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潘超丨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见叶德辉观古堂藏书流散始末

 书目文献 2022-05-19 发布于北京
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2年第1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潘超老师授权发布!

作者按语:这篇文章的撰写起始于笔者心中一个长久的疑惑,清末民国学者叶德辉去世后,其观古堂旧藏究竟去了哪里?叶家后人的口传虽言之凿凿,但却有“赌博散尽”“售卖台湾大学”“售卖日商山本”“毁于战火”“没收充公”等多个说法,其中仅“毁于战火说”又有1930、1938年两种传闻。笔者在2017年阅读外务省档案时意外的发现有关叶氏藏书的记录,藉此考察了1927年湖南省农会对叶家财产的处理情况,1928年台湾大学购藏叶氏藏书始末,叶氏苏州藏书问题,1929年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购书始末,1930年湖南省图书馆购入部分藏书及毁于战火问题,以及最终叶德辉观古堂藏书大部的去向。此外,本文还藉此讨论了近代学术机构的兴起对传统藏书文化的冲击,以及这些学术机构在购藏图书时与传统藏书家理念上的差异。

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见叶德辉观古堂藏书

流散始末

潘 超

摘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日本多家新成立的汉学机构计划在中国完整收购多位私人藏书家的藏书,其中就包括著名学者、藏书家叶德辉的观古堂旧藏。当时负责实施计划的日本官员写给外务省的报告,今天仍完整保存在日本外交史料馆档案中,这些资料详细记录了双方商议的过程与细节。本文依据日本外务省档案,并结合相关史料,考察一直以来扑朔迷离的观古堂旧藏的散出过程及最终去向,并借以揭开近代以来日本学术机构来华收购私人藏书内幕之一角。

关键词:叶德辉  观古堂  汉籍  藏书  东方文化事业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日本政府效仿美国,以庚子赔款的余款为基金,在中国推行所谓“东方文化事业”。1925年10月,中日双方共同组建了“中日文化委员会总会”(不久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成员包括柯劭忞等十一位中方委员,以及服部宇之吉等八位日方委员,并于1927年12月在北京成立了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不久后,因为日本在山东制造“济南事变”,中方委员一致声明退出该会,1929年民国政府解散了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及北京、上海两分委员会,并禁止日本在中国境内兴办文化事业[1]。此后,该会将重心转向日本国内,先后在东京建立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以下简称东京研究所),在京都建立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以下简称京都研究所)[2]。成立之初,两研究所均以复制古籍善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为解决研究资料的不足问题,先后通过日本在华机构(日本驻天津领事馆、上海领事馆等)以及在中国的日本学者(如仓石武四郎、塚本善隆等)多方联系,先后与多位南北藏书家的后人商谈,拟一次性完整地收购几家藏书楼的藏书。

为了应对民国政府和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组织的干涉,日方购书时极度强调隐秘,所以对于这段历史,国内仅存有一些语焉不详的坊间传闻,且往往互相矛盾,对于这些私家藏书去向也是众说纷纭,其中尤以著名学者、藏书家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的散佚和去向最为扑朔迷离。叶德辉(1864-1927),字奂彬,号直山,别号郋园,长于版本目录学,著有《书林清话》《观古堂藏书目》《郋园读书志》等书。一生好书成癖,生前曾购得袁芳瑛“卧雪楼”、王士禛“池北书库”等南北藏书家的旧藏,“更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厨”[3],又极为考究版本,故明清善本异本至多,与傅增湘并称“北傅南叶”。叶德辉去世后,观古堂藏书散出,对其去向和散逸的时间,迄今都无定论。或认为观古堂藏书散佚在“抗日战争时期”,之后被卖与日本人[4]。或根据叶家后人的回忆,认为是叶德辉后人卖给了“日本商人山本”,如王晋卿《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与方法》:“叶殁后, 其子叶启绰、叶启慕将大部好书卖给了日人山本,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继皕宋楼后的较大规模的藏书东渡。”[5]沈俊平《叶德辉文献学考论》依据叶启勋的记述,认为叶氏亡后,其不肖子孙沉迷赌博,将书押注赌光又卖给日本人山本,“现藏日本”[6]。肖伊绯《再谈盐谷温与叶德辉》依据1930年代《湖南年鉴》和易培基的传言[7],认为:“叶氏藏书的去向大致可分为两处,一是普通藏书被没收充公,'运存省教育会图书馆保存’;二是珍贵版本可能'另存他处’,后'转售与日本书贾’”“1938年观古堂被焚毁,极少量的未入'公库’的叶氏藏书,也就此灰飞烟灭、不复存世。而'转售与日本书贾’的那部分叶氏藏书,至今没有确切的数目与名目可言;真相究竟若何,只得存疑待考了。”[8]以上说法虽在细节上有出入,但均认为叶德辉藏书的大部分被日本人买走,这也是现在学界的主流看法。可是据笔者调查,在日本藏书机构中并无这一大宗书籍的踪迹,也未见有任何报道和研究。究竟这批书去了哪里,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在日本外交史料馆公开的“东方文化事业关联”相关档案中,保存有一份题为“葉氏蔵書買収の件”的档案,收录了五封由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和外务省官员岩村成允报告给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电报、信件[9],这些资料记录了1929年4月至5月间日方与叶德辉的长子叶启倬围绕叶氏藏书的数量、购书费用、勘验方法、支付方法等商议的过程。这些材料是反映叶德辉去世后观古堂藏书状况及最终藏书去向的一手史料,也是研究近代藏书史和图书史的重要资料,笔者依据这一档案[10],以及中、日双方当事人的日记等资料,勾勒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意图收购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的始末,并结合相关文献考察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的最终去向。

