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清时期朝鲜的“书籍辨诬”是中朝宗藩关系的特有产物，论文从宗系辨诬、即位辨诬、交倭辨诬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它们彼此交融，共同指向是有助于确立王权正统的宗藩秩序，书籍辨诬在实质上构成了“书籍外交”。朝鲜四百余年对书籍辨诬投入巨大心血和精力，主要是出于对王权正统与宗藩关系的考虑，也源于朝鲜君臣在政治利益上的一拍即合，这进一步反映了朝鲜王权的脆弱性。面对朝鲜的书籍辨诬，明清王朝掌控着话语权和主导权，将之作为有效的政治杠杆为自身的皇权正统和两国宗藩关系服务。“书籍外交”是朝鲜在其“小中华”意识驱使下抢救本国政治话语和维护王权正统的必然体现,也成为“小中华”意识发展和转变的契机。所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宗藩关系对任何一方来说都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
有明以降，朝鲜王朝基于国内外形势之需，认同明朝乃权力和文化上的“父母之邦”，满清入关后，朝鲜权衡利弊,仍采取现实主义的对清策略，继续接受清朝册封，朝贡不绝，所以一部朝鲜对华外交史可用“事大”二字概括,而明清王朝亦将朝鲜视为最重要的藩属国，恩威并举“字小”待之。在如此唇齿相依的血肉联系中，朝鲜与明清的宗藩关系就远比越南、琉球、暹罗等藩属国要深刻、紧密、复杂得多，譬如朝鲜对华长达四百多年的“书籍辨诬”活动便是一明证。
所谓“辨诬”（也作“辩诬”，古籍多使用前者），顾名思义,就是对所受冤屈和无理指责进行辨明、辨正、解释和澄清，明清时期朝鲜的辨诬多是朝鲜针对中国的指责及误解而派出辨诬使或陈奏使赴京解释和辨白，这些指责和误解包括流人、犯越、贡品、倭情、女真、废立、书籍记载等。而“书籍辨诬”则是朝鲜针对书籍记载而展开的对华辨诬活动，多数是由中国书籍的相关记载而引起的主动辨诬，少数是因为中国借朝鲜书籍如《海东诸国纪》的敏感性记载而指责朝鲜所引起的被动辨诬。如孙卫国所说，朝鲜对误载之史实皆斥之为“诬’，“诬”与“误”虽有一字之差，却大不相同“诬”强调的是撰者的主观意图，好像明知史实却故意写错，而“误”并无主观意图，仅是错误、谬误、舛误。但事实上，朝鲜所进行的“书籍辨诬”，相当一部分记载并非“诬”，乃是客观的事实，但对朝鲜来说,真实性并不重要，这些敏感记载是有害王权和名分的政治“诬告”，必须将之“澄清”。朝鲜王朝多称之为“史册辨诬”，这是因为引起辨诬的书籍中多以史书为主，然而，除史书之外，尚有大量文集及其他类型的书也成为朝鲜辨诬的导火索，如《经世实用编》、《学海危言》、《灼艾集》、《孤树裒谈》、《林居漫录》等。所以“史册辨诬”一词虽指出了此类辨诬的重点，但相比之下“书籍辨诬”更为确切和全面，当然，本文对“书籍辨诬”的研究仍以史书为重点。书籍辨诬是明清时期中朝宗藩体制框架下特有的政治、文化风景,此处的“特有”是指，纵向上书籍辨诬只存在于明清时期，横向上书籍辨诬只存在于明清王朝和朝鲜王朝之间，其背后凸显的是朝鲜自身政治的独特性和中朝宗藩关系的复杂性。
以往学界对书籍辨诬的研究拓展了中朝关系史的研究空间，但多数限于书籍辨诬的个案研究，如对宗系辨诬和“仁祖反正”辨诬给予浓墨重彩,而对如《海东诸国纪》、光海君时期的11种明朝书籍等书引起的辨诬却少有涉及，难以反映明清时期朝鲜书籍辨诬的全貌和其中一以贯之的历史脉络。并且多数研究更多关注文化根源而较少揭示政治动力，也少有将书籍辨诬纳入到朝鲜“小中华”意识的视野中进行研究。实际上朝鲜的书籍辨诬与“小中华”意识存在着紧密关系。笔者不揣浅陋,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尝试提出“书籍外交”这一概念，揭示正统（王权合法性）与宗藩（联盟稳固性）两种动力的差异与联系，从宗系辨诬、即位辨诬、交倭辨诬这三种不同的内容进行论述。总体来说，这三种辨诬既有多样性，也具备统一性，充分反映了朝鲜对王权正统的焦虑和对宗藩秩序的诉求:前者是为了确立国内王位的合法性，后者则是为了确立两国联盟的稳固性，由此蠃得中国的承认、册封和保护。前者需要依靠后者才能取得成效,后者又须前者方可得以实施，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在这一基础上，书籍辨诬实质上构成了两国之间的“书籍外交”。
一宗系辨诬：关于朝鲜太祖的出身和建国问题
所谓“宗系辨诬”，是指朝鲜太祖李成桂的出身问题及建国问题，这涉及朝鲜建国前的两个疑点是李成桂是否高丽权臣李仁任之子；二是李成桂是否弑杀高丽四位国王而建国。宗系辨诬源于朝鲜王朝建立之初与明朝的紧张关系中，朝鲜从针对《皇明祖训》申辩到围绕《大明会典》辨诬再到明朝最终颁赐刊正,共持续近两百年时间。但《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的记载影响深远，直接影响到明清私著对朝鲜宗系及建国之事的记载，所以《大明会典》的刊正颁赐并非宗系辨诬的结束，从晚明到晚清，朝鲜仍然在为宗系辨诬之事奔忙。可以说，宗系辨诬乃朝鲜王朝一个挥之不去的政治阴影。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在元亡明兴的东亚变局下，高丽王朝面临舍元服明的重大抉择。朱元璋即位之后便遣使赐玺书，又送还高丽流人，向高丽表达和平诚意，高丽国王王颛也向明朝朝贡,接受明朝册封，奉明正朔。在朱元璋眼中，高丽“人知经史，文物礼乐略似中国，非他邦比”。然而不久之后，高丽亲元派代表人物李仁任弑杀王颛,立辛禍为国王，后又向明朝请赐王颛谥号，这引起了朱元璋的不满：“颛被杀已久，今始请谥，将假吾朝命，镇抚其民，且掩其弑逆之迹，不可许。”辛禍即位后，李仁任等亲元势力膨胀，崔莹秉权后又有攻辽企图。洪武二十年(1387年）十二月，明朝设立铁岭卫，激起了两国在辽东边界上的冲突，次年，辛禍停用洪武年号，恢复元朝冠服，命令崔莹、李成桂率军进攻辽东,但李成桂认清形势'若犯上国之境，获罪天子，祸立至矣，亟应除君侧之恶，以安生灵。”在众将响应之下，李成桂返攻王城，囚崔莹，废辛禍，先后立辛昌、王瑶为王，李成桂掌控高丽大权。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成桂又废掉王瑶，易姓革命，建立朝鲜王朝，史称朝鲜太祖，自此便奉行慕华事大之方针，改名李旦，向明朝贡。