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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伪满初期，东北著名实业家刘振义、刘振翔 清嘉庆年间(1796年至1820年)以后，胶东地区因战事稀少致使人口剧增，蓬黄两县更是人稠地狭：蓬莱县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有统计资料显示耕地占全县面积五分之一强，人均1.1亩，有二三亩耕地方能维持一个人的最低生活；黄县在同治年间(1862年至1874年)“丰年之谷不足一年之食”(《黄县志》，同治十年刻本，卷三食货志)。由于所产粮食不能自足就迫使人们另寻生路——其中主要是经商。 到了清末民初，胶东半岛以沿内海岸线的蓬黄掖三县(即蓬莱、黄县、掖县，今烟台市蓬莱区、龙口市、莱州市)形成了一个名扬遐迩的商业经济圈①——在清末，蓬莱县城有商号多达约三百家、黄县城的商号仅西关街就多达157家②、掖县有青岛首富刘子山(1877-1948)和其后民初的盛锡福帽庄创始人刘锡三(1896-1982)。其中的黄县，一是其商人远多于农民而占全部人口的一半(1890年代黄县全县人口约14万)，再是该县的丁元沂(清乾隆年间人)开创的丁百万家族系富可敌国的山东首富。在胶东地区，就其商业圈的蓬黄掖三县人广泛流传着两个小故事，从而概括出了一个俚语“蓬莱腿，黄县嘴，掖县鬼”： 说一蓬莱小伙娶了个黄县媳妇，按风俗大年初三这天闺女、女婿要回娘家拜年，娘家接待女婿的最高礼遇就是一进门就给煮四个荷包蛋吃。这天，这家闺女、女婿一进门，岳母马上生火烧水准备煮荷包蛋，水烧开了要煮鸡蛋时岳母打开柜子一看，突然哎呀一声说真不凑巧，家里没鸡蛋了。女婿一听便知趣地说不要那样麻烦了，但岳母还是坚持说不能怠慢，就跑出去借鸡蛋。女婿想刚进来的时候明明看到院子里有一群母鸡，难道都不下蛋？又瞥见刚才岳母从柜子里找鸡蛋的时候忘了关柜门，他望柜子里头一看居然有一笸篓鸡蛋。女婿明白这岳母是来虚的——真是长了个好嘴！一气之下把一笸篓鸡蛋都打开煮上了。当岳母手里攥着两个鸡蛋回来了，满脸不过意地对女婿说真不巧啊，我走了半个村子就借来了俩鸡蛋。女婿接着说：我不知道您家里的鸡不下蛋，看您出去借，我就跑回家去拿来了鸡蛋，刚煮好了，咱们一块吃吧。岳母看到煮好的荷包蛋什么都明白了，只好说你们蓬莱人的腿真快啊。 再一个故事说一黄县人挑着两筐子大葱到掖县贩卖。来了个人在他摊前讨价还价，他就一句话二文钱一斤少一点不卖。这时又来了个人问葱叶怎么卖，前那个人一听就接上话茬说正好我想要葱白，咱俩给他都买下吧。后来的那个人就对黄县人说：那就按你的价钱我俩把你这两筐子大葱全买下，大葱从中间切开，葱白给他葱叶我要，这样，葱白、葱叶都按一文，加起来还是两文钱。黄县人一听是这么个理儿，大葱就被两个人切开了分别买走了。回家的路上黄县人边走边盘算盈余却怎么算连本钱都算不够，回家后给媳妇一说被媳妇数落了一番他才终于想明白：唉！再巧的黄县嘴也斗不过人家的掖县鬼呀。 其实，“蓬莱腿，黄县嘴，掖县鬼”应该是指有别于农民、渔民的商人所必备的三个基本素质：一是擅长远行，二是能言善辩，三是工于心计。蓬黄掖三县西北两面临内海，与京津唐和东北的交流都比较方便，特别是东北，自古就有闯关东的传统，尤以黄县商人最为突出。而地处蓬黄两县交界处的刘家村一带人既善于远行和说道，也不乏心计。 民国年间，蓬莱境内耕地稀少土壤硗薄，平原仅有20%，山地占32%、丘陵占48%。