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谢琳被封在卡车里，卡车被封在上海沪杭公路附近的一条街道上。 她在车里煮面条，就着咸菜吃了一顿。需要方便时，就把塑料袋套在折叠塑料盆里，等到能够离开再一起处理。她也不敢开空调，不知道病毒会不会通过空调传到驾驶室里。 在车里除了睡觉，什么事也不能做，听说过几天上海要开始静默，谢琳心里着急。 又想，被关了这么久的上海居民们，又该有多绝望？如果有机会离开上海，她就不想再回来了，“在上海，感觉心里拔凉拔凉的。” 谢琳今年52岁，安徽淮北人，驾驶卡车32年，独自驾驶卡车13年。她的卡车是一辆宽3米、全长约22米的重型低平板半挂车。 七天之前，她载着30吨由核桃、红枣、枸杞等干果组成的抗疫物资，从新疆抵达上海。 街道空空荡荡，不少卡车安静地停在路边，叫谢琳有点心慌。 自3月28日起，这座拥有2500万人口的中国最大城市，因疫情已封城月余。市民缺乏食物，因被拒诊而病逝的新闻屡见不鲜。 快要到达目的地时，导航突然失灵，领着谢琳在街上来回打转了两个小时。 谢琳联系负责对接的人，一个卸货仓库师傅给谢琳指了路，又告诉她：“我们街道被封了之后，导航就不再管用了。” 第二天谢琳接到一个从上海到合肥的运单。在仓库装货需要在卡车车门贴上封条，驾驶员不允许下车。外头下着大雨，谢琳见装货工人没有给货物盖上雨布，急得大喊。 可她在驾驶室嗓子都喊哑了，工人们还是没有听见。谢琳只好在驶离仓库后，自己冒雨把雨布盖上。 开到合肥，在入城卡口检查站给卡车做消杀，等待的时候，谢琳凭核酸单子领到一瓶水和一碗方便面。可以下车，又有方便面，她十分满足。 从合肥返回上海，谢琳路过江苏一个服务区，看到有个牌子写着可以做核酸检测，她跑过去，结果做核酸的人冲她喊：“赶快走赶快走，不能给你做核酸，你是从上海来的。” 即便有一些挫折，谢琳认为这几天十分顺利。 之后她又拉了一趟货到南京，没想到再次返回上海，却被封在了路上。 谢琳把手机上的通行证递给警察，上面显示还有几天有效期。警察不看她的手机，说他们的系统里没有看到这台车的通行证，所以她只能停在这里。 谢琳有两位朋友由于通行证到期，无处可去，无奈找了一个高速公路桥洞生活，烧火做饭，偶尔翻过栏杆偷摘一点老农的青菜。 警察不允许谢琳下车。谢琳问：车没有通行证不能离开，人为什么也不能下车呢？警察回答说她去过南京，不是14天都待在上海，所以不能下车。 她感到委屈，她是一个卡车司机，在城市间来回运输的也是政府物资：食物、方舱的小隔间、临时核酸检查站等等。 如果要14天都待在上海，那怎么运送物资呢？ 和封城月余、仍每日新增数千病例的上海相比，没有新增病例的南京为什么危险呢？ 谢琳就这样被封在路上。  谢琳从乌鲁木齐即将出发往上海。图：受访者提供 2来上海前，朋友劝谢琳，说上海没有吃没有喝，比她想象的要困难一百倍。 那时谢琳正运货从杭州开往新疆，连着接到好几个来自上海的电话，卡友、记者都劝她再认真考虑。 大部分在上海的司机领不到发放给当地居民的物资。封城期间商铺停业，找不到食物，有的司机就用渔网在河里捕鱼吃，喝消防栓里的水。 没有地方住，司机就把锅碗、被褥搬进卡车货箱，吃住在货箱里。还有的司机被在车门上贴了封条，封在驾驶室里禁止下车。 在此之前，谢琳就有去上海的打算。 她邀请几位80后司机朋友同行，但被拒绝，他们认为去了上海就很难离开，没有地方待见疫区出来的人。 如果在上海被隔离，没有吃没有喝，把司机关在车里，难受不说，也挣不到钱。 还劝谢琳，她50多岁，假如感染了连照顾的人都没有。 这一次无论如何她都要去了，因为市里的劳动模范奖章也颁给了她，她也写下了请战书。  谢琳写给工会的《请战书》。 谢琳准备了10公斤面粉，15公斤大米，3把面条，10只新疆馕饼，1公斤碎馕，1颗大白菜，几根黄瓜，蚕豆酱、黄豆酱、老干妈、豆腐乳各1瓶，还有萝卜干和榨菜。 