虽然明朝勉强承认了李成桂的朝鲜，但高丽四位国王连续被废被弑及李成桂在边界挑起的事端引起了朱元璋的厌恶和愤慨,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四月，朱元璋派内史黄永奇等出使朝鲜，在《告祭海岳山川等神祝文》中威吓朝鲜：“为昔高丽陪臣李仁任之嗣某，今名某者……今观李某所为，似非奉帝命主生民者……彼若肆侮不已，问罪之师，在所必举。”听闻此语,李成桂马上向朱元璋奏明自己与李仁任毫无血缘关系：'臣于仁任，本非一李。自臣与闻国政，将仁任所为不法，一皆正之,反为其党所恶，至有尹彝、李初逃赴上国，妄构是非，尚赖陛下之明，已伏厥罪。然其党与，潜伏中外，忌臣所为，至今纷纷不已。”但朱元璋并未认可这一说法，仍在次年修订刊正的《皇明祖训》中标明：'朝鲜国，即高丽，其李仁人及子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且教导后世子孙：'凡我子孙，钦承朕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这样一来，朱元璋便通过《皇明祖训》将李成桂的出身问题及弑杀高丽四王的问题确定下来，后来明朝弘治年间纂修的《大明会典》亦沿袭了《皇明祖训》的这一说法，由此^《皇明祖训》和《大明会典》这两部分别代表帝王最高意志和国家最权威解释的典籍引发了此后明清四百余年断断续续的宗系辨诬活动。
李成桂的宗系和建国问题乃朝鲜王朝的正统之源，更关联到后世王权谱系的合法性。所以李成桂自建国开始就着力修史以确立自身的合法性，这也为后世国王所仿效。应该看到，李成桂的出身问题与弑杀四王问题纠缠在一起，构成朝鲜宗系辨诬的一体两面，皆因两者具有历史和逻辑上的联系。虽然李成桂确非李仁任之子，但李成桂的篡位确实存在弑杀行为，而李仁任也曾弑君，所以这也是朱元璋愿意相信李成桂乃其子的原因，若两者有其一成立的话，那么就很容易造成另一方面也是事实的印象，皆从根本上威胁着朝鲜王朝的正统性。所以，朝鲜在宗系辨诬之时必须要同时解释这两个问题。
1、永乐年间针对〈(皇明祖训》的辨诬
煌明祖训》刊出后便引起了朝鲜使臣的注意，建文四年（1402年,朝鲜太宗二年），朝鲜使臣赵温自南京返国，将《皇明祖训》的相关记载报告给太宗李芳远，李芳远随即趁朱棣即位之机,在永乐元年（1403年）遣使司平左使李彬、骊原君闵无恤赴京朝贡谢恩,并呈递宗系辨明奏本，奏称：'臣父已曾具本奏闻，臣今听知《祖训》条章内仍然记录，兢惶无已……（李仁任）于臣宗系各别，伏望圣慈垂察，令臣宗系，得蒙改录，一国幸甚。”当时朱棣刚刚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在国内人心未稳“新登宝位，天下诸侯未有朝者。独朝鲜遣上相进贺，帝嘉其忠诚，是以厚之”,朝鲜的朝贡无疑为其合法性增光添彩。实际上对朱棣和李芳远来说“政权合法性的证明是双向的”。针对朝鲜的请求，朱棣下旨：'朝鲜国王奏，既不系李仁任之后，想是比先传说差了，准他改正。”同时颁赐朝鲜《大统历》100本《古今烈女传》110部,又放还以前拘留的朝鲜使臣，以示恩赏。虽然朱棣的慷慨承诺和恩赏令朝鲜“举国欣幸，上表陈谢，子孙世世仰戴皇恩”但是朱元璋早已告诫后世子孙对煌明祖训》内容“一字不可改易”这注定了朱棣不可能真正顺应朝鲜请求对《皇明祖训》的相关记载进行更正，所以明朝只能在其他书籍中对此事进行更改。英宗天顺年间，明朝在刚修成的《大明—统志》中对李成桂的宗系及建国问题做了相关更改：'(洪武）二十五年，其主瑶昏迷，众推门下侍郎李成桂主国事，诏从其自为声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汉城,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号朝鲜。”于是，朱棣准许改正的承诺和《大明一统志》的更改成为后来朝鲜围绕《大明会典》辨诬的依据和明证，常被朝鲜使臣在辨诬奏文中提及。
2、正德至万历年间针对《大明会典》的辨诬
此阶段乃朝鲜所有书籍辨诬活动中耗费时间最长、花费精力最大者，前后历经朝鲜中宗、仁宗、明宗、宣祖四朝共七十余年《大明会典》乃明代官修典章制度大全，于弘治年间开始纂修，正德年间重校刊行，嘉靖年间续修但未及刊布，直至万历十五年（1587年）才重修完毕付梓刊行。所以，朝鲜围绕《大明会典》的辨诬实际上与《大明会典》复杂的纂修进程息息相关。
正德十三年（1518年，朝鲜中宗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朝鲜使臣李继孟从北京回国后报告《大明会典》仍然延续了《皇明祖训》对李成桂宗系及弑杀四王的相关记载，朝鲜随即派出以南衮为正使、李耔为副使的奏请使团赴京辨诬，向礼部呈上南衮所撰的辨诬奏文，奏称：'臣今听知《大明会典》所录，不惟宗系未蒙改正,又加先祖所无之恶名，一国臣民惶骇罔措……伏望圣慈，仰遵先皇帝之命,许正传说之谬，臣一家得祖其祖，先臣某亦雪幽冤，不胜幸甚。”对此，礼部建议：'《会典》一书详载我国制度，其事关外国是非，嫌疑之间皆在所略,况成桂之得国，出皇祖之命，其不系仁人后，又有太宗诏可征，宜从其请。”明武宗看到朝鲜奏文及礼部建议后下旨敕谕朝鲜国王：'尔祖李成桂原不系李仁任之后，我太宗文皇帝已有旨，准令改正，今尔又具奏陈情，诚孝可念。特允所请，降敕谕以朕意，尔其钦承之。”但朝鲜使臣倾向于尽快改正，以免传讹依旧，礼部尚书毛澄等人安慰说，《会典》所录专据祖训，不可追改，但《会典》随时而增损，不久就会重修，到时肯定会根据此圣旨改正。
嘉靖八年（1529年，朝鲜中宗二十四年），朝鲜从本国陈慰使李芃那里得知明朝要重修《大明会典》的消息，认为此乃辨诬改正《会典》之误的良机，便派出圣节使柳溥及进贺使李菡再次赴京就《大明会典》的宗系辨诬之事进行交涉。明世宗降旨礼部：“是朝鲜国陪臣所呈本国宗系事情，既有节奉祖宗朝明旨，尔部里便通査，备细开载，送付史馆，采择施行。”当年十月，柳溥等人回国后向中宗报告辨诬情形,朝鲜大臣皆以为“虽已令史馆改之，其定改与否，时未的知”。事实上，明世宗虽然对朝鲜的请求大为用心，正式命令史馆更改，但其与明武宗一样,都只是空头许诺而已，因为嘉靖朝重修《大明会典》也是费尽周折，断断续续，并未刊行。然而，朝鲜一心将此作为任重道远的大事，坚持不懈地在嘉靖十六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派出专门的辨诬使询问明朝重修《大明会典》的进展。万历元年（1573年,朝鲜宣祖六年），朝鲜宣祖趁万历皇帝刚刚登基刷新朝政之机，遣使赴京为《大明会典》“宗系“恶名”之事辨诬，但《大明会典》尚未修成，明朝也只能一如既往地许诺将在书中改正，不过此次明朝答应将朝鲜前后辨诬奏辞写入新修实录之中，以备后来纂修《大明会典》之时采纳。此后，宣祖紧紧抓住每次朝贡机会，又分别在万历二年、三年、五年、九年、十二年、十五年派出专门的辨诬使不断提醒催促明朝，恳请早日颁赐刊正的《大明会典》。