、长征艰途?又怎能赢得联合国降半旗的尊重?

122工作认真不草率

  周总理做报告一般都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草拟简要的提纲。1954年第一届人大会议前,他对别人起草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子不太满意,就自己写稿,连续两天没有休息。当发现下面的来文或我们起草的文稿中有差错时,他当即批评,并指出:“发现做错了事,应当先采取补救措施,减少可能的损失,然后总结经验,经一事长一智嘛!”在文稿中有文字不通顺或错别字时,他总是认真地逐字逐句修改,边改边对我们说:“你们不能总让我当你们的语文教员啊!”如果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加工就把文件送给他,一经他发现,常常是把文件退回来重办,有时甚至把主办部门找来,当面告诫:“绝不能不负责任,草率从事”。

  123反映情况要准确不要估计

  周总理常说,现在是搞现代化,我们要统计,不要估计。不许秘书们反映情况时说什么“我想大概是”,要说确切。总理问到什么情况,如果我们答不上来,就要老老实实说不知道,并且马上去查。这样,总理虽不满意,但不责备;如果回答“也许”“大概”之类模棱两可的话,就要挨批评。有一次总理问:“澳门有多大?”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冒出一句:“大概十几万平方公里吧。”总理生气地问:“浙江有多大?”这位同志不好意思地低下头,赶忙去查找。

 124 办事坚决不拖拉

  周总理要求有紧急情况必须立即向他报告,不论他在做什么,即使他在睡觉或接见外宾,也可以写条子给他,他总是马上就看,必要时当场批示。每当发生延误情况时,总理还要查看收电报的各个环节,看延误在哪里,如电报特别紧急,而在接收和抄报之间时间太长,就要批评机要部门;如秘书收到未马上送给他,就要批评秘书。他不能容许他的办公室有丝毫的拖拉和官僚主义作风。

 125 汇报事情简明有重点

  周总理要求秘书人员汇报情况,要先下功夫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掌握主要情节,尽可能找出问题的实质和解决问题的关键。还要分清哪些该让他知道,哪些属于枝蔓不必知道。汇报要有事实,有看法,有骨有肉,突出重点,简明扼要。

  126勤思考多提建议

  周总理在审批文件时,遇到什么问题,有时就和秘书们讨论起来。他常说:“你们可以大胆提政策性、原则性的意见,努力帮我出主意。”他甚至说:“你们应努力多思考,发现问题,帮我把关。”我们提的建议,只要有一点点可取,他就采纳,事后他还有意提起这是某某提的建议,以示表扬,并说:“不能掠人之美嘛!”

  127不该说的绝口不提

  周总理要求我们每个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同志,都要养成守口如瓶的保密习惯,不能对外说的,绝对不能说,包括对自己的爱人。秘书外出开会时,总理交代:“不能随便讲话,去参加会议只能带耳朵、眼睛,不能带嘴巴,因为你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有一次总理看到一位刚调来的秘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他交代说:“以后在这里(即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能用这里的材料来写文章。”

  128为他人着想

  一位秘书回忆总理两次等他吃饭的事,使他终生难忘。一次他随总理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已经下午六点多钟了,他以为那里会给总理安排饭,便到食堂去吃饭了。没想到他走后一会儿,会就散了。总理知道他去吃饭了,说:“不要叫他,我们等一会儿,叫他把饭吃好,我们一同坐车回去。”一次外出,他和总理一起用饭,总理快吃完了,怕他着急,便说:“你慢慢吃,我在这里坐一下。”

  有一次,一份文件中有些字迹潦草,不易辨认,周总理阅批时不厌其烦地把那些难认的字一笔一画地用毛笔描清楚,怕打字员认不出来,打错了字。1976年总理逝世后,那位起草文件的同志回忆起此事,泣不成声。他说自己图省事,没想到给总理添了麻烦,感到万分歉疚。

129     300元人民币

  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130我们一起聚餐吧

1934 年 10 间,正当蒋介石反动派集中兵力向苏区发动疯狂“围剿”的时候,周恩来同志从瑞金路过于都楂林乡,住在雇农张慈福家里,环境异常艰苦。他的身体很差,但仍然夜以继日地带病坚持工作。

  警卫员们很为自己首长的身体健康担心,总想给他弄点有营养的东西吃,但一则伙房搞不出什么好菜,二则周恩来同志不答应。眼看着自己首长的身体一天天瘦下去,他们的心里感到比刀割还疼。

