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代工厂大院子弟：我今天的模样，都与你有关

从出生到“十八岁出门远行”，作为工厂大院子弟，经历了单位制的辉煌、危机与没落，这部分生活构成了我的人生底色。“故乡就像血管一样，盘根错节地生长在血肉之躯的最深处，今生今世，不可分割。”文章发表于「人间·theLivings」，公号版有删改，以下是原文。

01

我对童年最深的印象之一是奶奶家后面的火车道。1996年我出生的时候，那条铁路线还有蒸汽火车驶过，黑色的车身使得红色的车轱辘分外鲜明，像一张张血盆大口，远远就拉响了汽笛，发出震耳欲聋的叫声。我还小，总是被这黑色的怪兽吓得直哭。后来长大了一点，慢慢知道这条铁路就是陇海线，电力火车、内燃机车和蒸汽火车都在这条铁路上运行，而我的家庭成员多多少少都与这条铁路和这些火车有关。

爷爷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因为“支援三线建设”，带着奶奶从大连来到了西安。他所在的大连机车车辆厂在西安建设分厂，在新的工厂里，爷爷依然和铁路、火车打着交道。奶奶当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庭主妇后，在外面的小单位随便找了个工作，主要顾着爷爷和两个孩子。爸爸和姑姑长大后也陆续“接班进厂”，从子弟变为新一代的工人。彼时西安分厂很快发展起来，附属幼儿园、小学、中学、医院、生活服务公司配套建立，同时还部署了职工消费合作社以及职工招待所，甚至还建起了一方专门供人们休息娱乐的小花园，人们都叫它小游园，这些地点距离工厂都是走路十五分钟内的距离。外公和外婆分别在子弟学校和附属医院工作过，妈妈后来也在子弟小学当老师。围绕着这家工厂形成了一个基本完备的小社会，路上走两步就会遇到一个熟人。

据说那时候的西安车辆厂蓬勃兴盛，效益可观，爷爷家因为是“单职工”家庭而失去过多次涨工资、分房子的福利，为此遗憾了很多年。七十年代初，爷爷的工资只有四十三块九，到了七十年代末，工资涨到八十多，八十多养活一家四口人。家里的油水要尽着上班的人吃，炼一方猪油可以吃很久，猪油渣珍贵无比，是爷爷独享的下酒菜。白糖放在柜子里，锁头锁着，我爸和姑姑想方设法撬了锁头，偷出白砂糖撒在纸上，整张脸埋进去吃，被发现后换来好一顿打。那时候家长并不怎么在乎孩子的学业，小孩下了学都是没边没沿地玩，拿弹弓打麻雀，打下来穿成一串烤了吃；去农民的地里偷西红柿，被农民在后面扛着锄头追；为了摘几颗酸枣下到荆棘丛里去，剌出一身一手的刺。我爸说那时候的白糖真好吃，麻雀真好吃，西红柿真好吃，我问我爸那时候想过以后的事吗，我爸说，以后？以后肯定是进厂呗。我又问他，大家都这么想吗？就没想过别的出路？我爸说，家家都这样，没想过别的。

厂区坐落在西安市西郊，再往西就是广大的农村。工厂占地面积120万平方米，主要从事铁路罐车、客货车修造以及铁路车辆配件的生产经营业务，号称是全国唯一拥有设计、制造主导权的铁路罐车定点企业，是西南、西北最大的铁路客车、火车修理厂家。八十年代中期，我爸进厂，工厂还在扩大生产规模，到了九十年代，厂里有八千员工，每年能交半个亿的税。

新老接替，爷爷那辈人陆续从厂里退休，我爸高中毕业去新疆当了三年兵，回来就顺理成章地进厂工作。他们从过去的筒子楼里搬出来，搬进厂里新盖的单元房，房子虽然不大，但居住条件眼看着好了起来。过去在筒子楼里住时，厕所和厨房都是共用，邻里邻居十分熟悉，因为他们都是一道从大连举家搬来西安的，那些楼又被称作“大连楼”。搬进单元房之后，这股熟稔的气氛也似乎并未淡去多少，爷爷家的左右邻居，楼上楼下，乃至隔壁单元，见了面都是一副亲切模样。奶奶最会做人情，邻居家的红白喜事，婚丧嫁娶总愿意去帮忙，蒸了槐花，炸了带鱼也会给相邻几家送一些。后来有的人从这里搬走，逢年过节还都会互通个电话。大年三十晚上，不间断的鞭炮声中，奶奶抱着电话打个不停，每个电话都大声问候，老邻居！老姊妹！过年好哇！

