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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摘 要 西晋末到隋末之间，中国经历了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过程。这段纷繁的历史被称为南北朝。其间诸多政权均有史家分别记载，但将诸多政权框定在一个历史系统之中加以撰述的著作直到大一统的唐朝初期才出现，那就是李延寿编纂的《北史》。尽管《北史》成书之后即受到统治者的赞赏，后来又与它的姊妹作《南史》一起入列中华传统二十四史，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自刘知几开始的历代学者的褒贬参半。如何评价《北史》，需要从三方面考察：其一，删削诸史得失。这是自古以来被学术界评论最多的方面。《北史》既然是连缀诸书而成，在文字上必然要删削改写。然而，由于视角不同，难免造成行文差异，因而显现一些删削不当之处，但李延寿删削烦冗、增补史料之功是不容抹杀的；《北史》对“小事”“小说”能够“无所不载”，恰恰反映了北朝社会的特征，反映了李延寿历史观念之先进。其二，把握分合局势。李延寿将北方四朝作为一个整体，让读者感受到北朝的时代贡献在于通过对旧的社会与文明的咀嚼消化，在承袭传统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创造融胡、汉习俗为一体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制度，从而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结合起来，奠定为隋唐大一统文明的坚实基础。他的编纂工作绝非简单地在前人基础上拼凑，而是悉心厘清历史发展脉络的结果——凸显大一统观念，进而凸显民族大融合，这正是李延寿超越前人的历史贡献。其三，运用家族体例。这是李延寿受到学术界批评的重点方面。然而，这恰恰是对北朝社会现实的反映。这一时期，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许多宗族能够从北魏一直延续到隋朝，一是依靠血脉为维系纽带，二是凭借文化作为传承通道。《北史》中的家传，反映的正是这种通过家族与宗族的结构以延续血缘和发展文化的史实。李氏父子能够具备如此恢宏的史学观念，是因为他们生活在由隋末战乱转折成唐初安定的岁月，是因为李氏宗族经历了晋末到隋末的动荡时代。所以，他能够将北朝视为整体加以表述，从而清晰地反映中华民族必然走向统一的历史大趋势。 关键词 北朝 李延寿 《北史》 再评价 《北史》是在北魏、北齐、北周、隋诸史基础上编撰成的一部纪传体史著，记载了晋末至隋末二百三十三年的历史。它全面表述了这一时期的中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曲折过程，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从林立趋向融合的发展方向，重点凸现了战乱时期中华血脉与文化经由众多宗族的传承而得以绵延不绝的社会现象。然而，尽管《北史》成书之后即受到统治者的赞赏，后来又与它的姊妹作《南史》一起入列中华传统二十四史，但与此相伴随的，却是自刘知几开始的历代学者的褒贬参半。为了深刻理解《北史》作者的心路历程，笔者拟在瞿林东、高敏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汉魏至唐初这一长时段历史视角，对《北史》的内在价值再作探讨。 一 囊括北朝恢宏历史之作 秦汉相继，历四百余年构筑成统一的封建集权国家，进而在中原形成以长安—洛阳为轴心的汉族文化覆盖区。这一区域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周边地区，不仅是汉王朝赖以矗立的基础，而且是当时整个中华文明的代表。但到了东汉末年，中原陷入军阀混战之中，引起汉族人口大量流动和少数民族频繁迁徙，这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社会现象。 大批汉族民众奔向周边地区主要发生在汉末三国两晋时期，形成为宏观上两番巨大的移民运动。犹如一泓湖水，陡然掀起两波从中心四散的巨浪。第一波以长安—洛阳为中心，向东到邺城，向南抵襄樊，向西往陇右，向北达太原。第二波是在第一波之上形成的更大范围的冲动：其一，从邺城出发，或沿太行山东麓北上，向辽西转移；或向东南，经泗、淮而抵达江南。