《第四次重修蓬莱县志·卷二政治志》记有：蓬莱“县人多地少，土薄，出产粮食，丰年不敷食用，且十年九旱。蓬莱人民，亦以农为生，无大地主，多自耕农，但全县山多地少人众……”。以已知的1933年蓬莱全县61647户357243人计算出户均人口为5.8人(略大于当时全国的户均人口5.6人)，一个六口之家有20余亩耕地就算是富户了，这样的富户也只是能维持着勉强吃得上穿得上这一最低生活水准，富户若为继续扩展为近百亩的大户就得再谋其它营生，规模以上的大户大都是在外地发展而成的。 刘家村在解放战争期间有130户人家五六百人八九百亩耕地，人均耕地一亩半，多数的四五口之家依靠仅有的六七亩耕地难以糊口，即便是富户也多是再通过外出或做点生意以贴补生活或积攒钱财谋求发展，而大户都是通过外出而发家的。刘家村的多数人家无论穷富大都有外出者甚至全家外出，据刘才基2000年统计，刘家村从民初以来不到九十年间共有293人通过做工、经商、从军、考学等途径到外地谋求发展(应该不包括出嫁到外地的女性、在外地落户后出生的后人)，这就是说，刘家村户均外出人口高达二人以上。其中，在整个民国的38年间刘家村到外地经商开实业发展比较大的至少有七户的十人——其中的下列前五户的六人系染坊门里一世(即刘德亮、刘德明，刘德亮子依序是刘玉典、刘玉香、刘玉球)的后世： 刘玉典之孙刘振翔在沈阳开制钟厂、刘振蒿(或名刘振镐)在徐州开商号，刘玉香之子刘元龄、刘豪龄(字子汉，其名"豪"未能确定)兄弟俩在黄县开钱庄，刘玉球三子刘延龄在大连开商号、之孙刘振义在沈阳开制钉厂；刘玉章、刘玉启③兄弟俩分别在上海开旅馆、在蓬莱开医馆，刘廷采的俩儿子在哈尔滨开卷烟公司。 其中的刘振义、刘振翔两人，伪满初期先后在沈阳因成功地开办了机械制造厂而成为东北著名的民族实业家。 一、刘振义1932年开办东北早期“洋钉厂”——奉天新生制钉工厂 刘振义(1904-1993)1932年在沈阳开办奉天新生制钉工厂。据村里老人回忆说“工厂在奉天大东区东北大马路的奉天第二监狱④南边，1956年公私合营为沈阳市制钉厂”，知工厂原址即今沈阳大东区东北大马路北海街144号的原沈阳市制钉厂。 沈阳解放后的1948年11月初，在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当月改称第44军)157师司令部任参谋的刘柏若(刘延龄三子)在沈阳三家子(沈阳东11公里今204医院一带)休整期间，想起在东北三年中未与家里联系，就去看望堂兄刘振义，到了新生制钉工厂后方知他一家三口前不久前搬到了天津。1949年1月15日清晨刚打完天津，刘柏若一大早就把军用水壶装满了三斤多白酒，带着一名战士骑着马来到天津河北区刘振义的家。刚起床的刘振义开门一看是堂弟刘柏若，由于三年多没有音信，村里人都猜测他在东北不是战死了就是冻死了，这一大早突然出现在家门口，刘振义惊讶地问道：老三你还活着啊？刘柏若笑了说进屋吧，咱俩喝点酒暖和暖和说说话。也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哥儿俩把那一壶酒全喝干了。刘柏若离开他家后，刘振义立马捎信到刘家村，王世芳得到信后高兴得见人就说“我家老三命大，老四老五和侄儿他们也保准都好好着。”当时刘振义夫人陶希芬(1921-2020)和二岁的长女刘勤都在家。陶希芬2014年回忆说她娘俩是1948年夏天先从沈阳乘飞机到了北平，在居京的同村人家住了一天后再乘火车到了天津，不久后刘振义也到了天津。