这些食物足够她一个人吃两个月，肉就不吃。 她还准备了5大桶矿泉水，2大桶自来水，车上还有800公斤用来给轮胎降温的地下水，可以用来洗脸洗菜。 假如被封在驾驶室里不能下车使用厕所，谢琳也有准备。她有一只折叠的塑料盆，又买了一沓她称之为“方便袋”的塑料袋，如厕时就把“方便袋”套在折叠小盆上。 这次去了上海，谢琳打算等上海疫情彻底结束了再离开，否则到别的地方要集中隔离14天，交几百元一天的隔离费。 她计划开到一个没有人的开发区，找一条断头路自我隔离14天。 谢琳计划好了，从杭州运货到达乌鲁木齐之后，再载着30吨抗疫物资，花四天四夜，开4000公里去上海。  在杭州，谢琳的车门被贴了封条。图：受访者提供 3在乌鲁木齐装好30吨干果，已经是凌晨1点，外头下着雨，谢琳盖完雨布被淋得浑身湿透。 她立即出发，3点40分到小草湖服务区睡下。卡车进出新疆都需要经过严格安检，谢琳有次排队做核酸排到凌晨3点。 排队安检实在让她疲惫，导致不小心睡过头，早上7点多才醒来。虽然满打满算才睡了4小时，但对谢琳来说已经算是奢侈。 她一般在夜里12点休息，早上5点起床，其余时间就是跑车，按照规定每4小时停下来休息20分钟。也有一次赶着运榴莲到北京，连着40小时没有睡觉。 开车30来年，谢琳开过青藏高原几十公里的大坡，也开过东南亚车都倒不出来的小路。 她常和路上遇到的年轻司机吹嘘：“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的钢结构，就是琳姐拉去的。琳姐是谁？琳姐是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间无我这般人。” 谢琳常年跑西北线，动辄是200公里无人区，什么都经历过，什么都有准备。  4月21日，从杭州到新疆的路上，谢琳在服务区吃午饭。因服务区太小而谢琳的车太大，停在里头就堵着路，因此保安让她吃完走。她原本想做蛋花汤但没做成，只能用洋葱、辣椒、黄瓜拌了一下，配着馕饼吃。图：受访者提供 4前一天刮大风，谢琳12点钟就歇下了。第二天她计划4点钟起床，结果睡到了5点。 开到甘肃，拨电话给认识的饭店老板，想托他买一些面条送到高速路口。没料到沿途服务区都不允许开店，老板已关店回老家了。 谢琳只好改变计划，让老家的亲戚买上食物，在她经过时送到高速路口给她。再带上两只轮胎和一箱瓦斯气罐。 轮胎和瓦斯气罐是给上海的司机朋友带的，朋友的卡车有两只轮胎都不太好了，但整个上海没有修车行营业，只能托谢琳带进来。再带几条香烟，两条分给朋友，两条备在车上，分给卸货仓库的工人师傅。 现在一包10块钱的烟在上海已经涨到30块，还没有地方可买。 她一个人开车，总要和装卸货师傅打好关系。 谢琳不是一开始就一个人开车的。以前和二弟跑同一辆车，后来二弟腿上有病痛，跑长途受不了，另请一位驾驶员需要管饭，每月支付一万元薪资，“你总共就挣这点钱，都给他了。” 于是谢琳一个人一台车，一开就是13年。 下雪天她一个人挂防滑链。要下车把链子挂上车轮，然后上车往前开一点，再下车挂上另一段链子，再开一点。两个人一下子就能做完的事，谢琳在雪地里折腾了半个小时。 另外一次在新疆运哈密瓜，车轮陷到了沙子里，谢琳蹲在太阳底下挖车轮，一个人挖了一整天，挖到太阳下山，再挖到半夜，挖出的沙子堆成一个小坡。 谢琳总是一个人。她是1996年结的婚，别人问她丈夫从事什么职业，怎么不和她一起开卡车？ 她回答：“生物研究所所长，一份很好的工作。” 谢琳的丈夫是给煤矿打井的，工作轻松，每周只上班一天，月薪1500元。但他可以在地里蹲上三个小时，就为抓一只蛐蛐儿。谢琳说他是蛐蛐儿专家，听叫声就知道它战力如何。 高峰时她家里养了100只蛐蛐儿，统统是什么白虎、黑将军。