小时候有次回奶奶家，奶奶不在，等到了下午才回来，我问她去哪了，她说，楼下余老太太早上死了，我去帮她穿老衣服。她说这句话时语气非常平静，像是去说谁家串门，去谁家做客一样。余老太太孤身一人住在奶奶家楼下，头发花白，脸皱成一个核桃，我对她没什么印象，只是每次碰见她时会说余奶奶好，她眯缝着眼睛，笑着不答，只点点头，从她身边经过时能闻到淡淡的樟脑味。她丈夫早死，只有一个儿子，儿子有半面脸长着红色胎记，跟我爸也认识，应该也在厂里工作。奶奶回家之后照旧干她的活，问我说，过两天余老太太拉去火葬场，咱一块去看？我直摇头，奶奶手上忙不停，转身进了厨房做饭。我想奶奶肯定是要去看的，她大概给很多人穿过最后那件衣服。

长大后和我爸走在路上时常遇见陌生的面孔，我一概不认识，只管问好，事后问我爸是谁，我爸跟我一通解释，说是谁家的谁谁，奶奶家老邻居，那时候烫一个飞机头，最爱打麻将牌，经常又和谁谁凑成一桌，他说，你不记得啦，你小时候经她还来看过你呢。我茫然地想了许久，刚刚打过照面的脸已经模糊不清，脑海中终究没有搜寻到这个人。我惊讶于他们竟能记住的人居然有那么多，还能维持如此长久的感情。

我爸在厂里，我妈在小学，他们结婚后搬出去住，组成了一个新的双职工家庭。工厂为保障双职工的生活，特意将幼儿园、小学与中学的放学时间都安排在了工人下班之后，工厂六点下班，学生们都是六点半放学，主动提供延时服务。子弟小学和中学的成绩都是这一带数得上的，住在附近的人都想把小孩送到这里读书。小时候经过中学的校门口，看他们张贴出高考的红榜，一连串的名字后面写着上海交大或者西安交大。那时对于大学没有什么概念，只知道那是很好的学校，并且很难考取，因为每年只录取很少的人。大概就从那时开始幻想，自己的名字以后也能出现在这张红榜上吗？

我不喜欢上幼儿园，为去幼儿园哭了很多次，我爸娇惯着我，经常下午五点多就从厂里出来。从厂门口到幼儿园只用走不到两百米，跟老师通融一声就能把孩子接走。他总有办法比别人早出来一点，看上去似乎很轻松。

从幼儿园出来之后，我们就站在马路边上，等着工人们下班的铃声响起，我喜欢看那个场景。工厂的上班时间非常固定，早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六点，一到点就会响起下班铃，非常准时，一分钟也不拖延。铃响之后，紧接着，工厂大门像是变魔术一般向左右两侧缓缓拉开，许许多多穿着蓝色厂服的工人们骑着自行车鱼贯而出，速度飞快，汇成一股大潮，下班的铃声汇着他们的车铃响彻整个街道，不远处家属区新修的音乐喷泉也准时向空中射出一道道水花。工人们都住在附近的家属区里，厂里差不多给每户人家都分了房子，他们下班后出了工厂，去周围的菜市买一些蔬果带回家，新闻联播开始的时候很多家已经开始了晚餐。

大家的工资都不怎么高，买的菜也都差不多。不过因为在体制内工作，所有人都严格遵循着计划生育政策，每家只有一个孩子，守着一枝苗，哪家都是可着劲供。印象中我的童年在物质上几乎没有匮乏的记忆，上小学的时候同学们都喜欢用饮料瓶子当水杯，而市面上每新出一种饮料我爸就会买给我，于是我的水杯更换得非常频繁。

小摊贩停在路边，两块钱可以买一个锅盔，一块钱可以四个蒸馍。工人们或骑着车，或推着边走边说话，顺手从报摊买一份报纸放进车筐里，三五成群地往家走。我爸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一回头，工厂的大门在夕阳下缓缓合上，厂门口的两栋楼房顶上承着几个大字：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那时我识字不多，几个大字非常简单，手指点着念一遍，太阳就落山了。念完之后我还骑在我爸的肩膀上，有时候他会给我买一支棉花糖，那种古老的棉花糖机器，在小贩手里鼓出甜蜜的风，棉花糖一圈圈变大，变成和天边的太阳一样的形状。我爸说，太阳都回家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02

