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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水心榭处于下湖和银湖之间，下湖和银湖又被称为内湖和外湖。乾隆皇帝在承德的时候，经常来这里钓鱼，他把外湖的鱼钓起来，长得好看的放到内湖里养着，长得不好看的就分给太监和护园兵丁们吃掉。
乾隆三十二年，乾隆皇帝一边钓鱼，一边还做了一首诗：乾隆皇帝爱写诗，在他一生所写的42250首诗中，在避暑山庄就写了7000多首，估计这首诗是他写得最臭的一首，所以叫“戏言”。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康熙皇帝把热河行宫向东扩建，增加了银湖和镜湖，在原有行宫东南宫墙出水闸上面，修建了这座水心榭。
乾隆皇帝把水心榭定为乾隆三十六景之第八景，定景诗为：
界水为堤，跨堤为榭。弥望空碧，仿佛笠泽垂虹。 景色明湖，苏、白未得专美。 一缕堤分内外湖，上头轩榭水中图。 因心秋意萧而淡，入目烟光有若无。 乾隆皇帝在这首诗的序里写出了水心榭与杭州西湖的关系，苏堤、白堤说的是苏东坡、白居易在杭州修筑的沙堤。所以，他在这里钓鱼时，经常吟诵康熙皇帝在西湖写的《湖心亭》：明朝人田汝成写的《西湖游览志》里说：湖心亭，旧为湖心寺，鹄立湖中，三塔鼎峙。相传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测，所谓三潭印月是也。
康乾皇帝与明朝离得比较近，烟花三月下扬州，江南好，风景旧曾谙。喜欢江南的风景，熟悉那里的典故，所以，把湖心亭搬到了热河行宫。避暑山庄与西湖大不相同，西湖美景是历史上一点一点慢慢形成的，人文历史悠久。避暑山庄是两下子就修成的，康熙一下子，乾隆一下子。“移天缩地入君怀”，这两位在把江南美景搬过来的同时，也希望能搬来了那里的人文历史。
西湖苏堤，“宋元祐间，苏子瞻守郡，浚湖而筑之，人因名苏公堤，夹植花柳，中为六桥，桥各有亭覆之”。康熙皇帝模仿苏堤，建水心榭，石桥上也有亭覆之。“石梁跨水，南北方各一，中为榭三楹，飞角高骞，虗（虚）簷（檐）洞朗，圣祖御题额曰水心榭。凭楹东望，青翠杳然，波闻上下，光天影落空际，西则银涛万叠，浩渺溟濛，丹壁楼台，幻成异彩，与长虹饮练、双湖夹镜两坊相映，逾石梁而北有亭名牣鱼”（《钦定热河志》）。 避暑山庄和外八庙，多是仿建外地的建筑，但“仿”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仿建的同时，都有了新意。
比如，乾隆在定景诗的序里说“苏、白未得专美”，把水心榭与苏堤、白堤相提并论。其实，白堤不在西湖里，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修建的白公堤在旧钱塘门外。水心榭与白堤应该没有关系，乾隆皇帝写诗，把水心榭与苏堤、白堤合到一起，估计也是因为人们更喜欢白居易的亲民爱民。西湖里有三堤，为苏轼修的苏公堤、赵与筹修建的赵公堤、知府杨孟瑛修建的杨公堤。
赵与筹的“筹”字比较愁人，查了好几个字典也没有找到，现在电脑的字库里应该没有这个字。赵与筹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的十世孙。“赵家的人”都是有理想的人，就如同康熙的皇子们的名字都是“礽、祯、禟、禔”一样，都是特别不好认的僻字，因为一旦他们中的某一个做了皇帝，他的名字就成为忌讳，普通人就不能用，所有的书籍都要重新印刷。赵家起名用僻字，是为了让民间少一些忌讳。
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杜甫描述的这个美景的重点在“流”，月涌无言，但水流有声，康熙皇帝造景之初，可能就是看中了这个“流”。介绍避暑山庄水心榭的文字都差不多，南牌坊南额“晴霄虹亘”，意思是说水心榭像雨过天晴的彩虹，横跨银湖。北额“远碧鲸横”，出自刘禹锡的诗“烟开鳌背千寻碧，日落金波万顷金”。北面的牌坊南额“圆嵩澄霞”，北额“阆风涤翠”，榭下承架石桥，桥下设水闸八孔，俗称八孔闸。其实，水心榭的重点在桥下的“闸”上面，可惜，不为更多的人所重视。
