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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明智】为什么说西山永定河孕育了北京城?

2022-05-17  ldjsld

  群山作屏、大河开道,西山与永定河本就是一个山川合一的整体,哺育了北京城,也孕育了古都文化。西山是太行山余脉之一,与北京小平原北部的军都山、东北部的燕山山脉,共同形成了北京湾三面环山的地理骨架,是北京城的天然屏障。

  而西山因与永定河浑然一体,使得西山永定河流域自古便成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杂居区和中原农业经济、农业文化与北方游牧经济、游牧文化的交错带。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与人文历史背景下,不同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交流,成就了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鲜明特色。

2021年永定河全线通水期间北京境内的园博湖。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供图
水运漕通  守防利民

  在地理交通与军事防御方面,西山永定河这道天然屏障的优势尤为突出,与其相关的水利工程应运而生。

  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引水工程,是三国时期魏国镇北将军刘靖在今石景山地区修建的戾陵堰与车箱渠。

  据《三国志·魏书·刘靖传》记载:“后迁镇北将军,假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靖以为'经常之大法,莫善于守防,使民夷有别’。遂开拓边守,屯据险要。又修广戾陵渠大堨,水灌溉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

  当时,在刘靖看来,治边之大法,莫善于守防。做好军事防御,构筑坚固而长久的屏障,才能维护社会安定、保障边民安全。于是,他开拓边防,屯据险要,利用永定河河道修建戾陵堰与车箱渠。

  这一水利工程的修建,更好地发挥了西山永定河流域的军事防御作用,守边、防边,保持边地的长期稳定。通过开渠引水灌溉农田、种植水稻,解决了军粮供应,客观上也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改善边民生活。

  西晋时,刘靖之子刘弘继承其父的水利事业,不断补修这一重要水利工程。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刘弘受命为使持节,监幽州诸军事,兼领护乌桓校尉、宁朔将军。他命令关内侯逄恽率领将士两千余人,筑新堤、立石渠,修补原戾陵堰主干渠。

  据史书记载,当时乌桓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纷纷前来加入劳动大军。这时,已没有了昔日的“民夷有别”。可以说,这项水利工程是各民族共同劳动的结晶,体现了深度的民族融合。

  北齐时,任使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幽州刺史的朔州(今山西朔州)敕勒部族人斛律羡,多次成功抵御了突厥对幽州边境的侵扰,促使突厥首领遣使请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幽州地区社会安定团结、民族关系和睦。

  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巩固守边成果,斛律羡率领幽州将士、民众修建了一条长约两千余里的防御屏障。这道军事屏障,每隔二百里险要处或筑城堡,或断谷起障,设置戍守巡逻之处五十余所。

  同时,他还引高梁水北向与易京水(今温榆河)汇合于潞水(今白河),既灌溉了大量农田,使边地经济得以发展,又节省了转漕之费用。

  隋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隋炀帝下诏先后征发男女近百万人开凿永济渠,向北直通涿郡(今北京),其主要目的是为征伐辽东而做调兵遣将、运送粮草之准备,故永济渠的修建,军事意义突出。永济渠的开通,大大缩短了南北交通的时间和路程,增加了漕运的规模和运送力量。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二月,隋炀帝从江都(今扬州)出发,乘豪华龙舟,渡河入永济渠,并下诏出兵辽东,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前往东莱海口(今山东莱州海口)造船三百艘。四月,隋炀帝入住涿郡的临朔宫,再次下诏征发天下兵马,无问远近,俱会于涿郡。

七月,朝廷通过漕运把粮食、兵器等运送至涿郡。数十万人往返于千里河道上,昼夜不绝,声势浩大。

  隋朝开通永济渠,一方面把出征军队所需的粮草和兵具等物资事先运抵涿郡,以备战时之需;另一方面永济渠的开凿加强了永定河与大运河的联系,成为连通幽州地区与中原以及江南的重要水路,具有很高的漕运价值,这就为日后的漕运发展以及北京成为全国都城创造了基础条件。

  唐朝也曾大举用兵辽东,连接永定河与大运河的漕运系统同样发挥了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五代后唐时期,幽州人赵德钧镇守幽州十余年。这期间,他上奏并得到恩准,征发河北数镇民工,开通王马口至淤口长达二百里的水运,这就是所谓的东南河;又在良乡县筑城堡派兵戍守,以备边守边。

  王马口,在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西南、永定河北岸;淤口,在今河北霸州市信安镇,古称淤口关。这条东南河的开凿,目的就是通水运,解决抵御契丹进犯所需的粮食储备问题。