2002年，我六岁，刚刚上小学。那时还没有繁重的作业和奥数班，每天放学后就和小伙伴在楼下玩，踢沙包，跳格子，和小伙伴玩“红灯绿灯小白灯”的时候会踩到狗屎，那时候家属区里的路还没有完全修好，有的地方还是土路，年纪小的孩子们蹲在路边挖土挖沙子，一抬头就是一脸的泥。

家里的大人们下了班忙着做饭，没人管孩子。家属区楼下总有一群年龄参差的小学生聚在一起，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六岁到十二岁，大的带小的，玩得倒很开心。姑姑家的表弟比我小两岁，从他家到我家也只有十分钟的路程，小时侯我经常去他家门口“挖土”，挖出蚯蚓之后伸手就抓起来，从来不顾忌，顺手埋进家中的花盆。后来他家门口没有土了，又跑来我家这边找我“挖土”。

我家对门也住着一家三口，邻居家女孩米妮和我一样大，小学六年我们都是同学，她经常加入我们的“挖土”队伍，捉蚂蚱、蚯蚓甚至蜜蜂在“土锅”里“做饭”。她父亲是我爸的领导，母亲是医院里的护士长，我很久之后才知道这些，或者说才意识到这些。家里缺了葱姜蒜，父母就让小孩去对门要一份；哪家父母临时有事不在家，小孩也会主动去敲另一家的门。一起玩的时候我们都穿着差不多的裙子，玩累了就跑去小卖部买一块钱一根的娃娃头雪糕。回想整个童年，我从未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

每当放了暑假，夏夜，家属院里的孩子就会聚集在那个简陋的乒乓球台前，头顶是一盏破旧的路灯——一个不超过五十瓦的灯泡加一个破烂的灯罩，但这是一片黑暗中唯一的亮光，飞蛾们都幽然地飘了过来，凝聚在光晕里，那光的边缘轻薄得就像一层尘埃。女孩们穿塑料小凉鞋，男孩们穿着大红大绿的“大博文”球鞋，追逐打闹，你追我躲，一直闹到大半夜，直到楼上的大人打开窗户骂人才纷纷散去。那时总觉得夏日漫漫，长夜无尽。

小孩子玩得欢，大人们也彼此熟识，我家楼上曾住过一对年轻夫妇，刚结婚没多久就搬了进来，和我们成了邻居，男的是医院的大夫，女的是医院的护士，那个阿姨长得极其漂亮，一度在工厂的电视台做新闻主持。我和米妮那时候经常去她们家玩，护士阿姨那时还没生小孩，乐得跟我们说话聊天，有时还留我们吃饭。因为有了这两家在医院工作的邻居，我小时候小病小痛的几乎不用去医院，即使生了病也可以在家里挂水，去医院也总有人通融。楼下也住着一家三口，那家女孩比我大两岁，曾是我妈的学生。我离家上大学之后，有次我家闹老鼠，我爸给家里放了粘鼠板，半夜老鼠出动，粘鼠板上赫然一只硕鼠，我妈最怕老鼠这种生物，而面对还在不断挣扎的老鼠我爸也没有经验，只好半夜去敲楼下的门，据说那家叔叔胆大无比，抄起粘鼠板就把老鼠“送”走了。事后我妈埋怨我爸太笨，对那家出手相救的邻居很是感谢。

2007年，我上五年级，到了小升初的关口，忽传来工厂附属的幼儿园、小学与中学一并要划归市里的政策，连医院也一并划归了去，这意味着周围的人都可以来这里上学、就医，也可以来这些地方工作。“咱厂医院”“咱厂学校”，厂里的人都习惯于这样说，但从此之后，对厂里人而言，这些地方不再是“咱厂的”。