那天早晨她正在厨房做饭，看到刘柏若进屋后，那名战士把两匹马拴在了门口之后又和她在厨房里说了会儿话。 解放前后，刘振义带妻女回到老家刘家村。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的号召⑤。截止11月，蓬莱县共捐款16亿多元(旧币)、捐粮6万余公斤，其中刘振义积极响应号召捐献了五根金条，刘家村为此专门进行展览宣传，轰动了周边好几个村。 在1952年上半年的“五反运动”中，刘振义在村里被作为资本家批斗，其后的下半年他携妻女又回到沈阳的工厂，直到1956年工厂交给政府合营为沈阳市制钉厂后刘振义回刘家村定居。1958年刘振义与村领导许守福去沈阳办理了工厂的善后事宜。刘振义陶希芬夫妻在沈阳期间的1946年生长女刘勤、1953年1月生长子刘龙业。 晚年的刘振义每逢新年，常以他父亲刘化龄所撰短联自娱自乐地给乡亲们说“莫问世事，有道便行，横批'又一年’啊。”1993年8月22日，伪满时期的东北著名民族实业家刘振义在老家刘家村去世，终年90虚岁。 二、刘振翔、吴毓川1935年开办东北第二家制钟厂——奉天新明制钟工厂 说起中国的机械制钟工业，就不得不提到中国首家机械制钟厂——烟台宝时造钟工厂。并且，本节所述奉天新明制钟工厂的最初两名高级技师赵鉴唐、徐宝任都来自该厂。民国初年，烟台德顺兴五金行老板李东山从经销洋钟中得到启发，出资2.5万银元从德国购进设备，于1915年在烟台朝阳街南首开办了中国首家机械制钟厂——烟台宝时造钟工厂，三年后生产出“宝”字牌摆钟。1931年，为了规避按户头摊捐纳税，李东山将两处实业合并为德顺兴造钟工厂。对此，国内外多有文献记载，其中《上海之机制工业》(上海市社会局，上海中华书局民国廿二年印行)记有：“国内用机器制造时钟者，当以山东之德顺兴造钟厂为最早而最大。该厂于民四开办，资本十万，男工童工近五百人，年产座钟十万只。每只扯价七八元。出品精良，极为国人所用。近年后起者，有永泰、永康、永业等厂。” 东北的机械制钟工业资料中关于其早期的记载，仅查阅到：一是1922年建奉天钟厂，1928年后张学良将其改称辽宁钟厂，1931年日本占领后改称满洲钟厂，1946年民国政府恢复原名辽宁钟厂，1948年沈阳解放后改称沈阳钟厂；再是“1935年德顺兴造钟厂技术工人赵传尧(赵鉴唐字——引者注)、徐宝任，先后离职去沈阳开办了新明造钟厂，在丹东开办了大陆造钟厂”⑥以及类似提及，奉天新明制钟工厂的相关情况未再发现其它记载。现据刘敬业等《心香一瓣》、吴鸿英《我的爷爷》等文，及刘奎基、刘才基等回忆，奉天新明制钟工厂的情况有： (一)筹办至鼎盛时期。1919年，蓬莱刘家村刚满15岁的刘振翔(图601)只身来到东北开原的永庆东丝绸百货店学徒，后任账房，1929年任万兴百货店三掌柜，至1935年辞去了月薪一百块银元(时在沈阳，两块银元可买一袋白面)的三掌柜职务，到沈阳大西关大街的五斗居胡同附近的伊藤忠洋行当店员，开始注意观察和研究市场，联系烟台老乡结交朋友。  图601：刘振翔1942年于沈阳。刘才基提供  图602A：吴毓川于1919年。吴鸿英提供  图602B：《大同二年商业汇编》(奉天市商会1933年编印)第17页“丝房”记有：“中顺昌，资本主王懋森，……经理吴毓川，店员人数五十二名，资本金四万元，开设年月民国十四年九月，设立地址大西关五斗居分所门牌七十六号”。复制自互联网 在向黄县老乡、与伊藤忠洋行很近的中顺昌丝房经理吴毓川(图602)的学习交流中，刘振翔提出的开办制钟工厂的设想得到吴毓川的极力赞同。