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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礼，献给天堂里的父亲 今年4月11日下午7时05分，我90岁的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小弟仁华来电话告诉我噩耗时，我的心不停地颤抖。就在一个多小时以前，我刚和小弟通过电话，从电话里我清晰的听到父亲还在要果冻吃。小弟告诉我，半个小时前，孙子李涛（小弟仁华的儿子）还和爷爷视频过。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么匆匆忙忙就走了。  面对北京市“非必要不出京”的严厉要求，我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必须回去送父亲最后一程。我立刻给我的管理单位和老家的村委会报备，女婿连夜开车拉着我找地方做核酸，又帮我选择合适的车票，夫人帮我收拾行李，我终于在第二天中午登上了回家的火车。车到汉口站，在武汉工作的外甥女王晓玲上了车。再往宜昌方向走，窗外便下起了大雨。晚上7点，才赶到老家市府所在地——枝江北站。 战友黄海和夫人方梅专门开车来接站，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抗原、核酸检测，才被允许出站。雨依然下个不停，像是在为老人的离世而哭泣。在车上，我的心砰砰乱跳，胃里翻江倒海。到了老家门口，到处停的是车，门前搭着偌大的防雨蓬，一支乐队在雨蓬下演唱着一些送别的歌曲。 我自从1970年12月参军离家后，五十多年里曾经无数次回家探亲，每一次父亲都会在门口迎接我。而今天我到家时，父亲却躺在冰凉的灵柩里。父亲的灵柩摆放在堂屋的中央，我跪在父亲的灵前，头磕在地上，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是我有记忆以来第一次下跪。父亲曾经告诫我“男儿膝下有黄金”，我的第一次跪拜给了他的亡灵。我深深自责，没有在父亲生前回到他身边，哪怕是叫他一声“爹”，喂他喝一口水，让他看一眼我。 我提出看一看父亲的遗容，侄子李怀勇说：“明天早上再看！”我看到灵柩盖得严严实实，上面搭着红布。按照老家的葬礼习俗，只有到了第三天出殡前，才能揭开棺盖，亲人们作最后的告别。我的心隐隐作痛，一付小小的灵柩，父亲在里头，我在外头，父子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我趴在灵柩上，任凭眼泪不停地流…… 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母亲。我问：“妈在哪里？”我一回头，母亲正坐在我的后边哭泣。我连忙转过身来，不由自主地跪在了母亲的面前对她说：“儿子不孝，我回来晚了，对不起！”母亲拉着我的手，只是不停地抽泣，什么话也没有说出来。父亲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74年，父亲的离世，受打击最大的应该是母亲。母亲虽然没有责怪我，但我心里清楚她是希望我能早点回来见父亲一面的。 这时，我浑身颤抖，头昏脑胀，感觉极度不适。外甥女王晓玲把我扶到二楼的床上躺下。她拿来电子血压计给我测了一下血压，190/105。我服下降压药后，躺在床上，希望血压能尽快降下来。我想去给父亲守灵，但头昏起不来。凌晨两点半再服了一次我每天所服降压药的最大剂量，血压依然降不下来。 我躺在床上不敢动弹，楼下的丧鼓（老家的习俗，死人后要打两夜丧鼓）不停地敲着，每一个鼓点仿佛像一根细针扎在我的心上。一男一女两个鼓师轮番唱着我一句也没有听懂的丧歌，父亲的身影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的父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植根于土地。父亲生于1932年农历五月廿九，在男孩中排行老三。按照族谱，长辈给他起名友芳，结婚时还给他起了个号叫圣斋。在他出生7个月时，我的爷爷因病去世，奶奶（我们从小叫她爷爷）带着我姑妈、大爹和父亲3个儿女艰难度日（大爹和父亲中间有一个老二，不幸夭折）。