  有一天,上级发下了津贴费。大伙儿便计议,无论如何也要买点好吃的给自己的首长补补身体。他们听说冬瓜炖鸡营养高,就去老乡家买来一个冬瓜和一只鸡。他们小心地杀了鸡,扯去鸡毛,把鸡收拾好,和冬瓜放在罐子里加水清炖。晚上,罐子被端到了周思来同志的房里。一股肉香扑鼻,周恩来同志以为这是警卫员向有关方面特别要来的,便对他们说:“这是哪里来的 ? 同志们要知道,越发在艰苦的时候,越发要坚持原则,丝毫也不能特殊呀!” “不,这不是领来的,这是用我们自己的津贴费买的广大伙赶快向他解释。

  周恩来同志听了,沉思了片刻,然后用一种亲切的口气说:“好吧,既然买来了,就把张慈福父子俩也请过来,我们一起聚餐吧 ! ”

131"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周恩来夜间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按当时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场,有夜餐补助,每级干部补助多少钱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不到夜餐的钟点,在人大会堂就餐都应交钱,并且定有交钱的标准。高级领导人交8角,我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大会堂吃夜餐,坚持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我们不好办,人大会堂也不好办,因为夜餐有补助,明文规定了的,交钱也不好下帐。

  我去向总理汇报解释:"总理,夜餐补助是明文规定的,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也是搞特殊呀。"

  "是有点特殊化。"总理点头承认,"这是因为我的情况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我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道理。"我坚持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你去吧,就照我说的办"

  "就许你搞特殊,不许我搞特殊……"我小声嘀咕着退出来。有啥办法呢?只好按总理的要求去付款。在我跟随总理的几十年中,这是总理唯一一次"强词夺理"地闹特殊。

132我身体很好

.随着年龄的增大,总理工作量不减,饭量不减,但是变化还是在悄悄发生……

  总理喜欢和群众一道吃饭。在田间地头,他与农民一道吃饭;在工厂矿山,他与工人一道吃饭;在招待所、饭店,他喜欢和服务员一道用饭……

  那是"文化大革命"中,总理陪外宾外出参观。那几天他吃饭很费力,吃得慢,吃得少。我认为这是睡眠太少,过于劳累造成的,心里很犯急。

  记得是在参观大寨的前后,在一次行动前,我感觉他有什么事要说,但没最后拿定主意。想到他吃饭的费力,我忙问:"总理,你身体不舒服吧?"

  "不,我身体很好……"总理说得肯定。但我太熟悉他了,我能感觉出那种看不见听不出的异常。

  "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嗯,"总理略一沉吟,望住我,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吃饭要一起吃。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总理笑了笑,有些不安和苦涩。他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总理发出这声轻叹时,我看清了他变得灰白了的头发;曾经英气勃勃的脸孔已经血肉耗尽,脸孔和脖颈的皮肤松弛下坠,并且出现了老年斑;他那威武明锐的双眼也深深地凹陷下去……

  我鼻子一酸,眼前模糊了,赶紧把脸转向一边。

  “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这就是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

  我没有忍住泪,慌忙退出屋。

   我哭了。一个人悄悄地哭了……

133. 周总理没有拒绝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痰盂。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想,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没有拒绝。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自己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你周恩来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痰盂。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细胞,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使用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痰盂里去。

134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

有一次周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批评他在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只是停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唇枪舌箭,以超人的智慧,应酬自如,对手甭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135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九一三事件发生以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周总理平静地回答: “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并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136射阳两个字很好嘛

文革期间,江苏省射阳县的一群红卫兵到北京上访,周总理接待了他们。红卫兵要求把射阳县名字改掉,理由是“射阳”二字是含沙射影,箭射红太阳。周总理听他们讲明来意后,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不理解总理为什么发笑,几只眼睛盯着总理脸上望。总理说:射阳两个字很好嘛,我看不用改了。你们这些小将看问题,为什么不从积极方面去看,而从消极方面去看呢?我说“射阳”两字很好,因为我的看法,不是箭射红太阳,而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周总理深怕他们听不清楚,又重复地说了一句对射阳的解释,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你们说对不对?说罢,又哈哈地大笑起来。红卫兵代表也都笑了,因为他们对总理的讲话感到心服口服,表示还是叫射阳县好。

  ——在文革那个特殊背景下,如果周总理从“射阳”的历史渊源和沿革去解释的话,红卫兵未必听得进去。当然也可以用行政命令来压服,但效果也不会好。周总理赋予“射阳”二字新的含义,使红卫兵心悦诚服。我们听故事的人现在也不得不击节赞叹呀!