万历十五年(1587年，宣祖二十年），随着《大明会典》接近完成，宣祖令谢恩使俞泓、书状官尹暹赴京做最后的努力。俞泓等人在礼部呈文乞请，而礼部认为《大明会典》虽然已经完成，但还未经御览，难于先赐，于是俞泓率一行人“泣血跪请之”礼部尚书沈鲤“感其诚，即具题本，奏请顺付”明神宗恩准，正式将刊正的《大明会典》宗系、恶名改正一册颁赐给朝鲜。宣祖国王欣闻此讯，表示此举“雪数百年至痛，使祖宗无父而有父，无君而有君，而环蝶域数千里之场，始得为人类，彝伦攸叙，东韩再造”。次年五月，俞泓携《大明会典》一册，一路春风得意返回朝鲜，宣祖国王亲自在慕华馆迎接，对此次使团的众多人员都予以加封赏赐，宣祖国王称赞此次使行“间关万里，殚尽一心，手捧纶音，亲擎宝典,变禽兽之域为礼义之邦，是吾东方再造，箕畴复叙之日也”。十一月，圣节使尹根寿又赍《大明会典》全书及神宗敕谕回国，宣祖迎于弘化门外,在明政殿受贺，大赦国内，加封赏赐黄廷或、俞泓、尹根寿等对辨诬有功之人。
虽然《大明会典》卷105《朝鲜国》开头坚持沿袭煌明祖训》的记载，但朝鲜君臣很满意地看到后面的叙述：“先是，永乐元年，其国王具奏世系不系李仁人之后，以辨明《祖训》所载弑逆事，诏许改正。正德、嘉靖中，屡以为请，皆赐敕奖谕焉。万历三年,使臣复申前请，诏付史馆编辑，今录于后。”后面紧接着对李成桂的世系及李仁任的世系分别作了区分叙述，又称“国人不附，共推成桂署国事，表闻，高皇帝命为国王，遂更名旦，赡瑶别邸，终其身”。至此，朝鲜围绕《大明会典》而展开的旷日持久的宗系辨诬终于宣告结束,为了取得辨诬的成功，朝鲜在此期间耗费了巨大的金钱和精力与明朝官员周旋。虽然针对《大明会典》更正了李成桂宗系及建国之事，但朝鲜没有想到,后世大量明清著作仍然延续了《皇明祖训》的记载“其后见中朝野史，以皇朝并许伸雪为过，所以起后来野史辨诬之议也”。
3、光海君时期针对明人私著的宗系辨诬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光海君六年）十月，朝鲜奏请使朴弘耆在北京购书之时偶然发现《吾学编〉、《弇山堂别集》、《经世实用编》、《续文献通考》四种书内延续了以往的宗系错误和弑杀四王的记载“委与皇朝《会典》所录乖错殊甚，而又以不近情理之说横诬先王”，朴弘耆遂请求礼部衙门将各书讹谬等处删改，但礼部要求朝鲜国王撰写正式的奏文。朝鲜只好派遣进贺千秋使许筠赴京购买相关书籍共十一种，逐一查看，主要涉及两方面的内容是太祖李成桂的宗系及建国问题，二是光海君的即位问题，三为宣祖的交倭问题。其中关于太祖李成桂的记载最为繁多，或说李成桂乃李仁任之子,或说李成桂虽非李仁任之子，却是其党，涉及的书籍主要有现刑部尚书郑晓所著《吾学编》、故工部尚书雷礼所编〈(皇明大政记》、原任按察佥使王圻所著《续文献通考》、原任按察佥使冯应京所纂《经世实用编》原任吏部主事饶伸所辑《学海危言》故刑部尚书王世贞所纂《弇山堂别集》、故刑部尚书黄光升所著〈<昭代典则》、故都督佥使万表所录《艾集》、故吏部尚书李默所纂《孤树裒谈》。诸书描述大致不出《皇明祖训》的叙述范围。虽然这些书都是私人著作，然作者皆是明朝的重臣大员或文章大家，不啻体现出明朝的官方态度，若流传出去,肯定对中外士人影响甚大。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光海君七年）闰八月，朝鲜派出冬至兼陈奏使闵馨男、副使许筠赴京辨诬，请求礼部对此类书籍“一一刊正，俾无错误。或难刊正，将臣此奏，备行通谕天下，使中外瞻聆,晓然若家到而户说，发祛蒙蔽，终始湔涤。仍令史馆特书记录之中，快辨真赝,使私述之书不得混扰于国史。”闵馨男、许筠等人抵达北京后呈文礼部，遍呈各衙门，面见方从哲，礼部认为：“著书诸臣，先后物故，书已传播，无从尽改。但得明旨再颁,诸书不必改正，而自无不正也。”不久，圣旨下：“野史所传，原不足据。奏词抄付，史馆纂修，乃赐敕与王，慰其昭雪先世之意。”
闻知圣旨及敕谕后，朝鲜群臣认为“雪累世不明之系者，先王之既遂恳祈也，洗宗系未尽之深差，辨先王罔极之厚诬者，圣上之益阐先猷也。然则成始成终，善继善述，前圣后圣，其揆则一。光国之举，今日之事，均是大庆，有何轻重之可论乎?”群臣称赞此乃忠孝之德，应加徽号，举行盛大典礼庆祝。最后，光海君接受群臣请求，举行大庆，加徽号。
4、乾隆中期针对朱璘《明纪辑略》的辨诬
《明纪辑略》乃康熙年间官员朱璘所撰，又称《明纪全载》，乃《历朝纲鉴辑略》的一部分,记录了从明太祖开国至南明共二百七十年左右的史实。是书刊行后，其中有关朝鲜的内容很快就被朝鲜使臣看到，早在雍正三年（1725年），朝鲜使臣就在北京看到了《明纪辑略》中有关宗系和“仁祖反正”的记载，但当时朝鲜全心关注清廷纂修《明史》中的相关内容，所以此书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待《明史·朝鲜列传》颁赐三十多年后的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英祖四十七年）五月，朝鲜大臣朴弼淳上奏英祖，发现《明纪辑略》“所载我朝事，有璇系罔极之诬”，又重复了以往对太祖李成桂宗系错误及“仁祖反正”的相关事件，英祖闻知“拍案大惊”，大臣认为“虽非正史，亦可谓信史，而传于天下后世，则其痛迫如何”，英祖亦感到十分愤慨：“几年辨诬，已载正史,则虽梦寐中岂料有此事耶？左相谓不足辨诬，夜卧更思，则此书留置宇宙一日则一日不孝也，二日则二日不孝也。”英祖遂下定决心对《明纪辑略》焚书毁板，严惩当年购入此书的相关人员，如同掀起了一场文字狱，大量人员被牵扯其中，或贬或死，甚至被处以极刑。不久，英祖又发现《皇明通纪》亦有宗系错误，遂派遣金尚喆为陈奏使针对两书赴京辨诬，英祖亲自在慕华馆送别陈奏使，嘱咐：“事若不谐，则伏于阙外，期于得请也。”正使金尚喆表示“以苏武十九年期之矣”。陈奏使团抵京后，马上向礼部陈奏辨诬：'而乃以此诬罔之书，公行鬻卖，无所顾忌，则其为坏乱昭代惇史之规，大违一统同文之义者……伏乞皇上俯察小邦伦义之所系,特轸圣朝史例之至重，上项所陈《通纪》、《辑略》二书中悖语之有关小邦者，亟降明旨，并行刊去，以慰微臣冤郁之情，则东土臣民谨当生陨死结，以酬天地曲遂之恩矣礼部接到朝鲜奏文后，认为《明纪辑略》已被禁毁，而〈<皇明通纪》在京城书肆亦无售者，两书在华久已不行，所以谈不上刊改，且《明史·朝鲜列传》已对宗系及仁祖反正之事做了更正和颁赐，所以礼部命令朝鲜国王在国内“自行查禁焚毁，永杜疑窦”，瑠并保证“行文直省各督抚,将前项曾经禁止书籍，或有销毁未尽之处，再行申禁，毋许私藏，通行晓谕外，相应知照朝鲜国王，遵奉施行可也”。朝鲜英祖接到陈奏使所带回的礼部咨文后，对此感到很满意，尤其是对礼部再次申禁两书的命令感到欣慰。至此，朝鲜针对《明纪辑略》的宗系辨诬圆满结束。