其二，从襄樊出发，或向西入西蜀；或沿汉水东下武昌，再沿长江到达三吴。其三，从陇右进入河西走廊，停滞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四，从太原北上，来到平城乃至盛乐。在两波浪潮之间，有一段相对稳定的波平浪静状态，为西晋统一时期。第一波移民浪潮的特点是，移民大多局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待波平浪静之后返归旧庐者居多，这番移民运动的巨浪有利于华夏文明的复苏。第二波移民浪潮的特点是，往东突破辽海，向南渡过长江，往北接近长城，向西远涉玉门，身处这番移民运动洗礼的民众多数难以返回故乡，伴随他们的迁徙，华夏文明散播到遥远的周边地区，凝聚为新的文明区域，在这些文明区域的基础上，矗立起诸多地方割据政权。于是，华夏文明在边疆扎根了。 与华夏民众向周边迁徙的波动方向相反，原先游牧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不断地涌向中原，形成为冲决华夏民众律动的移民波澜之势。这样的局面主要发生在西晋以后的十六国北朝时期，历史上称为“五胡乱华”。在众多割据政权中，鲜卑各部表现尤其活跃，而影响最大的则是拓跋部。淝水之战后，拓跋部于登国元年（386）建立起北魏政权，天兴元年（398）建都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北魏初期，从北方各地往平城迁徙的人口约一百五十余万，使得大同盆地的民族构成日趋复杂，既有来自草原的众多游牧部族，也有汉族为主的农耕民族。经过不断东征西伐，太延五年（439），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割据局面。于是，汉末以降，从长安、洛阳播散到北方周边各地的文明，又从周边各地聚拢到偏僻的平城，竟然在这座边地城市迅速孕育起以华夏文明为主题，却又不同于传统的新鲜文明。因为当年播散到周边地区的汉族文明，都已不同程度地融合了所在地区的各民族的文明。各种文明的融合一直延续到北魏太和年间（477—499），形成为包括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一场大规模汉化运动。这场汉化运动虽然使汉末以降的移民大运动平息下来，却将黄河流域的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推向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孝文帝率领数十万各族军民于太和十八年（494）来到中原，定都于洛阳。 北魏迁都洛阳，使凝聚于平城的华夏文明转而沉淀在洛阳。洛阳不仅恢复了昔日繁荣的景象，而且取代长安成为中华乃至天下的中心。随之而来的是，北朝与南朝为了争夺正统地位而不断发生军事摩擦与文化竞争。其客观效果便是，源自中原而在江左的东晋、宋、齐各朝发扬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随着南北士人的交往而不断地返传回中原。于是，在平城升华的文明得到再次升华，成为代表整个中华大地的中华文明。 然而，迁都洛阳之后，由于北魏国策的南倾，冷落了旧都平城及其以北的北镇地区，导致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与新的民族矛盾、文化冲突纠缠在一起时，最终激化为六镇之叛及随后发生于各地的一系列暴动。系列性暴动使得移民浪潮再度狂飙。这次移民浪潮的方向不同于以前，主要是移民群体性南奔与西迁。西迁移民的上层与宇文部为首的关中豪右纠结起来形成为关陇集团，是为后来建立周、隋乃至唐朝新政权的中坚。 由北魏分裂而成的东魏、西魏，在内耗与外争中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与晋末大分裂为十六国的本质不同在于，这样的局面是对经过升华而形成的文明的咀嚼与消化，是建立更加稳固统一政权的前奏。建德六年（577），北周攻灭北齐，统一北方。北周与北齐的制度和文化结合起来，编织成为隋朝的衣钵，固化成为大唐文明的基础。 要之，汉族的外迁与草原民族的内徙，引起了汹涌澎湃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运动，既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为古老的秦汉传统文明注入新鲜活力，从而为后人留下了绚丽多姿的历史遗产。