我父亲10岁时，“爷爷”还是把他送去上了学。好景不长，刚读了一年半书，我大爹患病，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我父亲被迫辍学去给地主放牛。由于我大爹的病久治不愈，家里无人干活，父亲又只好回家种田。 我的父母亲是1948年农历十月十六结婚的，当时父亲16岁，母亲17岁。3年后我的姐姐出生，之后，每3年一个，陆续又有了我们兄弟3人。我从1955年正月出生到1970年底参军，在父母亲身边生活了不到16年。  我的父亲母亲60岁时的合影 在我参军前的记忆里，父亲不完全属于我们家。因为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生产队长，要管全队的事情。 那时农村实行的是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经济实体。我们大队共八个小队，我大爹和父亲分别担任第六和第七生产队队长。记得当年我们队有20多户人家，130多口人，140余亩农田。全队的生产，如种什么农作物，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栽秧，什么时候拔草，什么时候施肥，什么病虫害打什么农药，什么时候收割，都要由他安排。全队的所有劳动力每天干什么，每个人干什么，派工、记工、检查进度质量，都由他一人承担。因此，他天天是早出晚归，常常是一天见不到他的人影。 记得当年每天早晨和中午到了开工的时间，父亲就会拿着一个用铁皮围成的话筒，站在我家后边的山包上，扯着嗓子一遍又一遍呼喊：“开——工！开——工！开——工……”社员们听到喊声后，才能下田干活。 那时一个生产队就像一个大家庭，队里所有人家的红白喜事、家庭纠纷、邻里矛盾、盖房置业等大事小情，都要请他去帮忙。人们对他很尊重，我参军时他只有38岁，人们都称他“三叔”、“三老”、“三爷爷”，这也许是因为与我们家的辈份高有关，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的一种尊敬。  1984年春节期间的全家福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上级要求生产队每天晚上要组织全体社员学习。人们劳动了一天，本来就很累，还得去学习，大家虽有意见，但谁也不敢说。记得我们队的学习地点是在相对居中的李明月家，每次学习父亲都带着我，我去后找个墙角坐下，经常是坐一小会儿就睡着了。到了学习结束时，全体人员要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唱歌就会把我吵醒，赶紧起来迷迷瞪瞪跟着父亲往家走。有一次父亲起歌时，刚一张嘴，下巴脱了臼，他连忙用手托住下巴，比划着让别人起头大家唱完这首歌才散会。 父亲当队长时，正是毛主席号召“农业学大寨”的时期，他还随县里组织的参观团到山西省昔阳县的大寨参观过。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也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回来后给我们讲火车是多么快，大寨是多么好。我当时就想，我这辈子要是能坐一次火车去一次大寨该有多好啊！ （二） 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日子过得非常苦。父母亲为了拉扯我们几个孩子，常常自己吃不饱饭，但想办法尽量让我们能吃饱。因为担任队长，父亲时常外出开会或者办事，每次出远门回来后他都会从兜里掏出一个馒头，把小弟仁华叫到身边说：“幺儿，给你一个'乌龟’吃！”每当这时，我和姐姐都非常嫉妒小弟，也埋怨父亲不公平，对我们不好。现在想起来，那时家里实在太穷，一个馒头才贰分钱，父亲何尝不想给每个孩子都带一个，他也是没有办法才那样做。  1994年春节，父亲同孙子李怀东、李涛打扑克，孙女在旁边观看。 我小时候，犯过一次大错，差一点把小弟仁华淹死。我9岁那年暑假的一天，早饭后出去打猪草，3岁的小弟非得跟我去。我们几个同龄的孩子在我家前边的孙家荡玩水，我让小弟在岸上给我看着衣服。过了很长时间，我忽然想起我弟弟还在岸上，连忙上来找他，结果岸上没有了人影。