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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人类与疫情同行的第三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早上醒来后的第一件事，变成了搜索所在城市的防疫现状。 事实上，从进入2022年以来，新冠疫情先后在全国多个城市肆虐，就连上海、北京、深圳等一线城市也在其列——众所周知，上海的疫情如今依旧是全国人民关注的重点。 5月13日，北京新增本土无症状43例；四川新增本土无症状94例，广安、德阳、宜宾、乐山均在波及范围内；辽宁新增本土无症状58例，沈阳、营口、丹东告急……  身处当地的百姓艰难吗？自然是艰难的。然而，比起那些更加艰难的人们来说，至少他们还能够被看到。 一5月9日，据新华社报道，云南瑞丽的电影院恢复了营业，这也是该电影院时隔17个月之后的重新营业。 17个月，长达一年零五个月的封停，很难想象，这家电影院是如何绝地求生，最终重新开张营业的。然而，比起电影院来说，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在过去两年中屡遭封控的瑞丽百姓们…… 4月，上海的疫情形势最紧张的时候，一个从边陲小城中传出的声音，意外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这个声音喊道：“救救瑞丽！“ 比起北京、上海这些自带吸睛能力的超一线都市，瑞丽渺小得几乎不具备任何热度。它地处云南，隶属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部。 小城三面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特殊的地理位置，让瑞丽成了中国唯一按照“境内关外”模式实行特殊管理的边境贸易区。  疫情没有来袭之前，瑞丽是一个默默无闻却又自得其乐的边境小城。 在很多人眼中，这里是一个充满了包容与机遇的地方：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这里不仅有傣族人与景颇族人，还有缅甸人、印巴人、泰国人，不同的文化碰撞出了多姿多彩的生活。 然而，一场新冠改变了这一切。 截止2021年4月，因疫情防控要求，瑞丽市开启了全民核酸检测，此时瑞丽市的居民大约有38万人，然而，到了2022年4月18日，这个数字锐减至19万人，比之一年前，足足少了十几万。 即便与第七次全国普查时的26万常住人口对比，7万的人口差距在这样一个边境小城也显得让人心惊。 从2020年一月开始，封城对于瑞丽百姓来说，仿佛成了家常便饭。两年来，封控次数多达9次，总封城天数超过160天。  封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次次的反复中浸入人们的生活。 首先是对旅游业与进出口贸易的冲击。众所周知，对于瑞丽这样的边陲小城，旅游与出口贸易几乎支撑起城镇运转的半边天，而进出口的对象则是一线之隔的缅甸商人。 然而自从疫情开始以来，瑞丽的玉石交易、出口贸易、旅游业和餐饮业几乎停摆，中国商人无法从瑞丽向缅甸发货，也无法从缅甸向境内提货。  两年中，瑞丽的旅游业总收入骤降三分之二，直到如今依旧走势低迷。很多做旅游业的人都被迫转行，卖菜、卖酒、做骑手，甚至搬到了其他城市，远走他乡。 看着如今的瑞丽，很难想象它在疫情之前曾经是滇西边境山区当中，唯一一个没有被列为贫困县市的地方。要知道，此前的瑞丽市，是德宏州经济最好的县级市。 如今的瑞丽，除了经济凋敝外，人们的生活也苦不堪言，别的不提，单说学生群体，就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因为封城，很多学校不能够正常复课，学生们只能在家中上网课，有时候教师与学生的比例甚至可以达到1:800。  长达两年的时间中，瑞丽人民就这样默不作声地，在两场硬仗中坚持。其中一场硬仗，是抗疫，而另外一场硬仗，是巡边守边。  网上流传的瑞丽近况中，有这样一张照片： 在一幢建筑前，高高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沙袋，在这些沙袋之间，放置了一块红色的字牌，上面写着“警告：当听到枪炮声时，请迅速跑到沙袋掩体后隐蔽，避免被流弹击中”，落款是瑞丽市畹汀中学，时间为2021年10月21日。 如果不看时间，人们大概很难相信，这是2021年的中国，然而，这就是瑞丽的学生们近两年来的常态。 为了防止偷渡，瑞丽这个小城几乎全员上阵，不管是公职人员，还是医生民兵，不论男女，无论老幼，一起在山洼里、在丛林中，在峭壁上搬运材料、修缮丝网、建造隔离墙，巡逻…… 他们不仅被风吹被日晒，也被雨淋被虫咬，但这里的人硬生生地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建起了500公里的“铁丝长城”。 这里的抵边封控点多达500多个，另外还有36个渡口，人们靠着双脚，每天走十几里路巡防、值守。  做这些的同时，防疫依旧在进行中，封城也时不时地发生。在瑞丽，大人一年到头无法上班、孩子一年到头不进学校已经成了常态。 