一、购书缘起

东京、京都研究所成立后不久,就通过在中国的日本学者以及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的中方学者获取情报,搜集有意愿变卖藏书的藏书家后人的信息。如藏书家陶湘的后人欲售卖藏书的消息就是时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图书部主任的徐森玉告知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再由后者报告给外务省的;而杨氏海源阁有意出售部分宋元珍本的消息也是在华外交官员濑川浅之进最先报告给外务省的。不过,观古堂的情况较为特殊,因为一直以来叶德辉与日本学界关系密切,其藏书也素为日本学者所知。叶氏的日本学生之一,以研究中国小说戏曲而闻名的盐谷温[11],在得知叶德辉逝世后,曾撰有祭文《先师叶郋园先生追悼记》,其中提到:

有关观古堂藏书,是吾侪对支文化事业内容之一,于先生生前,有委请北京图书馆收购之议。先生亦为此喜,有允诺之意。余当体察先师遗愿,致力整理观古堂散乱藏书,促吾国购置。[12]

由此可知,在叶德辉生前,一些日本学者就有意由日方的图书馆[13]收购观古堂藏书,叶德辉逝世后,依然有“促吾国购置”之意。根据叶德辉弟子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的记载,1927—1928年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盐谷温,以及叶德辉的另一位日本弟子松崎鹤雄频繁来北京与中国学人联络[14]。松崎鹤雄(1867—1949),日本汉学家,曾任大阪朝日新闻社记者,1909年前往长沙跟随叶德辉问学九年,之后又在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工作,在三、四十年代参与收购南浔嘉业堂藏书等活动[15],叶德辉去世后,叶德辉之子叶启倬(尚农)曾与松崎鹤雄联系并告知家中藏书被农会没收,松崎鹤雄随即在《辽东诗坛》第二十三期发表《叶德辉传略》一文,文中言叶德辉“今年丁卯三月被害,其藏书三十余万卷没入广东中山大学云”[16],该文发表于1927年5月。叶德辉去世后,当时湖南省农会提议没收叶氏藏书,拨归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并将观古堂收为该馆所有,后来因故作罢[17],观古堂藏书最终未被收入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而是返还给了叶家,该图书馆也并非松崎鹤雄误以为的“广东中山大学”图书馆。不久后松崎鹤雄又收到叶启倬的信,随即在《湖南鸿儒叶德辉》一文中表示此前信息有误“尚农有信来,云书籍已免于全部没收,保得无恙”[18]。叶德辉藏书未被没收的消息,很快就被日本学界所知,之后,盐谷温等人宣称要“促吾国购置”,并通过多种渠道打探这批藏书的具体情况[19]。

在此之前,湖南当地的士绅曾建议由政府出资购买叶德辉藏书,以免叶氏藏书散逸,流出湖南。湖南省图书馆创始人之一的龙绂瑞很早就向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建议,为“保存一代文献”可由政府出资购买[20],叶德辉之子叶启倬也曾有意以三万元价格将藏书整体售给湖南省图书馆[21],但是当时主政湖南的省主席鲁涤平因为“用财有周公之吝”,并且认为购书事非当务之急,所以迁延未决。1929年2月鲁涤平因派系斗争丢掉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此事便不了了之,日方与叶启倬的接触便在之后不久。