我往水里看，离岸3米多的水面上有一绺头发在漂动。我急忙跳下水，伸手一抓是个小孩，连忙把人拽了上来，正是我的小弟仁华。这时他已经没有了知觉，肚子鼓得圆圆的。我高声呼救，几个“四清”工作队队员赶来后，把仁华翻过来趴在地下，他开始从嘴里往外吐泡沫。随后，我母亲赶了过来，抱着仁华就往紫荆岭公社卫生院跑。我知道自己闯了大祸，连忙跑回了家。下午4点多钟，卫生院传来消息，仁华醒过来了。我知道今天我肯定要挨打，吓的大气都不敢出。晚上父母亲抱着仁华回来了，意想不到的是，母亲只说了一句“以后我们谁也不许打李腊儿（仁华的小名）”，既没有骂我更没有打我，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想，或许是父母亲险些失去一个儿子，对肇事的我也产生了怜悯，没有打我。这以后，我每次带着仁华外出都倍加小心。 有一年冬天，二弟仁新的一个太阳帽被一阵风刮到了我们家门口的堰里，很快就飘到了水中间。父亲想用晾衣服的篙子往上捞，但够不着。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脱掉外衣，游到水中把帽子捞了上来。我们看见他上来后冻的直哆嗦，但那时真的不知道心疼他。  作者姐弟四人 二弟仁新在很小的时候，一天渴了自己找水喝，他看见桌子上有一个茶壶，但因为个头矮够不着，就搬来一个小板凳站上去倒水，结果板凳一滑，连人带壶摔在了地上，脸被摔碎的茶壶划破了几条口子，鲜血直流。我们公社、区里的卫生院都做不了手术，又没有交通工具，父亲和大爹连忙抬着仁新到相对近一点的宜都县医院。因为仁新小，又受了伤，只好大妈抱着他。我的大妈很胖，体重至少有120斤，加上仁新，父亲和大爹抬着非常吃力。从紫荆岭到宜都要先步行16里路到白洋，再乘船过长江，在对岸下船后再步行5里路才到。为了抢时间救治仁新，父亲和大爹硬是一口气将仁新抬到了宜都，等医生做完手术后又抬回家来，累得父亲和大爹好几天缓不过劲来。医生为仁新缝合了伤口，因为那时医疗技术不高，伤口缝得很不好，至今仁新的脸上还留有好几条疤痕。 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肚子疼，为了给我看病，父亲背着我到处求医。我最深的印象是趴在父亲的背上，父亲在一个树林里走着，也不知道是去哪里。经过父亲的努力，我的肚子慢慢地就不疼了。再后来，有一个时期我面黄肌瘦，父亲带着我步行15里到安福寺区卫生院去找一个叫李二先生的医生检查。李二先生曾经当过国民党军医，医疗技术很高，是我们安福寺区、紫荆岭公社一带的名医。李二先生告诉我父亲，要给孩子多吃一些猪肝和红糖，我听了非常高兴。回家后，父亲给我买了一斤红糖，但猪肝却没有吃上，因为家里实在买不起。 （三） 父亲的手比较巧，木匠、瓦匠、篾匠的活路他多少都会一点，家里一般的小事情用不着求人。  父亲（中）和紫荆岭中学教务主任黄学懋（左）、紫荆岭村党支部书记王忠杰（右）合影，照片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 年轻时，他还玩过鸟枪。记得那时他有一支鸟枪，枪托是一个弯把，瞄准时枪托要贴在颧骨上。第一次射击时，他怕枪的后坐力击到颧骨，就离开颧骨几公分击发，结果扣动扳机的瞬间，枪托一下子就击到了颧骨上，很快颧骨上鼓起一个大包，幸亏握着枪把的右手虎口起到了一个缓冲作用，不然会伤得更厉害。事实上，这种枪在射击时，应该将握枪托的右手虎口贴紧颧骨，做到人枪一体，枪的后坐力才不会伤到人。 父亲很会打鱼，家里有全套打鱼的网，还有打鱼用的小船，他常常利用农闲时出去打些鱼回来吃，吃不完的就拿出去卖。他的平衡功能很好，家里那条小渔船我们空手站在上面都站不稳，他却能站在上面轻松自如地撒网。他到了水边，就能判断出哪里有鱼。因为他有这门手艺，我们小时候吃了很多的鱼，而且我妈煎鱼的厨艺非常好，包括我的夫人和女儿每次回老家都能吃到很好吃的鱼，而且每次往回返时，都要带一些煎好的鱼在路途中吃。  父亲的《兽医卫生合格证》 父亲没有读多少书，但是他善于思考。他的思想很活跃，改革开放伊始，就以自己的实践经验，做起耕牛贩卖生意。他懂得耕牛的牙口（即牙龄），一眼就能看出这头牛有没有力，会不会干活。从1982年起到90年代末，他一直在做这种生意。他的信誉度很高，周围十里八乡谁家想买牛都会来找他帮忙。在这个行业里，他也有很高的威望，人们都乐意和他打交道。