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基层二十年来的小结 从1957年到1977年，在基层单位的20多年中，我参与了港口建设的施工、设计和科研等大大小小工程百余项。创造、发明、工艺改革、用旧利废、新施工方法、更新改造、机械制造等技术成果共计31项，其中属新工艺、新发明、新创造的6项。最后两项工作是在1977年和1978年完成的对全国同行业预制厂的发展和国外相关状况进行了调查研究，编写成两份总结与调查报告，呈交到交通部。 荣获的奖章、奖状和荣誉证书共计18枚。直辖市级、部委级共10枚，工程局和单位级8枚。其中, 生产模范14枚，科技发明2枚，抗震救灾2枚。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评奖外，几乎年年获奖，最高荣誉是1958年天津市劳动模范。我努力工作，甚至在逆境中也能创造佳绩，受到表扬，但也经常成为政治批判对象。20年中被迫使写出几十万字的“认罪书”：仅1981年天津一航局一处落实政策，通过交通部退回给我的交代材料就有18份186页。 从1958年到1978年，我每年都获得奖励和荣誉。而可笑的是，我一边在创造着各种成绩，获得各种荣誉，另一边我又不断地被打倒，不断地遭受批斗。 当年，我在印尼的同班同学一共23人，解放初期18人冲破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怀抱。经历“文化大革命”动乱后，再次出国的多达12人，占到了回国人数的70%。同学离开前曾来信劝我出去，并说：“过去我们满腔热情回到祖国，现在含着眼泪离开祖国……” 我理解这些同学再次离去时的心情，然而我决心留下，因为我觉得华夏大地才是我的根。虽然在那个年代，公理与正义无处伸张，但是我依然对祖国充满了信心。我继续努力工作，不断受表扬又不断挨批斗，起起落落。面对成绩我很欣慰，面对批斗我又很困惑，我多么盼望这一切尽快结束。 从1955年参加工作到1963年，我八年没有涨过工资。1963年实行工资改革，我在工作上做出了很多成绩，获得很多荣誉。我和妻子都觉得自己的工资肯定有机会能涨，妻子还因此把她自己的机会让给了别人，还受到了支部班吉庆书记的表扬。那时涨工资是三榜公布，以最后一榜为准。第一榜、第二榜我都榜上有名，工人、小组都提名推荐我，可到了第三榜真正定案时，却莫名其妙地没有我了。 我当时心里很郁闷、气愤，涨工资是对我工作成绩的认可，不知出了什么政治问题，想不通，拼命干和懒汉工资一个样，很不公平，何处讲理？可是又能怎么样呢，只有无奈和忍受。1966年初，由于我工作成绩突出，一航局党委批准我为第一批工程师，然而即将宣布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一航局党委一个电话撤销 了任命我工程师的决定。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全国欢腾，敲锣打鼓，奔走相告。我和妻子饱尝了人间之苦，更是高兴万分。我们迎来了新的曙光，祖国的天空晴朗了，我们的前途有希望了。我们满怀信心大步踏向新的生活。回想起这十来年来遭遇的种种不公，是妻子给了我温暖和慰藉，尤其是这10年，妻子对我这个“反革命” 仍是那样忠贞不移、不离不弃，让我心潮难平，感慨万千。 我想起了早在印尼就会唱的一首爱尔兰经典名歌：《You Raise Meup》(你鼓舞了我)。带着对妻子的深深感激之情，我不由得唱了起来： 当我失落的时候，噢，我的灵魂，感到多么的疲倦； 当有困难时，我的心背负着重担， 你鼓舞了我，所以我能站在群山顶端；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走过狂风暴雨的海； 当我靠在你的肩上时，我是坚强的； 你鼓舞了我，让我能超越自己。  1980年，50岁时站在天安门前回忆过去展望未来。 第八章 留学荷兰 调入交通部 ( 1978年8月) 1.改革开放的春风让我有机会赴荷兰进修 落实政策以后，虽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但是“文化大革命”遗毒仍在，让以前整我的人反过来认为我是积极分子，给我绝对的信任，是不可能的。 那时，我还是没有什么工作，我还是不能被信任、不能甩开膀子大干，这是最让人无法忍受的。 2.一封申诉信改变了我的命运 1978 年，我给部里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汇报了所做的工作成绩和受压情况。大学毕业至今，是我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可是没过几年，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压力越大，越要付出更大的力气，前二十年，还搞了些创造发明和技术革新。今后还要努力，“摔打自己的筋骨”，报效国家，尽量作出更多的贡献。 写这份汇报的目的原来就是想离开现单位， 更换工作环境，到其他单位工作。不到一个月时间，交通部工作组到天津新港调查落实政策的状况，我们把这些年受压制、受迫害、不受信任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浪费的青春年华情况作了汇报。 工作组听了我们的控诉后，让我们提出自己的要求。