桥下有闸板，闸板合上，可使内湖水位高于外湖，武烈河的水、热河泉的水、梨树峪的水、涌翠岩的水经过泥沙的沉淀，清清泠泠地一起涌入内湖，越过水闸，形成一道瀑布，水流昼夜不息，哗哗作响。
皓月初升，万籁俱静，这江涛之声越发响亮，传到对面的岛上，月色于是有了江声。
1933年的月色江声（日）关野贞摄影
突然想到，水心榭或许就是月色江声的配角，没有了这江声，月色便与其他的秦时明月一样，空寂无聊，了无生气。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里的湖上写过多首《泛月》诗，还有《月夜游湖四咏》《载月偶成》等，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泛舟湖上，他进入了苏东坡的赤壁赋，看着罗汉山顶缓缓升起的月亮：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呼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无论是苏轼，还是乾隆，都想成仙成佛，仙风道骨，清风明月。汤玉麟任热河都统的时候，有七八个姨太太，每天都过得那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 夏季里的一个傍晚，银湖里的荷花盛开之时，汤玉麟兴致大发，领着几位姨太太来水心榭观赏荷塘月色。 水心榭的右边，现在也是荷花满塘，可不巧的是，那天，汤玉麟因事晚来了一步，花枝招展的女眷们就先到了水心榭。当时，都统府在离宫里办公，有一名职员，因家眷不在承德，晚饭后无聊，也独自散步到水心榭，正好与都统的眷属相遇，不觉心中一惊，情知大事不好，赶快躲避，但已来不及了。汤玉麟正走到鱼鳞坡，看见一个男子从姨太太们身边走过，顿时大醋，拔出手枪照那男子“砰！砰！”就是两枪，幸好因为距离太远，没有打中。那职员吓得屁滚尿流，一溜烟跑进军务处去了。因为太着急，那职员竟跑掉了一只鞋，也无暇顾及。第二天军机处长汇报，已查到了丢鞋之人，经一打二革，撵回家去，才算结束了这段公案。汤玉麟入世太深，凡心太重，最终难得善终，玷污了这载着苏东坡、白居易灵魂的水心榭。
1954年6月，按照教学计划，天津大学建筑系建筑专业三年级的师生一行十八人来到热河省会承德，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进行古建测绘实习。1942年的时候，卢绳就加入中国营造学社，追随梁思成、刘敦桢诸位先生学习和研究中国建筑。卢绳在营造学社担任研究助理，与林徽因、莫宗江一起协助梁思成先生进行《中国建筑史》的编撰工作。这样，梁思成、林徽因与避暑山庄就有了联系，美丽的避暑山庄必须有林徽因美丽而耿直、为了真理而不畏权贵的倩影。1956年，卢绳在《文物》上发表的《承德避暑山庄》一文里，记录了1954年他测绘过的水心榭：水心榭，在东宫卷阿胜境殿的北面，跨湖的石桥之上，建屋三个，中间是重檐歇山卷棚顶的建筑，两端为重檐攒尖顶的建筑，楣子拦杆，多已脱落，从前榭的两端各建四柱牌楼一座，现在只存柱础。惟此三建筑物比例匀称，组织紧密，其下承以石梁，影子倒入湖中，与四周山光相映衬，秀丽如画。 当时，国家大规模修复避暑山庄还没有开始，这应该是水心榭最潦倒时的景象。湖闸之上，水波不兴，尽管潦倒，但仍不失其骨子里的庄重。
注：汤玉麟的故事取自锡林觉罗氏 邓一民撰写的《热河十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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