而纵观中华民族融合与文明融汇的主要时段，正是淝水之战后的大分裂直到长江南北的大统一，其间包括被统称为北朝的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朝等六个北方政权。这个阶段纷繁复杂的史事令后人眼花缭乱，难以把握。唐初史家李大师与其子延寿不惮艰难，竟以高屋建瓴的史识著述《北史》，将这段中国历史中承上启下的时代反映出来。记载的年代上起北魏登国元年(386)，下止隋朝义宁二年(618),实际篇幅还包含与北魏前三朝并列的十六国后期诸国，以及作为西魏、北周附庸的江陵萧察政权。可以说，囊括朝代而有余，把握史实而贯通。 二 凸显北朝时代特征的史著 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不仅编纂了《北史》，同时还编纂了《南史》，两书合称为《南北史》，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脱稿。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条下引《崇文总目》曰：“唐高宗善其书，自为之《序》。《序》今阙。”虽然唐高宗为《南北史》写的《序》今已不存，但这两部姊妹之作得到朝廷的认可是无疑的。不过，此后学者的看法就褒贬参半了。而历来褒贬所指，主要在于删削得失、分合局势、家传体例三个方面。其实，《北史》最初的着眼点也主要在这三个方面。简言之，在长期纷争的尘埃落定之后，唐初的文人需要一部能够把握全局却又经过删节而相对简洁的文献；唐初的统治者需要一部摒斥分裂而追求统一的著述；唐初的世家大族渐趋没落，亟需祭奠其功德的挽歌。不过，中唐以后，看好《北史》的局面骤转，其变化首先是从删削得失开始的。以下也依次对这三个方面加以评价。 其一，删削诸史得失。从刘知几开始，对《南北史》的评价逐渐由平平转为猛烈地抨击。刘知几在《史通·内篇·六家第一》中指出：“皇家显庆中，符玺郎陇西李延寿抄撮近代诸史，南起自宋，终于陈，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号曰《南北史》。其君臣流别，纪传群分，皆以类相从，各附于本国”，“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刘知几将李延寿的编撰工作形容为“抄撮近代诸史”，言语之中颇露不屑。 全盘否定《南北史》史学价值的是朱熹，他认为：“《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底小说。”继朱熹之后，明朝万历年间的官僚文人冯梦祯在为南监本《北史》所写的《重刻<北史>跋》中也大言道：“其用心非不勤，而参对本史，或事辞整备处谬见删改，几至不成文理，即谓之点金成铁手可也。”所谓“本史”，是指《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书。他认为《北史》对“本史”的删改“不成文理”，竟以“点金成铁”等言语挖苦李延寿。同样由于删改“本史”的问题，清代学者王鸣盛也对《北史》持全面否定的态度，他严厉地批评《南北史》“疵病百出，不可胜言”。虽然他看到了《南北史》流传甚为广泛的社会效果，却认为那只是“人情乐简，故得传世”。 在上述种种评价之中，纠结的中心在于《北史》是“抄撮近代诸史”而成的。所谓“抄撮近代诸史”，就是在八书的基础上加以删削，其中许多篇章甚至径直抄录自八书。对此，李延寿是毫不讳言的，他在《北史·序传》中说：“至于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并手自写，本纪依司马迁体，以次连缀之。”然而，正是这种“抄撮”工作，在宋朝以后《魏书》《北齐书》《周书》皆残阙不全的情况下，显现出极为重要的史料学价值。 如今《北史》已成为研究两晋南北朝史的学者常常引用的史料，但删削得当与否依旧是被学术界评论得最多的方面。其实，《北史》既然是连缀诸书而成，在文字上必然要删削、压缩和改写，这样才可以使原本分述的北朝史书连成一体。至于因删削而产生的失误,已经被学术界一一揭示，特别是已故的高敏（1926—2014）教授加以详尽修正。作为后人，对李延寿的瑕疵败笔之处无须刻意回护，不过更应看到他删削《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的烦冗文字之功。值得注意的是，《北史》的内容并非限于删削正史，李延寿还从其他文献中汲取了大量史料，“勘杂史于正史所无者一千余卷，皆以编入”。只是这些来自杂史的资料，并不被传统大家看好，朱熹甚至斥之为“好笑底小说”。 