  与永定河漕运密切相关的辽萧太后运粮河,是利用古永定河河道而整理、连通所形成的。辽萧太后运粮河的修建与开通,最初是为了解决辽南下中原所需兵马粮草的运输问题。宋辽对峙期间,这条运粮河更为辽南京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

  可以说,辽萧太后河通过改造天然河道,沟通北京城与北运河漕运,为元代通惠河和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在北京水利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通过梳理西山永定河河道变迁的历史记载以及永定河与大运河等水系或漕运的关系,我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现象——永定河河道变迁本身既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文化内涵,又体现了民族文化交融的特点。

  无论戾陵堰开凿与修建,永济渠的开通与漕运,还是东南河的开凿,萧太后河的疏通,甚至元初金口河的开通,等等,均展现了乌桓、鲜卑、契丹、蒙古等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间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2021年永定河全线通水期间北京平原南段。永定河流域投资有限公司供图
悲壮雄浑  交流融合

  历史上,缘于地理、交通之战略意义,西山永定河流域成为不同民族或不同群体发生军事冲突的前沿地带。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不同性质、不同规模、不同结果的战争很多,这成为西山永定河流域历史文化的一个突出特征。

  早在传说时代,永定河流域就发生过开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历史的著名战争,即炎黄阪泉之战。据《史记·五帝本纪》载,“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

  为了统一天下,黄帝率领众多部族与炎帝在阪泉展开决战。经过三次征战,最终黄帝打败了炎帝。炎黄阪泉之战,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的历史进程,也为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奠定了基础。

  春秋时期,燕国军事史上的一件大事,就是山戎侵燕,齐桓公北伐山戎救燕。这一记载见于《史记·燕召公世家》《齐太公世家》。今北京延庆地区曾发现一系列山戎文化遗存,以实物的形态再现了这一历史记忆。

  北京地区的山戎文化遗存,主要集中于八达岭以北的军都山一带,所出土的直刃匕首式青铜短剑和青铜容器,既体现山戎文化土著色彩,也有燕国和中原文化的特征。这表明军都山一带的山戎文化,并非一个封闭的、与世隔绝的文化,而是经常受到燕文化和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

  战国秦汉时期,以匈奴、鲜卑、乌桓为主的部族,对汉王朝幽燕地区的安全构成威胁。汉高祖刘邦率兵出征,反被匈奴围困于平城七日,幸得逃脱。在戍守西北边地的士卒娄敬(后被汉高祖赐姓刘,故又称刘敬)建议下,西汉王朝与匈奴实施和亲政策。

  汉武帝时期,随着汉王朝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开始由被动防守转为主动出击。西山永定河流域往往是汉王朝军队出征的重要集结地之一。直到东汉时期,边地战争也时有发生。为了更好地抵御匈奴,上谷太守王霸向朝廷进奏可由温水(今北京温榆河)自蓟城地区向军都山、居庸关等地漕运军粮,以减少陆运转输之劳苦。

  同时,王霸等人还筑起从代郡至平城的三百里防线,与匈奴展开攻守之战。两汉时期,在西山永定河流域与幽燕地区展开竞争的还有乌桓与鲜卑部族。乌桓在汉武帝时,已有一部分迁徙到永定河流域的上谷郡、渔阳郡塞外。

  到了东汉光武帝时,乌桓更是徙入塞内,分布于西山永定河流域的边缘诸郡内,经常进行经济贸易往来。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各民族间的军事冲突并不占主导地位,和平发展才是民族关系的主流。

  曹魏初年,为加强幽州地区军事防御力量,朝廷于蓟城设护乌桓校尉。当时的幽州边患主要是鲜卑轲比能诸部。西晋时期,先是羯族人石勒,一度越过永定河流域,打败幽州刺史王俊,占据蓟城;之后,鲜卑人段匹磾为幽州刺史,与并州刺史刘琨联盟与争夺,结果刘琨被杀,段匹磾盘踞在上谷郡地区,踞军都山之险而守备。

  十六国北朝时期,先后有后赵石季龙与鲜卑段辽围绕幽州而展开军事争夺,很快石季龙进入蓟城,段辽北逃;鲜卑慕容皝、慕容儁为幽州牧,与后赵石氏展开军事争夺,并且慕容儁一度占领蓟城,置百官,即皇帝位,定都于蓟城;氐族人苻坚派人镇守幽州蓟城,与鲜卑慕容垂发生军事冲突,争夺蓟城;拓跋鲜卑北魏道武帝南出马邑,从东道经永定河流域袭击幽州,围困蓟城。

  可以说,十六国北朝时期发生在永定河流域内的各民族交融更频繁、内涵更丰富,这与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民族融合时期相印证。

