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说西周史》第21 引子：西周虞国是公爵国？两件青铜器的铭文证明它是侯国。 那是1979年，当时的山西省文物商店收进一件西周晚期青铜壶。该壶器型和纹饰都不算特别。但是其内颈部有24字铭文，倒是颠覆了很多人的一个认识：
有人会不解，颠覆了什么？唐封叶就给大家挑明了：按照自古以来很多人的认识，周代杞国、宋国（先王之后）和虞国（周文王二伯父虞仲之国）、西虢国（文王三弟虢叔之国）都是公爵国，但该铭文却明确表示，西周后期虞国国君的称号只是侯而已！ 有人说，会不会是虞国国君原本是公爵，某代子孙因犯事被降爵了呢？应该不是。因为之前在1954年时，镇江丹徒出土了一件一般被认为是周康王时期的青铜器——宜侯夨（zè）簋，该簋记载了周康王将“虞侯夨”改封到宜国的史事，显然西周前期的虞国国君也是侯。 宜侯夨簋和虞侯政壶的铭文加在一起，证明虞国在整个西周阶段都是侯爵而非公爵！既然虞国国君不是公爵，不由得让人深思，西周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吗？ 一、西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文献记载其实很混乱。 说起周代爵位制度，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因为一般认为是辑录战国资料篇章、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王制》篇有如下记载：
此外，成书于汉代的《周礼》中也有类似说法。《礼记》《周礼》一直被认为是儒家的重要经典，所以自古以来一直到近代，学者对上述说法都深信不疑，认为这样的等级差别和顺序是至少从西周初年就由王朝颁定的。但其实多看看古籍，儒家亚圣孟子说的都跟这不太一样。
由《万章下》的对话可知，孟子他老人家作为战国时期的大学问家，都说因为诸侯们销毁资料，自己对周代爵位知道不多，而且他大略听闻的“五等爵”是“天子、公、侯、伯、子男”这五等，跟《礼记》所说稍有不同。 如果说孟子说的还跟“二礼”差不多，那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后期的《左传》，里面记载的爵位等级则远远超过五个：
《左传》的叙述中，有“公、侯、伯、子、男”不假，但还有“甸、采、卫、大夫”，又多说了4个，也即除了“王”还有九等。 再往前找文献资料，西周初年的文献、《尚书》中较可靠的早期篇章中说的商周外服诸侯体系，跟《礼记》《孟子》则完全不一样了。
以上各篇，有的说“侯甸男邦采卫”、有的说“侯甸男卫邦伯”，有的说“侯甸男邦伯”（以上均为周成王时），有的说“侯甸男卫”（周康王时），学者的断句也不一样。但总归共同点是都有“侯甸男”，不同点是有的加了个“邦伯”（也有人认为邦伯不是一类称呼，而是指前面侯甸男诸国的国君），有的加了个“卫”，有的加了个“采”，总归就是没有“公侯伯子男”这样的排序。 由以上资料可知，目前存世的周初文献中，爵位一般是固定的“侯、甸、男”+不固定的“采”或“卫”或“邦伯”。“公、侯、伯、子、男”的说法出现的时代较晚，是战国、秦汉时期的说法。《左传》的说法“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九等说，好似是周初的说法和战国的说法杂糅在一起拼凑出来的。 二、在西周金文里，外服诸侯的等级只有“侯甸男”。 到了近现代，随着考古资料层出不穷，甲骨文、金文、简帛书不断问世，自傅斯年、顾颉刚、郭沫若、童书业等大家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周代是否有过《礼记》所说的整齐划一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产生了怀疑。 相传1929年河南洛阳出土的作册令方彝（一般认为是昭王时期），其中铭文说：
在上述铭文中，也没有“公侯伯子男”的说法，而只有“诸侯侯田（甸）男”。很明显，按金文的说法，西周昭王时期诸侯只有三等即侯、甸、男。这种说法与《尚书》中的周初篇章是很接近的。 ▲作册令方彝铭文—诸侯侯田男 三、从字形和概念细说商周时期的“公”、“侯”、“伯”、“子”、“男”。 1.“公”一直是尊称，很多人认为是“公爵国”的诸侯国并非公爵国。 “公”字，东汉许慎在《说文》中解释道：
