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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控在家，闭户读书。手边有谭伯牛的《牛史一一晚清篇》，原以为是详述晩清正史，其实是野史。多位晚清重臣轶事及社会现状之光怪陆离。其时正逢淸朝大厦将倾之际，读来颇有＂目睹之怪现状”之感，或曰《官场现形记》之补遗。似乎也能联想起现时社会现象种种。  清末，官场中可以说人人皆贪，当官就是为了钱。因为可以捐官，也就是买官，于是花多大的代价去买都值，反正当了官再捞回来。书里写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乃是著名贪官。他入湘军幕府比李鸿章还早，在军中管后勤。当时征讨太平军，军中缺钱，他没好意思捞。战后任四川总督，天府之国，岂能不捞。 有一次路过彭山县，要求县令准备灰鼠皮帐盖四顶，燕窝若干。小小一个山区县城，见也没见过如此高档物品。办不了可以，拿钱来，我自己去买。调任两广总督，时卖官之风正盛。但广东巡抚刚毅后台硬，李不敢得罪。见刚多卖文职，他便划出＂自留地＂，专卖武职。 某年他过生日，弟弟李鸿章的厨师杨某送来一万两礼金，说要谋个职。他现收现卖，当即给了他钦防统领官职。杨某到任一打听，月薪才三百两，要不吃不喝三年才能赚回来本金，便去总督府诉苦。李瀚章不理，门丁将他拉到一边开导他，谁靠薪水过日子？现在想当管带的人不知有多少，你就不能动动脑子？杨某顿时开窍，回营将所有管带全部开革，然后再招聘，几天功夫就捞回了一万两本金，还多出三千两！  想起来退休前在安徽听说过，某乡镇有个小干部，拼了命想当个副镇长，家里人劝他何必去官场里混，当个小干部清闲自在。他说不行，我已经花了十五万了，不能白花，只要搞成，这钱自然会回来的。看来，现在是用不着开导了，自学成才。 当官捞銭名正言顺，不当官的就通过当官的捞钱。书中有一桩案子颇有味。同治十二年，两宫太后结束垂帘听政，归政穆宗。穆宗为表孝心，要大修圆明园。但国家没什么钱，内务府年收入只有三十万。怎么修？不过内务府不愁，只要有事干，就可捞銭。 其时来了一个广东人李昭光。他跑到内务府找承办人说，采购木材，可包给我，我拿十万两银子买来木料，你们报给府里三十万，我不要銭，只要给我安排个职务就行。承办人觉得这是无本生意，何乐不为？于是拍板同意。 李光昭接了生意，他根本没有十万两银子。但骗子胆大，刻了＂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的关防，变成了钦差到内陆兜了一圈，好吃好喝，却没买到木材。又到福建去，正好有一个法国人在东南亚买了一船木头来华销售，见有钦差办木材，便上门推销。李光昭以五万多两银子买下，先付十两定金，船到天津再付款。  接下来的计划是，内务府收这船木料，报三十万两，然后再到朝廷报账九十万两（内务府的规矩是用一两报三两）。如这笔买卖做成，内务府从上到下都可捞到不少。而按推算，当年一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五百元。 但最后关头出了麻烦，船到天津，要验收，带人去验收的是直隶总督李鸿章。到码头一看，什么木料？＂一船劣植＂！根本无法使用。此案总终是李光昭杀头，内务府一批官吏属上当受骗，上了临时工的当，革职降级。但不久都官复原职。那法国人辛辛苦苦将木料运到天津，只得十两定金，太亏，李鸿章被缠得没办法，只好叫天津机器局买了下来。 这种空手套白狼的骗子，现在也不少。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地区要引进一个大项目，要求地方上拿出数千万来合资，却又没有，于是下文件向所有机关干部和事业单位职工借，每人三千，三年后还六千。听起来很美好，但绝大多数人不相信，但不借也得借。一年后发觉果然是骗局，三千万打水漂（好像只剩下二百万），借的钱财政还，当然没有利息。抓了几个经办人，最后无声无息。  不过，无论什么年月，好官还是有的。胡林翼当湖北巡抚时，接见一个将赴任的县令，问他做官为了啥。他坦然而言：想赚三千两银子。胡倒也欣赏他的直白，又问：为啥要赚三千两？对曰：捐一千两给家乡祠堂，分一千两给穷亲戚，剩一千两来养家。 县令赴任一年多，辖区太平无事，无一桩未结之案，也无拖欠一两上缴税款。不久县令求见，还带了官印，对胡林翼说，已经赚夠三千两了，还多出来三百两。多出来的我不要，请大帅处理。然后，呈上三百两，辞官而去。而这三千三百两其实就是当时县令的年薪。这样的官，真是少见。 这样的官，在老百姓眼里是好官，但在上级看来，恐怕就是异类，不吃一棵葱。当年安徽大学有一个教授何家庆，出身贫困农村，清苦得很，长年一件旧中山装。