二、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见购书始末

日本外交史料馆保留最早的资料是1929年4月2日由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院长大内畅三(同时也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写给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上贞二的信。信中表示,日方此前派出千原楠藏等人与叶家接触,通过交涉,得知当时叶家经济十分困难,并且有债主也在关注这批藏书,所以大内畅三认为如果此时与叶家商谈则主动权掌握在日方手中,最终的购书价格也将十分便宜。大内畅三在信中也提到,近来东京、京都新成立了研究所,购置这批藏书对这两家新建立的研究所或有助益,并请坪上贞二与东京、京都研究所的所长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协商。可见日方购入叶氏藏书与京都研究所和东京研究所的成立有关。
第二份资料是1929年4月18日文化事业部书记官岩村成允在上海写给坪上文化事业部长和三枝科长的信。岩村成允是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外交官、学者,曾任日本驻南京、铁岭领事等职,著有《安南通史》等书,因为曾在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担任书记官等工作,参与了很多日本在华的文化活动。在信中他写道:
关于文化事业部欲购湖南省长沙市硕儒叶德辉的藏书一事,因为各方面的要求,现有必要对其藏书的现状以及所有者的意向进行实地考察。借此次前往中国的机会,可以得到确认。由当地在住的古川(某)氏的介绍,(我)于四月十八日的上午访问了叶德辉氏的后人叶启倬氏所租住的贝勒路敦仁巷十四号。[22]

叶德辉亡后,叶家“全家大小恐被逮捕,均皆逃避,妻离子散,惶惧万分……棘人合家大小男女人丁,至今隐逸,逃往四方,仍未团聚。”[23]一直到1927年4月20日叶启倬才返回家中,之后关于叶启倬的行踪就不见记载,而据此信可知,叶启倬此时已至上海。在信中,岩村成允详细地记述了与叶启倬协商的过程。关于日方最关注的藏书数量与品种,叶启倬解释道:之前家中藏书与父亲编纂的《观古堂藏书目》著录的一致,但由于战乱,损失颇多,最近一次整理的结果是除阙本外尚存五十箱书,如今已新整理出一部目录,而这批藏书现在已由当地(按:指湖南长沙家中)运来上海保管,随时可售付。

接下来,叶启倬向岩村成允解释了他愿意将父亲的藏书出售给日方的原因。他说:之前有日本人“山本某氏”来商谈,想将这批书卖给台北大学图书馆,结果因故未成行,并且此前父亲(叶德辉)的藏书由盐谷、诸桥两位文学博士以及其他多位日本学者所亲见,因这些机缘所以想将这批书籍转卖给日方。现在因为长沙家中有急事,需要返乡,希望能在两周内解决此事。
据岩村成允的报告,之前曾有“山本某氏”想将叶家的书卖给台北大学(按:台湾大学前身)图书馆,而台北大学的设立在1928年初,则此次未果的商谈的时间必在1928年以后。台北大学建立后,曾有意从私人藏书楼中整批的购买藏书以充实馆藏,当时主持推动此事的是日本学者藤田丰八(1869-1929),据曾任藤田氏助手的前嵨信次后来的回忆,叶德辉去世后,“有人到台北来兜售整批叶氏的旧藏书,先生(按:即藤田丰八)看过目录之后,颇为动心,认为一定要整批买下来”,期间又有“某个日本人介入”,这位中间人(按:应即是叶启倬所说的“山本某氏”)表示,由于从长沙运到台北需要许多费用,希望台北大学能先行支付一笔钱,但台北大学一方则坚持要先运到台北才肯支付,由于双方都不肯妥协,最终导致购书失败[24]。之后,台北大学于1929年改而购入福州龚易图的乌石山房藏书。综合以上资料,可知叶德辉的藏书并没有像坊间传闻那样卖给了日本人“山本”[25],而是通过中间人(山本)与台北大学议价未果后,被叶启倬转移到了上海,之后才有了与日方的这次交涉。
在岩村成允的报告中,叶启倬提到“先人(指叶德辉)的藏书由盐谷、诸桥两位文学博士以及其他日本多位学者所亲见”,此言不虚,盐谷即盐谷温,诸桥即日本著名汉学家诸桥辙次。诸桥辙次(1883—1982),《大汉和辞典》的编纂人,在世界汉学界有重要的影响力。曾于1920年5月访问叶德辉,两人通过笔谈形式交流,后来诸桥辙次在《游支杂笔》中,记录了他参观叶家藏书时,叶德辉曾告知他观古堂所藏宋版书已多运往叶氏的祖籍地苏州保存,所以当时诸桥所见以元版书居多。叶德辉与日本学者的交往十分频繁,他的藏书在日本学者中口耳相传,很多人均是慕名而来参观,叶启倬此处提及盐谷和诸桥,是想借父亲与日本学界的交情,向日方打感情牌。
岩村接下来提出了几点要求:
第一,关于叶启倬所谈到的新制目录,日方需再调查。
第二,由日方来调查实物,需要两三周时间。这批书可以先转让给一位“望人”(起中介作用)。
第三,希望叶氏给出一个最低的价格。
日本方面想利用叶家现今的处境和急于脱手的心思尽量压低价格,而叶氏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则着重强调他要卖给日方的深层原因:
如果(我)将这批书分成数次卖给书店的话,其实还可以获得更高的价格,只是因为先父的遗志(是要整体出售)。如果现在在上海卖给贵国的话可以以三万七千两转让。[26]