朱熹是儒学巨擘，他看待历史，尤其注重朝政大事与文物典章，与政治地位较低的李延寿相比，眼光自然不同。然而，从现代史料学的角度看，《北史》的做法恰恰反映了北朝社会的特征。因为，从北朝发展到唐朝前期，高雅文化已经浸润寒素，世俗小说逐渐弥漫社会。产生这般社会状况的原因，在于北朝以降世家大族垄断文化的局面逐渐被打破。所以，“好笑底小说”恰恰是北朝社会的生动反映。作为史家，李延寿对此必定深有感悟，才会予以注重，这恰恰反映了他历史观念的先进。 其二，把握分合局势。南北朝时期，既有南、北分治，又有东、西分裂，最终走向大一统。“分”是当时社会政治的表象，“合”是历史发展的方向。对此，只有高瞻远瞩的史家方能把握分合形势，掌控叙事分寸。司马光在其《传家集》中评价《北史》道：“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乃知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禨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简径，比于南北正史，无烦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唯延寿可以亚之也。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故别自私著此书也。”司马光虽然也对《北史》“禨祥谈嘲小事无所不载”表示不满，却将李延寿与《三国志》的作者陈寿相匹，称“李延寿之书，亦近世之佳史也”。给予李延寿如此高度评价的原因在于，他以自己撰写《资治通鉴》的切身体验，深知把握史事动向之不易，所以他会慨叹“渠亦当时见众人所作五代史不快意”。《资治通鉴》之中，难度最大，却表述得最精到的部分，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的内容。其精到之处正在于能将当时的分合局势确切地把握，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能够达到这样的史学境界，不仅因为他们具有卓越的史识，而且由于他们站在了前代史家的肩膀之上。这位前代史家，就是李延寿。司马光盛赞《北史》“叙事简径”并非偶然，而其所云“今因修南北朝通鉴方得细观”之语其实道明了玄机。 中国古代历史的局势就是这样，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至于十六国时期，更是如此，在分的表象之下，涌动着激烈的民族矛盾，而民族矛盾又是那个时代的主要矛盾。为了免遭战火，百姓渴望统一；为了实现政治权力的最大化，统治者也追求统一。于是，局势才会往合的方向发展。北朝时期，民族矛盾的发展经历了冲突、共处、融合三个阶段。只有进入民族融合的第三阶段，真正的统一才有可能出现。然而，这样的规律并非事先能够预见，必须等待历史风暴刮起的尘埃最终落定之后方能寻得。李延寿适逢其时，他身处南北朝之后隋唐一统的空前盛世，因此能够客观全面地反观南北朝历史的脉络。 关于北朝的历史，在李延寿完成《北史》之前已经有了《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但都局限于表述一个朝代的始末。李延寿将这四史统编成为《北史》，于是北方四朝成为一个整体，统称为北朝名正言顺。在此基础上，再将《北史》与《南史》合并看待，于是北朝与南朝虽分而犹合。由于准确地把握分合局势，于是大一统的观念凸显出来，《北史》成为适应时代潮流的宏观巨著。 这样看来，李延寿的编撰工作，绝非是简单地在前人基础上的拼凑，而是悉心地厘清历史发展脉络的结果。凸显大一统观念，进而凸显民族大融合，这正是李延寿超越前人的历史贡献。 其三，运用家传体例。按照家族世系编次《北史》列传，是李延寿受到学术界诟病的重点方面，尤以四库馆臣的评语为代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正史类二》批评《北史》道：“凡以勒一朝始末，限断分明。乃独于一二高门，自乱其例，深所未安……观延寿《叙例》，凡累代相承者皆谓之家传。岂知家传之体不当施于国史哉？”所谓家传，就是按照家族世系编次列传的意思，四库馆臣对此激烈反对，声称：“故家世族，一例连书。览其姓名，则同为父子；稽其朝代，则各有君臣。参错混淆，殆难辨别。”四库馆臣之所以产生强烈不满，是由其维护以封建王朝为传统的史学观念所决定的。在其心目中，朝廷是至高无上的，臣民都必须以朝代为限断。 不过，李延寿的“以姓为类”也未见得不正确，因为这样做恰恰符合南北朝的历史状态。