5、同治年间针对《廿一史约编》的辨诬
《廿一史约编》乃康熙年间浙江湖州人郑元庆撰写的一部家塾课本，虽然史料价值不大，但作为通俗史书，颇行于坊肆间。燕行使购入此书后，发现其中仍然保留了太祖李成桂的宗系错误。同治二年（1863年，哲宗十四年）年初，朝鲜大臣尹致秀上疏：“臣适见今日自北购来书，有所谓《廿一史约编》者，其言本国条宗系禅受之袭讹，肆诬罔有，其极惊心痛骨，如不欲生……臣谓专价具奏，亟请镌正，即所以继述祖宗积诚祈恳之义，而可慰举国臣民崩陨痛迫之情也。”平心而论《廿一史约编》不过是中国一童蒙读物，既非《大明会典》、《明史》那样的官书,又非名家重臣的文集，原本不足辨诬，但当时朝鲜面临着这样的政治形势：大臣党争越发激烈，甚至能左右国王废立，王权软弱无力，江河日下，大臣和国王都希望借辨诬为自身增加政治资本。尹致秀上疏后的当天，哲宗马上召见大臣，领议政郑元容等皆认为应该专门派遣使臣辨诬，于是，哲宗派遣陈奏正使尹致秀、副使李容殷赴京辨诬。当年四月，礼部转奏，圣旨谕内阁，认为《廿一史约编》所涉朝鲜宗系之事“实属舛误,惟系在《明史》未修以前,村塾缀缉之士，见闻未确，不免仍沿明初之讹，岂足征信？该国有原奉特颁史传，自当钦遵刊布，使其子孙臣庶知所信从《约编》一书在中国久已不行，亦无所用其改削。着各省学政通行各学，查明晓谕，凡该国事实，应以钦定《明史》为正，如有前项书籍流播士林,其中讹载该国之事，不得援据，以归画一而昭信守”。
使臣接到圣旨后，马上派人驰启哲宗，朝鲜举办了告祭宗庙的庆典仪式,群臣又纷纷援引宣祖辨诬的先例，请加徽号，但未得到哲宗允许。后来,群臣伏跪庭院，八次庭请。哲宗数次拒绝后最终同意了这一请求，从哲宗到大王大妃、王大妃皆添加尊号，赦免犯人，赏赐诸臣。此年十二月，哲宗去世，高宗即位，中朝宗藩关系也进入解体时期。从此，以《廿一史约编》辨诬为标志，朝鲜历经四百余年的宗系辨诬活动终于彻底宣告结束。
二即位辨诬：关于光海君、仁祖、四大臣的问题
明清时期朝鲜王朝的王位更迭夹杂着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自太祖李成桂建国之后，一幕幕宫廷政变如走马灯般旋转不停，如太宗发动的两次“王子之乱”、世祖发动的“癸酉靖难”、推翻燕山君的“中宗反正”推翻光海君的“仁祖反正”等等，你方唱罢我登场。但是，朝鲜王权的交替必须经历双重过滤和筛选，第一是国内的考验，第二是明清皇帝的册封，若世子仅仅通过国王的考验而没有得到明清皇帝的认可，即使登基,也非正统国王，便会给敌对势力留下反抗和推翻的理由，朝鲜王权时刻面临着多种威胁。在紧密的宗藩体制下，朝鲜世子、国王、大妃从册封到死后的谥号都须经过明清皇帝的决断，朝鲜历代国王须借助中国天子的权威来维护其在国内的正统性“外国非恃中国之威灵，无以令众庶”，即使是在清朝，朝鲜亦借其权威安定国内秩序“继序之初，即请恩典，以定国本，以系人心”。所以一旦中国书籍出现威胁朝鲜王权正统的记载时，朝鲜势必针对即位问题进行辨诬。
1、光海君时期针对《林居漫录》的辨诬
光海君李珲乃宣祖庶次子，在礼法上本不会立为世子,但万历二十年（1592年，宣祖二十五年）壬辰倭乱爆发后，宣祖仓皇出逃，命令光海君监国，而庶长子临海君被日军俘虏。此时的光海君在领导军民抗倭的过程中逐渐树立威信，势力大增，引起了宣祖的重视和信任。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九月，宣祖上表明朝请求册封光海君为世子，但明朝礼部尚书范谦根据礼法原则“继统大义，长幼定分，不宜僭差”拒绝了宣祖的请求,宣祖又陆续几次上表请封,仍然遭到明朝的拒绝，这使光海君对明朝颇有嫌怨。其实在万历后期，明神宗在长子朱常洛和三子朱常洵之间的犹豫不决造成了明朝也因立储问题而忙得焦头烂额，所以朝鲜的请封无疑触动了明朝的敏感神经“时国储未建，中外恫疑，故尚书范谦于朝鲜易封事三疏力持云”。宣祖末年，随着仁穆王后产下嫡子永昌君，朝鲜在立嫡还是立庶上展开激烈争论，北人党进一步分裂，朝鲜党争进一步加剧。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宣祖病逝，光海君嗣位，自称署国事，请求明朝赐予宣祖谥号及册封自己为国王，但明神宗厌恶其专擅，没有允许,后来随着努尔哈赤进逼朝鲜和辽东，明朝基于联朝抗金的需要，才在次年册封光海君为朝鲜国王。光海君即位后，将宣祖长子临海君和嫡子永昌君杀害，以消除对王位的威胁,废囚仁穆王后，请封生母为王后，成为名义上的嫡长子。光海君为巩固王权而采取的一系列戕害人伦的行为受到国内指责，人心浮动，传言四起,其王权正统出现严重危机。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光海君六年），朝鲜使臣许筠在北京发现中国写本《林居漫录》中有对光海君即位前后原委的记载，将光海君即位定位为“争立”。许筠遂将此书购回朝鲜，报告给光海君。此事传到朝鲜后，若干大臣曾表达对《林居漫录》的愤慨：“恭惟圣上承先王付托之命，奉天子监抚之敕，正位贰极，嗣临大宝，亿兆讴歌，远迩爱戴，此实东征将士之所目睹，海内之所传播。而伍袁萃因何所见，敢于《林居漫录》中乃有'争立’之语？所谓争者，乃势均力敌，名位相较之称也。此而不辨，则不几于置逆瑋之窥觊，登叛人之党者乎？”
光海君闻知此事，马上在当年闰八月派出冬至兼陈奏使闵馨男、副使许筠赴京辨诬，如前所述,此次辨诬也涉及到有关宗系辨诬和交倭辨诬的众多书籍辨诬，在出发前，光海君不便在辨诬奏文中写明《林居漫录》之事,只好命令使臣到达北京后以代表使臣个人名义的呈文呈请给礼部辨正。礼部接到朝鲜议政府呈文后，专门回复之，斥责了伍袁萃的传闻失误，并札付奖谕光海君“礼义之不愆”。因此，光海君针对自身即位问题的辨诬顺利取得成功。
2、康雍乾年间针对“仁祖反正”的辨诬
处在倭乱和胡乱之间的光海君面临危急存亡的国内外形势,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对外策略，同时结好明朝和女真，对此，徐光启指责朝鲜勾结女真，建议明朝监护朝鲜,而国内的反对势力也以此作为借口之一谋求推翻光海君。发生在天启三年（1623年，光海君十五年）的“仁祖反正”事件是朝鲜建国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宫廷政变，在仁穆王后的支持下，光海君的亲侄绫阳君李信率兵攻入庆云宫，推翻光海君，即位为仁祖,并将光海君流放海岛，仁祖又大肆残杀光海君的旧臣。此事件从登莱海岸历经千里转奏到达北京，明朝认为此次事件实乃篡夺行为，但为了维护两国抗金的大局，也只好承认册封之，但此次事件离奇曲折，引发了如《两朝从信录》、《十六朝广汇纪》等诸多晚明野史的种种猜测，随着两国书籍交流的频繁，相关野史传到朝鲜，引起了朝鲜针对“仁祖反正”的野史辨诬。
