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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我在一处非常偏僻的山区避日寇。那儿有个乡村中学，我时常散步去学校的小小图书室借书看，因而与老师们都谈得很投缘。 有一位教初三英文的老师郑先生，性格爽朗，言语风趣。他是浙东人，一口蓝青官话，官话里却喜欢夹英文单词，居然是字正腔圆的英国口音，他还笑我的美国发音不够“文化”。 在1943年、1944年，说话时夹英文词的时髦作风，还是很少见的。我起先听起来很不习惯，与他熟了以后，就问他是什么大学毕业的。他得意地说：“英国牛津大学。”接着又哈哈大笑：“我的意思是，我苦学英文，完全靠一部早年父亲从英国带回的《牛津字典》自修出来的。在山区教学，只要程度够，好好地教，暂时不计较学历的，所以我就自封为牛津大学文学学士。” 他带我到他的工作室里，看他案头那部翻烂了再用牛皮纸层层修补的《牛津字典》。他风趣地对我说：“我的财产只有三样：一部字典、一个保暖4小时的旧热水瓶，和一只报时毫厘不差的大公鸡。”正说着，他的大公鸡就昂首阔步而至，在他脚背上啄了一下表示亲热。他拍拍它的背说：“出去玩吧，别在屋里拉屎，有客人哟！”大公鸡似是听懂了，走到我面前，歪着头用乌鸡眼盯着我看半天，煞是可爱。 郑先生一本正经地对我讲他如何苦学英文、无师自通的经过：逃难中，身边一无所有，饥寒冻馁在所不计，可是这部字典，必定像宝贝似的捧在手里，放在枕边，形影不离。逃空袭警报时，袋子里装的是字典；躲在山洞口，耳朵听敌机隆隆之声，手中翻着字典，嘴里喃喃地背生字，背解释，背例句。一部字典，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挨着次序背。背着背着，就豁然贯通起来。渐渐地就能说、能造句、能作文，读英文原著更不必说。他叫我随便翻开一页，点一个艰深的字问他，他竟如流水般地背诵并解释给我听，听得我都呆了。他那一股专注、坚定、锲而不舍的精神，真正令人钦佩万分。 那时后方出版物贫乏，工具书难求，而这位郑先生依赖一部字典，把英文读通了，可见做学问是聰明智慧一半，毅力一半。若只是好高骛远，贪多嚼不烂，而不能集中精力读完一部书，看去虽有丰富常识，究竟是浮面的。 记得当年恩师曾勉励我们说：“案头书要少，心头书要多，这是古人的诲谕。”意思是说，书一本本地用心读了，消化了，吸收了，都储藏在心头，案头书自然就不必堆得太多了。 今天已进步到电脑资讯时代，一切供研究的资料，都可输入电脑，由它代劳，案头书自然也不必多了。但我担心的是，依赖了电脑，人脑是否会愈来愈懒惰？渐渐地，电脑可以帮你吟诗作赋，电脑可以陪你下棋、散步。到那时，莫说案头不必有书，连心头也不必有书了。 我不禁想念起那位背《牛津字典》的郑先生，他如仍健在的话，是否要大叹自己当年背字典的枉费功夫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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