从社会底层看，血缘虽是人类之间最亲近的关系，但容易断裂，所以平均五口组成的家庭难以单线条地延续下去。从社会上层看，政治权势和经济利益是变化无常的，所以国家机器也不可能长治久安，于是就不断地出现朝代的更替。不过，介于上层朝廷和底层家庭中间的家族和宗族，其结合能力却相对牢固，不仅能不断地延续，而且还会相应地发展。换而言之，在社会结构中，相对稳固的是家族与宗族。尤其是当社会陷入长期战争之际，宗族又比家族更能应对动乱的局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次大移民运动中，许多移民都以宗族为单位迁徙，从而在新的地区生存繁衍，就是明证。 北朝时期，不管朝代如何更替，许多宗族能从北魏一直延续到隋朝，屡经曲折而不断绝。其原因，除依靠血脉为维系纽带外，还凭借文化作为传承的通道。由于战乱频仍，原本由太学博士传承典章与文化的官学途径中断了，代之而行的是在宗族或家族内世代传承文化的形式。这样，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就主要掌握在若干大家族手中，从而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所特有的家学现象。一些有名的士族，如出身河北世家的崔浩、高允等就利用掌握典章制度与学术文化的特权，先后出仕魏朝，占据上层建筑与思想意识形态，以此达到世代冠冕仕进的目的。另有一些宗族，如《北史》的编纂者李延寿的祖先，就承载着中原的文化，迁徙到边远的地区，成为所谓地方著姓。《北史》中的家传，反映的正是这种通过家族与宗族的结构以延续血缘和发展文化的史实。由于中华民族由无数大大小小的宗族所组成，久经磨难而能弥坚长存，李延寿将众多家传熔于一炉“以姓为类”的撰写体例，恰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 三 父子两代心血的结晶 《北史》的编纂者历来署名李延寿，其实是李延寿与他的父亲两代人心血的结晶。关于李延寿的家世，《北史·序传》《旧唐书·李延寿传》《新唐书·李延寿传》都有记载。 李延寿的祖父李超，字仲举，曾任北齐襄城王大司马参军事、修武县令。北齐末年，李超任晋州别驾时，晋州受北周大军围攻。时任行台左丞的侯子钦意欲降敌，李超坚决反对。侯子钦担心李超揭发自己，赶忙乘夜投奔周军。晋州城破，李超被逼降周。北齐灭亡后，李超获补秋官宾部上士，他却情愿滞留家中。隋朝开皇中，李超被召补洛州主簿，然因反应消极而被降为隆州录事参军，李超遂称疾返归乡里，以琴书自娱。此后，朝廷还先后除授李超清江令、洛阳令等职，李超则屡次以疾为由辞而归家。他享年六十三岁而寿终于洛阳永康里宅。 李超的长子就是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字君威，出生于北周天和五年（570），二十岁时应召补任冀州主簿，后以资调补左翊卫率，寻除冀州司户参军。隋炀帝朝改州为郡，李大师得除信都司户书佐。由于他独守清戒，无所营求，十年后才迁任渤海郡主簿。时窦建德建立夏政权，李大师被召为尚书礼部侍郎。武德三年（620），李大师受遣出使关中联络李渊，但嗣后窦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击李渊，李大师遂被拘留。窦建德平灭后，李大师被徙配西会州。在此期间，受到时镇凉州的杨恭仁的礼遇。杨恭仁家中富藏书籍，李大师得以恣意披览，从而激发起著述的理想。他常以宋、齐、梁、陈、齐、周、隋各朝南北分隔，史事记载往往失实，意欲拟《吴越春秋》撰写一部编年体史书，以完备南北朝的历史。可惜，直到武德九年（626），他才遇赦东归。两年后的贞观二年（628），他就怀着遗憾去世了——“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时年五十九岁。 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字遐龄，生卒年不详。由于父、祖两代政治遭遇坎坷，李延寿的仕途自然不佳；虽然生逢唐太宗盛世，却久未获施展抱负的机会。贞观之初，李延寿在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手下整理文献，其间有条件阅读到皇家图书馆的书籍，开阔了学术视野，也锻炼了编辑能力。贞观十五年（641），他受诏参与修撰《五代史志》《晋书》，后来又编撰成《太宗政典》三十卷。