 137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

   周总理从日内瓦开会回来顺道访问莫斯科。在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他用英语向苏联人祝酒。这时米高扬(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抱怨道: “周,你为什么不说俄语?你的俄语很好嘛!”。周总理仍用英语回答说:“米高扬,该是你学习汉语的时候了。” 米高扬抱怨说:“汉语太难学了。”此话一出,周总理马上轻快地说:“没关系,下回到我们使馆来,我们将非常高兴地教你。”

  ——米高扬的抱怨显然不大友好,周总理的方法是先不予理睬,促使米高扬说出不学汉语的原因。米高扬果然上钩,周总理让他来使馆派人教,把米高扬置于学生的地位。

138. 无所谓平分

周总理在加德满都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场的美国记者故意拿着中尼两国分别出版的地图,指出两国边境在珠穆朗玛峰这一段的画法不一致,并借此提问:“关于埃佛勃朗峰(即珠穆朗玛峰)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是否已作出了决定?您刚才的话,是否意味着由中尼两国来平分这座山峰,尼泊尔是否同意?” 周恩来立即回答:“无所谓平分。当然,我们还要进行友好的协商。这座山峰把我们两国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不是你们所说的把我们两国分开!”

  ——边界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美国记者的提问既是挑衅,又是圈套,简单回答是或不是都会掉进陷阱。周总理识破其险恶用心,改“平分” 为“联结”,表明了我国解决同邻国边界问题的基本方针,强调了睦邻友好政策,所言无隙可击,令美国记者大为失望。周恩来的泱泱大国总理的机敏思维和友好风度在尼泊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139. 嫦娥飞上了月亮

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不腐女尸引起世界轰动。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时曾向周总理提出一个要求:“尊敬的总理阁下,贵国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成果震惊世界,那具女尸确是世界上少有的珍宝啊!本人受我国科学界知名人士的委托,想用一种地球上没有的物质来换取一些女尸周围的木炭,不知贵国愿意否?” 周总理听后,随口问道:“国务卿阁下,不知贵国政府将用什么来交换?”基辛格说:“月土,就是我国宇宙飞船从月球上带回的泥土,这应算是地球上没有的东西吧!”周总理听后哈哈一笑说:“我道是什么,原来是我们祖宗脚下的东西。”基辛格听后一惊,疑惑地问道:“怎么?你们早有人上了月球,什么时候?为什么不公布?”周总理笑了笑,用手指着茶几上的一尊嫦娥奔月的牙雕,认真地对基辛格说:“我们怎么没公布?早在5000多年前,我们就有一位嫦娥飞上了月亮,在月亮上建起了广寒宫住下了,不信,我们还要派人去看她呢!怎么,这些我国妇孺皆知的事情,你这个中国通还不知道?”周总理机智而又幽默的回答,让博学多识的基辛格博士笑了。

  ——长沙马王堆汉墓女尸经历千年而不腐烂,这是一个应当严禁外泄的国家科研机密。周总理不为基辛格博士提出的用月土交换木炭的方案所动心,并且巧妙地借用中国古代传说,婉转地拒绝了对方的请求。

 140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周恩来从小志高,12岁就发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誓言。

  1911年年底,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上学。这一天,魏校长亲自为学生上修身课,题目是“立命”。当时正是中国社会发出剧烈变动的时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很多人,特别是年青人思想困惑,没有明确的理想追求,没有人生奋斗的目标。校长讲“立命”,就是给学生讲怎样立志。

  魏校长讲到精彩处突然停顿下来,向学生提出一个问题:“请问为什么读书?”

  教室里静静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

  “如果没有人回答,我就一个个问了!”

  魏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同学说:“你为什么而读书?”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为光耀门楣而读书!”,“就是为了光宗耀祖。”魏校长又向第二个学生,回答是:为了明礼而读书。第三个被问的学生是一个靴铺掌柜的儿子,他很认真地回答说:“我是为我爸而读书的。”同学们听了哄堂大笑。

  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摇了摇头又到周恩来面前,问道:“你是为什么而读书?”