丈夫花费几个月悉心喂养培训它们，到时节了就带去斗蛐蛐儿，赌钱。赌输了还不起，债主就找谢琳要账。 谢琳的公公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婆婆喜欢打麻将，打麻将还输钱。谢琳一个人养家，她女儿把所有家庭开支列成单子，作业本8元，洗衣粉10元，等谢琳跑完车回家报销。 1998年谢琳怀孕，生育前两个月她还拉了一车煤到南京，交警都不忍心开她的罚单。 产后两个月她就开始跑短途运输，中午奶涨得受不住了就挤出来放着，晚上回家喂给小孩。结果小孩吃了拉肚子。 2000年谢琳想要离婚。她丈夫经常和人打架，一次甚至拿刀子把别人的腿捅一个窟窿，谢琳总是八千、一万地替他赔钱。 但那次丈夫跪在菩萨像前面忏悔，公婆也劝她多为小孩着想，就没能离成。一拖就拖到2014年，谢琳发现丈夫出轨，她觉得再不离婚自己会疯掉。 丈夫和谢琳打官司，说卡车是夫妻共同财产，要她给10万元。法官问他你家卡车车牌号码多少？丈夫答不上来。谢琳胜诉。 离婚后谢琳什么都没拿，和女儿搬到市里租房子住。 她劝女儿多去探望前夫，去的时候拿上谢琳从新疆带回红枣、茶叶，“那毕竟还是孩子的父亲。” 后来谢琳喜欢上捡石头，到大山、戈壁，总要挑选一颗美丽石头。有一次她一个人开车到山脚下，等了两天，等到天气预报里的暴雨，再等到暴雨停，去捡从山里被雨水冲出来的新石头。“我没有挑到一个如愿的伴侣，但上帝给了我别的恩赐。”谢琳宽慰自己。  2021年12月，在新疆乌鲁木齐被隔离7天，零下22度下，谢琳和防疫人员打了报告，穿着防护服下车上厕所。图：受访者提供 5这一趟从乌鲁木齐拉抗疫物资到上海，4000公里，运费一共22400元，减去13000元汽油、400元手续费，和一些杂费，净赚也就8000元。 按照规定路线，谢琳要在甘肃乌鞘岭翻过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大山。她开到大山里一个服务区时，是夜里12点钟，谢琳赶时间——她总是赶时间，打算再开54公里，到下一个服务区休息。 她在离开服务区十几公里的地方，看到一辆卡车打着双闪停在路边。 深夜大山里的高速公路寂静又空旷，谢琳决定停车帮忙。一位年轻的男性司机朝她跑过来，吃惊道：“你一个人开这么大的车？” 他问谢琳有没有车用尿素，谢琳按原价给了他一桶。 那位司机非常感谢，这种情况大多司机都不会停车，他本来已经做好准备在路边熬一整夜。 谢琳觉得自己的性格像父亲，父亲年轻时当兵，月薪五元但愿意借给朋友三十元。谢琳没什么钱，如果朋友找她借五千元而她只有三千，她会把所有钱都给那位朋友，再找别人借钱凑上另外两千。 她17岁开始工作，做过电焊工、过磅员、仓库保管员，后来实在喜欢开车，就决定做卡车司机。当时卡车司机很挣钱，她25岁时就自己买了5台卡车来运送煤炭，一度非常风光，但后来被合作的几个工厂拖欠款项，一共欠了70万元。 谢琳说，那时候的70万能买到10间现在售价100多万的门面房。她挺着孕肚去当地水泥厂讨债，和她打交道的工厂负责人由于贪污被免职，新上任的老总叫保安来撵她，“谁欠你的你找谁要去，我不欠你的钱。” 她已经算不清自己被拖欠了多少运费。 去年她从新疆阿克苏运了一车哈密瓜到浙江嘉兴，快5000公里路程，光汽油钱就一万多元。到了地方，货主说瓜不够脆拒付运费。报了警，警察说这是经济纠纷，他们只管打架斗殴。22000元的运费谢琳一分也没有拿到。 干了30多年卡车司机，谢琳身上没有存款，只有债务。 以前，她要还做生意时欠下的帐，还丈夫的赌债，养家糊口。 2014年还完所有的钱，也离了婚。她和女儿搬到市里租房住，女儿说还是要有自己的房子才好，谢琳就贷款买了房。后来手头稍微松动，她又买了一台冷藏车，借出去和人合伙做生意，结果冷藏车运葡萄到兰州时出了事故，合伙人当场身亡。 