他之所以编撰《南北史》，与父亲李大师有关，“思欲追终先志”，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李大师积累的资料和搭建的框架基础上，他利用业余时间昼夜抄录齐、梁、陈各代旧事；又凭借参与修撰《五代史志》《晋书》的机会，遍得披览魏、齐、周、隋、宋、齐、梁、陈正史以及今已失传的魏淡《魏书》、王劭《齐志》等书，并手自抄写，以次连缀，最终成就了浩繁的《北史》《南史》巨著。 虽然李延寿是在李大师的基础上完成事业的，但他并未局限于父亲设计的编年体框架，而是仿照司马迁的《史记》，按纪传体的体例撰成为新著。无疑，纪传体比编年体更能突出反映南北朝时代门阀世族兴旺的社会特点。这一作为，正反映了李延寿强烈的家族意识；这一意识，又与其绵远的家族背景密切相关。 《旧唐书·李延寿传》称，李氏“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北史·序传》称，曹魏时有名李雍者，历仕济北、东莞二郡太守。西晋末年，李雍之子李弇随从兄李卓率宗族投奔前凉国主张實。后来，李弇历任天水太守、卫将军，封安西亭侯，为李家修成“陇西著姓”奠定基础。据此基业，李弇之孙李皓创建了西凉国。不过，西凉国仅传两代三世就灭于北凉。李皓第六子李翻之子李宝遂逃奔伊吾，臣于蠕蠕。 北魏灭北凉后，李宝自伊吾南归敦煌，被北魏授予都督西垂诸军事、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等职。太平真君五年（444），北魏拜李宝为外都大官，将他留在平城。李宝成为平城李家的始祖。李宝长子李承，在文成帝朝任荥阳太守。李承第三子李虔，在孝文帝朝为太子中舍人，在宣武朝历任燕州刺史、兖州刺史，在孝庄帝朝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李虔第四子李晓，在孝庄帝永安初任轻车将军、尚书左右主客郎、中散大夫、前将军、太中大夫等职，孝静帝天平初迁至清河，《旧唐书》《新唐书》所云李氏“世居相州”应自李晓始。李晓的次子李超就是李延寿的祖父。 从李雍算起，传到李延寿，这支李氏家族不间断地繁衍了十一代，不仅与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相始终，而且在隋唐之后还有所发展。这是一个屡经迁徙的家族，它从中原来到陇西，又从陇西曲折地返回中原，脉络清晰而连贯。推而广之，从李延寿家族的迁徙轨迹，大抵可见陇西李氏宗族的变迁踪迹。再推而广之，不难想象当时还有多少个宗族也像陇西李氏那样在背井离乡地奔波，其间的区别只是迁徙的路线不同而已。李延寿在撰述史书中如此刻意地凸显家传的编撰体例，无疑其颠沛流离的身世在潜移默化中发挥着作用。 四 日臻完善的文献 《北史》是在众多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编撰成的再造品，又是历经众家之手校勘而日臻完善的史学文献。从李延寿向唐朝廷呈递初稿至今，《北史》已被刊印各类版本二十余种，以下略述其要者。 现存《北史》的祖本，是北宋朝廷组织校勘和监印的，称为宋监本。北宋灭亡后书板流失，南宋虽曾广泛搜寻，但是难以求全复原。目前存世有两部宋本，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日本嘉静堂文库，但均为残本，其出版情况不明。南宋灭亡后，朝廷所藏书板被西湖书院接收。元朝大德十年（1306），信州路儒学组织力量加以校刻刊印，所印版本习称为元大德本。元大德本书板于元末归于集庆路儒学，经递修递补而印成为集庆路本。 元朝灭亡之后，西湖书院的书板被运至明朝南京国子监刊印，所印版本习称为南监本。南监本《北史》是经过校勘的。时任南京国子监司业的冯梦祯在《刻<北史>跋》中称，在他接手刊印工作之时，《北史》已经刊刻约四分之一，但他依然不放心，遂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组织国子监祭酒以下的司业、监丞、博士、助教、学正、学录、典簿、典籍以及监生等共计六十八人对该书作了历时半年的“杂校”，然后才将其付印出版。 万历二十六年（1598），明朝北京国子监又以南监本为底本重新付梓，刊印成册，习称为北监本。明朝末年，私家藏书事业振兴。北监本虽然刊刻精美，但文字舛误颇多，藏书家毛晋对此颇觉不满，于是以所搜集到的宋元诸本作底本，于崇祯年间组织力量进行校勘和仿刻。毛晋的藏书楼和刻书工场名为汲古阁，故称该刻本为汲古阁本。汲古阁本校勘精心，版式美观，所以广为流传。不过，明人刻书存在擅自篡改的问题，张元济曾感慨道：“明人刻书，每喜窜易。遇旧本不可解者，即臆改之，使其文从字顺。然以言行文则可，以言读书则不可。”相对其他正史而言，这类擅自篡改的情况，在《北史》中尤为突出。