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课堂上，小组作业作为一项重要的考核方式，被广泛使用。成功的小组作业自然皆大欢喜，但失败的小组作业更是屡见不鲜，许多大学生也因小组作业中的种种问题困扰不已。我的一个朋友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可以愉快地踢一下午足球，却完成不了一个简单的小组作业？这个问题有一个隐藏逻辑——足球队的组队机制与大学课程小组作业的组队机制有何不同。 小组作业与组队踢球之所以可以进行比较，因为他们在团队性这个合作基础上存在共通性。组队踢球是一队球员相互合作，共同发力，在彼此的默契配合下，传球进球得分的过程。这一队球员在踢球时就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在彼此之间，有一股很大的合力，是每个人共同目标、共享责任所产生的张力。而小组合作也是多人合作的过程，可以集思广益，集合更多人的智慧和力量，达成更好的结果。二者的合作理论基础是团队合力超越个体分力，理想效果是“人多力量大”。 “我应该干什么”，这是在分组结束后人们会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当这次分组的形式是组队踢球时，这个问题自然就得到了解决，“我应该踢前锋，负责进攻”“我应该守门，负责防守”，一队足球队员早已对自己的责任心知肚明，每个人都有清晰的责任划分。回到小组作业上，这个问题却很难得到准确的回答，一个巨大的任务悬置在小组成员的头上，通常情况下，小组成员不能一下子就获知自己应该干什么，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我不想干什么，积极的责任承担心理退位成了消极的责任逃避心理；小组合作也很难保证任务量的平均分配，任务的难易程度也存在差异。所以，分组完成后最常见的情况即为小组成员之间无法自行产生结构合理的分工，导致合力不足，从而“人多”就从优势变为劣势，彼此之间的拉力大于合力，合作心理变为了微妙的博弈心理。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会承担更多小组作业的责任，每个人都在等待一个潜在的责任承担人，这也就是心理学上的责任分散效应。 “我们为什么要干这个”，当人们真正开始投入团队的任务时，他们总是会在思考后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在寻求动力。一般来说，他们会得出两种结论：一种是我完成这件事是为了获得成功，推动自我实现，证明自身价值；另一种是我完成这件事是为了避免不好的结果的发生，防止自己陷入更坏的境地。这就是目标取向理论的两个不同维度——趋向与回避维度。 当有一个趋向型目标时，根据洛克的目标设置理论，目标自身就成了动机，人们的行为就可以得到内在激励，这是最为理想的效果，也就是内驱的目标，人们获得的激励是价值性的。组队踢球便是这种效果，大家的目标只有一个“赢”，为了这个清晰明确的目标，每个人的努力都得到了正向强化与激励。反观小组作业，几乎所有失败的小组作业的目标都是为了避免自己拿不到学分，防止自己的成绩被拉下来，这是一种很典型的回避型目标，小组成员都被外在的分数裹挟着前进，此时的激励不是价值性的，反而是工具性的。 “我干这个能获得什么”，人们也总是会不可避免的问出这样的问题，他们在对结果进行询问，每个人都想确保自己是可以获利的。自利因素就像一个火星，隐藏在小组合作中。根据剧场效应，如果在剧场中有个人因为看不清而起立，并没有得到制止，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自己的视野被遮挡了而起立，每个人都是剧场秩序的破坏者，也都会剧场失序的受害者。在小组合作中，如果有一个人因为自私自利不愿意承担应有的任务，那么会有更多的人觉得自己吃亏了，也想要偷懒，导致合作的结果进一步恶化。 在组队踢球中，自私自利的偷懒行为是不被容忍的，因为一场球赛的胜负与每一位球员的努力都有直接的关系，一个小小的自利行为都可能直接导致比赛的失败，而这个失败的结果将会被直接归因于这个球员，他的自利会给他带来严重的后果，自利在组队踢球中是被杜绝的，火星在源头上就被掐灭了。而在小组作业中，自利偷懒是可以隐藏的，并且为了最后的学分，小组中总会有人把你的漏洞补上，小组作业中的自利成本是很低的，这个火星很容易燃烧起来，最后成为熊熊大火。 总之，大学生的小组作业与组队踢球由于多种原因而存在“形同而神异”的差别。首先是共通的团队性，团队合力超越于个体分力；其次是悬殊的问责性，二者的责任划分表现为极端模糊与清晰；再次是迥异的目标性，目标设置存在趋向与回避的不同维度；最后是不同的功利性，二者对自私自利的态度是杜绝与纵容。   高教课堂研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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