许慎的解释是“背厶为公”，但是上述说法恐怕并不符合造字原意。因为在甲骨文中，“公”字的底下不是“厶”而是“口”。 在甲骨文里，“公”也没有公正、无私之意，而只是在商人提到先公时用到。一些学者认为，甲骨文“公”的字形像一个口上边长两撇八字胡，也就是老公公的意思。周人的先祖中也有很多叫“公”的，如“公刘”、“公亶父”，可能是因为部族首领多是族中长者，所以称“公”。西周时期的公是何意？《春秋公羊传》云：
西周金文显示，西周王朝的卿士也即执政大臣都叫某公，如周公、召公、祭公、明公、益公、武公等。《逸周书·王会解》中尊称杞侯为夏公，尊称宋君为殷公， 除此之外，诸侯或大夫在其本国内、本家内也可以被下属尊称为公，这就是学者所说的“境内称公”。如当代香港收藏家藏有一件周初晋国覐公簋，覐公本是唐国（晋国）的一个臣子，顶多是个大夫级别，但铭文里做器者也称其为公。 诸侯死后的谥号可以叫某公，无论生前何爵，如鲁国为侯爵，但死后谥号可称鲁隐公、鲁桓公等。 但西周时期的公并不是爵位。 首先西周时王朝卿士并不世袭，而所谓的公爵一般认为是世袭的，所以“三公”的“公”仅是尊称。 至于虞国和虢国，笔者唐封叶第一节已经解释，根据西周宜侯夨簋和虞侯政壶记载，虞国其实是侯爵。而西虢国，目前金文中发现有虢伯某、虢仲某、虢叔某、虢季某等称呼，却没有单称“虢公”的；虢国青铜器中虽有“虢文公子段”、“虢宣公子白”等字样，可“文”和“宣”显然是谥号。而且据《今本竹书纪年》，虢文公担任过王朝卿士，他活着时称公也仅是属于“天子三公称公”这一范畴。尤其虞国作为周文王二伯父的封国，爵位都是侯而已，西虢国作为周文王弟弟的封国不大可能超过虞国被封公爵国。 最后说“先王之后”。 杞国在《春秋》上就是侯爵国，君主先是被叫杞侯，后来又因行夷礼被贬称杞子。有人怀疑杞国是否原来是公爵，后来被降爵，但仅是猜测。在殷墟甲骨文中，杞国君主就被叫做“杞侯”。清末在今山东新泰出土了大批杞国青铜器（一般认为年代为春秋时期），铭文中杞国国君却被称作“杞伯”。所以《逸周书·王会解》中称杞侯为夏公应仅是尊称。 而宋国，虽然文献上称其君主为宋公，目前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宋国青铜器铭文上也有“宋公戌”（宋平公）、“宋公栾”（宋景公）等名称，但一来春秋战国时期称公已经泛化（秦国传统认为为伯爵，但秦国青铜器中大都自称“秦公”），二来也不能反映西周时期情况。2011年，流失海外的青铜器疑尊、疑卣在法国参展，上面的铭文对宋国国君又另有称呼：
疑卣、疑尊一般被认为是周初成王时器皿，上面对宋国国君的称呼却不是宋公，而是宋伯，说明至少周初宋国国君应没有公的爵称。何况《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中宋国大夫自称“我于周为客”，拒不按当时霸主晋国的指令向周天子纳贡，晋国也无力反驳，可知宋国作为前代之后，在周朝应该不被纳入诸侯体系，是个极为特殊的存在。所以退一步讲，即便宋国国君在西周中后期也被外界尊称公，也是个特例。 2.“侯”是西周诸侯中的一个重要等级，但很多文献上的伯爵国、子爵国其实在西周却是侯爵国。 “侯”在甲骨文中像箭射在靶子上，所以商周时期的“侯”是“善射者”之意，是为王朝担任御边任务的武官，这没有任何争议。在作册令方彝中，也指明周昭王时期的诸侯即指“侯甸男”三类。因此在此笔者唐封叶不再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认为是伯爵的北燕国，金文中均作“匽（郾）侯”，《春秋》中的滕子、薛伯，其实金文也都作“滕侯”、“薛侯”。因此“侯”是西周诸侯最主要的爵位。 3.“伯”不是爵位，它在西周应用很滥，内外服但凡有封地、封国的君长都可称“伯”。 “伯”字在甲骨文、金文中都像个人头（郭沫若说像大拇指），本是首领的意思。所以甲骨文中有“雇伯”、“卢伯”、“盂方伯”等。 进入周代，“伯”作为非分封、仅是臣服的外服国家国君的称呼一直存在，如过伯等，这跟商朝是一样的。另一方面，周王畿内的封君也有很多叫“伯”的，如世家大族中的宗子、嫡长支，一般也称伯，即“伯仲叔季”的意思。比如前面提到过，金文里虢氏有虢伯某、虢仲某、虢叔某、虢季某，还有井伯、井叔等，以及伯某父的叫法。至于某仲、某叔、某季，自然是表示某氏的其它分支，但往往它们也是独立的，也是一国之君。所以这样一来情况就复杂了，西周的王畿和外服到处都有叫“某伯”的君长，那些叫“某伯”称号的人，很多无法确切分清他称号中的“伯”是偏向国君之意，还是主要代表“伯仲叔季”。 