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不到三个月，收到通知，我们两人一起被调入交通部上任，并携带老岳母和上高中的小儿子来京，随即北京市户口也解决了。这件事轰动了单位内部，他们说，该入 狱二十年的“反革命”分子，竟上调中央，许多人不服气，说我好福气。 我说，我不信佛，我信马克思主义，我相信苏轼的一句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我并非有过人之才，但有坚韧不拔之志。 感谢第三位贵人——子刚副部长 我们能够调到交通部基建局工作，还多亏了我人生中第三个贵人——子刚副部长。当时他担任了交通部基建局的局长，后来升为交通部副部长。还有交通部落实政策工作组李悟州同志，正是他们了解我们的遭遇，看到了我所做出的成绩，才决定将我们调入交通部，让我们脱离了在新港的苦海。 子刚副部长不仅在工作中成绩卓著，更令人敬佩的是，他作为交通部副部长，始终以身作则、两袖清风、严于侓己、一身正气。以他的级别是配有专车的，可是后来他竞辞退专车。他住的房子比我们的还小，而且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职权为子女谋得任何房产和条件优越的工作，他的儿子和女儿一直跟他住在一起，只 是普通的干部和工人。他身上所体现的正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操。我感谢他的知遇之恩，更加敬佩他高风亮节的人格品质，他是每一位领导干部和共产党员的楷模。 考取赴荷兰留学机会 1978 年，我在申请调动工作的同时，参加了交通部与教育部为培养人才出国进修所举行的联合考试。那时，我的外语闲置了 30 年，攻克英语是我的最关键任务。 在一本书中拿破仑曾写到：“想得好是聪明，计划得好更聪明，做得好是最聪明”。这也是我一贯做事的规矩。每天早晨6点钟，我就准时跳窗到养鸡的后院，葡萄架底下，拿本英文小说，大声朗诵，每天至少超过一小时。这是雷打不动的第一步。有时间把自己脑子变成英国人的脑子，用英文想问题，这是第二步。无事时，用一张废纸写下脑海里的英文短句。将听到的、看到的中文词句翻译成 为英语，写下来，这是第三步。晚上刷牙洗脸睡觉前听英语广播不少于半小时，这是第四步。晚饭后速读英文书，规定时间翻页，不认的字，不要查字典，重读那本书五遍后，就可以搞懂内容了，这是第五步。 自己创造，用外语学习“五步法”，我花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将英语复习了，掌握了说、读、听、写全套的基本功能。参加考试的时候，我用英语答卷、写作文，底下翻成荷兰语，结果非常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考上了荷兰德尔夫特大学。 好事多磨。我虽然获得了留学荷兰的资格，但一处党委却多番阻拦，不同意我出国留学。在基层申辩无果后，我去天津找到周伦局长申诉，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局长欣然同意。 在荷兰的学习生活 ( 1979— 1981年) 在荷兰德尔夫特大学的两年时间中，我的主要成果是选修了十四门大学硕士、副博士的课程，此外，我还访问了一些企业、政府部门、建筑工地和已建好的大型水利工程等五十多处，同领导层进行交流，讨论企业管理和专题技术等问 题，还参加了3次国际会议，这些活动都让我受益匪浅。其间，我记笔记收集各 种建港资料近1000页，并写出了9篇论文，其中2篇，一篇英语、一篇荷兰语，都存入了德尔夫特大学的资料室。 在荷兰留学的这两年，我收获甚多，虽然时间短暂，却学到了很多知识，心情畅快、自由。没有人找你麻烦，人与人之间关系友好、气氛和谐。很多事情需要找人帮助，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所以我可以很自由地去采访、访问、座谈、写文章。这两年间我安排得非常紧凑，能高效率地完成那么多篇论文，自然是得益于荷兰良好的环境和舒畅的心情。 我在荷兰德尔夫特工科大学，交通和水工建筑物专业进修两年，第一年选修了毕业班课程共计 11 门，其中有科学技术和组织、经济、政治方面的课程，在技术课程中定为必修和选修的大部分课程为经济管理、施工组织、环境保护、政治法律和社会生活等。社会发展、科技发达要求建设人才不但要有本专业知识，而且还需要有丰富、全面的各种知识。技术是建立在以经济为基础的，因而财务方面的管理知识更为重要。 我参加了毕业班学生的实习活动，发现每个人的知识面很丰富，而是能够自如地将所学的理论课程在实际中应用。每人都有一定的工作能力。 第二年，我除了参加企业管理学习班外，还参加了三次国际会议，一次博士论文港口规划学习班，参观访问了企业单位 43 次，对他们的生产活动和企业管理做了一般的了解。 在荷兰完成学业是此行的直接目的和任务，除此之外我还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在此仅仅记录较为重要的三项工作。 1.协助购置房屋为留学生建立集体宿舍 德尔夫特大学外国留学生管理专员给我们五个中国留学生租了一套四居室，月租费大约两千荷兰盾左右。 和我们一起来的还有 20 名中学生。他们分别寄宿在荷兰人家庭，月宿费每人五六百盾。午饭、晚饭每人每月伙食费150盾，共计每人每月六七百荷兰盾，开销太大。我注意到，我们四居室前一片大草地，马路对面是一套荒废的几层楼，无人居住。