  周恩来在学生中威信挺高,在以前不久,辛亥革命刚刚成功,他在同学们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朝廷,不留辫子就要杀头。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回答的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魏校长没有想到,竟然有这样出众的学生,非常高兴。他示意让周恩来坐下,然后对大家说:“有志者,当效周生啊!”意思是说,有志气的青年,都要向周恩来学习啊!

  周恩来小小的年龄,为什么能有这样伟大的志向呢?俗话说,从小看大。周恩来小的时候就受过很好的教育,在后来的学习他又善于思考,加上他的家庭渐败落,尝到了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淡泊,也看到了那时社会的黑暗。他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实践,不断地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渴望中华腾飞,下面,我讲几个周恩来小时候的故事。

141. 周恩来有3位母亲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北部的淮安县。这里位于淮河和宋杭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是一片水草丰盛的草原。

  周恩来的祖父叫周殿魁,原是浙江绍兴人,后来在淮安县当师爷,到晚年才捞到一个知县的职位,但前任知县有后台,迟迟不离位,拒不交印。周殿魁正式走马上任不久就去世了,家业就逐渐衰落。

  周殿魁有4个儿子,周贻庚、周贻能、周贻奎、周贻(),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排行老二,老大周贻庚一直在沈阳做小职员,他的父亲也在外面做事,挣钱都不多。老三周贻奎长期有病,老四周贻(),是周恩来的养父,二十几岁去世。

  周恩来有3位母亲:生母万氏,万冬儿;养母陈氏,乳母蒋江氏。3位母亲对他都很好,对他都有重要的影响。生母万氏教给他处事,养母给了他启蒙教育,乳母主要教他做事。

生母万氏,万冬儿,是淮阴县一家大户的女儿。周恩来的外祖父万青选是淮阴县知县,但在周恩来出生后不久就病逝了。周恩来的生母万氏从小跟着外祖父经常出入于官府大户,见过大世面,在周家也是她支撑门户,善理家财。周家逆运败落,但终究是有名望之家,婚丧嫁娶,逢年过节,迎来送行,求人办事,万氏都办得井井有条,体体面面。生母万氏处理这些应酬时,总把周恩来带在身边,使他增长了许多见识。后来,周恩来身为总理,日理万机,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大管家。这里面有生母万氏的熏陶。养母陈氏知书达理,是周恩来的启蒙老师,对周恩来性格的形成影响很大。从小陈氏教他念书识字,5岁就学儿歌和唐宋诗词,万氏还给他讲“窦娥冤”、“西厢记”、太平天国和义和团。周恩来对养母的感情甚至超过生母,他称养母为娘,称生母为干妈。养母陈氏去世后,周恩来写过一篇《念娘文》,满怀深情地说道:“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慈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继承过来的。”周恩来从乳母那里学习了家事,让她了解了农民的生活。蒋妈妈是个“粗人”,但是她讲的话周恩来很爱听。她给周恩来讲了许多家事,告诉周恩来从播种稻种到舂大米要经过多少道工序;瓜是怎么用瓜籽种出来的;为什么有的人不走路,总是让人用黄包车拉着走。有一年冬天,周恩来还按蒋妈妈说的把一把瓜籽种在花坛里,天天浇水,就是长不出苗来。周恩来去问蒋妈妈是怎么回事,原来,要到春天种才行,冬天怎么能种呢?第二年春天,周恩来又将瓜籽种下,果然出苗了,还结出了几个大南瓜,周恩来高兴得很。后来,周恩来回忆说:“我的妈妈把我带到大运河她自己的家里,我从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蒋妈妈不顾行路艰难,还去看望她。周恩来高兴极了,陪蒋妈妈在天津到处去看看,临走时送她一个搪瓷碗,请她保重身体!

