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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22年3月31日，国家文物局正式揭晓“202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些发现填补了研究空白，进一步增强了历史可信度，展现了中华文明风采。下面我们来看看是哪十大考古新发现。(按时代早晚排序)  一.四川稻城皮洛遗址 一.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0年5月在川西高原展开旧石器时代考古专项调查工作中发现了稻城皮洛遗址。 该遗址位于平均海拔3750米以上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是一处大型旧石器时代的旷野遗址，填补了青藏高原旧石器考古的空白。  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出土文物 从7个文化层中出土石制品6000余件，展示了“砾石石器－手斧组合－石片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序列。该遗址最重大的发现是数量丰富、形态规整、技术成熟的手斧和薄刃斧，是目前在东亚发现的最典型的阿舍利晚期阶段的文化遗存，也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阿舍利技术产品。阿舍利技术是早期人类智慧技能发展到一种高峰的标志，学术界在衡量一个旧石器时代文明是不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时，也是以该文明是否掌握类似阿舍利手斧这样的先进工具制造技术为标准。 20世纪40年代西方考古界提出了一个“莫维斯线”假说，该假说认为在旧石器时代，莫维斯线以西的欧洲、中东和非洲地区已经掌握了阿舍利手斧等先进工具的制造技术，因此是早期人类文化的先进地区；而位于莫维斯线以东的中国等地区仍然是以制造简单的砍砸器为特征的“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那么本次四川稻城皮洛遗址发现的阿舍利手斧组合，将彻底否定“莫维斯线”假说。  二.河南南阳黄山遗址 二.河南南阳黄山遗址：位于河南省南阳市黄山村，是一处年代跨越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涉及玉石器制作性质的中心性大遗址，于2018年5月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该遗址地理位置靠近独山，盛产四大名玉之一的“独山玉”。主要考古成果有：  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 1.发掘了国内保存最好的史前建筑之一“仰韶文化坊居式建筑群”，墙体存留高、内部设施齐全、大批遗物原位保存，再现古人制造玉石器与生活的基本场景。  屈家岭文化墓群 2.发掘出的“屈家岭文化墓群”多数人骨保存甚佳、社会成员等级分明，出土了具有编织功用的成束骨针为我国史前纺织考古提供了重要材料。  黄山遗址与独山之间的水运图 3.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史前码头性质的遗迹，与自然河、人工河道、环壕一起构成了水路交通系统，体现出古人对水资源的重视和利用能力。  玉璜系列 4.发现了该遗址以独山玉石为资源支撑、其它地方玉材为辅助，从仰韶晚期“居家式”作坊群向屈家岭时期“团体式”生产模式的转变，同时发现石家河时期也有成规模化的生产玉石器，填补了中原和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石器手工业体系的空白，为探索当时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和社会的分工提供了重要线索。 而且因为独山玉石具有很强的唯一性和标识性，曾在不同遗址出土的众多独山玉器都有可能是“黄山造”，反映出了该遗址生产的玉石器的交流范围已超出南阳盆地，到达豫西、豫东南、鄂长江北岸的广大地区，也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基本特点，为探讨当时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化进程提供了关键材料。  3.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 三.湖南澧县鸡叫城遗址：位于湖南省常德市鸡叫城村，是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心聚落。该遗址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鸡叫城遗址进行连续四个年度的田野考古工作。本次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有：  鸡叫城聚落群的演变过程 1.确定了鸡叫城聚落群的存在时间为距今约8000年至距今约4000年前，在这期间鸡叫城聚落群的发展是连续且稳定的，逐渐从普通居住点发展为环壕聚落，最终形成了三重环壕的聚落结构，这在长江流域是首次发现，第一圈环壕是护城河，护城河以内包括城墙在内的面积约15万平方米（大概200足球场的大小）是主城区；第二圈环壕以内面积约23万平方米是生活区、居住区；第二圈环壕以外是耕作区，主要用来种水稻。环壕与沟渠组成的网状灌溉水系与稻田所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呈现出了鸡叫城作为史前稻作农业文明社会的繁盛景象。  史前豪宅F63复原图 2.发现了多处屈家岭文化大型木构建筑，其中以屈家岭文化二期早段的F63规模最大、保存最好，F63由主体建筑和外围廊道组成，室内建筑面积420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为630平方米左右、坐北朝南，很难想象距今5000年前的史前人类已经住上了这样的豪宅。