谢琳作为车主需要赔偿76万元，冷藏车也被法院扣下。她和保险公司打官司，如果败诉，就要自己支付赔偿。谢琳每次路过兰州都睡不着，夜里开车到事发地点去蹲着，想房贷，想76万元。和保险公司打官司怎么打得赢呢？谢琳不抱希望。 后来谢琳就学着不去想它，“还能怎么样？你还要活着，必须还要面对生活。”  2021年12月，谢琳的车在下大雪的乌鲁木齐中被隔离。图：受访者提供 6在乌鞘岭大山里睡了一夜，天亮又开始下雨，一下就是两天。雨天路上多交通事故，堵车就也多，一路上谢琳被堵得又困又累，实在不想开了，但又不得不开。 从乌鲁木齐到上海，谢琳每天开将近1000公里，路上不是风沙就是雨水。 一是堵车难受，二是每逢雨天，谢琳腰里装着两块钢板的地方就酸酸地疼。 2008年谢琳从车上摔下来，两节腰椎粉碎性骨折，现在腰里还装着两块钢板。另一次她把左手手腕也摔得粉碎性骨折，又装进两颗钢钉。 谢琳在老家有残疾人证，虽然没有领过任何补助。 用热水袋敷着腰能好受很多，但疫情期间要自觉防疫，她尽量不进服务区，就打不到热水。她车上有一个能烧热水的饮水机，可装的是饮用水，谢琳舍不得。 谢琳很能忍耐，或许因为从小母亲不许她哭。她摔断腰住院那会儿，同病房的病人都断了胳膊断了腿，只有她一个人断了腰，但整个病房就她最安静。谢琳隔壁床的男人被砍伤了腿，整天痛得大叫，谢琳威胁他，再叫就把他丢下楼，“我摔断腰难道不比你断腿疼吗？你一个男人叫什么叫。” 一次她从杭州到乌鲁木齐，走到一半杭州发生了疫情。到了新疆，她作为从高风险地区过来的人员，被隔离在车里7天。那是12月，乌鲁木齐下大雪，零下22摄氏度，驾驶室里的暖气不能总开，否则会打不着电瓶。谢琳只在最冷的凌晨3点到5点开暖气，其余时间就裹三床被子熬着。 但谢琳总说新疆好，在新疆隔离，每天发三顿饭吃。和看守的防疫人员打过报告，也让下车去厕所。 谢琳对生活的要求不那么高。但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她也期待过好的婚姻，希望生活富足，希望能陪伴女儿成长。只是对于现在的生活，她已经习惯了。 谢琳常说“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开车习惯了，熬夜习惯了，被偷油被骗习惯了，被拖欠运费习惯了，欠债习惯了，高速路口不让下习惯了，被封在车里习惯了。 所以这次到了上海，也总会习惯的。 改变不了环境，就只能改变自己。 谢琳说自己像西藏的一种野花。沙漠里没有水分，那野花即使连叶子都长不出来，即使马上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也开出一朵花来。 “一个礼拜不开车，我就感觉少点东西。习惯了。一个人开车累是累，但是都没有开够。” 谢琳说自己会一直开车，开到她身体受不了，再也开不动，就离开公路，做一个卡车司机教练，继续在卡车上待着。 即将到达上海时，朋友问谢琳在上海的打算。 谢琳说：“吃就吃馕，住就住在德龙大酒店。” 谢琳的卡车由陕汽德龙公司制造，她叫它德龙大酒店。 距离上海还有100公里左右，谢琳看到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防疫人员，拿一把椅子坐在高速路边上。 他们只是守在路边，其他什么也不做。这样的防疫人员每隔500米就有一个，双向车道都有，一直列到了进上海的高速路口。可能是为了防止有人从上海偷跑出来？ 谢琳不知道。 谢琳朝上海开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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