因为需要资金周转，那时他身上经常装很多现金，以至于孙子李涛（当时五六岁）就说：“我长大了也当牛贩子”，逗的大家哈哈直笑。  我老家的小楼，建于1986年。 他的思想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观念很新，有时甚至还很超前。1986年，他看见农村在开始建楼房，于是他在没有多少积蓄的情况下，下决心盖起了一栋两层的楼房，在我们队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不久，大家都陆续建起了楼房。现在，我们家这座小楼虽然已经30多年，但从外观上看，还不落后。 （四） 1970年底，父母亲下了很大的决心，把不满16岁的我送到部队。现在想起来，哪个父母愿意把自己未成年的孩子送出去？又有哪个父母不牵挂自己在外的儿女？正是父母亲当年毅然把我送到了部队，才改变了我的人生。 我参军后，父亲对我一直抱有很大的希望。他封封来信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安心服役，干出成绩，为家乡人民争光，为父母亲争气。当我当了6年战士，迟迟没有提干时，他对我没有丝毫的埋怨和责怪。后来我被部队推荐上了大学，他告诫我一定要好好学习，以优异的成绩回报部队。  1992年春节期间的全家福 我结婚成家后，父亲鼓励我们在生活上要互相关心、互相尊重，在工作上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我和夫人牢记父亲的教诲，经过勤奋努力，婚后40多年生活幸福美满，工作小有成绩。2011年2月，在我军龄42年，年满56周岁，超龄服役1年后，光荣退休。我曾经让我的父亲骄傲过。我夫人和我是大学同学，她对工作兢兢业业，在家里是贤妻良母。她也在国家公务员系统工作到60周岁才退休。我的父母亲经常夸奖这个儿媳妇好。我的女儿是父亲唯一的孙女，父亲对这个孙女充满期待。父亲1982年底第一次来我家后，就夸这个孙女聪明，将来一定能考上大学。我女儿没有辜负爷爷的希望，上高中时就入了党，2000年高考以河北省文科第45名的成绩被北京一所著名“211”大学录取，2004年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学成回国后被母校录用任老师，现在大学中层管理岗位工作。女儿的成长远远超过了爷爷的预期，爷爷对这个孙女赞赏有加。 （五） 我参军40年，父亲一共来过我这里三次，每次都没有超过一个星期，因为实在待不住。 父亲第一次来是1982年底，父亲和我大爹一起来看孙女。我女儿1982年1月出生后，因为我们回不去，父亲就一直想来看看，当年底终于成行。他们兄弟俩经过几天的颠簸，来到了我们当时在唐山的家。他们见到孙女后，非常高兴。特别是已经快一岁的孙女能听懂一些话，可以配合大人做一些动作，爷爷见后激动不已。我女儿这次的表现深深地印在了爷爷的脑海里，以至于爷爷到晚年还常常高兴地提起孙女小时候的一些动作。这个时候我和夫人工资收入都不高，我行政22级每月60元，夫人因为在地方工作还要少一些，加上有了孩子开支很大，父亲他们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招待。有一件事让我自责了好多年。父亲来唐山后，我带他们上街转转，在一家商店父亲看中了一件小羔羊皮袄，标价50元，父亲特别喜欢，在那里看了好长时间，但当时我确实没有那么多钱，真的买不起，无奈只好离开。父亲回去以后，又来信让我去看看那件衣服还有没有，如果有他邮钱来让我给他买回去。当我再次到那家商店时，那件衣服已经被别人买走了。这件事让我非常后悔，我应该借钱也要把这件衣服买给他。后来有貂皮衣服上市时，我花3000多元给父亲买了一件貂皮尼克服，算是了却了多年的一个遗憾。 父亲第二次来是1987年9月下旬，他和我二弟仁新一起运1万多斤柑桔来秦皇岛卖。父亲到秦皇岛的那天特别巧，下午我骑自行车去上班，父亲下火车后来找我家，我们同时到了迎宾路路口，父亲一眼就看到了我。这可能就是父子之间的一种心灵感应，让我们同时到这个路口。如果谁早或是晚10秒钟到，我们就碰不到，父亲将会费很大的周折才能找到我。父亲他们这次运来的柑桔不但没有挣到钱，反而还赔了一些钱。不过父亲还是很高兴，因为他能来我这里看一看。这时，从老家来秦皇岛北大营当兵的李怀友、黄海、赵之红等人来陪了他们几天，父亲玩得很开心。 