  1907年,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得了胃癌,不幸去世。1908年,养母陈氏也患肺结核病逝。那时,周恩来刚满10岁,父亲又远在他乡,不得不像成年人担起家庭的重担。他含着眼泪葬送了两位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周家本来经济状况就不好,加上给两位母亲治病、安葬,又花了不少钱,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当铺,把家里值点钱的东西都当了出去换钱维持生活。东西当净了,又硬着头皮向亲戚借钱。可有的亲友在周家兴旺时常登门拜访,如今周家败落了,却没有一个人帮忙,世态之炎凉使周恩来很有感触,真是“贫居闹市无人向,富在深山有远亲”。

  周恩来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他把自家花园改成了菜园,种上了玉米,南瓜和豆角。当时他还很小,没有锄头高,但是他不怕吃苦,辛勤耕耘。秋天,玉米和南瓜都长得好大好大,成了一家人的主要口粮。人民间的贫富之分,使周恩来认识到是社会黑暗造成的,从此,萌发了反封建的意识。

  周恩来12岁那年,大伯周贻庚托堂伯周贻谦把他带到了沈阳。大伯父一直单身在沈阳,大伯母远在天津,周恩来来到沈阳,大伯父非常高兴。他喜欢喝绍兴黄酒,常常让侄儿陪他喝几盅。

  周恩来来到沈阳是夏天,可是这里与家乡的景色大不一样,看不到美丽的岸柳,看不到无垠的绿浪,只看到那稀疏的野花。本来,大伯父要让他在沈阳读书,但是学校在修道,先让他去堂伯父那儿的银岗书院读了半年,然后进了沈阳的东关模范学校,一学3年。

  东关模范学校是一所新学堂,开设的课程不少,有修身、国文、算术、www.52article.com 历史、地理、格致(物理)、英文、图画、歌唱、体操等几门课,既学经书,又学西方的哲学,周恩来喜欢。学校里有钱人家子弟多,周恩来虽然家境不好,但学习非常刻苦努力,经常名列前茅,可以说是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他。

  在东关模范学校的3年,周恩来勤奋刻苦博览群书,学到了很多知识。他上课专心听讲,遵守纪律,课后认真按时完成作业,进步很快,各门功课成绩都不错,特别是作文、书法和英文,每学期他都名列第一。他的作文经常受到老师表扬,让全班同学传阅,有的作文,比如他写的《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一文,立意新颖,论述精辟,表达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因而轰动了全校,并在全省举办的教育成绩展览会上展示,还收入《学校国文成绩》一书。有一位历史教师高戈吾,发现周恩来聪明、勤奋、爱国、求上进,非常喜欢他,经常借给他一些反映历史上热心变革的政治家,思想家的著作。周恩来先后阅读了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等著作。他还在课外读了《离骚》、《史记》、《汉书》等历史文学者作,他特别赞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周恩来得到许多教师的赞赏,如国文老师在他的作文上批语:“教不如此,不足以言教,学不如此,不足以言学,学校不如此,不足以言学校,文章不如此不足以言文章。”还感慨地说:“我教了几十年书,从未见过这样好的学生,为这样的学生,就是呕心沥血也心甘情愿。”

142您用它买点药吧!

.在学校里,周恩来生活非常俭朴,每天,他就带两个“火烧”上学,穿着十分朴素,夏天总是穿一件白长衫,冬天,也只有一件单薄的青年袍,外面罩一件洗白了的兰大褂。但是,他对别人非常关心。有一次,周恩来去打开水,看到烧火的校工吴老头病在床上,他急忙走到床前,端水喂药,而且,还掏出自己仅有的8个铜元说:“您用它买点药吧!”吴老头知道周恩来非常节约,连买书的钱都是从嘴上省出来的,就说:“孩子,你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你的生活也不宽裕,我怎么忍心收你的钱呢!”周恩来诚挚地说:“大爷,你别客气了。你快点治好病,让大家喝上您烧的开水是最要紧的啊!”吴老头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老泪纵横。

    143冬天,哈尔滨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啸。别的同学在外面玩得非常高兴,可是他却宁在火炉旁,他想,如果没有好的身体,振兴中华岂不是一句空话。于是,他下决心好好锻炼身体。

  他每天早上从家跑到学校,下午放学再从学校跑回家,从不间断。当时,都是土路,无风三尺土,下雨一身泥。冬天凛冽的寒风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吹得喘不上气来。他还积极参加体育课,踢球,打拳,做体操,还用冷水擦身,他最喜欢的运动是踢“熊头”。这种运动和踢足球差不多,但当时条件差,连球门都没有。在球场上他勇敢得像小老虎。有一次,他们这个班输了一个球,有的同学垂头丧气,周恩来说:“没关系,咱踢球不是为了赢几个球啊!”那个同学不理解:“那是为什么啊?”周恩来说:“我们踢球,最主要的是练好身体报效中华啊!只要能煅练好身体,输几个球算得了什么!”