上文已述,叶启倬曾拟以三万元的价格将这批书整体卖给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后来因故作罢。从藏书史来看,藏书家多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永久保有藏书,不至人亡书散,即使后人无法保有,也希望能够整体售卖给其他藏书家或藏书机构,保持藏书的完整性和藏书家个人的学术性格[27]。所以不难推测,叶启倬最初确实有意将这批书整体售卖给公共图书馆或大学,而不是出价更高的书店,只是当时在国内已很难找到有能力整体收购的买家,所以不得不与此前有过交往的日本学者接触。

岩村在报告完与叶启倬的谈话内容后,又加了一段自己的意见,透露了几点颇有价值的信息。在信件末尾岩村记道:“当地(笔者按:指上海)的'书物通’张元济等正在调查此书物”。笔者翻检张元济的日记、文集,均未见与此说关联的记载,不知日方消息何来。不过叶德辉生前与张元济交好,两人同于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及第,在张元济主持影印《四部丛刊》时,叶德辉不仅是该书的顾问、发起人之一,还曾多次助张元济向其他藏书家协调借书影印事宜,并且将自己的藏书借给张元济影印[28],所以张元济对观古堂的藏书并不陌生,在叶氏去世后对他的藏书关注也是情理之中。后来张元济多次发起保护古籍不流失海外的活动[29],叶德辉去世后,其后人携藏书来上海寻找买家,张元济应有所耳闻,所以岩村建议文化事业部迅速做出决定:

叶氏的藏书以实用的善本书籍为多,而宋元本稀少,原来的价格是十万、十五万左右,不过从各方面打听消息,此新制成的目录所收的书籍价格大约为六万元,而此次直接听所有者(笔者按:指叶启倬)报价,仅为三万七千元,并且叶氏为了贩卖此书目(著录的藏书),停留在上海,十分急迫,如果继续商谈的话,恐怕还有压价的余地。如果时机一逝,这些书就有散逸的可能。因此以上(寄送)的书目,如果北京图书馆或者东京、京都研究所在研究上有需要,并认可此价格的话,应立即与叶氏协商。[30]

在将藏书整体卖与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和台北大学的愿望都落空后,考虑到当时湖南地区已无有财力者能一次性完整购入这批藏书,叶启倬便将五十箱书籍运到上海,四处寻找买家。日方看出了叶家的迫切,便以此为筹码压价。但另一方面,岩村也担心叶启倬会因为急于用钱将这批书籍散卖出去,所以要求文化事业部在五月上旬前给出答复。

档案中的第三份资料是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坪上贞二回复给岩村成允的电报的手稿,发出时间是5月7日。在电报中坪上对此事签发了指示:

第一,关于岩村寄来的叶家新制目录,东京研究所表示有意向收购。

第二,关于如何交付并运送这批书籍。如果叶启倬愿意在上海交付,则派遣专营汉籍的文求堂店主前去完成书目与实物的核对交付工作,并由驻上海领事馆或者日本邮船公司来完成运送。

第三,收购金的支付则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请告知叶启倬,并将交涉的过程及时报知外务省。

由此可知,当时决定收购这批藏书的是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此时任东京研究所所长的是著名汉学家服部宇之吉。因为岩村成允对中国古籍并不熟悉,所以日方拟派来负责验收和交付工作的是古籍版本专家田中庆太郎。田中庆太郎是汉籍书店文求堂的店主,由于长期目验、售卖古籍,版本学知识丰富,“在中国古书方面拥有相当深的造诣和敏锐的鉴赏力,被誉为此领域的第一人”[31],是一位学者型的书商。田中本人曾久居北京,与董康、傅增湘、张元济等一批版本目录学者有密切的联系,当时新成立的东京、京都两研究所通过田中庆太郎这位往返于中、日两国的书商作为媒介,先后购得不少珍本秘笈[32]。

坪上贞二电报发出时间是1929年5月7日,六天后,岩村从上海发来电报,该电报是针对5月7日外务省电报而做的答覆:

关于贵电第320号,叶氏现正前往南京,正敦促他归宅。据熟知他的人的看法,叶氏希望在上海适当的场所交易,并且两三周后再支付金额也没有问题。可是,以上书物尚有其他的债权人,等到叶氏归宅,向他确认后再覆电。[33]

从电报内容可以看出岩村对于此次交易非常乐观,而事实上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对此次交易也做了充足的准备,时任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部长冈部长景在昭和四年(1929)4月25日这一天日记中记道:

三点半前往外务省,与坪上部长、三枝、伊集院、田村君等先就研究所的补助的申请书以及补助草案讨论……接下来的杨(按:当为叶)德辉以及康有为的旧藏购入之事,均决定用助成费购买。[34]