1987年9月，父亲（中）于“天下第一关”景区，右为二弟仁新，左为秦皇岛军分区政治部干事吴刚（后任山海关区人民武装部部长）。 父亲第三次来是1994年11月中旬，送外孙子王晓斌来秦皇岛。父亲这次来，我已经在一年多以前到山海关区人民武装部担任了部长。父亲看到了我和夫人的进步，看到了我们的住房及生活条件的改善，我还带他到山海关老龙头、天下第一关等景区看了看，父亲很满意。住了一个星期，父亲再也待不住了。我联系好了北京至宜昌的卧铺票，派单位的一位小同志专程送父亲到北京，并一直把老人送上北京开往宜昌的火车才往回返。 （六） 让我感到非常庆幸的是，我保存下了父亲写给我的几十封来信。 2011年2月我退休后，在家清理工作时的资料，在阳台一个多年不曾打开过的箱子里，发现了父亲二三十年前的一部分来信，让我喜出望外。打开尘封多年的信封，望着再熟悉不过的笔迹，读着一件件过去已久的事情，我的心口一阵阵发紧，视线渐渐的模糊…… 1971年1月，在山西省阳高县罗文皂镇北边的一座军营里，还不满16岁的我收到了父亲写来的第一封信。我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心怦怦直跳，仿佛父亲就在我的眼前。这之后的很多年，收到父亲的来信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我编印成册的《父亲的来信》 我把从箱子里翻出来的这些父亲来信拣在一起，细细数来，共47封。最早的一封为1979年8月，最后的一封为1988年5月，时间跨度近10年。我坐在书桌前，一封一封地重读父亲的来信，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当时的那个年代。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姑父、姨父先后逝去，隔壁的大哥搬走，两个弟弟先后结婚，几个外甥、外甥女、侄儿先后出生，家里盖楼房，父母亲慢慢变老，等等。这不就是一段家庭发展史吗？信中尽管有许多错别字，也没有标点符号，但父亲以他自己特有的语言，把每一件事情都说得很清楚，而且我完全能够读懂。父亲正是用这些书信，以朴实的语言，与千里之外的我进行交流，记录了当时的生活，也记录了他那深沉的父爱，还记录了那份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我忽然想到，应该把这些信很好的保存起来。看着发黄的信纸，有的已经粘连，有的没有了信封，于是我有了把这些信印出来的想法。 在我的老搭档、山海关区人民武装部张俊华政委的帮助下，我将父亲的47封来信一封一封录入电脑，按时间顺序编排，在完全保持内容原貌的基础上，将错别字进行了订正，加上了标点符号，并将父亲从2007年起先后写给我和他的几个孙子辈的5份留言也一并编入，印成了一本小册子，以作永久珍藏。2016年我安置到了北京某军休所，搬家时又发现了一部分父亲的来信。现在，这些来信，成为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父亲为这本紫荆岭《李氏家谱》做出了很大贡献。 父亲对我们整个家族还有一个贡献，就是在他经过几年不懈努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督促指导我们完成了《紫荆岭李氏家谱》的编纂工作。弥补了紫荆岭李氏家族有家无谱的空白，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根在哪里。 （七） 2011年，我的父亲80虚岁、母亲80周岁。为了报答两位老人对我们几个儿女的养育之恩，我们姐弟4人商定给父母亲庆祝一下80大寿。3月18日，我率外甥王晓斌、侄子李怀东一家3口、侄子李涛共6人从秦皇岛赶回老家。3月20日，为父母亲举办了一场隆重的生日庆典。庆典那天，高朋满座，鞭炮齐鸣，还请来乐队演唱了一整天，父母亲高兴的合不拢嘴。 父母亲八十岁生日庆典时全家人合影 我看两位老人这么高兴，就对他们说，你们好好活，90岁时我们再给你们办一次庆典。令我非常感动的是，80岁以后的10年里，父母亲相互鼓励，相濡以沫，真的活到了90岁，而且两个人生活都能自理，老两口还单独起火做饭吃。去年4月份，我回到老家准备给他们过90岁生日，但他们的态度变了，不同意再搞生日庆典。父亲的理由是太过张扬了阎王爷就会接我们走的，还举了谁谁谁过了生日就死了的例子。我见他们态度坚决，只好尊重他们的意见，并把准备过生日用的钱留给了父母亲。 父亲非常善良，常常多愁善感，这一点我秉承了他。尽管我们几个儿女都很孝顺，想方设法让两位老人生活得安逸，生活得幸福，生活得衣食无忧，但近两年来，父亲自感年事已高，尤其是因为耳朵背与人交流受到影响，时常感到孤独和悲观。今年春节我与他视频，他不停地摆手，一个劲儿说“不行了，不行了……”完全没有了之前的那种自信。