  144誓做中华的主人

.在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有一件事对周恩来影响很大。

  周恩来一个叫何殿祯的同学家在沈阳郊区的魏家楼子,这个地方是1904年到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场。  1911年暑假,何殿祯邀请周恩来到他家过暑假,周恩来本来想利用暑假多看些书,经过一番考虑,周恩来还是去了魏家楼子,而且连续3个暑假都是在那儿度过的。魏家楼子在沈阳郊区,它南面沙河的南岸是当年日俄战争的战场。魏家楼子村后的山上还有俄国人立下的石碑,村东头的烟龙山上有日本人建造的水泥塔,残垣断壁上还可以依稀看到当年激战的累累弹痕。

  何殿祯的爷爷是一位富有正义感,忧国忧民的私熟先生,非常喜欢周恩来这个爱读书的孩子。这位老先生还带着孙子陪周恩来去了烟龙山,讲述了自己一生经历的风风雨雨,尤其是日俄战争带来的苦难。日俄战争的悲惨情景使周恩来震惊。那是1904年的一天晚上,宁静的村子里突然传来了声声狗叫和阵阵枪声。日本兵和俄国兵在这里打起来了。日军在烟龙山设了指挥部,村里的房子被俄国兵放火烧了,乡亲们有的被打死,有的被活埋。何老先生的父亲被俄国兵活埋了,何媳藏在萝卜窖里也没能幸免,被枪杀了。何老先生做梦也盼着祖国强大,满怀热望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我老了,要说有什么愿望,就是希望你们将来使国家强大起来!”何老先生还和周恩来对对子,他说了上句:“不为列强之奴仆。”周恩来想了想对了下句:“誓做中华的主人。”何老先生听了高兴地说:“好!好!绝好!”何老先生从周恩来身上看到了祖国的前途和民族的希望。周恩来也受到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更加激发了“为中华崛起而学习的热情”,“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中华腾飞而努力奋斗!”,伟人周恩来从小就立下了这鸿鹄之志。

 145那就送给你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特别时行戴毛主席像章,毛主席像章越来越大,越来越精致,这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爱戴之情。

  敬爱的周总理胸前也戴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是他戴的不是当流行的圆形毛主席像章,而是一种长条形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这枚纪念章上,1/3的地方是毛主席头像,2/3的地方是毛主席书写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有一回,周总理去广州,宾馆里的女服务员胆子挺大,要跟周总理换像章。那时候,如果能得一枚好像章,可是一件了不起的收获。周总理笑着说:“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给你。”一听这话,姑娘赶紧自己动手摘下了周总理戴的像章,又把自己戴的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给周总理别在胸前。到了晚上,周总理又把那枚毛主席头像纪念章摘下来,仍然换了一枚为人民服务纪念章戴在胸前,这枚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一直戴到他去世。

  这虽然是一件小事,可是,充分体现了敬爱的周总理为人民服务的崇高思想。鞠躬尽瘁全心为人民,是敬爱的周总理伟大一生的光辉写照。这里,讲几个周总理生前把自己置身于人民当中,与人民同甘共苦,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吃穿冷暖,把全部的爱献给人民群众的故事。

 146咱们去了解一下情况

1954的冬天,周总理听说北京的公共汽车很拥挤,老百姓坐车很困难。一天下午五点多钟,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周总理对秘书和卫士说:“群众反映现在坐公共汽车很拥挤,等车要一两个小时,现在咱们去了解一下情况,你们不要通告保卫部门。”

  周总理一行三人来到北京图书馆附近的汽车站,人确实很多,等大家都上了车,周总理才最后上去。车里人很多,已经没有座位,周总理往车里走了走,抓住吊环,汽车开动了。一开始,人们都没有注意。过了几分钟,一位乘客发现了总理:“哎呀!这不是周总理吗?”顿时,车里沸腾起来,许多人站起来给总理让座,不少人往他身边挤,有的人还把手伸过来要和总理握手。秘书和卫士都非常着急,怕把总理挤倒。周总理挥着手大声说:“请坐,请坐,别挤!”这时,一位乘客挤过来,握着总理的手激动地说:“总理,你那么忙,怎么还来坐公共汽车?”周总理笑着说:“我也来体验一下你们的生活吗!”有的乘客非要让总理坐下,总理坚决不肯,一直站着和大家亲切地说着话。总理向他们在哪儿工作,住在哪里,生活怎样,每天上下班坐车要多少时间。车走了几站以后,秘书和卫士劝总理下车,说:“情况也就是这样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总理还坚持坐下去,下了车以后,总理又上了无轨电车,在寒冷的夜晚走了大半个北京城。