可见早在4月25日,即岩村成允第一次报告后不久,外务省已开会通过了东京研究所的购书申请,做好了购书资金方面的准备。然而到了这一年的5、6月,事情却突然出现了转折,导致这次购书并未成功,观古堂藏书的主体部分并非如学界的主流观点――流入日本,而是经过多方的干预之后,另有去向。

三、叶德辉藏书的最终去向

关于此次购书失败的记录,最早见于京都研究所所长狩野直喜写给文化事业部长坪上的信,该信写于1929年7月4日,内容是向文化事业部申请资金购入天津陶湘的藏书,其中提到:

之前由文化事业部购买叶德辉、康有为二氏的旧藏书,再转送给东京、京都两所之事,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35]

由此可知,日方此次收购叶德辉旧藏一事并未成功。狩野直喜此处所言的“种种原因”,从国内的一些资料中也可看出一点端倪。1929年6月14日上海《申报》“两湖近闻”栏目刊登了一封专电,内容如下:

谭畏公电省府,备价收买叶德辉藏书,勿任日人购云。(十二日专电)

谭畏公即谭延闿,时任民国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是湖南人,并曾任湖南都督、湖南省长兼督军等职,与叶德辉、龙绂瑞等湖南乡绅有交往。虽然日方的活动十分隐秘,但当时购书的消息可能已被民国政府获知。谭延闿急忙发电报给湖南省政府要求由政府出资购买,以防藏书流向海外[36]。

查考《湖南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志》和湖南省图书馆馆员的记述[37],湖南省图书馆确实在1929—1930年期间出资三千元购买了一小部分叶德辉藏书,可惜这批藏书在1930年7月随图书馆馆舍一起被战火所烧毁。那么除了这一小部分藏书,剩下的最终散向了何处呢?
在外交史料馆所藏的购书档案中有一封1929年5月10日文化事业部拍给岩村电报的手稿,文字多有涂改,内容十分简单:文化事业部听闻消息,叶氏已将藏书转卖给北京的某书店了,要求岩村调查一下该消息的真实性并报知文化事业部。这份手稿的撰写时间是5月10日,距离5月7日外务省发给岩村的回信只有三天时间,可见外务省是在拍出电报后,忽然获知这一消息。之后虽然岩村在5月13日回了信,但或许是尚未收到最新的电报,岩村对此传闻并未作出回应。
日方获得的这个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多次来中国访书,并撰写了《中华民国书林一瞥》一书,记录了二、三十年代各地旧书店的历史与现状,在介绍到北京琉璃厂的旧书店时有一段记载:

往西有直隶书局的宋氏,(他)常常到南方访书,之前购得长沙叶氏观古堂藏书,他素来知道各家嗜好,在上海卖了一部分,又巧妙地把书分卖给北平的各藏书家,获利甚为丰厚。[38]

直隶书局的宋氏即书商宋魁文,字星五,是北京直隶书局的经理。长泽规矩也此文撰于昭和六年(1931)二月,离叶氏藏书的散出时间很近,可信度很高。又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于省吾”条云:“海城于省吾,亦东省之书雄也。长沙叶氏书之归北平某书局也,君以捷足,尽得其佳本。”该说法与日方所获得的信息极为相近,均言叶德辉藏书卖与北京某书店[39]。伦明所言于省吾当时只是购得其中的“佳本”,并没有全部购得,这与长泽规矩也的说法也十分接近。北京直隶书局在购得叶氏藏书后,先将一部分卖与了上海的藏书家[40](这与叶启倬所言书现存于上海吻合,或许叶启倬与直隶书局交易即在上海),又在北京分卖了这批藏书,于省吾买到的应属于这一部分。此外,据罗瑛《叶德辉集外诗文十四则辑释》一文,国家图书馆藏清咸丰二年(1852)敕书楼刻《水田居全集》本《易触》、清乾隆寓园刻本《河套志》、清刻本《务民义斋算学七种》等数种古籍均为叶德辉旧藏,依据国图的原始采访记录,这批书均为1931年7月从北京直隶书局购入[41]。

