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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桥先生 每周一文 温暖同行 全文3122字，阅读约需6分钟 温馨提醒：景桥“乡愁系列”暖文，已由中央级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现各大电商平台均有售，搜索书名《愿你出走半生 归来仍有故乡》即可进入购买页面。新书初见，多多关照！ 得益于政策眷顾，他们在本世纪初，纷纷由农村的代课老师、民办老师，转为了公办教师。如今，领着和城里工人身份相当、在本地亦算可观的退休工资了。略不同的是，虽衣食无虞，但他们并不因此而无所事事，纷纷重新扛起锄头，拾掇几块菜地，过上了亦耕亦读的退休生活。在我伯父组建的乡友群里，这几位老师，时或晒几张农蔬长势喜人的照片，时或即兴拟写一首诗词发到群里，让人羡慕。其中一位老师，书法极佳，群里亦时常能有作品可供欣赏。他自号“鸦山樵子”，鸦山，正是故乡小村的最高峰。这几位老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挽起裤脚下田，放下裤脚上课”，亦耕亦读、亦农亦教，是典型的农家师者、耕读人家。在那单调古朴的岁月里，他们一手执粉笔，培桃育李满天下，一手捧种子，种瓜栽禾满田园。现在，他们退休了，不上课了，但耕读二事，照旧如常，乐此不疲。书香与稻香，墨水的清香和泥土的芬芳，伴他们一生一世。我常想，他们，或许是这片大地上最后一批“耕读人家”了。江南旧村，依山傍水，农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虽清淡，倒也不乏田园诗意。祖父辈里，大多念过私塾，好几位能吟诗作对、出口成章。但称其为读书人，似不全然准确，他们的身份是农民，上山下地入田，农活儿没有一样拿不下。似乎也不只是农民，泥土沾身，却自带一卷诗书气。比如，每年春联，他们都是自撰自书，一旦磨墨开笔，左邻右舍求联者络绎，他们笑着应允，并不索求酬劳。这几位长辈，既不以读了圣贤书而高高在上，也不以下田种地而觉有辱斯文。读书和耕种，和谐共处，似若孪生。袅袅炊烟过，茶余饭后时，他们常为村人讲古论今，堪称 “乡村布道者”，不收学费的“农家老师”。老祖宗的生存哲学、为人处世的道理，在言传身教中，如同血脉一样，代代传承。他们常念叨的一句话是，“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说起“耕”，他们说，“世上只有种田好，种了田来恰得饱”，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极尽嘲讽。说起“读”，他们又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劝诫后人要读书， “三代不读书，子孙蠢如猪。”他们亦耕亦读，极易知足。耕种不求大富贵，但盼年年温饱；读书不强求封侯拜相，能识文、明理、断事、懂数，足矣。他们常将《增广贤文》的句子背给我们听，其中一句是，“有田不耕仓廪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千百年来，他们，恪守了田野“耕读传家”的古训，耕读相融，天衣无缝。中华文明，先耕后读。上古的人，开启了农耕文明，从结绳、符号、图画到创造文字，“耕”之余，渐渐有了“记”，也才有了“读”。而文明，正是在这些文字的推动下，得以生根发芽、发扬光大、源远流长。耕，本质上满足的是生理的基本需求，丰足衣食，是物质文明。读，刚开始也只是耕种的一项细化分工，是记事记时的劳作需要。但随着文明赋予的意义，逐渐进化为人们凌驾于饱暖上的高阶需求，是精神文明。耕，是体力劳动、是动、是阳、是物质，对象是大自然；读，是智力劳动、是静、是阴、是精神，对象是人内心。耕读一体，恰恰便是阴阳相融、天人合一，是从内到外、从身体到心理的平衡协调、知行合一。而且这种耕读，会依循农时， “晴耕雨读”“春耕冬读”，耕读人家的日子也便四时充盈、张弛有度。早期的田园诗人，有东晋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归田园，“既耕亦己种，时还读我书”，“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唐代孟浩然，“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喝酒不是论诗句，而是话桑麻。