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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感录（六）——棠棣之华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名字是一个“棣”字。《诗经》中有这样的诗句：“棠棣之华，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母亲是根据这一段诗句给我起的名字。“棠棣之华”是指兄弟情谊，因为棠棣花的金黄色花朵大多数都是相连的。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还有一个哥哥。不过，家长在给孩子起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文化程度，结果很多别字先生都把“棣”误读作“隶”，而我哥的名字凑巧是一个“励”字，没办法，后来我只好把自己的名字改了。最近，侄孙给我女儿打电话，说：“姑姑，我爷爷可能糊涂了，整天念叨我二爷，过几天我带我爷爷去你们那里，你也带我二爷来我们这里，让他们老哥俩见一见。”其实，我们两地相距只有一百华里，开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只是现在受疫情影响，来往受到了限制。不过，自从不久前我做了一次大手术，哥哥每周都会给我打电话，听说我这里平安，他就把电话撂了。他耳背，而且听力也有选择性，除了能听清报平安的话以外，其他的话他往往听不清。哥哥惦记着我，其实我更应当惦记着他。前些日子嫂子去世，哥哥显得更加苍老了。三十年前他没退休时，是某企业的高级工程师，同时也是区政协的常委。退休时，他仍然属于年富力强的一族。仿佛是一转眼的功夫，他就成了每天必须由子女陪伴的耄耋老人了。岁月不饶人啊！当然，我也属于耄耋一族了。我们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眼前的事儿忘记得很快，而久远的事儿却记得很清楚。例如，我曾在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辍学，独自站在哈尔滨的大街上，售卖香烟。虽然过去七十多年了，但当时的画面，仍然清晰地保留在我的记忆深处。辍学售卖香烟以补贴家用，当时是我自己提出的要求，那时候我还不足十岁，而母亲居然答应了。母亲是热衷于与命运抗争的。她出身于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需要帮家长照看弟弟妹妹，十五周岁的时候才争取到上学的机会。当时女孩子结婚早，母亲不愿意做平庸的农妇，不接受家长安排的婚姻，抗婚独自跑到大城市，报考了食宿免费的师范。毕业后当教师积攒了一些学费，又到北平接受了高等教育。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寥寥无几，更何况凭自己的力量去读大学的，就更为鲜见了。母亲那样做，是需要有相当勇气的，她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母亲觉得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更重要。当时，她让哥哥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到哈尔滨去读小学，就是为了培养哥哥的生存能力。后来母亲也带着我来到了哈尔滨。她同意我辍学卖香烟，也是为了培养我的生存能力。其实，母亲心里清楚，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我幼年丧父，家中的一切自然都由母亲安排。母亲这时正酝酿着一个大的行动，因为多年不见的表哥出现了。一九四七年末，母亲带着哥哥和我，跟着表哥，由解放区的哈尔滨，来到国民党统治下的沈阳。表哥是一位民主人士，他在青岛创办了《经纬时报》，由于不断揭露国民党的黑暗，报纸被查封，他也被特务通缉。于是表哥跑回到哈尔滨，找在抗日时结识的朋友高崇民、阎宝航等人，后经阎宝航介绍，中共东北局派遣表哥到沈阳做地下工作。长话短说，后来组织被破坏，母亲在集中营一直被关押到八个月后的沈阳解放。看来，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果然是一招好棋。念小学的哥哥和我，在举目无亲的沈阳，在母亲不在的这八个月中，虽然遭遇到了最残酷的生存危机，但是，我们还是硬挺到了沈阳的解放。母亲被捕后，他们派一个特务住在我家，我和哥哥就不能在家住了。房东的三女婿是中央军的一名团长，当时社会很不安全，他派一名士兵住在房东家的一间房子里，给房东看家，我和哥哥就和那名士兵住在一起了。一次我看到特务站在我家门口，我就挎着那名士兵放在屋里的冲锋枪，向特务走去。其实我不会使用枪，但特务害怕了，他躲回到屋里，第二天就不在我家住了。我把特务吓跑了，我们哥俩又可以回家住了。