直隶书局将叶氏藏书在上海、北京辗转贩卖,从各地藏书家的书目和日记等资料中也可获得印证,广东藏书家莫伯骥的五十万卷楼中藏有不少观古堂的珍本,在《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南岳总胜集》”条云“叶氏所有,不知何时流出,展转入厂估手,竟归吾家,书福可云不薄矣”[42]。由此可知,叶德辉藏书在北京被“厂估”贩卖后,又流入各地,以至于远在广东的莫伯骥也所获不少。此外,当时正在北京留学的日本学者仓石武四郎在1930年的日记中也记录自己从北京的“宝华堂”书店购得观古堂的藏书《家语疏证》,可见叶德辉藏书在北京琉璃厂书店之间也颇有流通[43]。
至此,我们可以勾勒出叶德辉去世后,观古堂藏书的大致散出过程与最终的归宿。据笔者掌握的资料来看,叶德辉亡后其藏书的散出主要有四次:
(一)1927年4月叶德辉去世后,当时湖南省农会对叶家财产清点,欲将藏书拨归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但之后还是发还给了叶家,其中或有散逸。
(二)在叶德辉生前,出于安全考虑,已有一部分价值极高的珍本被运出长沙。如上所述,诸桥辙次在《游支杂笔》中记录了1920年参观观古堂时,叶氏告知其所藏宋版书已多运往苏州。叶德辉于1916年4月起在祖籍苏州长住,当时他租住在苏州金阊门外曹家巷泰仁里六号,有屋“十余楹”,贮“周彝汉砚,名画法书及秘籍珍本”,并且在此期间他又购书不少,“居苏六年,积书又万卷”[44]。在1920年诸桥辙次与叶德辉长沙笔谈之时,叶德辉言此书尚在苏州,则这批书并没有跟随叶德辉运返湖南。之后叶启倬匆匆前往上海或许正与这批书有关。
(三) 关于叶家被没收又发还的藏书,叶启倬曾有意整体卖与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但未成功。1928年成立不久的台北大学也有意购买这批藏书,但与叶家的中介人在支付方法上存在分歧,导致未能成交。1929年初叶启倬将湖南家中的五十箱图书运往上海待售,四处寻找买家,4月到5月间与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官员商谈,并初步接受了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的报价,此次购书因为种种原因也未成功。后来湖南省图书馆用三千元向叶启倬购买了一小部分观古堂藏书,这批书亡于1930年的战火[45]。
(四) 叶启倬最终没有遵照叶德辉的遗愿将这批藏书整体售卖,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卖与了北京直隶书局,直隶书局随即在上海售卖,又于1930年前后运至北京,将这批书分解售卖,被国立北京图书馆,以及于省吾等人购买,直隶书局因此获利甚丰。
在岩村成允第一次写给外务省的报告中曾提到,叶启倬告知他因为父亲的遗愿而不愿将书卖给出价更高的书店,但最终这批书还是被卖给了书商,而书商是不可能保存藏书的整体性的。这批书曾经如百川归海,从众多藏书家的藏书处汇聚到叶德辉的观古堂,而此时又由观古堂散入到千千万如于省吾这样的读者手中,完成了又一次的书籍生命的流转,古人说“传布为藏”,这也是古今大多数私人藏书的命运。

四、结 语

近代以来,公共图书馆和海外汉学研究所的兴起,使传统的藏书文化受到了极大地冲击,由于彼时我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尚在起步阶段,大部分的古籍仍保存在私人藏书楼中,传统的家族继承模式和绵延的战乱无法避免古籍珍本的散逸。在过去,藏书家去世后,藏书无非是被“不肖子孙”卖与其他藏书家或者流入书贾手中,而此时则被整体出售给国外的财阀或者新成立的汉学研究机构,这在知识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后来张元济、郑振铎等有识之士的“护书”活动,正是近代以来我国知识界对这一新问题的应对与回应。

在这一时代变局中,日本成为最主要的古籍流入国,由于历史上长期学习和研究汉学,所以日本新成立的汉学研究机构往往将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在成立之初,出于对建设图书馆资料完整性的考虑,往往拟将一些学者型藏书家的藏书一次性完整收购,以满足研究者的需求,而本文所探讨的对象叶德辉正是这种学者型藏书家。在清末民国的众多藏书家中,叶德辉的藏书理念颇有特点,他不“佞宋嗜元”,不刻意搜罗宋元精椠,而是致力于网罗明清善本精刻;他的藏书中四部善本较为齐备,即有意求全,又讲求文本精善,最便于学术研究,这也正好符合近代学术机构的购书需求,所以东京研究所将他的藏书作为购置的目标也就不难理解了。依据外交史料馆的档案不仅可以考察近代以来日本学术研究机构来华购书的经过、方式,也可从学术史、藏书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纪初传统藏书家的生存状态与传统藏书文化的兴衰。