其实在正式的文件下发之前，我上三年级的时候，已经隐隐约约露出了些风声。那几年，周边乡县上的人有办法的人早就疏通了关系，或把人塞进工厂捧起铁饭碗，或把孩子送进这里的小学或者中学。外头来的孩子与工厂子弟不同，子弟的父母与老师大多是熟识，即使不认识，七拐八绕地也能套出一层关系。这些孩子从小就在家属院里长大，父母是老实的工人，按时上下班，拿一份死工资，教育起孩子来无外乎“听话”二字，因而工厂子弟大多较为乖驯。外头的孩子多半来自乡野，父母或在本地做着小本买卖，或早就随着南下的大潮外出做了生意，最多打个电话问一问，完全没有管孩子的时间和精力。孩子大多是家里的老人养着，从小无拘无束，操着一口陕西方言，不懂普通话，连听课都成问题。学校里的老师没见识过这样的学生，一时间有些手足无措，管也管不住，打架斗殴、惹是生非的事逐渐多了起来，风气急转直下。小学倒好说，中学的红榜一年比一年难看，不但上海交大销声匿迹，渐渐地，连考上西安交大的也只有凤毛麟角。厂里的中学不再靠得住，却也没有别的办法，职工们纷纷动了心思，要把孩子送到外面去读书。

在北方，小升初若是不按学区划分向外考，是一定要考奥数和英语的。于是家属区里扎堆开满了补习机构。小学生们一到周六日就开始疯狂补课。乒乓球台陡然变得寥落，夏夜从此静默如水。

我妈在小学当老师，一早看出了中学的颓势，又觉得家门口的这些补习机构质量不高，很多都是临时搭个台子，找来大学生和年轻老师授课赚快钱。我妈思来想去，在试听了多家补习点的课后，最后确定了一家远在城市另一端的机构，每周六都陪我穿越整个城市去补习。

那时家里还没有买车，西安也没有地铁，只能坐公交。早上八点的课，六点钟就要起床，坐223路再转7路，我妈坚持陪着我。冬季天亮得晚，出门时星星月亮还挂在空中，我妈说，现在比别人努力，以后一定会比别人收获更多。冰冻三尺，呵气成霜，我妈和我披星戴月，颇有点悲壮的意味，有了这份悲壮的加持，我妈的话显得令人笃信。我在公交车上大声背诵剑桥少儿英语，后来又改成背诵新概念二，间隙把早饭混着汽油味吃下去；上课回来之后还要复习，偶尔楼下有小伙伴叫喊着去玩，我妈也会压着我在房间里学习，她说，别人玩的时间你用来学习，以后一定比别人收获更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妈坚定地相信这句朴素的真理，并且影响着彼时的我也深刻认同，收了心在家学习，后来我剑桥英语的二级和三级果然都考了很好的成绩。一开始我当然是很高兴的，不过，努力似乎是一种不值得张扬的品质，当我们走在街上遇到熟人，别人当着我妈的面夸奖起来，我妈却只是摆摆手，哪有哪有，她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啦！

迈入2008年，六年级的寒假前，我终于被重点中学录取，我妈算是放了心。之后表弟也是沿着我补课的路线一路学下来，最终也考取到重点中学。米妮的父母工作太忙，只让她在家门口补了课，因此小升初的成绩并不理想，即便如此，家里也没有让她留在厂里的中学，还是想尽办法把她送到了家附近的另一所学校。

与此同时，从零七年到零八年，我妈所在小学因为划归市里需要评级以及重新评职称等一系列问题，整整十九个月没有发过工资。不久之后，中学和医院也陆续出了这样的问题。彼时汶川大地震刚刚过去，北京奥运轰轰烈烈地展开，宏大叙事的洪流中，这似乎只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刚开始几个月大家见面还能把这件事当玩笑说说，议论着以后划归到市里会不会涨工资云云。直到一年过去，始终没有收入，大家才慌了起来，老师们有门路的跳槽去了其他学校，有的私下开了补课班，还有的把没发工资的事爆料到论坛上，声称要罢课闹事。那时候我奥数班的老师和我妈认识，知道这件事，在我妈来交学费的时候死活不肯收，硬生生把她推出门外，只说以后再补上。和我结伴去上奥数的一个女孩，她妈妈在厂里的医院工作，听说那段时间经常去外面的医院给人推销各种医疗产品。

传言像是幽灵，要改制、要裁人的传言飘了很久，人和人见面三两句话就绕到这个话题上，脸上挂着惶恐和不忿，但最终没有去闹什么事。硬生生等了十九个月之后，工资发了下来，一切归于平静。补发的工资没有比以往多一分钱，偶尔有一两句抱怨的声音，也很快被自己糊弄了过去。在这期间，我没听说过任何一家的小孩停上了补课班，不管用什么办法，每家都坚持了下来，甚至还有家庭为此更加热衷于补习。