但这些诗人，多半属早期“隐士”（因为性情等原因，不愿做官或求官遇阻），以修身养性、寄情山水为目的，且毕竟属于少数派。当时社会主流的读书人，大多是以致仕为荣的，所谓“学而优则仕”。我以为，真正将耕读作为一种 “传家文化”、一种价值取向，是明以来才系统形成的。西汉扬雄说“耕道而得道，猎德而得德”，耕种之中，不仅能谋食，更可谋“道”。隋唐建立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晋升壁垒，读书于农家，有了更直接的“耕能致富，读能荣身”功效。五代时期《章氏家训》则说：“传家二字，曰读与耕；持家二字，曰勤与俭”，但到了明以后，这种耕读传家习气，才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明清时期，学馆、私塾基本普及，读书人多了起来，而“学而优则仕”的毕竟只是少数，耕读传家，这才成为一种常态。明末清初的张履祥，“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识其端”，他最擅长修剪桑树，连经验丰富的老农也自叹不如。他在《训子语》中道：“耕与读又不可偏废。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训子，就是一种家教，一种传承。这里论述的，正是耕读传家的观念。晚清名臣曾国藩，就出身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他父亲曾撰一联：到了曾国藩，虽位极人臣，一样崇尚耕读。家书中多有相关论述，如“古来世家久长者，男子需讲耕读二事，女子需讲求纺绩酒食二事”，“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除草，是极好的事，切不可有损架子而不为也”、“以耕读二字为本，乃是长久之计”。可见，到了晚清，耕读传家，已是一种极为普遍又深入人心的传家理念了。近代以来，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大多都是出身于“耕读人家”。对这些历史风云人物而言，“耕”是家，“读”是国，家国天下，耕读情怀就是家国情怀。时至我祖父辈，在江南大山深处，这样的训诫，依旧奉若圭臬、恪守遵行。很多年后，今天在乡下，已难再见到传统的“耕读人家”了。普通劳力，大多数去了城市打工，像候鸟般南来北往，不再种田耕地，能种田耕地又坚持读书者，更属罕见了。而后辈中的读书人，大学毕业了，多半也去了远方的城市，身上不再有泥土的芬芳。少数例外者，便成为了一种现象。这样的人，多被称之为“农民诗人”、“泥土诗人”。既是“现象”，说明这种传统意义上的“耕读人家”，已属珍稀了。他们仍在乡间体验生活，固执地用诗歌，记录着行将消逝的农家日常。高中时，读过本地一位农民诗人的集子，其中一首写贺龙的诗，开头两句仍记得：一双有力的大手，像两把锋利的菜刀。前几天，偶尔读到一首获奖诗，据说是位七旬农民所写，仿骆宾王《鹅》写《鸡》：但我又想，传统意义的“耕读人家”渐行渐远，或许，现代意义的“耕读人家”却多了起来。诚然，在大时代变迁发展中，乡土社会渐行渐远，传统的耕读文化近乎解体，难免令人怀念又失落。但是，“耕读”所体现的精神底蕴，在我们的血脉中，依旧汩汩流淌。大多数人虽已不再耕种田地，但勤耕苦读、崇德明理、身体力行、自强不息、胸怀家国的价值追求，是不会改变的。比如，在钢筋森林的建筑工地上，有了“农民工诗人”。比如，在很多现代化的城市，每年都会评选出“十大书香之家”。再比如，那些在城市努力奔波打工的人，公交上、地铁上，时常仍能见到夹着一本书。打工，或者说工作、事业，成为了另一种形式的“耕”——电脑替代了田地，键盘替代了锄头，鼠标替代了柴刀。这些“打工人”，即便朝九晚五，即便996，却依然没有丧失对书籍的挚爱，总要挤出时间读书写字，固执地在现实和理想、现在和未来、此地和远方之间，追寻着灵魂的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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