附记:拙文撰成后,承陕西师范大学张宝三先生指正并提供线索,谨致谢忱。

[1]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 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43-44。
[2]东京研究所、京都研究所即现在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前身。
[3]刘肇隅《郋园读书志序》,叶德辉《郋园读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页2。
[4]李玉安《中国图书散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页346。
[5]王晋卿《叶德辉的藏书思想与方法》,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持此观点尚有李冰心《长沙叶氏家学传承考辨》,硕士学位论文,湘潭大学,2015年;彭文静《叶德辉及其藏书》,《沂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6]沈俊平《叶德辉文献学考论》,台湾学生书局,2012年,页30—31。
[7]见黄则民《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该文原载于1979年《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辑,记载了一个“黄德发先生得之于易寅村先生处”的传闻:“叶之藏书属于宋、元、明代珍贵版本,另存他处,后由其亲属以三万元卖与北直书店,又转售与日本书贾”又说“此说既近情理,较为可靠”。相比较其他传闻,这一说法确实更接近事实真相,但于散出过程和最终去向上仍有问题,详见后文。
[8]肖伊绯《再谈盐谷温与叶德辉》,《书屋》,2017年第5期。
[9]该档案原包含七封电报、信件,剩余的两封信件,一封为报告购入杨氏海源阁藏书的相关信件,另一封为岩村成允写给文化事业部的行程报告,与叶氏藏书无关。
[10]依据亚洲历史资料中心(JACAR)数据库公开的外交史料馆藏档案的电子版。
[11]盐谷温留学中国期间经日本学者介绍,投入叶德辉门下学习元曲,1912年归国后在东京大学任教授。
[12]原刊于日本《斯文》杂志1927年第9编第8号,后经海客甲翻译,收入王逸明、李璞编著《叶德辉年谱》,学苑出版社,2012年,页474。
[13]盐谷温所言“北京图书馆”即东方文化学院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
[14]如1928年3月8日“日本盐谷节山温博士率彼邦高等学校教授多人来京,宴国学界同人于中央公园水榭”,1927年10月“访日本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两博士于北京饭店。松崎柔甫(鹤雄)托余为狩野先生购书于长沙。”(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24、22)
[15]参看吴真《郑振铎与战时文献抢救及战后追索》,《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16][日]松崎鹤雄《叶德辉传略》,《辽东诗坛》,1927年第23期。
[17]参见黄则民《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一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1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又见寻霖《湖南馆藏叶氏捐赠善本》,王逸明、李璞《叶德辉年谱》,学苑出版社,2012年,页494。
[18]松崎鹤雄著、海客甲译《湖南鸿儒叶德辉》,王逸明、李璞《叶德辉年谱》,页486。
[19]1927—1928年盐谷温与松崎鹤雄来华或与此有关。
[20]参见龙绂瑞《武溪杂忆录》,湖南省文献委员会编《湖南文献汇编》第一辑,1948年。
[21]参见寻霖《湖南馆藏叶氏捐赠善本》,王逸明、李璞《叶德辉年谱》,页494。但该文未注明消息来源。
[22]《岩村成允致坪上贞二信》(1929年4月1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5015897000,东方文化学院关系杂件(H-6-2-0-5)。原文为日语。
[23]见叶启倬致松崎鹤雄信,《辽东诗坛》第24号,1927年。
[24]以上译文转引自张宝三《任教台北帝国大学时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收入《日本汉学研究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该文详考了台北大学购入乌石山房文库和久保文库的经过,可参考。
[25]究竟“山本某氏”是何人?上文已述,在国内坊间传闻中叶德辉藏书最终卖与了日本人“山本”,但均未记录消息来源。叶启勋之子叶云奎《怀念父亲叶启勋》中曾提到“不久日本巨商、文物收藏家山本悌二郎夫妇由日本领事陪同来我家,要以三千元高价影印此书……”。山本悌二郎(1870-1937),又名山本鹈次,历任第二高等学校教授、日本劝业银行鉴定课长等职位,之后参与“台湾制糖”公司的建立,并于1927年和1931年分别以农林大臣身份入阁。山本不仅是政客和实业家,还是日本知名的文物收藏家,曾多次来华收集书画,后来编纂有《澄怀堂书画目录》十二卷。但此人是否即前嵨信次所言参与售卖观古堂藏书的中间人?不明待考。
[26]《岩村成允致坪上贞二信》(1929年4月1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东方文化学院关系杂件(H-6-2-0-5)。