1935年7月，他俩一起联络了二十多位有共同愿望的蓬黄老乡和几位当地朋友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后都认为可行，刘振翔就专程到烟台德顺兴造钟工厂请来了赵鉴唐(图603)、徐宝任两人任高级技师，开始筹建制钟工厂。  图603B：赵鉴唐(右二)1920年代在烟台宝时造钟工厂镶钟部与工友们的工作照。赵莉菊提供  图603B：赵鉴唐。赵莉菊提供 1935年下半年，在时伪满洲帝国的奉天市沈阳区大北街四段(今沈阳大东区中学堂路大北关街)13号挂出了“奉天新明制钟工厂”的牌子，工厂由16至19名股东投入了20个股份共5万余元(系与日元等值的伪满洲国元，约合7万银元或近3万美元)，其中做为主要股东的吴毓川投入了10%，刘振兴投入一千元。全体股东一致推选刘振翔为经理，聘用当地朋友周书禄任厂长负责生产技术工作，由刘振兴任会计、赵鉴唐任技术主管(相当于副厂长)，其他技术骨干有徐宝任、曲源德、刘瑜阶。 图604系1938年7月31日刘振翔与本家等蓬黄老乡在沈阳的合影，这时正是新明制钟工厂开业后紧锣密鼓地进行生产准备期间，这九人应该是部分股东或生产经营管理骨干。前排左起依序是：未辨识、袁文芬、刘振翔、刘振兴，刘振义、刘振声、陈家遵，刘守业、刘广业。刘姓中“振”字辈的是本家堂兄弟，最后俩“业”字辈的是他们的侄儿。据刘振义夫人陶希芬回忆：刘振声这期间在沈阳没从事任何职业，经常和两个堂兄刘振兴、刘振义喝麦酒(啤酒的日语称谓，又称艾尔酒，啤酒名是青岛啤酒以德语Bier的音译)，当时排队买麦酒一人一次只能买两杯，他们仨一个看着桌子俩人轮流排队买够了十几杯三人再一起喝，说这样喝起来才过瘾、才高兴。他们当时喝的是日本在沈阳生产的麒麟牌麦酒⑦。  图604：旅沈老乡合影，1938年7月31日 图605：刘振兴和堂弟刘振声，约1940年(待添加) 新明制钟工厂使用的是晚清一赵姓王府坐北朝南的主体部分占地十六七亩的三进院落，以东部一通道前后相连： 第一进，西部为工厂管理部门，设有经理室(电话号码[四]三七一六番)、会计室、供销业务室、会议室等；东部为包装部、彩绘部、成品库、备品库；东西厢房分别为伙房和宿舍。 第二进，正房是冲剪、镟铣等机加工区，正房东头外接的两间为维修部和碾压机房，东西厢房分别为装配部和校准部。 第三进，西部木结构的绣楼是王府祖先堂，东部的后花园里为熔铸工部。 再北的后院，中间有一口马神井(马神，俄语机器машинка的音译)及储水池，院门前有两尊上马石。南北各一排约十间的平房：南平房东西各半部分别为铜库和木材库，北平房的东西各半部分别为油漆玻璃工部和木工部。东边依墙北起依次为壳体成品库、木花库和猪圈，西边为木料库。 1938年春天开始进行设备安装准备、各工部进行试车，到年底形成了批量生产，首批时钟一投入市场就一炮打响。其后，其产品先是覆盖了整个东北地区，继而又远销京津冀等地。 以“新升起的明星”之意确定的厂名“新明”和商标名“明星”。在互联网可搜索到的奉天新明制钟工厂的明星牌座钟(高32厘米宽31厘米)正背面的两张照片，背面贴有广告等文字介绍。 新明制钟工厂的镟铣等机床都是从德国购进的最先进的制钟专用设备。据刘振翔曾去汉城(今韩国首尔)采购发条的记载和对钟机械结构分析，只有发条(即盘簧)是该厂唯一的外购零件。机械钟在使用中经手旋旋钮或手拉链条使发条旋紧后，形成的弹性势能通过单摆原理的钟摆匀速释放直接转换成动能，为机械钟提供动力。