它的发现为了解长江流域史前建筑形式与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填补了中国史前建筑史的空白，丰富了中国土木建筑史的内容。  鸡叫城出土的谷糠 3.仅2021年1月，考古工作者就在城中发掘出了面积约80平方米、厚约15厘米的谷糠堆积层，能产生这么多谷糠需要高达2.2万公斤的稻谷，如果按照一日两餐、每餐3两米饭的标准，大约可供1000个成年人吃46天，并且还有更多粮食没有被发掘出来，这个是非常罕见的。海量稻谷糠壳和稻田片区的发现，为了解稻作农业视野下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的途径与方式提供了重要资料，多重环壕所组成的城壕聚落集群、水渠和稻田片区也是距今5000年前后长江中游稻作农业社会所达到的史前文明的最高层级。 种种迹象表明鸡叫城基本可以不从外部社会获得收益，它是一个自给自足、自然演化的过程，鸡叫城聚落群依靠富饶的澧阳平原为自己的农业经济做支撑，以土地、农业、人口为要素，完整演化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全过程，而从泥土和稻田里生长出来的农业文明正是多元一体早期中华文明产生的主要途径，是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奥秘所在，也为国际社会认识中国史前文化与社会复杂化进程及文明起源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珍贵样本。 4.山东滕州岗上遗址 四.山东滕州岗上遗址：位于山东省滕州市陈岗村，是一个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的大型聚落遗址，早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人员就曾进行过简单的调查发掘，最终在2018年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勘探，确定了遗址时代以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主。山东滕州岗上遗址的考古工作分为北区和南区： 北区二次葬大墓出土器物 北区发掘出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礼器，如大型的鹿角锄形器，它经过细致的加工打磨、制作精美，明显不是普通的生产工具，而在很多大汶口文化遗址都出土过锄形刻符，所以这肯定不是普通的东西，应该是在重要活动中才会使用的礼器。红彩的骨板形器和叉形杖也是首次发现，它们和鹿角锄应该是一套，都是礼器。另外北区还发现了鳄鱼骨板，也是刷新了之前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该类器物的年代和数量，是最多也是出土年代最早的一次，而鳄鱼骨板都是出土于大墓中，所以应该属于高等级的器物。 南区出土文物 南区墓地的墓葬分化则特别明显，分为大、中、小型三类，大型墓分布紧凑、葬具齐全，往往有器物箱或棺下放置枕木，男性均随葬玉钺或石钺，女性随葬玉器以饰品为主，其中以绿松石材质的最多；而中型墓则多仅有一棺，随葬品较少；小型墓基本没有葬具和随葬品。特别是大型男性墓，绝大多数陪葬品都是玉器，对比同时期大量使用陶器作为陪葬品而言，说明了墓主本身的社会等级非常高，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属于高等级权贵阶层，并且掌握着绝大多数的财富。 南区四人合葬墓 南区还发掘出一个四人一次合葬墓，墓葬中的4人自北向南年龄呈递减之势，而随葬玉钺从类型、数量、玉质及大小等方面也表现出递减之势，表现出了四人明显的等级差异，非常罕见。 墓葬形式往往反映出的是真实的社会状态，根据此次墓葬发掘的结果，说明早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社会就已经形成了贫富和阶级的差距；而男性大型墓葬的豪华规格，则说明社会关系开始从母系氏族社会转至父系氏族社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男性在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凭借经济上的优势男性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大量财富集中到男性手中，血统也开始按父系计算；成套礼器的发现则说明大汶口文化中的器用制度已经形成，明确了该地区是中国礼制的起源地之一。 5.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五.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著名的三星堆古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距今已有5000至3000年历史，是迄今在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三星堆古遗址是从1980年开始发掘，其中最为著名的文物基本都是出自于1986年发掘出土的两大祭祀坑里的文物，而2021年发掘的是全新的6个祭祀坑，因此从本次考古发掘工作的一开始便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从出土文物的数量和质量来看也确实不负众望，目前已经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根本无法一一细数，只能看看本次三星堆出土的部分“明星宝贝”了。 顶尊跪坐人像 顶尊跪坐人像通高115厘米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55厘米青铜大口尊，下部则是一个呈跪姿、双手持物于身前的高60厘米铜人，从样式推测或许代表着古蜀先民当年真实的祭祀场景。