[27]如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因为父亲的遗训,始终不欲将皕宋楼的藏书分散出售,而只愿意集中出售甚至赠予。参看徐桢基口述、虞云国整理《陆树藩其人与皕宋楼藏书售日事》,《史林》增刊,2007年11月。
[28]参看沈俊平《叶德辉与四部丛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
[29]1907年张元济为了避免皕宋楼藏书被卖与日本岩崎氏,曾多方奔走;在四十年代初又与郑振铎等组织了“文献保存同志会”,购买并保护大量的江南地区的私家藏书。
[30]《岩村成允致坪上贞二信》(1929年4月18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东方文化学院关系杂件(H-6-2-0-5)。
[31][日]神田喜一郎《中国书籍记事》,收入钱婉约、宋炎辑译《日本学人中国访书记》,中华书局,2006年,页176。
[32]如近来有学者研究傅增湘的藏书流入日本的问题,认为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一部分傅增湘旧藏书,可能是先由两研究所看中,而后“通过田中文求堂居中交易”,只是时间略晚,采取的也非整体收购的方法。参见苏枕书《傅增湘旧藏在日本》,《掌故》第3集,中华书局,2018年1月。
[33]《岩村成允致坪上贞二电》(1929年5月13日),日本外交史料馆藏,东方文化学院关系杂件 (H-6-2-0-5)。
[34] [日]冈部长景《冈部长景日记》,柏书房,1993年,页98。
[35] JACAR(亚洲历史资料中心)Ref.B05016031500,寄赠品关系杂件第七卷(H-6-2-0-26_007)。
[36]日本学者中村忠行回忆神田喜一郎在台北大学任教时,曾谈到“台北大学最初想买的是叶德辉的书……恰巧在那之前陆心源的书进了静嘉堂,国民政府颁布了书本禁出令,叶德辉的书被官府没收了。”(见张宝三《任教台北帝国大学时期的神田喜一郎之研究》,页281),但民国政府颁布的古籍禁出令时间是在1931年,并且这一传言与前嵨信次和长泽规矩也的说法有出入,应是中村氏记忆里混淆了时间。
[37]寻霖《湖南馆藏叶氏捐赠善本》,王逸明、李璞《叶德辉年谱》页495收录,该文未列出消息来源或参考文献。寻霖认为拨款三千元是鲁涤平在任时所为,但鲁涤平于1929年2月即下台,而据《湖南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志》的记载,湖南图书馆三千元购书则是在1930年,且据龙绂瑞所述,鲁涤平在任时购书之议“迁延未果”“鲁亦去湘,遂为倭人购去”,则湖南图书馆以三千元购书是在鲁涤平离开湖南之后,谭延闿等人恐藏书流失海外所做的补救措施。
[38][日]长泽规矩也《中华民国书林一瞥》,《长泽规矩也著作集》第6卷收录,汲古书院,1984年,页16。原文为日语。
[39]黄则民《柳直荀在湖南农民运动中》一文中记载的易培基的传闻,所谓“叶之藏书属于宋、元、明代珍贵版本,另存他处,后由其亲属以三万元卖与北直书店,又转售与日本书贾”,亦可参考。不过该说法混淆了叶氏藏书历次散出过程,所谓的“日本书贾”可能指的是日本中介“山本某氏”。黄文刊于1979年,而易逝世于1937年,黄文言“此说系黄德发先生得之于易寅村先生处”,不知是否在口传过程中失实。
[40]前嵨信次在《谈论先学——藤田丰八博士》的回忆中,曾提到因为费用原因未能成功购入叶德辉的藏书,“这期间,叶氏的旧藏书运到了上海,然后就四处分散了”,也可佐证。
[41]罗瑛《叶德辉集外诗文十四则辑释》,《文献》,2014年第5期。
[42]《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7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页610-611。
[43] [日]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辑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页29、31。
[44]参见王逸明、李璞《叶德辉年谱》,页227。
[45]有部分学者依据叶启勋的跋文,错以为叶德辉藏书捐献给湖南图书馆并最终毁于大火,实际是混淆了叶启勋、叶启发兄弟(两人分别拥有藏书室拾经楼和华鄂堂)和叶德辉的藏书所致。叶启勋、叶启发为叶德辉胞弟德炯之子,“幼承家学,性喜藏书”,两兄弟曾侍叶德辉,得与闻版本目录之学,渐知购藏典籍,有私人藏书目《拾经楼䌷书录》、《华鄂堂读书小识》。两人藏书“间有先世父举赐之书”,叶德辉亡后书籍散出零本,二人亦时有所获,但叶德辉的藏书的主体并未归这二人继承。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录》云:“世父(即叶德辉)逝世,藏书为从兄(即叶德辉之子叶启倬)鬻于估人,数十年之所聚,散如云烟。”叶氏兄弟的藏书大半是二人辛勤搜访所得,应与叶德辉藏书分开来看。他们藏书的大部分于1938年毁于长沙大火,1951年将剩余藏书全部捐献给湖南图书馆。

【作者简介】

潘超,文学博士,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东亚书籍史。

相关链接:
潘超丨日本静嘉堂文库藏宋本《钱塘集》考述
“书目文献”约稿:凡已经公开发表有关文献学、古代文史相关文章,古籍新书介绍、文史期刊目录摘要等均可。来稿敬请编辑为word格式,可以以文件夹压缩方式配图(含个人介绍),发到邮箱njt724@163.com。感谢您的支持!

    转藏 分享 献花(0

    0条评论

    发表

    请遵守用户 评论公约

    类似文章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