大厦隐隐松动，他们只会象征性地抗议，即使砖头真的砸到自己身上，估计也不会多哼一声，认下也就罢了，不过却惦记着把下一代推出去，因为他们认定推出去就还有希望：世界那么大，总有一座不会轻易倒下的大厦。

03

2013年，我高考的前一年，铁道部正式被撤销，原在铁道部下属范围内的西安车辆厂被划入北车集团。没有了铁道部每年定量分配的任务，订单要靠厂里自己去谈。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厂里很长一段时间都是“熄工”状态，车间里分不到活，工人们每天上班只能干坐着，到最后连卡都不用再打，全都窝在了家里。没了活，工资自然也发不出来，一应福利全部取消，最底层的那些一线工人每月只能拿几百块的保底工资。

我高考在即，为了保证让我有更多的休息，爸妈在我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子，52平米的一室一厅，月租金一千八百块，每天下午他们都会开车到这边给我做饭，晚上我妈留下陪我，我爸再开车返回，第二天一早再过来接我妈回去上班。一千八的房租让我在精神上感到轻微的压力，特别是在工厂“熄工”的状态中。爸妈有意淡化这件事，家中开销一切如常。我爸经常从外面买来各种饮料、冰淇淋，以填补冰箱的空虚——以往这些东西都是厂里发的，成箱成件的营养快线曾让我喝到彻底厌倦，康师傅绿茶、冰红茶也是每个夏天必定出现的标配，那时厂里还会发一种自制的奶油冰棍，奶味极浓，比市面上任何一种冰淇淋都要真材实料——现在这些东西都成了过眼云烟，成了一个窟窿，被我爸用超市买来的东西不动声色地填补上。他尽量让发不出工资这件事看起来“无足轻重”，甚至开玩笑说，熄工的时间非常合适，刚好为我高考提供更好的后勤保障服务。我侧面问过我爸现在每个月能拿多少钱，我爸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少操闲心，专心高考，家里够你吃着呢。

我妈有时也会提起这件事，但说不好就会爆发家庭战争。有次我妈半开玩笑地说，幸好家里有她一份工资支撑着，否则两个人要是都没工资，全家人就要去喝西北风。我爸听完登时生了气，没工资怎么了？两口子都在厂里的那不是都没工资？这种家庭那么多，人家不是活得好好的？又若是我妈暗示我爸可以像别人一样再去外面寻一份兼职，我爸心头的郁结也会发作起来，干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歇一回，就不兴在家多呆两天？那么着急让我去外面赚钱，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家里就这么缺这份钱吗！我妈听完也急了，气得快要掉眼泪，说她只是提个建议，看我爸天天在家焦虑地转圈，为了他好才这么说，谁想他那么敏感。我妈后来私下向我抱怨，那时候的我爸就像一个被炸药填满的神经病。

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也挂心着这件事，他们退了休之后每个月拿固定的工资，倒是没有受到太大影响。只是听闻工厂改制要有动作，工作了一辈子的单位，子女还在里面，不免心有惶惶。我升初中升高中，要交“赞助费”给学校，他们两家都会拿出钱来“赞助”我。厂里熄工之后，奶奶经常包了饺子或者炖了肉汤让爸妈带给我，坚持每个月给我五十块钱让我买零食，外公外婆私下问过我妈好几次缺不缺钱，我知道他们肯定偷偷补贴过我们。那时候我妈去医院看牙科，外公说他也要去看一看，到了医院便提出要帮我妈缴费，我妈推辞半天，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外公，回到家之后讲给我听，忍不住叹气。

我就算再迟钝也能感觉到，那份发不出来的工资触动到我爸自尊的神经，和我妈对于钱的焦虑。尽管家里还有储蓄，但工薪阶级对于收入减少的不安定感有如蚂蚁在地震前表现出的不安与恐惧。他们习惯于囤积，执着于稳定，对于下一代的想象也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积蓄加倍，稳定加倍，且最好能拥有比他们更高的社会地位。在填报志愿之前我爸对我未来的职业设想完全贴合这样设定：进部队、学医或者当公务员。

因为阵痛几乎波及厂区的每一户家庭，反倒无人追索阵痛发生的合理性。“大家都是这样，哪家不是这样？”他们寄希望于阵痛快些过去，即使有点损失也不要紧，他们自然会在日复一日的规律生活中忘记这一切。不过大家也不是不清楚，单位制的破灭已是既定的事实，尽管没有大规模的下岗裁员，但铁饭碗之“铁”已不复存在，旱涝保收成为历史，日后收入高低与福利待遇都是未知数，并且可能处于持久的波动之中。