当时的机械钟一般都装有两盘发条，分别为走时、报时提供动力。 (二)有关原始资料。笔者见到的有关新明制钟工厂的原始资料有： 康德八年(1941年)六月二十日经伪满洲帝国特许发明局局长上原群一郎(系1937年7月成立的伪满洲发明协会副名誉会长)签发第26576号《商标注册证》(图606)确定“明星”商标注册。  图606：伪满洲帝国《商标注册证》。刘才基提供 1942年编印的《新明制钟工厂样本》(图607，正文共23页)有图片和文字介绍，该厂生产的机芯有十余种，座钟、挂钟和落地钟等各种木壳样式达百种，其中最大的落地钟拉链大座钟高83吋(即2.11米)。  图607：《新明制钟工厂样本》封面。刘才基提供 奉天新明制钟工厂专用信封(图608)，为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二月刘奎基写家书所用。信封的背面有新明制钟工厂的广告文字和电话号码。  图608：奉天新明制钟工厂信封——刘奎基家书。刘才基提供 (三)刘奎基、刘础基等工友举行罢工。经过1939年春夏之交的诺门罕战役的惨败，日军益感兵力不足就不得不改变控制伪军的办法而进行扩充伪军。1940年4月伪满公布的《国兵法》由募兵制改为征兵制，规定凡年满19岁的青年必须服兵役三年。又经1942年6月的中途岛海战的惨败，使日军高层再也无法对整个战局做出清晰的判断，对东北的压榨到了疯狂的地步，11月伪满又公布的《国民勤劳奉公法》等规定对年满18岁不满19岁的男青年、虽满19岁但兵役检查不合格者(俗称“国兵漏”)进行登记，被强制编成“勤劳奉公队”(即劳工营)进行无偿劳动。到了1943年就更加疯狂地四处抓男青年强征为“勤劳奉公队员”(即劳工)，去北满等边境地区修建飞机场等军事设施。为此，工友中不满18岁的身体相对强壮一些的就想方设法跑回关内。到了初秋，刘奎基、刘础基等部分工友们因不堪劳动强度太大又吃不饱饭向厂里要求改善待遇。10月下旬，他们举行罢工后，带头的刘奎基、刘础基等四人被警察训斥体罚，再后又被抓去给日本人当劳工。其后的1944年初春，刘奎基从黑龙江的劳工营里逃了出来回到蓬莱刘家村。 (四)落入低谷后倒闭。1945年日本投降后，苏联对沈阳等地的工矿设备做为“战利品”拆迁，致使东北的工业近于瘫痪状态⑧，在沈阳许多工厂几成空壳局面中的新明制钟工厂因原材料短缺、市场萧条，只有勉强维持经营。到1946年底又因沈阳电力供应中断只有停产，只留用了二十来人制造铁钉、水表等。 1950年前后，刘柏若在这家工厂时的三位工友曾写信提到当时工厂的情况。刘俊川约1951年的9月10日来信说曾到工厂去看望，刘振翔仍当经理，还见到高重盛、周书禄、王腾功、王荣华、刘孟可、刘子渝、刘玉联、刘振兴等人，离开工厂的刘玉联、高重盛、刘子瑜还在沈阳，其中刘子瑜在北门外打钉子。 刘奎基来信最多，说从朝鲜归国时也专程到沈阳去看望工友，并与见到的工友们合影留念，还提到很多工友的名字。 高敬之从沈阳的三次来信说在沈阳的两位工友中，刘子元在拉三轮车，徐保寿在大北门外开了个字号叫松山表店的修表店，并成功地研制出了一种“表条”(大概即发条)；刘俊川1950年冬天从南方去朝鲜战场途经沈阳到他家来看望。 1951年11月，经股东大会决定倒闭后工厂就兑出去了，厂长周书禄和多数工人都去了铁西的沈阳瓦斯厂(今沈阳燃气总公司)工作。其后，经理刘振翔便开办了自食其力的义达手工业社，先后从事过橡胶垫圈制作、电动粉碎豆饼加工，1956年公私合营到沈阳粮谷加工厂，后又转到沈阳老龙口酒厂(始建于康熙元年)直到1964年退休。