  唐朝初年,突厥骑兵多次攻入雁门关,寇掠永定河流域州县,唐太宗派大将李靖率军出击。宋辽对峙时期,永定河流域更成了主战场。金伐辽,蒙古成吉思汗率军伐金,永定河流域同样是主战场之一。

  明朝面临北部军事威胁时,为了更好地护卫都城北京,设置了九个军事重镇,即九边镇,其中大同、宣府二镇就位于永定河上游流域。明中期的土木堡之变,即明英宗被瓦剌军队俘获,引发了于谦的北京保卫战。

  正如孙冬虎先生指出的,如此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军事史,不仅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篇章,更为永定河流域的地域文化增添了悲壮雄浑的色彩,其中不少重大战争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和国家的命运,其影响之深远颇为罕见。

永定河晓月生态修复工程完工,周边市民又多了一处健身休闲好去处。
山河育城  文化塑都

  西山永定河孕育了北京城,更孕育了作为都城的北京城。西山永定河流域,缘于其独特的地理形胜,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政权都定都于此,带动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而各民族文化的发展繁荣,又推动了西山永定河流域都城文化的形成,塑造了古都北京,特别是后来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典型体现。

  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曾“邑于涿鹿之阿”。作为部落联盟领袖,黄帝带领众多部族战胜了炎帝、蚩尤等,统一华夏,都于涿鹿城。涿鹿城,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地处永定河中游流域。

  当然,对于黄帝建都于涿鹿,古今论者见仁见智,但在新材料出现之前,传世文献记载的涿鹿之都仍可成一说。

  位于今河北蔚县的代王城,曾是战国时期代国的都城。如果按照《太平寰宇记》的记载,代地本为北狄姜姓之国,西周末强大,历史悠久,民族文化丰富。

  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封其兄刘喜为代王,后又立其子刘如意为代王,仍以代王城为王都。代王城虽然仅为一诸侯国之都,但也显示出永定河流域都城文化的延续。

  公元386年,鲜卑拓跋部首领拓跋珪即代王位,建元登国,不久改称魏王,史称北魏。初期定都盛乐,位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公元398年,北魏孝文帝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

  公元493年,孝文帝又迁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平城为北魏之都长达近百年。这是永定河流域最早的北方统一民族政权的都城,无论在中国都城史上,还是在中华民族史上,以及在地方史、永定河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一都城的百年发展,加快了永定河流域民族融合的步伐,为之后更大规模、更大程度的民族融合做了很好的铺垫。契丹族所建立的辽朝与女真族所建立的金朝,仿唐宋制,原北魏都城平城,时称大同府,为辽西京和金西京,成了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的陪都。

  以上是永定河上游流域历代都城的建设情况。而对于西山永定河流域,也即永定河中游流域,都城文化更为悠久和繁荣。

  北京是一座有着三千多年建城史、八百余年建都史的城市。西周时期的燕国都城,即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燕都遗址,之后燕国灭蓟国而以蓟为都,蓟城(今北京市区西南)遂长期成为燕国的都城。

  十六国时期,蓟城为鲜卑慕容氏所建立前燕政权的都城长达五年之久。公元938年,辽朝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陪都之一。虽然只是陪都,但辽南京为北京向全国性都城和全国政治中心的转变,起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公元1153年,金朝海陵王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哈尔滨阿城区)迁于燕京城,史称金中都。

  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真正作为封建王朝政治中心,始于金中都。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在金中都东北郊规划和建设了一座崭新的都城,即元大都。

  至此,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明清时期,北京继续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都城。民国前期,北洋政府仍定都北京。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又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北京城的历史是一部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历史,而西山永定河流域则为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地带。一方面,这是由西山永定河流域的地理交通形胜和山水文化本身的独特价值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北京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军事重镇的战略地位。

  从特定历史时期看,不同民族、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争夺,在西山永定河流域内不断发生。从历史长河来看,冲突与争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民族文化间的互补、交流与融合,对北京古都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以说,环绕北京城的西山永定河流域,对于北京历史地位的形成至关重要。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融合的积淀,同时也促进了西山永定河流域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繁荣。

  古代文明依河流而兴,沿河流传播和辐射。永定河谷历来是民族融合的一个通道。永定河跨越了晋北高原和华北平原两大地理单元,穿越畜牧与农耕两类经济区域,在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在西山永定河流域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人们,利用各种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创造了源远流长的都城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丰富,特色鲜明,既是华夏五千年文明演进的缩影,又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来源:《前线》杂志2022年第五期;作者:靳宝,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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