我找到房东，他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不管怎样，通过交谈我把情况摸清了。原来是一栋荒废多年的公众俱乐部，想廉价出让。具体价格记不起来了，很便宜，我算了一下，用我们维持20名中学生的经费，五年后就能把房子的成本收回来，这批中学生，大学毕业后房价即可还清。这样好事何乐而不为？我把这件事与大使馆人员汇报，他们特别高兴并且同意。  留荷中国学生在新购置的集体宿舍前合影。  新购置的三层公众俱乐部大楼。 随后使馆又买了两栋房子给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居住。这三栋房子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经费，通过处理这件事，使馆工作人员才知道可以在荷兰买房，而且使馆也可以拥有房产权。使馆工作人员十分感谢我所做出的这创举。 2.联系荷兰与国内的商业活动 留学期间，我一位要好的荷兰朋友是企业管理的一名教授。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喝着咖啡互相探讨，中国有丰富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来荷兰工作的可能性有多大，他听了很感兴趣，说到不仅仅来荷兰，还可以到其他国家去，到有荷兰企业的国家协助他们去做工。那时荷兰在非洲、中东等一些国家和地区拥有不少建设项目。 他即刻写了一份报告《关于从中国引进技术、管理人员和劳动力在荷兰企业工作》，呈交给荷兰教育部。 我同时也写了一份《关于荷兰进口中国劳动力寻求最佳方式的工作情况汇报》，呈交给驻荷兰大使馆，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后来荷兰公司里中国的劳动力越来越多，我觉得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我们的两份报告启动了中荷两国的商业和企业交流。 3.提醒大使馆——荷兰拟向“台湾军”售潜水艇 第三件事是关于荷兰向台湾地区出售潜水艇一事。我在荷兰报纸上发现一条很简要的新闻“台湾委托荷兰某公司订制两艘潜水艇”，这引起我极大的注意。当时荷兰首相要到中国访问，出发前邀请中国留学生相聚首相府，一起喝茶、喝咖啡、拍照。荷兰首相对我们特别热情，没想到背后却同意向台湾地区出售潜水 艇，我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件，所以一定要尽快报告给大使馆，提醒他们注意。当时大使馆正在为荷兰首相访华忙碌，根本没人在意我的警告。我把报纸拿给他们，没有人能看懂，我很着急。使馆里没有一个懂荷兰话的人。他们说已经送了四个人到莱顿大学培养，学荷兰文。  荷兰首相出访中国之前邀请在荷的所有中国留学生来访首相办公室。  中国留学生相聚首相府。中间一位是我。 1981年我回国后，中国因为此事与荷兰关系恶化，两国关系降为代办处，两国大使级关系断绝数年之久。 在荷兰留学两年期间，我享受到了三大优待，我还是很感谢荷兰曾给予我的种种厚爱与帮助。 1.报销手术费用 我告诉荷兰教育部的一位局长，我要病退回国，因我的前列腺肥大需要动手术。他很为我惋惜，在了解了我的病情后，第二天他给我一封证明信，让我去保险公司入保，自己每个月付50盾保险费，就可以找个医院做前列腺手术，然后拿医院的收据去保险公司退钱。 2.回国奔丧飞机票全报销 父亲于1980年去世，我又找到荷兰教育部那位局长朋友。给他看电报，告诉他父亲的噩耗。他劝我节哀，稳定我的情绪。他同意我回国，并给保险公司写了证明书，建议报销往返机票。后来我将这一情况介绍给使馆人员，其他留学人员也可参照这一办法申请保险。 3.高薪挽留，我婉言谢绝 快要回国的两三个月前，我受到一位金融界教授的邀请参加家宴。席间，他劝我留在荷兰工作，并为我精心安排。原来他早对我有所了解，知道我是筑港工程师，懂得中、荷、英文、马来等几国文字，又了解中国大陆工程建设技术水平和情况，而且两年时间，努力学习，对荷兰的工程建设情况也有所掌握。他为我开出的条件是一级教授职称和待遇。 当时，一级教授(外国籍)免个人所得税每月 4 万~5 万荷兰盾，而我每月工资82元，此外，他还答应让我全家搬来荷兰团圆。面对这么大的诱惑，说不动心确实是假的，这一切都让我认识到留在荷兰能过上极为优越的生活。另外，也说明西方人非常注重招募人才，肯花大钱去聘用人才。 我当时的想法是，如留下那就是不忠于祖国。虽然历史原因，我被下放基层工作二十多年，又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苦难，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国家重用我们，把我们调到中央机关来工作，这就是给予我最大的信任。我爱我们的国家，我不能离开她。在最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舍弃祖国，现在正是祖国最需要我的时候，我更不可能一走了之。这件事情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经过考虑，我决定届时返回中国。（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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