刘振翔曲秀英夫妻有三子二女，其中三子一女皆于文革前考入大学。 主要股东吴毓川早在1940年2月因不满日本人的残酷统治，携全家回到了烟台；1944年到了天津，解放后曾在河北区任街道居委会主任并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吴毓川早年曾在黄县城从丁百万家族买下一处七进的院落(原址即后来的黄县博物馆)，但房契当时未办理过户。 (五)工厂有职工共约一百人。1935年7月开办之初从沈阳当地招了一些职工进行培训、1939年蓬莱刘家村先有八人其后又有几人陆续来该厂学徒。该厂职工现已知的有41人。 一是刘家村的有17人(其中刘北令、刘俊川疑似刘家村的)： 李常周，系李常裕之弟。李常裕(1915-1994)，“滇西抗战”期间曾任中国远征军第53军130师中校副团长，详笔者与刘玉敏另文《中国远征军的抗战英雄李常裕》。 李金山之子、侄。 刘北令，是刘奎基约1951年的10月23日致刘柏若信中提到的工友。可能即刘家村刘伯龄(刘松龄之弟)。刘伯龄1950年代致刘柏若信说他在中南军区司令部办公厅工作，上月回家得知刘柏若在第44军；又信说调中南军区干部部预备役科工作，时驻广州东山合群西路3号。 刘柏若(1926-2010)，原名刘振家，参加八路军后以字为名。其在工厂情况详见第五章之“二、在大连辍学后，到沈阳和刘奎基一起做工”。 图609：刘柏若约1943年(待添加) 刘础基(1929年生人)，与刘综基堂兄弟，皆系吴毓川夫人刘盐如侄儿。解放后曾任在第31军任处长、1960年代在长岛县任银行行长。 图610：刘础基约1960年。吴鸿英提供(待添加) 刘德双(1929-2017)，后参加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期间的一次战斗经过与电影《英雄儿女》的王成有点相似：那场战斗是他们一个连独守一座山头，打到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于是他把各种武器都分散放在几处，当美军炮轰后往上冲来，他就打几枪换个地方。对此，美军摸不清山头上到底有多少人，始终没能攻下。他这样坚持了几天后，我指挥部才发现阵地没有失守。当增援部队到达阵地后才知道只有他一人在坚守着。只是，很逗笑的是，增援部队的领导当即提出拨给他一部分指战员让他当连长，刘德双幽默地谢绝道：拉倒吧，您凑活着我也凑活着过吧。刘德双晚年帮其子刘玉江在北沟镇二村开旅店。 刘广业，解放后在青岛。 刘俊川，参军后的1948年6月曾在法库与刘柏若(时任辽吉军区第1军分区司令部参谋)见面，8月随部驻四平附近；1949年在第45军135师404团司令部(驻天津西北王庆德西马道口村)，4月11日由天津西出发到汉口附近，5月由第45军调第15兵团司令部三科，6月驻九江后驻广州；后在第13兵团(驻安东并入朝)，1951年6月在朝鲜，1952年在志愿军司令部办事处(安东760部01办公室)任参谋。1948年至1953年与刘柏若有通信联系，信中提到刘奎基、刘振武(刘柏若五弟)，据此可能是刘家村人。但该名刘玉敏说刘家村没有、刘奎基也记不得、刘振武夫人也不知道，是不是以字为名也未可知。 刘奎基(1927年生人)，1940年，13岁的刘奎基和刘振翔8岁的长子刘敬业一起从刘家村乘船经大连来到沈阳，刘奎基进入新明制钟工厂学徒。1944年初春，刘奎基从黑龙江的劳工营里逃了出来回到蓬莱刘家村，后于3月参加了八路军，后系著名战斗英雄(详见互联网)。