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虽然在现代语境下，官吏往往被用于指代同一群体，但其历史含义却已发送过本质性变迁。至少在持续千年的封建时代，双方都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彼此间不乏亲密无间的合作状态，也经常要为利益而相互倾轧。 这些隐藏在台面下的明争暗斗，也完整格勒出古代基层权力的博弈游戏。 概念区分 古代的官与吏 分别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 在古代中国的权力场上，官与吏实则代表每个步骤的不同阶段。前者主要为指令的传递方或修正者，无论品级高低都要由中央任命。后者则多为第一线执行人，直接由地方府衙挑选考核。至少在理论上，不应具备任何擅自决策权限。 双方之所以会出现此等区别，也和孕育自己的社会阶层差异有莫大关系： 因为官员主要来自有一定财产基础的地主群体，所以在领取的俸禄之外，还能有占比颇高的私家收入。虽然历史上总有被记录在案的逆袭草根，但考取功名本身也是为了能顺利跻进有产者社会。以至于很多名臣将相死后，都能被“挖掘”出圈地钻营等“不光彩行径”。 倒是小吏们出生较为贫寒，往往不源于本来的殷实之家。哪怕有人能靠此积累出第一桶金，依然在传统舆论中难登大雅之堂。  即便收入相当 吏的社会地位也无法与官相比 以下克上 小吏往往是衙门运作的基础性力量 然而，较低社会地位和更加不堪的俸禄收入，都不能阻止小吏群体的欣欣向荣。毕竟，古代的各级衙门主官，多为考科举走上仕途的知识分子。尽管文采飞扬却也很少获得历练机会，许多人处理地方行政的经验几乎为零。若是没有下级小吏指点，可能根本就无法完成工作任务。这样一来，看似卑微的群体便有机会来包办一切，甚至反过来将上级玩弄于鼓掌之间。 例如成书于南宋年间的《折狱龟鉴》就有提到：吉水县衙门的吏员每逢官员上任，必定会唆使他人前来告状。而且往往提前将案情设计的无比复杂，故意让新来的上级焦头烂额。随后便趁机站出来为上峰解决麻烦，从而顺利将办案的权限撰在手里。  许多刚刚上任的官员 连案件都审理不清 此外，有些地方的吏员多为乡绅土豪推选，或是子承父业的职业世家。所以能前后几代盘踞地方衙门，再与自己的血缘或利益伙伴通气，组成更加庞大的暗网系统。即便朝廷派来的官员再精通政务，也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处理掉全部公文。在人治背景下，总会有工作需要交给吏员帮助完成。其中的老手完全能游刃有余，确保整个衙门正常运转，反过来也让上级不敢开罪自己。 根据成书于晚清的《妙香室丛话》记载：福建晋江县有县令一职空缺，巡抚便派王子符前去代理。但后者死活不愿上任，原因竟是县衙的胥吏贪腐严重，导致每年的收税份额都无法完成。本地百姓也养成习惯，只认小吏开出具的收条，而非衙门颁发的正式收据。而且派来的官员都不能查看账本，最后都因考核不过关而惨遭撤职。  地方上的征税 往往也由小吏们负责 当然，有的官员就思路灵活，拉着麾下小吏一起搞闷声发大财运作。但每次疏通关系的花费，都必须先由后者抽成。假使东窗事发，那么被处罚的也多为官员自己，而不是作为实际承办人的小吏。 比如成书于明末的《泾林续记》有记载：元朝的长州县衙库吏，勾结本地县尹贪污库银。先后多次让后者用白条支用库款达10000多两，再照支用日期和细目逐项加倍填写数字，从而顺利将贪污罪名全归到了上级名下。等朝廷巡察官纪官风时，直接把假账目往上一交，自己则带着赃款跑路。因此，每当衙门有库吏亏空之事暴露，文官都会设法替吏员隐瞒。不然把办事员逼急了，遭殃的可能先是自己。  许多县官 往往不敢惩治揭发手下的小吏 官老爷的反击 为了与吏抗衡 明清官员开始纷纷携私家班底赴任 既然小吏有的是整人办法，作为被动方的官老爷们自然会想办法予以衡制。在明清两朝，许多官员都要带上几十名亲戚或朋友组成同乡幕僚，浩浩荡荡的前去地方上任。譬如后世非常熟悉的师爷角色，就属于这类“自家人”群体。其工资收入也完全由官员自己承担，而无法靠朝廷拨款解决。 由于都是官老爷亲自找来的帮手，这些同乡幕僚必然和主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不少成员本就熟悉政务流程，可以被直接安插到衙门的各个角落，约束地头蛇吏员们的坑蒙拐骗。特别是堪称首席智囊的师爷，既要为主子的决策出谋划策，还会经常同侵染职权的刀笔吏们斗智斗勇。至于官员本人，则可以在更高位置上充当调停者角色，尽可能确保任期内的平稳过度。  后世比较熟悉的师爷 就是官员的幕僚核心 不过，以古代官员“微薄收入”，要养活这几十名幕僚也非常吃力。这就不免资深腐败懒政等深层次问题，也会默许这帮“自家人”向百姓肆意索取。很多时候，他们的日常吃穿用度皆可免费，根本不会被账本记录下来。若是遇到有求于自己的豪强富户，又能毫不费力的大捞一笔。更为糟糕的情况，便是衙门内的官家人与吏员集团达成妥协。从而产生出更多不便道明的行政成本，并全都交给辖区内的民众买单。因此，那些看似四平八稳的古代府衙，堪称周遭群众的长期噩梦。 最后，自秦始皇大力推广三省六部制开始，历代王朝的行政机关都在呈指数级增涨。于是，不仅县太爷们需要供养吏员或幕僚，他的各层上级同样需要以相同方法经营整个职业生涯。而且往往是职权越大，麾下的食利者数目就数目更多。直至位于顶峰的帝王与封疆大吏，都跳不出这套充满无奈和恶臭的相处模式。因为只要稳固的人治环境不发生变动，类似的运转机制就能如病毒般复制进不同领域。  皇帝与大臣 同样是以官和吏的模式相处 那么，是否有哪个历史阶段可以让众生免于此等内卷陷阱？答案或许就藏在张角、黄巢、张献忠等人的案例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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