只是发现放在橱柜里的生活费，被特务偷走了。在母亲那里，特务没得到他们要的东西，就来找我哥哥。一次我刚放学到家，特务就过来问我：“你哥哥呢？”上次他们来逮捕我母亲的时候，由于哥哥护着我母亲，他被特务打得够呛。这次我一听说特务问我哥哥，我就生气了。我说：“没人给你看着！”特务向我走来，要动粗的样子，在一旁的房东太太赶忙过来解围。她对我说：“好好说话。”然后又转向特务：“他哥哥是高年级，放学比他晚。”房东太太设法让人在半路上堵我哥哥，让他等特务走后再回家。房东太太挺同情我母亲的。她与我母亲都有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北平读书的经历，不过没攀上校友，她读的是清华，我母亲读的是辅仁。哥哥没被抓走，我就有了依靠。这期间，我得了半年的伤寒病，混身又长满了疥癣。压在哥哥身上的担子，显然是无比的沉重。这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也会叫苦不迭的。现在，一些中、小学生上下学有的还需要家长接送，而在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哥哥，却成了家庭的顶梁柱。他要想方设法变卖家里可以换钱的东西，去购买柴米油盐。这要学会讲价，也要学会量入为出。他还要洗衣做饭，又要护理我并请医生为我看病。同时，他当然也不想耽误自己的学业。后来，我病情有些好转，并没有继续我的小学三年级的学业，我开始生煤球炉，做午饭和晚饭，为哥哥分担一些家务。我们的日子过得确实艰难，但也有改善生活的时候。八个月中，我们竟然还买了两次猪肉，每次只买二两。我当时大病初愈，是需要补充营养的。当时沈阳的物价疯长。沈阳解放的前两个月，哥哥带我到东顺城街粮市买粮。询问粮价，高粱米先是三万二一斤，再往里走，三万四，三万六，三万八，越走越贵，赶紧往回跑，最初卖三万二的，已经涨到四万八了。粮价涨得跟百米冲刺一样，卖粮的得到钱，也得用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去购买必要的生活用品，去晚了，他的钱就什么也买不到了。物价这种涨法，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即使是科幻小说的作者，也很难想象出这样的情节。沈阳解放的前几天，竟有用麻袋装钱去买东西的。当时我们的生活，用“艰难”来形容，似乎都有些用词不当了，这确实在考验着两个小学生的生存能力。母亲平时对我们要求并不严格，她主要是要求我们做人要正直，要富有同情心。在这期间，同情心派上了用场，因为我们还救济了一个比我们更困难的人。我们家附近有一户人家，母子两人相依为命。有一天，这家的十六、七岁的儿子被抓兵的给抓走了，这位母亲的精神就有些失常了，她开始沿街乞讨，一边也哭诉儿子被抓的情况，很令人同情。当时抓兵的事经常发生。有人花钱买了一个官衔，兵员却要自己征召。如果招够一个排的士兵，就可以当排长。如果招够一个连的士兵，就可以当连长。于是，上大街抓兵就成为补充兵员的捷径了。我亲眼看到大街对面的一块空地上，几十名士兵排着队，在一个军官的指挥下，轮流用大扁担打地上趴着的一个士兵。听大人们说，那也是被抓来的兵，后来他逃跑了又被抓了回来，打残他是为了震慑其他想逃跑的士兵。我想，这样的士兵在战场上，解放军喊一声缴枪不杀，自然都会乖乖地缴械投降了。那位精神有些失常的母亲，乞讨时路过我家门前，经常会坐在门前歇一会，我们就会把剩饭剩菜盛给她。房东太太看见了直摇头，她知道我们生活的不容易。后来那位母亲的被抓兵的儿子，在战场上真的缴械投降了。他被俘后参加了解放军，沈阳解放后他回家探亲，他们家成了军属。政府发给他们家三十斤救济粮，母亲让儿子直接把粮食扛到我家门前，要分给我家一半。我们当然没要。这是善良人之间的交往，我们都为之感动。这时我母亲已经回到了家中，她看到孩子们的成长，颇感欣慰。我们一家又开始了新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经历过那种坎坷的，没有童年的童年时代，既是一种不幸，也是一笔财富。能够在逆境中生存，当然也能够在顺境中成长。而且，在人生的漫漫旅途中，顺境和逆境总会交替着出现，童年时代练就的生存本领，帮助我们在风风雨雨中，顺利地来到了耄耋之年。童年的时候，我与哥哥对“相依为命”，做了很好的诠释；在耄耋之年，“棠棣之华”又在我们的生活中，美丽绽放着。孩子们在为祖母新购买的墓地下面，也为我们老哥俩购买了紧挨着的两块墓地。在那个世界我们还会相依相伴的。现在的科学技术发展很快，有人预言，几十年后，科技可以让人长生不老。我们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让我也可以在另一种情况下“长生不老”的，应该是我墓碑上的墓志铭，那上面将记载一个渺小的生灵，在这个世界上的一抹淡淡的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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