康熙十二年（1673年，显宗十四年），朝鲜几位王室成员上疏显宗，报告《皇明通纪》、《十六朝广汇纪》、《两朝从信录》等书对“仁祖反正”之事“传记爽实，受诬罔极”应当趁清廷纂修《明史》之机辨诬。此次上疏引起了朝鲜大臣的争论，许多大臣认为没有必要向夷狄“清朝”辨诬，不辨无辱，辨之亦无荣耀可言，最终朝鲜因为强烈的华夷观念而搁置了辨诬。但随着清廷纂修《明史》进程的加快及朝鲜的多种政治因素，肃宗即位后，马上派遣以福善君李栴为正使的朝贡使团赴京辨诬，但此时正忙于平定“三藩之乱”的清廷对朝鲜心生警惕，以朝鲜私自购买史书之罪训斥一番，但朝鲜并未放弃,在康熙十六年、十七年又派出两队使团赴京辨诬,仍然无果而归，清廷只是暂时允诺不会在《明史》中采纳野史中对“仁祖反正”的相关记载，因为《明史》纂修是1个艰巨浩大的工程，清廷尚未修完，无法给出具体解决方案。雍正即位后重修《明史》，于是在雍正四年（1726年），新即位的朝鲜英祖又派出以西平君李桡为正使的谢恩兼陈奏使团赴京辨诬，驳斥了《十六朝广汇纪》等书对“仁祖反正”之时残杀光海君及其旧臣的记载，并援引明朝曾颁赐刊改的《大明会典》这一史实为例,希望清廷能将刊改的《明史》颁赐给朝鲜。此时清廷的态度趋于缓和，不仅在《明史》中将人所共知的篡位事实更改为顺应民心的即位，而且承诺将来在《明史》付梓之时颁赐给朝鲜。此后，朝鲜又屡次派出使团，并不断花费金钱贿赂清朝官员进行外交斡旋，终于在乾隆四年（1739年，英祖十五年）二月，朝鲜奏请使金在鲁自北京携带刊改的《明史·朝鲜列传》回国，对此，朝鲜如同以往迎接刊改颁赐的〈(大明会典》一样举行盛大庆典，以示莫大荣耀。
清代前期朝鲜针对“仁祖反正”展开的书籍辨诬表面上是由《十六朝广汇纪》等书引起的，但其真正目的在于防止《明史》出现类似的错误，从开始到结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与清朝纂修《明史》的进程相始终,长达六十多年，其旷日持久之程度与燕行使络绎不绝之频密，几与其围绕《大明会典》展开的“宗系”辨诬相匹。但这不是单纯的书籍辨诬问题，它与当时清朝政治的发展、朝鲜内部斗争和自身定位的变化、清修《明史》的进程以及两国宗藩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
3、道光年间针对〈皇朝文献通考》的辨诬
朝鲜肃宗朝乃党争最激烈的一孰“三福之变”及“庚申大黜陟”后，南人党被击溃，西人党在如何处置南人党问题上分裂为老论派和少论派，此后两派之间争斗不休。肃宗去世后，景宗李昀即位，但景宗因患痼疾，未能生子，所以即位不久,老论派大臣如金昌集、李颐命、李健命、赵泰采等人就建议立景宗之弟延扔君李吟为王世弟（即英祖），景宗接纳了老论派的建议，上疏康熙帝：“臣萎弱无嗣，请以弟李吟为世弟，以续宗祧。”康熙帝遂遣使册封李吟为王世弟。后来景宗逐渐体弱，老论派又建议王世弟代为听政,而少论派则强烈反对，景宗自然不希望自己被王世弟架空权力，转而支持少论派,少论党赵泰翥、崔锡恒掌权，罢黜了老论派多人。但两派斗争并未结束,不久有大臣与官宦通谋欲杀王世弟，事情泄露，少论派遂借机诬告老论派有弑逆企图，大起烈狱，老论派大臣金昌集、李颐命、李健命、赵泰采被以谋逆罪处死,被称“四大臣”，其他大臣亦被诛窜，史称“辛壬士祸”。景宗去世后，王世弟即位为英祖，镇压少论派，平反四大臣冤狱，为其昭雪。
《皇朝文献通考》又名〈《清朝文献通考》，先由张廷玉奉敕编撰，后由嵇璜、刘墉等奉敕编撰，书成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正祖十一年），共300卷，集清初至乾隆五十年各种典籍，为清代前中期官方典章制度之集成。道光元年（1821年，纯祖二十一年）三月，朝鲜冬至使自北京购得《皇朝文献通考》返回朝鲜。五月，大臣尹命烈发现《皇朝文献通考》有“朝鲜国领议政金昌集、判中枢李颐命、左议政李健命、判中枢赵泰采等谋逆，事觉伏诛”之文字,此段文字非同小可，因为英祖能被立储并最终继承王位，全靠四大臣的支持和拥护，若否定了四大臣，那么也就否定了英祖及其以后的国王正统谱系,所以君臣一体，两者之间实有重大关联，这也是英祖即位之后便为其昭雪的原因。于是，尹命烈立刻上奏纯祖，称：“辛壬之祸，尚忍言哉？倘非四大臣精忠大节，贯宇撑宙，拼死竭力，赞成建储之大策，则三宗血脉，将不知保托之所，而四百年宗社,何得有今日乎……四臣之死，由于建储之请，英庙之作，由于四臣之死,今以建储之请，指以为逆，则毕意凶诬之及，将及于何地乎？”因此，尹命烈建议朝廷应该马上遣使赴京辨诬，使清朝了解“辛壬士祸”的真相并刊改书中讹误。
纯祖看到疏奏后，召集大臣商议，众大臣皆认为四臣殉国，实关册储，应当即可派遣使臣赴京辨诬。舆情如此，纯祖马上命令承文院撰写辨诬奏文，称：“此四臣之死，即为臣曾祖臣庄顺王讳册储时事也。若使四臣为逆，则是册储非也,册储非，则四百年宗庙社稷一朝殄绝，古今天下，岂有是也?”由此，朝鲜恳求清朝“特命书局，将四臣诬案编入者再行刊正，以示天下万世，使诬枉一洗，笔削得实”。
当年八月，朝鲜派出以李好敏为正使、赵钟永为副使、李元默为书状官的陈奏使团赴京辨诬。礼部接到辨诬奏文后，认为《皇朝文献通考》“于金昌集等被诬之处并未叙及，是其误由该国声叙不明，并非纂修之讹。今既肫诚吁恳，为祖雪冤，实系为人子孙至情，且事经九十余年，该国臣民并无异言，其为兄终弟及，名正言顺，似无疑义,应请删去此条，以昭传信”。刚刚即位的道光帝看到礼部的建议后，批准照此办理,并颁赐给朝鲜《文献通考刊正》一编。次年二月，使臣完成使命，回还朝鲜，纯祖接待三位使臣，从使臣到译员，皆加赏赐。同时，朝鲜也开始准备举行大庆，告祭宗庙及四大臣。
三交倭辨诬：关于勾结日本的问题
明代的中日关系波折不断，长期处于敌对状态。自洪武开始，倭寇之患就一直困扰着明朝，在外与张士诚、陈友谅的海上残余势力并列成为明初海上威胁，在内又有被胡惟庸利用谋逆的嫌疑,使朱元璋更加厌恶日本。嘉靖二年（1523年）的宁波争贡事件后，明朝废除了与日本的勘合贸易，日本退出东亚朝贡行列，倭寇愈演愈烈，为此明朝花费巨大精力剿倭。万历后期，明朝又糜饷数百万，丧师数十万,费时七年终于平定丰臣秀吉发动的两次侵朝战争。所以“终明之世，通倭之禁甚严，闯巷小民，至指倭相詈骂，甚以噤其小儿女云”。在明朝和朝鲜眼中，大明为天下共主，抚驭万邦，朝鲜、琉球、安南、暹罗乃至南洋诸国无不朝贡，而日本是东亚海域中唯一游离于东亚朝贡体系不服中国管教的夷狄之国，因此,任何周边势力若与日本勾结便是对明朝的威胁。从地缘政治关系上来说,朝鲜与明朝最为紧密，明朝更不允许朝鲜与日本过从甚密。同样,清朝由于其统一天下的政治步伐几经磨难，对朝鲜“尊周思明”的政治心态有所感知,对海上的反抗力量多有忌惮，曾长时间实行海禁政策。清朝的海外贸易政策直接继承于明朝,虽说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避免了中日两国的直接摩擦，但清代前中期出于政府制造铜钱的考虑而需要与日本开展长崎贸易，且南方士大夫对明代紧张的中日关系史记忆尤深，清朝与曰本的关系更加微妙和复杂。所以清朝也非常紧密地关注朝鲜和日本的动态。