他下派到皖南某县挂职科技副县长，也是个县官了。 县里为他接风，一桌人陪他，他却要了碗饭，自顾自吃了，吃完掏出二十元钱放桌子上，说这是我饭钱，你们慢吃，然后就走。这样当官，谁会理你？当然，老百姓很欢迎，他天天扑到乡下，辅导农民种魔芋，不吃招待饭菜，不收土特产，结果连小车班司机都找不到，没油水，谁跟你下乡？他只好乘长途汽车。  当年这位教授被宣传了一阵，最后也不见音讯了。后来才知道他二千年就去世了，才七十岁。估计是长期营养不良和操劳过度。似他这样的榜样，也太极端，怪不得外号叫＂乞丐教授＂。 清政府最富裕的年代，是乾隆，那是四代皇帝积累的财富。乾隆四十年，国库存银有八千一百多万两。而到嘉庆接班，只剩一千九百万两。二十年，少了六千万两。谁花的？乾隆！ 请看他八十岁那年接待一个英国使团，接待的规格是，使团进中国，每天给五千两作旅费，使团在京，每天给一千五百两做津贴。其他种种开销就不用说了，反正是国家的銭，有花不花吗？ 到咸丰十一年，库存居然只有七万两，还不如乡下一个地主。 怎么办？有大臣想出个点子，号召富绅捐款，现在叫被捐款。先开出黑名单，在职的，退休的，革职的，甚至死了的（由家属代替），一网打尽，共十八人，指定日期，到户部衙门候旨。结果逼出来二十万两。国库里二十七万两现银，要经营一个国家，真是夠惨的，所以咸丰的下场也夠凄惨，死在热河，还要等许多年才入土为安。  败完一个家是很容易的，积累却是要有长久的坚持的。前几天读到关于当年华亭路的文章，有人想当然地觉得，那些曾经在那里摆摊旳老板现在肯定都是千万亿万的身价。其实不然，相当多的人都败光了，有吸毒败光的，有炒股败光的，有赌博败光的。国家不也是一样吗？ 在皇帝手下当差，若要同皇帝沟通，写奏折是个渠道。清末据说有几个写奏折的高手，乃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和李鸿章。李初入翰林院，无事可干，每天逛街淘旧书。一日碰到同乡，说太平军杀到安徽了，你不想法让朝廷派兵去救？ 李一听，茅塞顿开，便去找同乡工部侍郎吕贤基，希望吕奏请皇上发兵救安徽。吕说我太忙，你写吧，写好署我的名。李回家下了功夫，埋头苦干一整天，把奏折写好，连夜交给吕，回家一觉睡到第二天午后，去吕家打探消息。门外便听屋里哭声，进去一看，乱成一片，吕贤基拉住他说，皇上看了折子，龙颜大悦，说写得太好了，你就带人回乡去杀贼吧！  李鸿章哭笑不得，吕揪住他，说你出的点子，你也跑不了，跟我一起回安徽去。八个月后，二人在舒城被太平军围困。李见势不妙，借口老父病重，溜之大吉。吕战死。 这事有点搞笑，皇帝也太糊塗，看人文章写得慷慨激昂就叫人去领兵打仗？一个工部侍郎去当什么将领？李鸿章当年也是刚出道，还不是组建淮军的时候，对兵事恐怕也是一窍不通。就像现在那些专家，生就一张好嘴，讲战争的，讲养生的，讲鸡汤的。听上去赛过诸葛亮，赛过扁鹊华佗，不食人间烟火。真叫他亮亮本事就拉倒了。 虽然卖官买官盛行，但一些读了一肚皮书的清苦文人，还是希望凭自己的才学考个举人进士谋求官职，所以进京赶考会试还是挺热闹的。这些人大都不止考了一年，所以相熟者多，大家重逢，便上酒馆聚餐。熟人多的几乎天天有酒场。 同治中兴之后直到光绪年间，兴了一种风气，即聚餐均不会钞，众人吃了就走，至于谁买单，专选一人登记参与者名单，待发榜后，谁考中谁付钱。如果不走运，一桌没有一个中的，那就要平摊。  当年这些考生，大部分还是穷的多，囊中羞涩，一旦高中，此生吃喝不愁，所以这个规矩还是比较人性化的。现在我们聚餐，尤其是退休的老同学老同事，基本上都是劈硬柴，有时其中一个当了老板的或者外国回来的，主动买单，也常见，不过一般大家会拒绝，还是平摊好，谁也不欠谁，而且也没有人贫困到一顿饭也吃不起。 《牛史》的作者谭伯牛，湖南人，年岁不大，七十年代生，专研究清史。文章蛮有味道。也许是湘人的原因，他书中对湘军还有几个湖湘大佬的叙述比较多。还写了《战天京》等书，准备疫情过后再去网上搜购。 编后长短语一一 这是仲翔兄写于禁足抗疫期间的第三篇文章，今予刊发以再引起大家的呼应，为本公号接续提供这类题材的文稿。仲翔前两篇的内容，分别是写了封控时期自己居家的生活状态和解封期盼，分享给大家以引获共鸣，写了自己在等闲时日的钤艺追求和读书乐趣，分享给大家以互动交流。仲翔今篇的内容，是写了一本书的读后感，写得非常生动有趣，挖掘了这本书的厚重内涵，推荐了这本书的喻史价值，拓开了这本书的讽今启迪，读来令人拍案，读后令人回味。倘若我们大家都像仲翔兄那样，在闭户期间坚持泛读书，坚持深读书，那么就能夠如愿做到禁足而不禁心，封门而不封神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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