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严歌苓：赌性是心魔，太多人活在“颠倒梦想”中 《金陵十三钗》《归来》《芳华》......严歌苓俨然是大导演们最喜欢的小说家之一，因为她高产，小说画面感强，戏剧性丰富，适合改编成影视剧。 让严歌苓保持高产的一个原因是她的好奇心，喜欢倾听的她总是在别人无意间聊起的话语中激发出自己的兴趣，从而产生创作的欲望。就像这部将于6月14日上映的电影《妈阁是座城》。 《妈阁是座城》是第五代女导演李少红暌违十三年的电影回归之作，白百何饰演的梅晓鸥是一个向赌徒客户放债讨债的“叠码仔”，动辄千万的赌桌上，满是人性和欲望的交锋。 梅晓鸥的自白是：“所有经历过的人，都被我放进心里，称为客户。”然而原本“单纯”的金钱交易，一旦融入感情，就危机四伏。与她纠葛半生的三个赌徒，也织就了她动荡坎坷的前半生。 前夫卢晋桐（耿乐饰）并非她的客户，却沉迷赌博，最终人财两失，迫使她步入赌场谋生；艺术家史奇澜（黄觉 饰）为了了解她进入赌场，她却希望史奇澜“永远不会成为我的客户”；而段凯文（吴刚 饰）这个本该只是客户的人，却利用她的情谊让她几乎倾家荡产。梅晓鸥痛恨赌博，却无意间在这场交易中做了最大的豪赌——赌感情。甚至不惜抛却千万身家，妄图能拉回在贪欲中迷失的男人。 严歌苓创作这个故事的初衷是审视人的赌性：“人对发横财的欲望，就是即便死掉99个，有1个能成功的，也希望自己能成为这1个。” 我们的遗传密码里有一种赚快钱的梦想 严歌苓的小说《妈阁是座城》出版于2014年，酝酿时间则有两三年，故事的起因是严歌苓听了朋友讲述有人去赌场的故事，“因为我的一些好朋友里有很多是身家过亿的所谓成功人士，他们讲到赌徒朋友的故事，太精彩了，我就决定写下来。” 为此，严歌苓前前后后去了四次赌场。从2013年的四五月份，写到七八月份，写完后又去了一次赌城，重新里里外外地把它审视了一遍，又把小说交给了一些“内行人”，帮她看有没有技术上的毛病。 严歌苓说自己人生第一次进赌场，是1988年在美国拉斯维加斯，“亲戚们把赌城一游作为一道美国文化盛餐来款待我。我们乘坐的大巴上赫赫然印着“发财团”大字，车上座无虚席，大部分赌客是来自台湾又在美国定居的中国人，一小部分是到美国走亲戚的大陆中国同胞。” 严歌苓在赌场里逛了三天，留意到一个现象：赌场里的中国人从比例上要比美国人多，社会层次要比美国人高。美国赌客中很大一部分从气质上看都是离犯罪不太远的人，明显地带有一种自我憎恶但更憎恶社会的眼神。而中国赌客基本上个个是良民。 随着深入研究“赌性”，严歌苓甚至开始怀疑起“赌性是否是我们的先天弱点”，她在《妈阁城的谜语》中写道： “我原先以为，人之所以成为赌徒是因为穷；穷红了眼什么都不怕，什么都敢赌，因为没什么可输的。但我现在听到的故事中的人都是阔人，都是掌握了大致的致富规律、经历了一定的致富必然的人。这样的人竟会舍弃'必然’，随'偶然’去摆布，放弃规律和科学的可重复性，听信无序和所谓的天命，实在是令人失望。 这些故事再一次引起我的怀疑：赌性是否是我们民族的先天弱点。我们是不是被动惯了，被世世代代的统治者摆弄惯了，不做主惯了，理性和规律总是让王者权贵颠覆，那就不如把自己交给未知和侥幸，以被动制被动，反而有了点主动——这种宿命观是不是积淀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潜意识里？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对财富的渴望是那么热切、危急、致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连年战乱饥荒，天灾人祸。 因为我们最缺致富的机会和时间，所以在致富时就难免带有紧迫感、危机感，也难免短视，急功近利。