揆诸史料，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在曰本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的共识。其中，朝鲜在曰本问题上对中国所尽义务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是朝鲜配合中国剿除海上倭寇，共靖海疆；第二是朝鲜为中国刺探日本消息，提供情报;第三是朝鲜充当中日交流媒介向日本转达宣示中国对日政策；第四是朝鲜转送赴日漂流华人。反过来，中国在日本问题上对朝鲜所尽义务主要是：调和朝鲜和日本的矛盾，在朝鲜受日本侵略之时派兵入援。这样1种双向的义务关系导致中国高度关注朝鲜和曰本的关系，也导致朝鲜小心翼翼地处理对日关系。
1、丁酉再乱期间朝鲜针对《每东诸国纪》的辨诬
在明清时期朝鲜书籍辨诬史上，大多数的辨诬对象都是中国书籍，而丁酉再乱期间朝鲜针对《海东诸国纪》的辨诬则是唯11次针对朝鲜书籍的，也就是说，此次书籍辨诬是朝鲜作为被告，被迫赴京针对本国书籍进行辨诬的。但此次书籍辨诬远比以往复杂得多，它不仅牵扯到两国的党争，还涉及到东亚三国之间的历史关系。
丁酉再乱乃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第二个阶段，亦即万历朝鲜之役后期，当时由于东征将官之间的矛盾，身为言官的丁应泰弹劾明军经略杨镐，朝鲜因为感恩于杨镐曾解救王京安危，两次上奏为杨镐辩白，与丁应泰开始交恶，无意之中卷入明朝党争之中。在此情势下，丁应泰将朝鲜申叔舟所著嗨东诸国纪》作为把柄，从此书中寻找朝鲜勾结倭寇的种种证据，如此书中记载了朝鲜与日本互市贸易的历史，丁应泰认为此为交通倭贼，献纳互市的证据，所以朝鲜招倭复地，自作自受；再如此书在叙述日本天皇世系和国王源流之时大书日本年号，小书明朝年号，丁应泰认为此为尊奉日本,不奉正朔的表现;又如此书中对以往朝鲜国王多称庙号，丁应泰认为朝鲜僭妄称祖，未见恭顺，且此书序文中对汉武帝、隋炀帝等多有批评，丁应泰认为此乃朝鲜訾辱帝王，轻藐中国的行为。于是，丁应泰上奏神宗并进呈《海东诸国纪》作为涉案证据,认为朝鲜实乃与日本勾结进攻大明，并指责朝鲜国王宣祖暴虐臣民，沉湎酒色，实乃自取其祸“复与杨镐结党，朋欺天子”。
实际上，在壬辰倭乱之始，很多明朝官员就怀疑朝鲜和日本有结盟的嫌疑，即使从明军入朝抗倭一直到战争结束后，明人也从未全部消除对朝鲜的怀疑。但《海东诸国纪》实乃一百多年前朝鲜的一部交邻之书，丁应泰从此书中寻找朝鲜勾结日本的证据并不符合事实。朝鲜君臣看到后，意识到这种指责已经严重威胁到国王的正统以及朝鲜的生死存亡，朝鲜国王马上表示俟罪待命，听候明朝科臣的调查和圣旨的发落，不坐殿,不理政，将一切事务交由世子代理。朝鲜国王闭门待罪并非体现出其满口君臣名分的礼义道德，其根本动机乃是对自身王权正统和国家危亡的担心和焦虑。
朝鲜国王虽然闭门待罪，但还是在群臣的劝谏之下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宣祖三十一年）十月派出以李恒福为正使、李廷龟为副使、黄汝一为书状官的辨诬使团赴京辨诬。朝鲜使臣在奏文中对丁应泰围绕《海东诸国纪》的指控一一驳斥，极力强化日本乃夷狄而朝鲜乃唯一慕华事大的“小中华”的意识，并在北京期间积极进行外交斡旋,最后终于借助明朝内部的党争扭转了形势，取得辨诬的成功。明朝诸位大臣皆认为《每东诸国纪》不过是残章旧简，不足深论，丁应泰意气用事，罗织太苛，造成东征将士和朝鲜君臣的不安，有损国体和尊严，不利于明朝和朝鲜的团结。丁应泰被革职回籍听勘，徐观澜被派往王京会勘明军功罪，刑部也专门派人将处理结果敕谕朝鲜君臣，洗刷了朝鲜的冤屈。
2、光海君时期的交倭辨诬
如前所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朝鲜派遣许筠赴京购买的十一种书籍中除了涉及宗系错误、即位问题之外，还涉及了宣祖朝一直隐晦不明的交倭问题，朝鲜在对前两种问题进行辨诬的同时,还一并对王圻《续文献通考》中《论倭事》及冯应京《经世实用编》中《海防诸说》所言交倭问题进行了驳斥。此两书亦为明朝颇有名望的大臣所著，主要说明朝鲜在对马岛问题上领土不明、借倭寇之力侵略辽东土地、朝鲜国王李昖昏庸不明导致日本入侵三件问题,这些记载无疑与丁酉再乱时丁应泰弹劾朝鲜勾结曰本的说辞如出一辙。姑且不论这些记载是否客观真实，但两书的这些记载流传开来,定会对明朝和朝鲜都造成消极影响。首先，虽然万历朝鲜之役已过去近二十年了，但此时又正处于明朝和朝鲜共同抵抗后金的关键时机，且光海君对明朝和后金采取“两端外交”，各不得罪，若明朝深信这些记载，不可能不会联想到朝鲜与女真是否勾结，由此便会造成两国之间的猜疑和隔阂。其次，当年丰臣秀吉的七年侵略已对朝鲜造成巨大的伤害和损失,而宣祖和两班阶层并未组织有效的抵抗，反而一逃再逃，已令朝鲜人民失望痛心，两书虽为个人著述，但皆是天朝名家著述,必在朝鲜士人之中广泛流传，若国人深信这些记载，亦会对宣祖的所作所为产生强烈的愤慨。但无论是明朝的怀疑还是朝鲜人民的愤慨，两书中勾结日本的罪名最终只会共同指向光海君的合法性，因为实际上在倭乱中，光海君在领导朝鲜军民配合明军作战上比其父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光海君看到两书的记载后，花大量笔墨在辨诬奏文中痛斥两书之诬陷，为其父宣祖申辩，回顾了壬辰倭乱时朝鲜的坚决抵抗，批评冯应京、王圻在书中的夸诞不祥，强调朝鲜的忠义，怒骂日本的奸猾，感恩明朝的援助，称赞其父的勤勉。最后光海君回顾了当年丁应泰亦曾借《海东诸国纪》弹劾朝鲜勾结倭寇，明神宗下旨昭雪这一事实，驳斥《卖文献通考》和《经世实用编》“实欲传世不朽而必不架空做虚，无乃应泰之一线邪论，荧惑于其间而为信笔之疵顙乎？”于是当年八月，朝鲜冬至兼陈奏使闵馨男、副使许筠赴京辨诬，请求明朝刊改此类书籍，明朝礼部认为两书皆为野史，且早先已为宣祖昭雪，不足深论。由此,此番交倭辨诬也落下帷幕。
3、清代前期朝鲜针对《十六朝广汇纪》等书的交倭辨诬