早在1986年发掘三星堆2号祭祀坑的时候就出土过一件铜人顶尊题材的青铜器，但是那个体量较小大概只有10公分，而本次出土的这个顶尊跪坐人像上部的大口尊没有被缩小尺寸，在与跪坐的铜人组合而成的器物时，充满了古蜀青铜器独特的神秘感。 扭头跪坐人像 扭头跪坐人像：这种姿势奇特的青铜人像在三星堆考古发掘中是第一次被发现，人像呈跪坐姿态，双手合十、头扭向右侧，头上连接了一个长条形铜器。扭头跪坐人像一共出土了三个，它们并非单独个体，而是一件大型组合铜器的3个构件，一同出土的还有一些条状铜器也是它的组成部分，人像双手与肩部的头发缝构成了一个卡槽，很明显是用来支撑大型器物的底座部件，实用性很突出。新器型的出现将丰富人们对三星堆遗址及其祭祀体系的认识，通过对出土器物造型的分析，人们可以更加具象地了解祭祀场景。 金面具残件 金面具残件刚出土时，就像是一坨被揉皱的纸团，经过清理后发现它是半张金面具。这半张面具宽约23厘米、高约28厘米，含金量在85%左右，重约280克，其完整重量应该超过500克，比目前我国出土的商代最重金器——三星堆金杖（463克）还要重。 圆耳朵金面具 圆耳朵金面具宽约28厘米，高约17厘米，净重约97克，含金量在82%-85%之间。与金面具残件相比，它的尺寸、厚度、重量都小很多，体量是三星堆金面具中的亚军。三星堆出土的面具特点就是“方耳”，而这个面具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个与人耳更为接近的“圆耳”面具，这个细节有没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神树纹玉琮 神树纹玉琮整件器物由整块灰白色玉料加工而成，对应的两侧线刻神树纹样，刻痕甚浅。玉琮在我国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不少，但是带有神树纹的玉琮还是第一次发现，神树在三星堆文明中代表着沟通人和神，体现了三星堆古蜀先民的宇宙观，为今人研究古蜀社会中神树的意义、象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大型青铜神坛 大型青铜神坛也是三星堆从未发现过的神坛造型，神坛体积庞大、造型奇特，目前可见分为台基、人像、和神兽三部分，此次发现的青铜神坛上，多个人物不同的形象似乎描述了当时祭祀活动中不同人员的角色和行为，再现了当时祭祀的场景，对于研究三星堆祭祀活动如何进行，祭祀坑是如何形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6.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 六.湖北云梦郑家湖墓地位于湖北省云梦县城关镇，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云梦县博物馆联合组队进行发掘，主要成果有： 长文觚 本次考古出土有长文木觚（一种多棱体木牍），木觚正反两面各七行，每行约50字，全文约700字，字体是典型的秦隶，载有谋士游说秦王寝兵立义之辞，“纵横”色彩浓郁，体例和文风与《战国策》《战国纵横家书》近似，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中华第一长文觚”。觚上所记载在的内容也是传世的史书中从未见过的，为我们提供了一篇全新的策问类文献，丰富了战国后期政治史资料，是研究当时社会思想的珍贵文本。游说秦王的事件展现了一幅东方国家与秦争斗的历史画面，同时涉及了春秋战国之际魏、越、吴之间的战争关系，其中所载的“魏越宿胥之野之战”等事件更是首次看见，为探究春秋战国之际的重要史事提供了新材料。 葬具绘画 同时还出土了一批罕见的葬具绘画，年代为战国末、秦代和秦汉之际，题材均为首见，填补了秦汉绘画的材质与类型的历史空白，是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发现，对追溯中国墓葬壁画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为研究秦人的葬俗葬仪、宗教思想、服饰文化与艺术造型提供了关键材料。 虎头枕 大批保存极其完好的精美漆木器，其中不少造型精致、纹样独特，文化内涵丰富，云梦出土漆器数量之庞大、工艺之先进、时代特色之鲜明，堪称战国末至汉初中国漆器发展的缩影。 云梦是秦人统一南方的战略要冲，这些出土文物生动的展示了秦文化与楚文化逐渐融合、统一于汉文化并汇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过程，为研究战国晚期至汉初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中华文明从多元一体到大一统的进程及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认同提供了典型个案。 陕西西安江村大墓 七.陕西西安江村大墓位于西安市东郊白鹿原西，东北约800米处为窦皇后陵，西南约2000米处为薄太后南陵，北部约2100米处有个叫“凤凰嘴”地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汉文帝霸陵所在的位置。那么经过考古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排除了“凤凰嘴”即为霸陵的可能。而江村大墓平面为“亞”字形，地表无封土，墓室边长约72米、深30余米，墓室四周发现110多座外藏坑，外藏坑外围有卵石铺砌的陵园设施，由此推测可能为独立的帝陵陵园，而窦皇后陵也有独立的陵园，并且在江村大墓与窦皇后陵外围发现了陵园园墙的遗址，因此推测他们是共处于同一座皇家大陵园内。江村大墓的形制、规模均符合西汉最高等级的墓葬规格，加之其周边分布又是窦皇后陵、薄太后陵，最终专家确认江村大墓为汉文帝霸陵，解决了西汉十一座帝陵的名位问题。 8.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 八.