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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导报》访谈 刘洪洋 中国书协篆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教授、工作室导师，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院研究员、导师，渤海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西泠印社社员，天津市书协副主席、篆刻委员会主任，京东印社社长。 多次担任中国书协和西泠印社主办的全国展、篆刻展及其他单项展评委。作品获第二届“兰亭奖”艺术奖，第八届“国展”全国奖，首届、第二届CCTV“杏花村汾酒集团杯”全国电视书法大奖赛金奖等奖项20余次。 黄俊俭：你是书法篆刻队伍中一名“战功卓著的老兵”。你的作品中的气势、气韵、气质无不体现出你的创作理念；你的篆书多取法楚简帛书，古意盎然；你的篆刻作品以古玺为主，着力践行着意境内涵与金石神韵的完美统一。请你谈谈你对“以书入印”的看法。 刘洪洋：自篆刻艺术诞生以来，书法对篆刻艺术的影响就备受关注，前贤对此也有许多精彩的论述，“印从书出”“以书入印”“书印相参”等说，耳熟能详。这些说法体现了书法与篆刻艺术之间的密切联系。
书法篆刻艺术联系之所以如此紧密，根本在于二者都是以汉字为艺术表达的对象，这也是所谓“印从书出”等说法流行的原因。当然，篆刻的表现对象基本专指篆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大小二篆。从书法和篆刻的源头上讲，因之这种直接的联系，历代篆刻名家、大家基本上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践行“以书入印”的创作理念，这符合艺术规律，也符合创作实际。所谓“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笔墨宣纸在表现书法线条时，与“刀石”相比，毫无疑问具有先天优势，堪称“变幻莫测”，具备更有利的条件体现创作者的个性特点。印章的基础在印稿，在印稿的设计即篆字印化过程中，虽然不会完全复制笔墨变化的规律，但不会也不能脱离笔墨。在以线条表现篆刻作品的“书写性”时，笔墨变化可供借鉴者实多。这种丰富的可变性同样也体现在“分朱布白”上，空间无论对于书法还是篆刻都是审美的核心要素，体现的是创作者高度的抽象思维能力。当前的篆刻创作存在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或者说弊病，就是一味追求视觉效果和视觉刺激，印面的设计感过强，降低了对审美内蕴的感受。显然，“篆法”“章法”与“刀法”安排得是否合理，不能仅仅靠设计，否则，往往会步入“匠气”而不自知。书写的即时性恰恰为篆刻创作提供了意料之外的其他可能，往往能够带给作者许多创作的灵感，也能给作品带来更多生命力，以摆脱套路、“匠气”和“俗气”。
尽管书法对篆刻的影响至深，但不能忽略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书法与篆刻是两种独立的艺术门类。仅从定义和概念上来看，任何艺术形式都依托于一定的物质载体来表现特定的审美追求，同时具备形式和内容的规定性。书法利用笔墨和宣纸之间的反应表达汉字的审美，篆刻则利用刀石之间的互相作用表达汉字的审美。它们利用截然不同的物质载体，表达不同的审美要素，体现不同的审美追求。不同艺术之间不存在三六九等，更不能简单以高下论之。古人论书，常与诗、文相比，又往往因文抑书，指“书为小道，有志者不为”，似乎诗文比书法高了一筹。类而比之，我们在谈书法和篆刻之间的关系时，不能以书抑印或以印抑书，也就是说既不能以书法的审美评判篆刻艺术，也不能以篆刻艺术的审美评判书法艺术，而应该在明确两者之间有所区别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讨二者的联系。如果丧失对艺术规定性的理解，就会陷入艺术的“虚无主义”，以至书印不分，谈论二者的关系时或纠缠不清，或不着边际，“以己昏昏，使人昭昭”进入“诡辩”的恶性循环。
艺术创作没有广博的现代科学意识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和底色，必然会走向浅薄、狭隘和极端自我。在不同书体之间、不同艺术之间，甚至不同文化之间，吸收多种营养，彼此滋养，是为艺者所应为、当为。“以书入印”固然可以把书法的笔意融入篆刻创作，增加线条和空间在统一之中多变的动感与韵律；反之，也可以把印章刀石激荡的隽永韵味和“方寸之间，气象万千”的宏阔气度注入书法创作中，增加用笔的古致和作品的金石气象。总之，书法与篆刻做到“书印相参”“书印相济”，如“猛虎蔷薇”，互相激发，彼此成就，又能各自展现彼此不可替代的艺术特性，表现不同的审美情趣和生命况味，方为正途。