除了以上两次朝鲜的交倭辨诬外，清代前期，朝鲜还针对《十六朝广汇纪》等书中“仁祖反正”之时勾结倭寇的问题进行了辨诬。因为《十六朝广汇纪》录用了明朝登莱巡抚袁可立的《请讨篡逆疏》，其曰：'而李信又系倭夷之婿，废立之举，实借倭为之备,如此也，则徐可北联夷南通倭,舟楫帆樯，倭所惯习，载奴以来，海上之事将大有可虑者。”袁氏说李信乃日本之婿，其篡位之变曾借日本之力，如此朝鲜便可与后金、倭寇三者联手进攻明朝。所以，朝鲜趁清廷纂修《明史》的时机对《十六朝广汇纪》中的此类记载进行申辩：“委婿之诬，尤极骇愤。日本于昭敬王壬辰岁，大举以逞，烧夷宫庙，国几灭亡，即小邦百世之雠也。虽因其请款，不禁互市，而彼既海外异国，重以祖先深，小邦童孺、僵隶之微，亦莫不切齿而腐心，矧以王室之亲、贵介之尊，宁有忍厚忘耻，结秦、晋于雠敌之理哉?”为此，朝鲜自康熙至乾隆初年，屡次派出使臣赴京辨诬，最终随着《明史》的刊印和颁赐，朝鲜的交倭辨诬也画上圆满的句号。
四结语
不同于西方民族主权国家语境下的“外交”东亚自古就有外交，春秋时期列国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已是外交大盛的时代。然而在8世纪开始形成的“东亚世界”中，东亚诸国间的外交形成了有别于西方民族国家间的外交形态，尤其是在“华夷意识全盛与顶峰时期”的明清两代，东亚外交更是在儒家文明广泛传播的环境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体系，外交不仅广泛存在于中国与属国之间，还存在于属国与属国或非属国之间。本文所言外交，乃是相对于内政而言，但又是内政之延伸，是一个国家以和平手段处理对外事务,制定对外政策，派遣使团解决争端，从而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它是包括外交政策、外交机构、外交文书、外交使节、外交礼仪、外交制度等在内的一整套政治交往体系。
在明清王朝主导的宗藩体制下，朝鲜王朝进行的书籍辨诬很明显是外交行为。中国书籍或朝鲜书籍对朝鲜在建国问题、即位问题和交倭问题上提出了指责，威胁到朝鲜政权的合法性,构成了争端，朝鲜在事大政策的主导下，由通文馆及稍后的备边司发挥外交职能，拟定辨诬文书，派遣辨诬使臣前往北京解决这一问题，辨诬使臣在北京积极斡旋，以求顺利达到目的，维护朝鲜的清白与正统,朝鲜根据辨诬历史经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辨诬礼仪和辨诬制度，并在历代国王的努力下更加规范化。这一系列活动都是在两个国家政府之间所进行的，反映了两国之间官方的政治外来。
朝鲜的书籍辨诬不仅是外交,还是“书籍外交”。所谓“书籍外交”是指明清时期朝鲜官方专门针对书籍记载问题而进行的一系列对华外交行为和外交活动，是中朝两国在明清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外交类型，它以辨诬这一活动形式体现出来,在长期的辨诬过程中形成了专门的外交政策、外交文书、外交使节、外交礼仪、外交制度，它具有宗系辨诬、即位辨诬和交倭辨诬三种核心内涵。在“书籍外交”中，书籍是外交的导火索，是书籍引发了外交争端，给朝鲜的内政及对外关系造成了威胁;书籍记载是外交所要解决的内容,朝鲜专派使臣前往北京交涉，主要目的是与中国协商改正书籍中的相关问题，使臣在京期间的外交斡旋也都是为了顺利解决书籍所给朝鲜带来的麻烦；书籍充当了两国外交的媒介，是书籍使两国产生了政治交往，中国面对朝鲜的书籍辨诬，也给予了外交上的回应。而且，书籍辨诬最终结束的具体体现是明清王朝将相关书籍颁赐朝鲜，书籍辨诬本身就包含着赐书活动，而赐书本身就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官方外交行为。所以，书籍辨诬在实质上是“书籍外交”。将书籍辨诬定义为“书籍外交”，主要是因为外交乃内政之延伸“书籍外交”不仅仅是辨诬这一简单的活动，其背后和根层有着更复杂的原因，它是朝鲜内政和交邻问题由于书籍的触发而在对华外交上的延伸和扩展，而同样作为外交实体的中国也对此进行了基于政治性和战略性的外交回应。所以“书籍外交”更能说明朝鲜进行书籍辨诬所体现出的水乳交融的内外双重性，也更能挖掘和揭示其中的政治动因和宗藩意义。
“书籍外交”之所以能产生，是由诸多因素合力推动而成的。朝鲜自开国之后便将萌生于高丽末期的“小中华”意识建设为一个坚实的思想形态和总体政策,④它具备“尊王“襄夷”一体两面的功能形态,所维护的乃是朝鲜内外困境中的王权正统。朝鲜王权远非明清皇权那么强大，受到多种力量的束缚和威胁，自李成桂开始,修史是一种政治行为，成为历代国王确立王权正统的一个主要工具，在广泛而深刻的书籍交流活动中，书籍的相关记载不仅威胁着朝鲜政权的合法性，也威胁着两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同样注重儒家政治伦理的朝鲜若要维护正统和宗藩，必须采取正式的外交手段解决这一问题。外交不仅是内政之延伸，而且外交的成败必然对内政产生影响。朝鲜在书籍外交成功后，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政治举措，将外交所带来的胜利转化为国内的政治利益，弱化国内矛盾，夯实政治根基，削弱反抗势力，巩固王权正统。
书籍辨诬充分反映了朝鲜对王权正统的焦虑和对宗藩秩序的诉求。明朝肇基之初，朱元璋在祖训中设立十五个“不征之国”把华夷一家的宗法秩序编入其朝贡一元体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以明朝为中心的“大中华”朝贡圈，稳定周边的国际秩序。作为这个朝贡圈中的“小中华”，朝鲜对宗藩秩序的诉求便是对君臣名分的诉求，一方面要笃定自身乃中国天子的臣和子，另一方面又要笃定自身乃朝鲜人民的君和父，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共同为其王权正统服务，即便朝鲜在清代前期长期鄙视其为夷狄，但在政治考量上，仍然继续利用清朝册封来巩固自身的正统。这就是说，朝鲜在书籍辨诬中的宗系辨诬、即位辨诬和交倭辨诬所寻求的乃是一种政治秩序，三者互有交融，共同指向的乃是有助于确立自身正统的宗藩秩序。
首先，宗系辨诬涉及到朝鲜太祖李成桂的出身问题及建国弑杀四王问题，一旦这两个问题在书籍中被坐实，那么李成桂便不具有正统性,朝鲜一脉而延的王权谱系将从源头和根本上被彻底否定掉。其次，即位辨诬涉及到朝鲜国王在继承王位时是否存在篡夺的问题，因为根据君臣关系的常规，朝鲜国王的继承必须得到中国的册封和认可，若新王通过弑君犯上夺得王位，这就破坏了国内的君臣秩序，其先斩后奏的行为也破坏了两国之间的君臣秩序。再次,交倭辨诬涉及到朝鲜如何在“大中华”的框架下处理日本的问题，在中国“大中华”眼中，日本乃不服管教的夷狄之国，在朝鲜“小中华”眼中，中国乃父母，朝鲜乃孝子，日本乃贼子,日本不时挑战中国在东亚的权威，若朝鲜和曰本有勾结的嫌疑,那么朝鲜不仅会被认定为自甘堕落的夷狄，还会威胁中国有所图谋，最终造成宗藩关系的彻底决裂。因此，三种书籍辨诬都是朝鲜通过维护宗藩秩序来论证自身的正统。