2022年春节，我90岁的父亲和91岁的母亲最后一张合影。 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今年3月2日下午，他像每天一样，吃完午饭稍加休息，便拄着拐棍去约一公里远的紫荆岭街上打牌。他虽然年逾九旬，但思路依然清晰，打牌有输有赢。突然，他感到阵阵恶心，在场的二弟仁新便打电话叫来小弟仁华，兄弟两个立即开车将父亲送到镇医院，又从镇医院转到枝江市人民医院。很快确诊，胆管因恶性肿瘤而全部堵塞。考虑到父亲的年龄因素，采取了保守治疗，从宜昌市中心医院请来专家于3日和9日先后做了两个胆汁引流管。置入导流管后，父亲的病情恢复的很好。3月15日，父亲强烈要求出院，医生也建议回家养着，待身体恢复一些后，再将导管换成支架，置入体内。回家后，父亲的身体状况一度很好。但随着卧床时间越来越长，体力逐步下降，直到4月11日晚上7点05分，他突然吐了两口粗气，悄然而去。当时二弟仁新夫妇、侄孙女怀秀夫妇正像每天一样来看他，老人走时很安详，没有痛苦。 最近几年，父亲最关注的是两件事：一是放心不下母亲，担心自己走在前面母亲没有能力生活，还给母亲攒下了一笔钱。二是关心自己走后的安葬问题。他自己选定了地方，并到处参观选定了墓碑的样式，要不是我们几个儿子阻拦，他会在生前就把墓建起来。 父亲今年3月2日生病以后，小弟仁华夫妇就主动安排父母随他们生活，不再单独起火做饭。弟媳韩小玲尽力给他们做可口的饭菜，姐姐仁珍、二弟仁新也经常来看望，送一些吃的来。父亲走后的第二天，就按照他选定的样式将墓碑做好了，没有耽误第三天火化后的安葬。父亲关注的两件事情都以最佳方案妥善解决，相信天堂里的父亲会满意的。 父亲走后，天公特别有情。小弟仁华告诉我，12日上午做墓碑的师傅将事先准备好的石材运到墓地组装，天空晴朗。就在墓碑装好那一刻，突然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暴雨倾盆。雨一直下到半夜。13日出殡，从早晨灵柩上路到次日凌晨圆坟（当地习俗，就是到墓地放一阵鞭炮），都没有下雨。当13日凌晨4点我们姐弟到墓地圆坟之后，便淅淅沥沥下起了小雨，这雨一下便是4天，老天爷给父亲的葬礼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晴天。 父亲走后，我在老家陪了母亲23天，母亲的情绪有了很大好转，逐步接受了没有父亲的生活环境。在这23天里，我每天都要去父亲的墓地看一看，向他说说心里话。我曾经对他说：“如果有来世，我们一定还做父子，只是我想交换一下角色，下辈子我当父亲，我来照顾您。” 5月5日是我离家回北京的日子，和战友黄海商定早晨7点来接我。提前10分钟，黄海就把车开到了我家门口，当过兵的人永远是以提前为标准。我告别了母亲和弟弟、弟媳，让车来到父亲的墓前停下。这一次，我没有跪拜，而是给天堂里的父亲行了一个军礼。我永远铭记，是父母亲给了我生命并把我养大，是父母亲送我去参军报效祖囯，是父母亲叮嘱我安心服役，没有他们的养育之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既是父亲的儿子，也是一名有着42年军龄的老兵。当年我入伍时，来家访的接兵班长宋大龙曾经给父亲敬过一个军礼。今天，我也给父亲行一个军礼。我觉得，“兵儿子”给父亲致军礼理所应当，天堂里的父亲作为“兵爸爸”接受这一崇高礼仪受之无愧。 2022年5月15日是父亲的五七，特撰写此文祝天堂里的父亲一切安好！ ★军旅原创文学与您一路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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