刘奎基1949年至2004年与刘柏若一直有通信联系并隔几年见一次面，最后一次见面是2007年(图611)。  图611：刘奎基及其夫人与刘柏若及其夫人，2007年 刘守业，系刘振翔堂侄。 刘守业之侄。 刘玉澡。 刘综基(1925-2000)，因辈分高且行三，故在刘家村通称三爷。系吴毓川夫人刘盐如侄儿。 刘振翔(1904-1968)，字仞千。发起开办新明制钟工厂之前系沈阳伊藤忠洋行店员。 刘振兴，字雨时，到新明制钟工厂之前在沈阳协茂尼绒庄当会计。 宋佑喜(约1913-?)，参加革命后因伤残复员，1966年任刘家村党支部副书记。 二是其它各地的24人(多系沈阳的)： 成世万，1966年在任沈阳公共汽车公司机关党支部书记。 丛玉芝、高重盛，是刘奎基约1956年的7月9日致刘柏若信中提到的工友。 高敬之，后在沈阳，1949年至1951年与刘柏若有通信联系。 刘孟可，上海解放后参加解放军。 刘瑜阶，后与曲源德去上海开办钟表厂。 刘玉联、刘子元，后在沈阳拉三轮车。 刘子渝，后在沈阳北门外打钉子。 马元令，上海解放后参加解放军，后在沈阳某飞机场工作。 曲源德，后与刘瑜阶去上海开办钟表厂。 宋元令，1948年参加解放军，1950年在空军四航校修理厂做技术工作，约1959年在南京空军政治学校学习，其后经常到刘奎基那儿玩(时刘奎基任“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的上海警备团团长)，此时与刘柏若有通信联系。 王仁举，是刘奎基约1951年的10月23日致刘柏若信中提到的工友。 王荣华，是刘俊川约1951年的9月10日致刘柏若信中提到的工友。 王腾功，是刘奎基约1951年的10月23日致刘柏若信中提到的工友。 吴毓川(1895-1970)，字仙舫，刘家村西北八里黄县苏家沟村人。《大同二年商业汇编》(奉天市商会1933年编印)第17页“丝房”记有：“中顺昌，资本主王懋森，……经理吴毓川，店员人数五十二名，资本金四万元，开设年月民国十四年九月，设立地址大西关五斗居分所门牌七十六号”。吴毓川夫人刘盐如(1893-1965，原名刘井儿)，系刘家村人，其兄弟有刘廷园(行一)、刘廷干(行三，子刘宗基等)、刘廷官(行四，子刘础基等)、刘廷端(行五)。  图612：吴毓川刘盐如夫妻及二子(后左吴殿榜字惠夫，前右吴殿楹字磐安)一侄(后右)，1938年于沈阳。吴鸿英提供 徐宝任，1935年从烟台德顺兴造钟工厂辞职到新明制钟工厂，1944年去北京与徐华梅开办长城造钟厂。 徐保寿，后在沈阳大北边门外开松山表店，并研制出了一种表条(即发条或手表带)，再后在北京。 徐学德，在工厂木工部干木匠。 张仁信，后在沈阳做小生意。 赵鉴唐(1914-1997)，字传尧，平度人。1935年从烟台德顺兴造钟工厂辞职到新明制钟工厂，1948年去上海开办忠众造钟厂。 周明亮，是刘奎基约1956年的7月9日致刘柏若信中提到的工友。 周书禄，1951年11月工厂倒闭后，去了铁西的沈阳瓦斯厂，后任沈阳煤气公司技术员。 周师傅，是刘奎基约1951年的10月23日致刘柏若信中提到的工友(也可能即周明亮或周书禄)。 另有姜世珩，可能是大姜家村人，约1917年生人，与陶陌生是蓬莱文会中学时的同学，毕业后当教师，后到东北经商期间与新明制钟工厂的工友来往密切。 注释 ①另外两个经济圈一是以胶东屋脊栖霞为中心南至莱阳(含当时尚未析出的莱西)等内陆形成的农业圈，该经济圈最大的财主是栖霞牟墨林(1789-1870)开创的拥有四万亩土地的牟氏家族；再是以东部沿海岸线形成的渔业圈。 ②黄县清末民初全县商号数不详，仅知此时黄县城的商号主要集中在西街及其西的西关街，仅西关街就有钱庄、杂货店、绸缎庄、棉布庄等商号157家，且多数为大商号。另据刘建昆2011年博文《明代到民国黄县境内集市的发展》知黄县商业在1930年代的发展异常迅猛： 1930年代初期，据《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胶济铁路车务处民国22年印行)记载，黄县全县有商号860余家：县城270余家，龙口400余家，各集镇近200家(十家以上的有六处：北马镇100余家，黄山馆40余家，诸由观20余家，芦头集、黄成集和石良集各十余家)。到1930年代后期日本入侵黄县前，在东北经商的黄县人因“九一八”事件多数被迫回乡，使得全县商号发展到2211家：县城438家，龙口747家，各集镇的商号占全县的一半而多达1026家。 ③刘玉启，曾为蓬莱县民国政府候任县长，长子刘潞龄系刘延龄夫人王世芳侄女婿、次子刘沛龄解放前参加革命。 ④奉天第二监狱(俗称大北监狱)，1937年在时沈阳老城大北边门外(今大东区北海街路东的联合路、东北大马路之间的东方郦城)建，二战期间曾关押过从菲律宾抓来的战俘。这一带在2000年之前有沈阳第二监狱(对面是沈阳市电力学校)、辽宁女子监狱、沈阳卫士文化宫、再生橡胶厂(现仍有该公交站名)、沈阳香皂厂等，附近街路多以“新生”命名。 ⑤1952年6月27日《群众日报》第1版报道：截至1952年5月底，全国人民“武器捐款共达人民币五万五千六百五十亿六千二百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四元，以每架战斗机值十五亿元计算，可折合三千七百一十架飞机……”，其中山东省捐款295,405,711,053元。 ⑥《烟台制钟业繁衍与繁荣研究系列之——烟台钟的形成繁衍、历史地位与文化内涵》(李爱国，《钟表》2014年第4期)，类似记载有《中国最早的机械制钟厂——烟台宝时造钟工厂》(韩学君，《烟台晚报》2012年3月15日A14版)、《烟台文史》(第四期，2018年6月)等文。 ⑦1934年，日本的太阳麦酒株式会社在奉天市铁西区兴工街1段11号(今铁西区建设东路46号)建满洲麦酒株式会社第一工厂(社长广崎传二郎)、麒麟麦酒株式会社在兴工街1段23号建满洲麦酒株式会社第二工厂(社长泽田武治)。两工厂于1936年10月建成投产，第一工厂生产太阳牌麦酒供应东北和华北的侵华日军、第二工厂生产麒麟牌麦酒供应奉天市民，时为奉天、锦州、安东三省(皆属今辽宁省)仅有的两家啤酒厂，1936年两工厂合为满洲麦酒株式会社统一使用麒麟牌商标。1945年9月苏联红军接管后交由哈尔滨秋林公司经营主要供应苏军，1946年5月由民国辽宁省政府接收一年后关闭，沈阳解放后先后改为解放啤酒厂仍沿用麒麟牌商标，1949年更名为沈阳啤酒厂后于1957年开始生产雪花牌啤酒，现为沈阳华润雪花啤酒有限公司。 ⑧《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演变过程的历史分析》(薛继坤，《长春大学学报》第15卷第5期，2005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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