无论相关书籍被双方哪一国读到，都会对朝鲜王权正统和两国宗藩关系造成威胁。正因为如此休戚相关的关联，朝鲜对书籍辨诬苦心经营,孜孜以求其成，四百余年投入巨大心血和精力：一是在使臣人选上高度重视,所派的辨诬使不是王室成员就是相臣高官，如领议政、左议政、右议政等；二是在呈给礼部的辨诬奏文上字斟句酌殚精竭虑，往往择优选取后又反复修改，以求辞气通达，情理动人;三是在辨诬过程和外交斡旋上，朝鲜几乎每次出使都要准备大量金钱财货作为礼物贿赂中国官员，以求辨诬的顺利进展和最终成功。但朝鲜之所以如此重视辨诬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朝鲜国王力图通过辨诬为自己蠃得忠孝的名声，所以每次辨诬成功后，国王都要举行盛大庆典,祭宗庙，加尊号，在证明先祖正统的辨诬过程中也证明了自身的正统；二是几乎每次相关书籍出现，朝鲜大臣多是群情激奋,力主遣使辨诬，且勇于任使，因为每次辨诬成功后，赴京辨诬的大臣都会受到加封赏赐,辨诬可为其在激烈的党争中蠃得政治声望和筹码。所以，朝鲜如此汲汲于辨诬不仅仅是出于对正统与宗藩的顾虑，还源于朝鲜君臣在政治利益上的一拍即合。这也进一步凸显出朝鲜王权在国内外多重力量束缚之下的脆弱性。
反过来，中国对朝鲜的书籍辨诬并非不屑一顾，反而在很多时候高度重视，并将之作为有效的政治杠杆为自身的正统和两国宗藩关系服务。朝鲜第一次书籍辨诬之时,正值永乐元年，朱棣刚刚通过“靖难之役”取得帝位，面临着严重的正统危机，而当时的朝鲜太宗李芳远亦通过篡位而取得王位，面临着与朱棣同样的问题，因此,李芳远的朝贡兼辨诬无疑有助于论证双方的正统，两位太宗在书籍辨诬问题上投桃报李，各取所需。同样，嘉靖帝是在非常时期根据兄终弟及的原则取得帝位,从即位之初就通过“大礼议”强化自身的正统,为此嘉靖帝和群臣展开了激烈争论，但每当嘉靖帝在“大礼议”中获得胜利后，朝鲜皆遣使陈贺，所以面对朝鲜针对《大明会典》的宗系辨诬，嘉靖帝屡次奖谕，使宗系辨诬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丰臣秀吉发动侵略的后期，丁应泰借《海东诸国纪》弹劾朝鲜勾结曰本，朝鲜急遣使臣赴京辨诬,最终明朝为了东征大局和宗藩关系，果断为朝鲜洗刷了冤屈。同样，在清代前期，朝鲜打着《十六朝广汇纪》等野史的旗帜预先针对清修《明史》辨诬，清朝基于不同时期的时势变化作出了相应的处理，最后为了巩固两国宗藩关系和“中朝政治一体化”，不惜在《明史》中曲解史实以顺应朝鲜的请求。简言之,朝鲜和中国在明清东亚世界中身份角色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在处理双边关系的着眼点也有所不同：朝鲜的最高利益在于“保国”，而中国的最高利益则在于“保天下”。自古以来，中国对朝贡制度和宗藩关系的维护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寓意，1是怀柔远人，万邦来朝，彰显皇权正统和太平盛世，二是守在四夷，屏藩中国，获取稳定安全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秩序。明清两朝的宗藩理念更加显示出其在处理对朝关系的政治性，即始终将政治利益作为第1原则。
两国虽然在书籍辨诬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手段，或者朝鲜的书籍辨诬屡次被明清所拒绝，但在事实上却使朝鲜越发增强了满足正统和宗藩之需的信念，而中国也从朝鲜的努力中产生有效的互动，共同维护双方的正统地位和宗藩关系，由此，两国在某种程度上对现实的东亚世界产生了共同的认知，又进1步增强了两国的宗藩关系。但在具体的互动交涉过程中，中国掌控着书籍辨诬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且中国恰恰利用了历史书写的权力适时调控着两国的宗藩关系。
朝鲜“小中华”意识以“壬辰倭乱”为分水岭，从强调“尊王”为主流转向强调“攘夷”为主流,“攘夷”又先后分为攘清夷和攘西夷,但朝鲜特殊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小中华”意识的根本核心皆在于解决内外困境中的正统危机。朝鲜所进行的每一次书籍辨诬是在“小中华”意识驱使下抢救本国政治话语的体现，它不仅显示出其对王权正统和宗藩秩序的诉求，也进一步将两国内部的政治进程或政治发展显露出来,并反过来对各自国家的内政问题产生了重要影响，朝鲜在面临正统危机之时将书籍辨诬巧妙地转化政治资本。另外，更重要的是，朝鲜的书籍辨诬磨合了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成为其“小中华”意识变迁的契机。所以，朝鲜的书籍辨诬实质上是一种“书籍外交”，无论对朝鲜还是对中国，书籍外交都不仅仅是基于观念和名分的外交行为，更是深受现实利益驱使的外交策略，充满了深刻、强烈、迫切的现实关怀。从这1点上说，明清时期的中朝宗藩关系对任何1方来说都是政治性和战略性的，朝贡体制的核心特征仍然是政治利益大于经济利益。
无论朝鲜的书籍辨诬在不同时期有多么不同，但宗系辨诬从头到尾贯穿了两国宗藩关系的始终,朝鲜自以为只要刊改《大明会典》的宗系问题便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但直到清末同治年间，朝鲜仍在围绕宗系问题赴京辨诬。正如富路特指出，虽然朝鲜使明清王朝在《大明会典》和《明史》中改变了记载，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仍然保留了大量未修改的原本书籍并流传至今。随着朝鲜最后一次书籍辨诬即同治年间围绕《廿一史约编》辨诬的结束，朝鲜历史随即进入高宗时代,在日本侵略和清朝衰落的东亚背景中，高宗成为大韩帝国的开国皇帝，自此便脱离了长达500多年的中朝宗藩关系，进入屈辱的近代史阶段。由此观之，书籍辨诬是中朝亲密而复杂的宗藩关系的特有产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來源：《史林》2013年0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