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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山一几 上次挖了一个坑，不学郭德纲，这次补上。 从问题出发。我所好奇的一个问题是，当这个与国外大众文化世界几乎完全割断联系达三十多年的国家，突然向前者敞开，这种文化话语之间的碰撞产生了什么独特的现象？反映了彼时怎样的文化精神和时代氛围？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就是话语问题，我所说“几乎完全割断联系”者，是因为在1950—1976年间并非中国与国外大众文化并非彻底隔绝。若干大众文化作品以内参等形式流入中国。而当国家对外文化政策转变之后，当西方大众文化真正通过官方、半官方、非官方媒介，突然整体亮相在中国“大众”面前时，就必然造成话语之间的碰撞与交汇——如何看待、怎样消化这些文化现象，这不仅是当时文艺政策的规范要求，更是关系到大众怎样接受而进行的调整，或者说符号的近乎自发的“转译”。这种冲突与调整之间或可窥见其中的一些时代氛围与意识。
就我手边的材料看，1985年之前的《文汇月刊》对国外大众文化人物的介绍比较少（甚至可以说，极其少）。对于国外文化，杂志的专注点主要放在所谓古典文化和精英文化之上，比如交响乐指挥家、芭蕾舞演员等等，偶尔会有所谓“好莱坞电影大师”算与大众文化有一点关联。当时对于充满资本主义气息的国外大众文化，杂志几乎保持了沉默和拒斥，从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种自上而下的唾弃感： 1978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国门已经打来，但对于国外文化仍具有相当大程度的警觉和挑选——最先“达标”的或许就是五十年代便已翻译的19世纪的一些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以及文革时也一直在变相利用的芭蕾舞、交响乐等所谓古典艺术形式。对于现代派文学艺术舆论尚且颇有微词，对于直接与商业资本挂钩的国外大众文化更是鲜明抵制。一些文艺政策文件我在此不想赘述，1984年《文汇月刊》对指挥家郑小瑛的一段介绍便很能反映这种情绪。在这篇名为《女指挥家的交响乐》的报告文学中，作家声情并茂地叙述了1979年10月郑小瑛指挥演出《茶花女》失败的场景，我需要将这一段全部摘录下来： 作家的叙事伦理倾向在这里是呼之欲出的。他制造了一对鲜明的对立：轻音乐/电子乐队/商业化/低素质VS歌剧/交响乐队/精英化/高素质，前者是历史动乱所造成的的恶果，以吃瓜子之观众为代表，后者担负着提高人民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重任，以郑指挥为代表。讲的虽是1979年的事，但在1984年作家仍选择突出描写这一情节，并被杂志编辑作为封面文章登出，或能证明当时仍有许多知识分子抱有这样的看法。
但从另一个侧面便可以看出，轻音乐、电子乐队等带有国外流行文化印记的艺术形式在中国的影响是与日俱增的，1979年对轻音乐的争论便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提出，我们或许都会想起这一年出现了若干轻音乐作品，如电影《甜蜜的事业》中那首经典的插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不同于前三十年进行曲的四三拍舞曲设计、弦乐铺底、吉他滑弦演奏所制造的柔软细腻感、人声“较为”甜润的嗓音，在今天听也颇有靡靡之感；至于同年一首更为出名的歌曲——李谷一《乡恋》就更无须赘言，同样的弦乐铺底、吉他滑弦演奏，加上李谷一的气声唱法，靡靡加倍，让这首歌一度沦为禁歌。这些歌曲所吸收的国外大众文化资源是通过何种渠道达成的呢？大使馆演唱会？盗版磁带？内参外露？出国访问？这或许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是在1985年之前的《文汇月刊》中，这种现象某种程度上仿佛是被半遮半掩、“批判地看”的。这让我再次想起《简明报刊手册》中对于《文汇月刊》的描述： 中等以上文化水平是耐人寻味的一个词。 而到了1985年，文艺界在这一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外大众文化方面，有一个十分典型的事件就是1985年威猛乐队来华。这个乐队在当时红极一时，现在仿佛很少有人听了——不过他们有几首歌到今天还被经常听到，其中一首你或许不知道名字，但一定熟悉前奏这段旋律。  威猛是第一支来中国的外国流行乐队，他门的登陆似乎象征着一个新转变的开始，中国对国外大众文化的吸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中国国内所对应的“大众文化”萌芽的生长标志——一年后的1986年，崔健在工体将裤腿卷了上去，被视为中国摇滚乐的开端。除音乐外的其他领域也开始了不同程度的演变。 自然，好多人认为大众文化在中国九十年代才真正出现，之前的这些萌芽实际并不“大众”——尽管在国外已经大众化，但诸如摇滚乐、电影等在八十年代的中国基本属于“中产阶级”及以上消费的文化。1985年之后，《文汇月刊》真正对国外（主要为西方世界和苏联、日本）大众文化“明星”的介绍文章开始增多，并在第5期正式在封底刊登外国文化名人（之前是书画雕塑）。我一直在思考这种变化是否暗含着一种对“知识分子新阶层”的创造与建构，而不仅仅是一种为了市场销量而进行的行为。
 1985年后《文汇月刊》对于大众文化人物是否是原封不动的客观介绍？还是像今天一样突出噱头引人眼球？新一时期话语的交汇碰撞会产生怎样的文化话语样态？这个问题比较大，暂时放到下一次讨论。敬请期待（如果有人期待）。 最后分享两张自己看到的照片。   这是1985年威猛演唱会观众席上的两位年轻女孩，从这里似乎能够看出九十年代以后追星族的一些影子——条幅内容显示出了她们观看的“针对性”，而非像参观一般意义的文艺汇演一样，可见威猛先生的来华是有群众基础和文化积淀的，并非是完全突兀的进入。但从第二张也能看出这基础和沉淀还不够浓厚，一大片场域只有两位女孩显眼地戳在那里，其余的还是若干“开会脸”——对比一下如今明星演唱会的灯牌海洋便会心生感触。 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张照片印象深刻。假若是我在那个场合，我只敢把条幅揣在裤兜里，她们却敢于旁若无人的兴奋。她们还没有九十年代以及当下一些粉丝的迷狂——或许她们内心也很迷狂，但她们的身体、眼神、衣着、姿态无理由地给我一种清澈的感觉。她们仿佛代表着某种力量，在突破周围的重重沉重，生发成长。我无意定义这股力量的好或坏、正确或错误，但这股力量让我仿佛看到了八十年代的一种精神，一种由充满未知而奋发的时代情绪。 现在她们应该都已经六十岁左右了。她们如今在哪里，变成了什么样子，我当然无从知道。我以后会去哪里变成什么样子，我也无从知道。 BOOK 重 磅 新 书 杨早 孟岳著 2021年12月 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小说现代中国』  杨早新书 绿茶新书 邱小石新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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