刘洪洋作品 会心今古远 5cmX5cm 黄俊俭：明代沈野在《印谈》中说：“印虽小技，须是静坐读书，凡百技艺，未有不静坐读书而能入室者。”在这段话中，沈野强调了静坐读书的重要性。丰子恺说，人生有三层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第三层是灵魂生活。显然，灵魂生活是人们追求的至高境界。那么，对于年轻的艺术家来讲，如何正确处理艺术创作与读书的关系？又该如何攀登人生的“三层楼”？ 刘洪洋：长期以来，书法界存在一种争论，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论”和“技法论”，一方以“没文化”指摘当代书家，另一方以“不会写字”讽刺“空头书法家”，大家各执一词，引发了一些论战。多读书、多懂一些知识当然是好事，对艺术创作也是大有裨益的，但在这些争论当中存在着很大的误区。比如，有些同道把文化简单类比为诗词歌赋、博览群书，甚至以善吟诗作对为自己的艺术创作提供“加成”。首先，我不赞成书法和篆刻艺术的技法、文化之争。技法从来就属于文化的范畴，高明的技法代表了高度的文明，同样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不存在脱离了技法的文化作品，二者高度统一，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矛盾。其次，我也不认同文化就是懂点“之乎者也”、知道点历史知识，那顶多算“知识分子”。如果文化是单指具体的知识和技能，大家上网常用的搜索引擎可能才是最有文化的。现代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远超古人，相比而言，说一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绝不过分，但并不因此就代表我们比古人在艺术上有更多的创造、更高的成就。同样，拥有丰富的知识和较高的修养，可以在某个领域成为专家、学者，但并不必然成为好的艺术家。艺术家懂得再多的其他领域的知识，在其他领域取得再多创造性的成就，并不代表在艺术上有更高的突破。所谓“读书明理”，读书人也不代表就是文化人。真正的文化是“那些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发现、找到、实践、体现这些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最终都要落实到实践中，而艺术创作无疑就是其中一条实践道路。
艺术创作是实践的学问，最忌空谈，最讲究知行合一。无知则行无以立，其所谓“知”,是指人基于艺术创作实践的真实“直觉”和切身“感受”，不是空泛地知道、了解，或一知半解。艺术的“知”必须可以指引、指导、运用、体现到自身的创作中。所以，当今信息爆炸时代，不必神化“读书”，更不必有以“读书人”自居的莫名的优越感。实现艺术创作之知行合一的有效途径即所谓博观而约取者，而“观”绝不是仅仅指“看”和“读”。在艺术创作中，脱离了实践的“见多”并不必然意味着“识广”。这里的“博观”要求艺术创作者身体力行，需要对各种艺术流派有广博的涉猎。以篆刻为例，历史上各种风格、各种面貌、各种流派的作品都应该去尝试，在此基础上，找到适合个人的艺术表达语言，达到“约取”的目的。在艺术面前，“眼高”可以，“手低”绝不可取，空耍嘴皮子、妄议他人更是没有半点作用。
艺术水平虽和读书没有必然联系，但和艺术家自身是不是能够把握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有直接联系。我们常讲，书法不是写出来的，篆刻不是刻出来的，绘画不是画出来的，是“养”出来的。换言之，读书如空气、如水，滋养的是艺术家本身，提高的是艺术家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对人性真实的把握、对人生真相的感悟，而不是直接作用于艺术。读书既久，人的思想、性情必为之一变，艺术也当随之一变，如花开花谢，一任自然，又如但行好事，前程自来。不是艺术在变，实际是人之思维在变。所谓“自唐以后，笔法尽失”，不过是古人认为笔法在技术层面到唐人为止已经穷尽了。但书法并没停止前进，书论中所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正是此理。
艺术由人创造，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也被艺术改变。艺术家读的书、形成的真正修养要体现在借助独特的艺术形式，体悟人生，有所坚持、有所放弃，以艺术的超越性和创造性实践构建现代人的形象，见己见人见天地，并通过艺术带来人的改变，“以文化人”，以艺术之技证“文化”大道，方能成就艺术家个人追求的至高境界。
黄俊俭：近年来，你在书法、篆刻田地耕耘的同时，也涉足中国画创作。你的中国画，讲究“意存笔先，画尽意在”。那么，你认为书法、篆刻、中国画，哪一种创作难度更大？请谈谈你的体会。 刘洪洋：艺术创作的难度在我看来体现在两个层面，即技法实现之难、价值实现之难。不言而喻，技法是具体的执行层面，借用佛家语，可称“实相”。而实相，可闻、可见、可学、可反复实践，若能一心一意、耐得烦、吃得苦，穷尽一切手段，必能找到适合个人表达的“语言”体系。也就是说，书、画、印在技法的难度上不存在什么高下之分，只要肯学，又有何难？