因而，富要暴富，财要横财，最快的致富途径，也就是最安全的，在一切没来得及改变之前，捞一把是一把，捞了还来得及跑，来得及躲。” 所以，这让严歌苓产生一种想法，就是我们是不是在遗传密码里就有一种赚快钱、暴敛横财、一夜暴富的梦想？由于人们内心深处对于资源，永远存在的那种恐慌和没有安全感，导致“不发横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这种特殊的文化，深深烙印在我们，特别是男人的心里，因为他们必须担当每个家庭中“猎手”的责任，那种恐慌他们甚至自己都意识不到，但是，当他们这种很隐秘的梦想在“赌”上面显现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们的那种焦灼。 严歌苓认为，这些年，我们提倡“赢家”“赢者”太多了。以前她常听人提起“上市”，一讲就多少个亿。“我心说怎么可能，你想什么呢？这两年好点了，前两年，每个人讲起来都是'做一个什么电影，哪一个演员需要多少个亿’，然后上市，他准备要弄多少个亿。我就觉得这种都是《心经》里说的'颠倒梦想’。大家这种心魔呀，每个你遇到的人都有这种颠倒梦想的话，你说这种心理环境有多差？人都魂飞魄散、没有定力，他的定力完全不够他去实现任何一个具体的事情。每天都忙得两眼发直，神不守舍的，那怎么可能？” 女人是赌徒的对立面 《妈阁是座城》的故事从梅晓鸥这样一个女叠码仔的视角展开，更具传奇色彩：“女人干这行就更加有风险、更加有色彩。”也正是这种不断重演的赌徒悲剧，和独特的女性视角，吸引了李少红导演。李少红表示：“每个人身上都有赌性，只不过男人和女人赌的东西不一样。 严歌苓说其实女人做叠码仔挺少的，因为做叠码仔也要有赌性。“你敢借给他钱吗？这个人你看准了没有，他要是不还你怎么办？各种手段，甚至动用黑社会帮赌场去追回来这个钱。这是个非常惊心动魄的行当。” 第一次去赌场，严歌苓赢了一万四千块钱，但第二次就全部输掉了，但是输也好赢也好，严歌苓都毫无留恋之意，所以，严歌苓认为女人是赌徒的对立面，“从生物性来讲，我们女人是保护家园的，这跟赌性是完全对立的，女人要求的安全性，不是要一夜暴富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主人公梅晓鸥也是比较可信的。她一面非常仇恨赌博，另一方面她又是通往赌博的桥梁，其实她是一个带反面色彩的人物，或者说她是一个特别多面的，有很多暧昧晦暗色彩的女人。” 我是一个能力比欲望要高的人，所以，我活得特别洒脱 严歌苓经常回国，隔一两个月就回来一趟，她关注中国社会，而这里发生的一切也为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严歌苓说自己喜欢做聆听者和观察者。 严歌苓在写作的过程中她在求答案，但写完以后却不一定有答案，“人的欲望总是比他（她）的能力要大，就大那么一点儿，可他（她）就偏想去够那么一点儿，结果就造成了全盘的崩溃。所以，我老跟自己说，我是一个能力比欲望要高的人，所以，我活得特别洒脱。” 严歌苓说自己的主义就是“不指望主义”。不指望回报，不指望任何东西。所有的事情，做了就做了，现在这一步做好，不指望下一步。就像，写了就写了，不指望它出版能够有多大，有多高的印数。 而这种居住在国外，与国内保持的距离感的写作，在严歌苓看来是她的优势，不会去主动寻找评价，去听取观众或者读者的评价，“我觉得各种杂音会影响我的独立思考，因为我知道我非常相信自己的审美，对于文字的审美和故事的审美。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事情，如果我听了太多，就会患得患失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