开店的商人，看着成千上万的货物过期，看着自己欠下数十万的债款；上学的孩子，看着自己的功课被远远落下，近在咫尺的学校像是隔了山海；有货运司机在运输车上睡了一个多月，有村民在巡逻时被流弹或碎石击伤。 比起全国大多数城市来说，瑞丽可以说什么都缺，但这里的人一声不吭，始终咬牙默默坚持。 他们的确是太难了。 二像瑞丽这样“未被看见”的城市并不只有一个，在东兴，在西宁，在百色，在额济纳，在黑河，在延边，这些城市默默承受着所遭遇的一切，它们不像北上广那样自带热度，它们往往没有亮眼的形象，没有倾斜的资源，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它们的名号。 但这样的地方，与北上广一样，是中国的领土；这里的人民，与北上广的人一样，是我们的同胞。他们默默承担了一切，包括未曾宣之于口的阵痛。 这里有温情，也有苦难，有坚持，也有委屈，人们希望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不会就此淹没，希望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他们的顽强与努力。 早在上海封城之前，广西一座边陲小城便早早进入了封控。  4月14日，东兴已经经历了长达50天的封城，市民们实行居家隔离检测。这座城市与瑞丽一样，是位于边境的小城，在封控后，自然也经历了与其差不多的打击。 自从封城开始后，东兴市民经历了停工停产停学，全市严格进行网格化管理，人们过上了三点一线的生活，核酸是其中是重头戏。 对于上海人来说，有钱买不到钱是一种痛苦，但对于东兴人来说，没钱买不到菜更是一种痛苦。 这里虽然没有出现严重的物资短缺，但物价的上涨，再加上人们收入的锐减，百姓们能省则省，有些人家连吃肉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家住东兴市的一位姓黄的司机师傅，家中有6口人，上有老母，下有幼儿，因疫情工作停摆后，他们一家人的生计也便成了问题。饶是政府补贴每户人家20斤大米与60元钱，对于人们来说，依旧是杯水车薪。 离开东兴，似乎成了黄师傅在疫情期间最好的选择。3月下旬，疫情形势稍有好转，政府出台了居民自费隔离5天后允许离市的规定，初听此消息，黄师傅是异常欣喜的，他想到可以带着母亲与三个孩子回老家去，但考虑到每人每天100元的费用，他又不得不搁置了这个计划，3000元的隔离费用让他望而却步。 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黄师傅一家就此陷入两难。 与黄师傅一样处于两难境地的不在少数，在这场覆盖全人类的灾难面前，几乎没有人是赢家，而最先受到切肤之痛的，总是最朴实善良，又毫无应对之法的底层百姓们。 对于东兴市民来说，除了要承受与疫情对抗的痛苦，还要承受无人问津的委屈。很多东兴人在网上发问：“我们是被遗忘了吗？有人看到我们吗？”  很遗憾，在他们遭受苦难的同时，大部分人的目光正在被上海这座超一线城市的疫情吸引，对于东兴这座对大多数人来说不知名的小城，无人问津似乎成了常态。 东兴的难，难在防疫。这里的百姓面对的，是一河之隔已经“躺平”的越南，要保证自己没有新增，就要确保没有越南人越过边境线。 与瑞丽一样，一边防疫，一边巡逻，成了这里百姓的两场硬仗。 与东兴、瑞丽这些西南边陲小城一样，远在东北的边境城市绥芬河，也在疫情的冲击下陷入了囹圄。 即便相隔万里，但大多数边境城市在疫情中的遭遇似乎是相同的，绥芬河与俄罗斯接壤，在市民的记忆中，这是一座小而富有生机的城市。 在疫情之前，街头经常能看到俄罗斯人，其中有不少是来中国做生意的，国内也有很多做生意的商人会卖些俄货，城中还设有中俄互市贸易区，一派欣欣向荣之象。  但在疫情来临后，俄货一条街很快冷清下来，在长久的关门之下，很多商店不得已宣布倒闭，大批外地做生意的人，纷纷选择离开绥芬河。 除了经济受到重创，绥芬河的学生群体也不得不走到停课这一步，大多数学生转而接受线上教育，教师们也不得不根据线上授课的特点调整自己的讲课方式，尽管他们之中，很多老教师甚至都不会熟练使用电脑。 这些小城有个共同的特质，就是难以引起注意。它们不像自带“流量”的大都市那样，一举一动都能够引起国际关注，发生在小城市的事情，有时候即便通过网络传播出去，也很快会面临石沉大海的结局。 不被看到、不被重视，成了这里的人们除疫情伤害之外的另一大痛点。 在碎片化的信息淹没下，每个人都被数以亿万计的海量信息所裹挟，人们注定只能接收到其中声音最大的那一部分，但那些被忽视掉的消息中，字字句句，也许都保藏着瑞丽人民、东兴人民以及绥芬河人民的血泪。 结语：尽管艰难，但人们的努力总归不会白费。随着瑞丽宣布解封，瑞丽人民的生活逐渐在恢复正常，很多往常不被注意到的城市，也有了更多的曝光机会，人们渐渐将目光从上海转移到全国各地，事情似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古语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疫情席卷之下，每一寸遭受伤害的土地，都应该被重视，每一个遇到难题的同胞，都应该得到关注与支持。这大概，也是生活在逆境之下，人们共同的心愿。 作者：黑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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