而价值实现之难，实指人心，即书家、印人、画家期望通过书画印达到什么目的，想得到什么？是渡人、抑或渡己？艺术家是最有理想和情怀的人群，往往心怀幻想，最擅长的就是“白日做梦”，不如此，也无以称为艺术家。艺术的最高价值到底是什么？许多艺术家对于艺术的作用是有很高的期许和期望的，盼扬眉吐气者有之、盼光耀门楣者有之、盼名利双收者有之、盼呼风唤雨者有之、盼育人树人者有之，如此等等。所望、所得决定了艺术的价值所在，此因人而异，实在谈不上哪个更难。或者说，凡执着于名利者，与艺术并无必然关联。条条大路通罗马，换条路也许更容易走。艺术价值实现之难不在艺术本身，在欲望驱使、名利障目、本心蒙尘。王阳明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格物易，修身难。昧者，外物之昧。障者，己心之障。破障，即破心，其要旨在回归艺术之初心。
古人有言：“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路走得再远，也不能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孔子说：“游于艺。”艺术原本就是起源于游戏，最根本的价值是娱己、娱人，给人以快乐。无论书、画、印，如果个人通过技法的训练，感悟物理、人性之美，得到艺术审美上的愉悦，心手双畅，身心双安，有所寄托，也就足堪告慰平生了。如此，又何虑艺术之难？又何愁艺术不兴？回归初心，不妨节录梁任公说书法的七桩好处于此，以证大道不难：“可以独乐，不择时、不择地，费钱不多，费时间不多，费精神不多，成功容易而有比较，收摄身心。”关键在收摄身心，如果因艺术而劳心费神，与为艺初衷实则南辕北辙，更甚者因此受名利羁绊，那更是缘木求鱼了。
刘洪洋：幼时，我受蒙师影响，从唐楷入手，兼习“二王”书法，也曾略窥堂奥，但未得其门而入；青年时，由于兴趣所在，书法转而主攻魏碑和楚简帛书，一心求学，遍临法帖，摹古追今，又于篆刻上多所用力，上追秦汉，遍涉诸多流派，心无旁骛，踔厉奋发，书印双修，方入艺术之门，得前辈同道错爱，侥幸博得微名；中年以后，弃繁入简，由博入约，书法、篆刻均以楚简帛书为基，融入半生所学，努力使书印相融，至今也只是初见规模，仍然在不断探索。近年来，全身心投入中国画的学习，主攻山水，沉迷其中，倒也颇能自得其乐。
在这一过程中，随着实践的逐渐深入、认识的不断提升，我深深感到，艺术学习大概要经过这样几个阶段。一曰“追”，兴之所至，破除一己浅见，仰慕前贤，立足传统，亦步亦趋，“不越雷池半步”，此阶段为的是首先求得形似。二曰“理”，在对前人艺术心摹手追的过程中修炼“身心”功夫，逐渐掌握艺术本体的规律，头脑要清、手上要准，从理性的高度认识艺术创作，此阶段开始明了物性之美、空间之妙。三曰“情”，在掌握了规律之后，就必须倾注个人情感，在表达载体特性、彰显审美要素中进行选择和取舍，不求面面俱到，但须独抒己见，坚持“自以为是”，形成个人面目。四曰“志”，此后又必须具有极其强大的专注力和意志力，继续在艺术的道路上探索和前进，不能沾沾自喜于小小成就而故步自封。五曰“通”，《书谱》云：“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艺术的最高境界是通过艺术实现个人思想和精神的高度自由，这是艺术给予创作者最大的恩赐，也是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中最高级的享受。古人有云，度物象而取其真；又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进退无碍，则得自在。借用《庄子》庖丁解牛说：“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可知此自由，不是虚无缥缈，实乃主客契合，合乎人性，顺乎物理，法乎天道，物我两忘，见天地之大、人心之广。
但五个阶段非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织、螺旋前进，贯穿学艺为艺的全过程。“追”中明“理”，“理”中含“情”，“情”中寓“志”，“志”中得“通”。无论处于哪个阶段，对具象手段的深入探索、抽象要素的深刻理解和意象思维的不断开拓，都是必经之路，紧密交织，循环往复，如此可达圆融无碍之艺术至境。
刘洪洋作品 （访谈发表于2022年5月11日出版的《书法导报》第十版）
黄俊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著有《书法访谈录》《军旅书家访谈录》，曾在南宁、苏州、扬州、厦门，以及马来西亚举办个人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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