甘肃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位于甘肃省武威市西南，一处唐代墓群。从2019年开始对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进行发掘，该墓位于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所在的山顶之上，是目前发现唯一保存完整的吐谷浑王族墓葬。 鎏金银马具 墓内出土大量精美的随葬品，其中有多件珍贵随葬品皆为国内同时期相关文物首次或罕见的发现。 慕容智墓志 其中出土的墓志时代明确、内容丰富，显示墓主为吐谷浑末代国王慕容诺曷钵第三子，“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墓志首次提及武威南山区“大可汗陵”的存在，墓志左侧面还刻有两行利用汉字偏旁部首合成的文字，初步判断为吐谷浑文，是目前所见依据汉文创造的年代最早的游牧民族文字，该墓葬的发现为研究后期吐谷浑王族谱系、葬制葬俗等相关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是吐谷浑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 慕容智墓出土金银餐具 经清理确认慕容智墓棺木保存完整，棺内有人骨一具，身着唐朝官服，头枕鸡鸣枕，戴头巾簪金钗，墓主身着丝织衣物多达十四层，其内包括绢、绮、绫、锦、罗、纱、缂丝等传统丝织品种类，绣有团窠纹、对狮纹、翼马纹、对鹿纹、凤纹、麒麟纹等唐代丝织品纹样，使用了包括夹缬、扎染、刺绣在内的多种唐代丝织品制作工艺，为国内外所罕见。 2021年，项目组以解决“大可汗陵”具体位置、布局问题及丰富吐谷浑王族墓葬群文化内涵为主要学术目标和任务，对新发现的天祝县祁连镇长岭-马场滩区3座墓葬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随葬品290余件，理清了吐谷浑“大可汗陵”的大致范围，对研究吐谷浑史、唐与西部少数民族关系史、唐代军事建制，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唐蕃战争、延州阁门府及“安塞军”的来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价值。 9.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 九.新疆尉犁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位于新疆尉犁县荒漠中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属于孔雀河烽燧群中的一座，是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军事防御和情报通讯设施，也是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焉耆镇下的一处基层军事管理机构。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883件文书，文书中所记录的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法律、交通、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大到典章制度、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小到私人生活的琐事均有涉猎，可以说是发掘出了一座全面反映唐代边防生活、边疆治理的档案馆，其中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发现，具有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出土文学作品的书卷残片 比喻文书中有句话：“种青稞小麦各一石”，这是上级单位指示基层士兵耕种的文书，说明当时除了大规模集中屯田外，烽燧守兵还需要在烽燧附近耕种粮食以作补充，出土的捕猎兽夹和织渔网工具则说明烽燧守兵也会通过捕鱼和狩猎来补充食物；还有的文书上写着“张三郎从东来，用钱三十文沽葡萄酒。”这就是一份账单；在该遗址的发掘中还首次发现了一种叫“计会交牌”的制度，就是基层军事机构或者烽燧间每日互相传递军情的木简，到了指定的日子这些平时积攒的木简都要上交到上级管理机构，由上级管理机构查验记录并收藏，因此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了不少这样的木简，上面的字迹清晰可辨如“官马并得平安、某某烽四面罗截一无动静、及烽子五人并得平安”等，虽仅有只言片语，但依旧能感受到千年前戍边将士们枕戈待旦、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活。 10.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 十.安徽凤阳明中都遗址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是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开始修建，动用了百万人口修建了6年后，在都城已经初具规模的时候突然停工。明中都规模庞大、气势恢宏，宫城比北京故宫紫禁城还要大12万平方米，达到84万平方米，其前朝区宫殿的形态因史料记载不详而一直成谜，本次发掘廓清了明中都前朝主殿及附属建筑的布局，解决了40余年来的猜测和争论，弥补了宋元到明清时期宫殿制度转变的关键环节材料，从实物上印证了明中都城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中上承宋元、下启明清的历史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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