  情况搞清楚了,总理很快召集有关部门同志负责研究解决交通拥挤的办法。他还提出许多可行的具体建议。比如,画出人行横道线,在繁华路口的马路中间设安全岛等,就是周总理提出来的,都是为了保证行人的安全

 147共做大小手术13次

1972年5月,周恩来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尿中有癌细胞,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但他不仅继续担负着常人难以承受的繁重工作,而且承受着来自党内外巨大的政治压力,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判极“左”思潮、“组阁”、“反对经验主义”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他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逐步推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为中国今后的前途和命运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1975年秋天,周恩来的病情有了新的发展,即由原来的“移行上皮细胞癌”转为“鳞状细胞癌”之后,恶性程度更高了,并很快扩散到盆腔内临近器官、腹腔内脏,继而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他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已开始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偶尔在病床上喝一点汤汁及茶水。

  从11月下旬起,他身体已十分虚弱,连躺在床上大小便也没有力气,要依靠别人将他身体托起把便盆塞进身体下面去才行。后来,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由鼻饲管通过“蠕动泵”输入胃肠道的营养物质不能往下运转,引起腹部胀满不适,只得改为每天静脉输入抗菌素治疗药物,同时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以维持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热量需要。但是,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使用,造成肠道菌群失调引起腹泻,大便量与次数明显增加。进而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脏和肾脏功能衰竭,使本已十分复杂的治疗工作变得更加艰难了。

  由于全身免疫系统功能已面临崩溃,抵抗力极度下降,癌细胞在体内更肆虐。它们每时每刻在吞噬着周恩来的五脏六腑、骨骼与肌肉,由此引起全身各处难以忍受的疼痛;镇静药物和止痛药品几乎已失去了作用;满脸胡茬,更显出虚弱憔悴的病容。那双令敌人望而丧胆、使同志倍感亲切的眼睛已不再炯炯有神。他的体力非常差,呼吸与脉搏也很弱;说话声音轻微,生命处在垂危之中。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周恩来自1974年6月1日住院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共做大小手术13次,平均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只要身体尚能支持,他仍继续坚持工作。这一时期,他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55次,会见外宾63批,在会见外宾前后与陪见人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出医院开会20次,外出看望人或找人谈话7次。

  从1975年6月以后,周恩来由于癌症的折磨,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了30.5公斤。他清醒地估计到自己的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但他依然继续顽强地工作着,同病魔、同邪恶势力进行着最后的搏斗。 ........

  病重期间,每当剧痛袭来时,周恩来紧紧握住医护人员的手,不露痛苦的表情,并安慰和鼓励他们:你们给我治疗是个好机会,可以很好地在我身上总结经验。现在还有那么多人受癌症的折磨,我就不相信对癌症没有办法,总有一天会突破的!他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他问大夫:“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 ...........

  从12月中旬起,终日卧床的周恩来已无法进食,所需要的食物由医护人员用管子直接灌入胃里。这时周恩来的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进食、输血、输液、排液……以至连翻身都受到限制。为了减少周恩来的痛苦,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但是,不时袭来的剧痛,仍使周恩来常常浑身颤抖,大汗淋漓。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他仍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医生张佐良回忆:“总理用的止痛药,开头打一针可管上四五个小时,后来管两三个小时……他疼得实在不行时,就把我叫进去,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听到这里,我的眼泪都掉出来了。我说,总理,你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护士许奉生说:“这时总理是很痛苦的,可他从来不哼也不叫。有一次他正睡觉,一下让病痛惊醒了,就问,我喊了没有?我们说,你叫叫没关系的,如果你疼,你就哼哼,就叫,没关系。他摇摇头。”

  12月20日,生命已经处于垂危状态的周总理,向应约前来的罗长青询问台湾的近况。谈话不到15分钟,周总理就昏迷了过去。1月7日11时,周总理从昏迷中苏醒,用微弱的声音对身边的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总理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2018年1月8日上午雪晴后阳光明媚之时收集于南阳市十四中图书室杨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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