其原因在于，当初李延寿联缀诸史之时，确有不少讹漏误删，致使后人疑惑误解，遂而产生猜测误断。 清朝初期，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北史》都曾递修。乾隆四年（1739），朝廷责成杭世骏、齐召南等于武英殿刊印“二十一史”。该版后被称为武英殿本，或者径直简称为殿本。殿本《北史》以北监本为底本，以南监本、汲古阁本作本校，以南北朝八书作参校，于乾隆十一年（1746）刻成。武英殿本《北史》附有考证，加上印制精美的缘故，成为广泛流传的佳本，在清朝至民国初期曾被反复影印、翻刻。民国后期，上海中华书局据殿本铅印的“四部备要丛书”较为畅行，《北史》被列在该丛书的史部。 乾隆三十七年（1772），朝廷开设四库全书馆，委任纪昀等百余位学者编纂《四库全书》。作为正史之一，殿本《北史》被编纂入“史部”，其间相应勘正了一些讹误。此外，曾国藩组织五家书局合刻二十四史，其中《北史》由金陵书局负责。金陵书局以汲古阁本为底本，组织力量校勘，于同治十一年（1873）印行该版。该版被称为金陵书局本《北史》，简称为局本《北史》。 民国中期，张元济有感于正史的版本繁多，印制样式参差不齐，内文颇多讹误,于是花费十八年时间，集历代存世诸本整理和校勘成一套二十四史丛书。因其按照各部正史之版本的不同状况，择优选取庋置于涵芬楼的历代诸本作为底本和校本加以勘误，故被称为百衲本。其中，《北史》以元大德本为工作底本，以南监本、北监本、殿本、汲古阁本为本校，以南北朝八书为参校。书成之后，被视为历代《北史》诸本之集大成者。令人十分遗憾的是，张元济为此而撰写之《校勘记》底本竟然遗失。 新中国建立后，由中华书局出面组织，张政烺为首的数十位著名学者参与，于1958年启动二十四史点校项目。其中，《北史》由陈仲安整理点校。陈仲安用百衲本为底本，以南监本、武英殿本作通校，以北监本、汲古阁本作参校，甚至还查对过国家图书馆所藏之宋朝残本，全面吸收了各家版本所长。他还以八书和《通志》《通典》《资治通鉴》《太平御览》等作为校勘文字的参照，借鉴钱大昕、张元济、张森楷、王鸣盛、张熷、洪颐煊、李慈铭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从而完成了精审周详的中华书局本《北史》，为学术界贡献了能够一致引用的典范之作。同时，陈仲安还为中华书局版《北史》标以准确的现代标点符号，为非文史专业的读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除了国内整理校勘《北史》外，海外学术界最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汉学家源伊信对《北史》的整理与校勘工作。源伊信是日本德川幕府大和国郡山藩藩主。他用南监本《北史》为底本，引八书与《南史》等大量文献参校，以工整的朱、蓝、墨三色小楷加以校勘及句读。该项工作自明和元年（1764）起，到八年（1771）止（据校勘记录，曾中辍二年）。源伊信所作句读准确，校勘细致，其考辨颇具说服力，解决了诸多后人未能发现或者发现而未解决的问题。源伊信为《北史》作校勘的时代距今已经两个半世纪，但与近现代诸家校勘相比，其见解依旧清新独到，堪称难能可贵。 要之，经过历代中外学者的不懈整理和校勘，《北史》的版本日臻完善，因而愈加显现其珍贵的文献价值。 综上所述，李大师、李延寿父子以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洞察淝水之战至隋灭唐兴的二百多年纷繁历史，将北方四朝框定于一个历史系统而编纂成《北史》，从而让读者感受到，北朝的时代贡献在于，通过对旧的社会与文明的咀嚼消化，在承袭传统的礼、乐、政、刑等典章制度的基础上，创造融胡、汉习俗为一体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将不同民族的文化结合起来，奠定为隋唐大一统文明的坚实基础。他的编撰工作超越前人之处在于，凸显大一统观念，进而凸显民族大融合，从而清晰地反映中华民族必然走向统一的历史大趋势。自中唐迄今一千五百余年，学术界反复地对《北史》评价乃至抨击，非但没有淹没李氏父子的史识，反而愈加显现其煮字编书的心路历程。李氏父子所以能够具备如此恢宏的史学观念，缘于他们生活在由隋末战乱转折成唐初安定的岁月，缘于李氏宗族经历了晋末到隋末的动荡时代，从而能以历史主义看待历史。何其不易，又何其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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