要说“侯”与“伯”的关系，那就是“侯”一般也能称“伯”，因为从宗法角度讲，一国诸侯一般是家族族长，所以某诸侯在强调其宗法身份时也可以称“伯”；但是反过来，“伯”不一定能称“侯”，因为“侯”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军事守臣，一个贵族家族的族长，不一定有“侯”的官职称号，也有可能只是畿内封君或外服的服国。 最后说说东周时期著名的“郑伯”、“秦伯”。他们最初都是畿内封君，这个很多历史爱好者应该知道，所以他们叫“伯”是因为他们没有诸侯（侯甸男）的正式封号。 4.“子”不是爵位，是商人习俗及一种宗法称呼。《春秋》中的不少子爵国，金文里其实作“某伯”。 在甲骨文中，“子”的本意就是儿子，强调出身。在商代，商人贵族一般被称为“子某”或“某子”，如卜辞中有子画，文献中有微子、箕子等。 在西周，商朝那种“某子”的说法出现得较少（相比公、侯、伯而言）。笔者唐封叶以为西周的“子”应该有两种用法：一是蛮夷小国之意。这种用法应是沿袭商人用法。因为商人和东夷人关系亲密，有很多共同习俗，所以《左传正义》说杞侯用夷礼而贬称杞子。如周原甲骨文中有“今秋楚子来告”的字样，新近问世的《士山盘》中有“荆子”的叫法。二是贵族的庶子、小宗的宗长，与“伯”相对，都是宗法角度产生的称呼。如西周前中期有《沈子它簋》，铭文称沈国国君为“沈子”，是周公之后。一些史学家认为沈国是从周公之子的封国鲁国中分出来的，也有人认为是从周公之子的封国凡国中分出来的，总之沈国的始封君应是鲁国或凡国的一个庶子。 5.“男”是爵位，但数量稀少。 “男”最早出现在商代，字形上田下犁。甲骨文中却没有可以确认为爵位的“某男”说法，但甲骨文中有“任”，是专任某职之意，很多学者认为通“男”。
前面提到，《尚书》和金文里都说，西周时“侯”的等级实际包含“侯甸男”三级，“男”明列其中，所以“男”是西周诸侯爵称是无可置疑的。不过周代男爵国极为稀少，传世文献中，西周加东周只有许国和宿国等两三国国君称“男”；目前西周金文里所见的“男”也只有几个而已（国名是冷僻字打不出，就不具体说了）。总之在西周时期“男”可能和商代一样，是被周天子赋予某种专项任务的诸侯的称呼（唐兰认为是担任种地任务），属于比较低等的诸侯。 四、探索西周爵位的真实情况，解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说是怎么产生的。 从以上可知，周初的诸侯体系应是大体沿袭商朝，有侯、甸、男、采、卫等称呼。其中卫的职能和侯近似，都是军事职能；采应指采邑。一说采和卫都是指附庸。到了西周中前期也即周昭王时期，西周诸侯明确为侯、甸、男三等。西周后期诸侯等级不明，但据虞侯政壶可知连周文王二伯父之国都仅是侯，不大可能有其它诸侯是公爵。 西周时期，公，是尊称（王朝卿士尊称、王者之后尊称、境内臣子对君主尊称、谥号尊称）；伯，是王畿内外大部分有土之君的通称（从宗法讲各国君主大都是嫡长子）；子，是殷人和东夷文化圈君长的称呼，常用于蛮夷之君，又是贵族的庶子、小宗的宗长的意思。以上三者当时都不是什么爵称。 那为什么春秋战国以后会有“五等爵制”的说法呢？旅美学者李峰（著有《西周的灭亡》等）认为，这是平王东迁，导致原西王畿畿内国也大批迁往中原所导致。这时王纲失序，缺什么想什么，王朝卿士、畿内的众多伯和东方诸侯（指周天子分封的国家）及普通服国（原有的旧国仅臣服于周朝）混杂在一起，经常会盟走动，就要给排个顺序。王朝卿士尊称“公”，那“公”就排第一了；“侯”是周朝的支柱力量，一般军事强大，自然排第二；“伯”，无论是原来的畿内国还是外服没有“侯甸男”称号的普通服国，国力大都比“侯”小，就排第三；“子”，是贵族的称号，但宗法上比“伯”低，又常用来称蛮夷之君，就排“伯”后面；“男”，原本就是西周诸侯的末流，数量又稀少，当然排最后。至于原有的“田（甸）”，杨树达认为其职能是狩猎（这个意思后来又写作“畋”），东周时代狩猎已经不是各国的主要经济手段，所以西周中期以后就慢慢消失了。这样去掉“甸”排起来，就成了所谓的“公、侯、伯、子、男”。所以这样的“五等爵制”即便有，也是东周以后的事情了。 其实在传统文献和出土的金文、简帛书中，我们会发现有命某贵族为“侯”（注意包括甸和男）的记载（如《克罍》“令克侯于匽”、“清华简”《封许之命》“令命汝侯于鄦（许）”），但从没有发现周天子册命某贵族为公、为子的册命文书。史书上也有周天子命某人为伯的记载，但这里的伯都是指方伯，即霸主之意，而非所谓“伯爵”。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