工厂有如一个渐渐冷却的保温箱，波及范围也越来越大，眼看中学红榜上的成绩一年不如一年，考出去的子弟越来越多，家长们宁愿让孩子在附近其他单位相对好一点的子弟中学读书，也不会选择留在这里升学。更有甚者从小学开始就把孩子送了出去，孩子和家长通勤六年，以求小升初时能有一个更高的起点。“你只管好好学习，其他什么都不要管。”爸妈最常说的就是这句话，他们坚信读书会有一个结果，正如坚信等待一定会有结果一样。我们必须踏实、坚定地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不能向外伸出触角以免分心，因为在他们既定的认知中，任何“分心”的想法都会阻碍前行，那些“分心”的想法包括爱美、爱打扮、贪玩、谈恋爱等等，这些都可以被统一扣上“丢人”的帽子。正道只有一条，沿着它一直走就能达到终点，终点是一个更大的保温箱，到达那里，就是胜利了。

04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直到很晚，我才有了关于“美”的概念，或者说，才初步意识到什么是美，以及美并没有错。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有女孩剪了刘海，我看着很漂亮，在剪头发时扭捏地表示自己也想剪一个。刘海剪好之后，我在某一次考试中考砸了，爸妈的批评便向着那片刘海袭来，“看别人剪了也想剪，小小年纪就学会爱美了，看看考成什么样，剪个刘海剪得心都飞了。”我不敢做声，虽然觉得委屈却也不自觉地将考砸原因归因到刘海上：刘海多么费事，挡在眼睛前，长了还要剪，怨不得它影响了我考试发挥。小升初结束之前，我把刘海用卡子别了上去，露着光光一个脑门，还以这样的形象拍了毕业照，心里怀着几分愧疚和悲壮。

考上中学之后，趁着还没开学，爸妈总会在我面前有意或无意提及攀比吃穿的恶果、早恋的恶果以及贪玩的恶果。他们认为我之所以能考上重点中学，毫无疑问是在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日积月累，如果我在以后的求学过程中“误入歧途”，那么既往成果必将毁于一旦。除了达到录取分数线，进这所学校需要交两万八千八的“赞助费”，这个数字至今我还记得，为此我爸妈去曾去和校领导沟通，说我的成绩超过分数线十几分，能不能给予适当的减免？校方的回答是一分钱都不能少，后面有的是人排着队想进这里读书。

交了钱之后，他们反复向我强调这笔钱的重要性：如果我在子弟中学读书是不用交钱的，去附近其他单位的子弟中学读书“赞助费”也不必交这么多，但是我去这家中学，是交了这么大一笔钱的。两万八千八，那是在2008年，我爸妈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四千块而已。我必须心无旁骛，至少为了这笔钱。

初中时坐在我身后的女同学，假期里跟着父母去了香港迪士尼，带回来缤纷可爱的卡通文具盒和各种模样精致的圆珠笔，引得班里一众女孩纷纷来围观，我离她只有一张桌子的距离，却真情实感地不为所动。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不过是表面功夫，笔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能在考试的时候多加几分吗？

中学六年爸妈没有再带我出门旅游过哪怕一次，每个假期都是在补课中度过。我坚持绑最普通的马尾，穿父母早就买好的衣服，在食堂吃固定的一荤一素，并为自己的朴素的坚持而感到坚定的正确。某天一张纸条不小心传到我的手里，XX怎么这么丑这么土，她好像又胖了。XX是我的名字，这显然是误传到了我手里。彼时的我虽然有一丝生气，但却没有为此伤心自卑，而是倚仗着成绩优势，很快鄙夷起纸条的主人来，外貌打扮有什么重要？考试能加分吗？在我的概念里，只要成绩好，我一切行为就有了正当性。

初二时我遇到了一位很喜欢的男生——一个同样学习很好的人，当我察觉到自己对他的喜欢之后，第一反应是恐惧，恐惧于自己居然生出这样的“邪念”，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压制住这种“邪念”，故意不去看他，故意回避与他有关的事，虽然这个过程让我十分痛苦，但下手去“自我阉割”朦胧的情愫还是被我归为一种“政治正确”。

我被那些身世贫寒又品学兼优的例子鼓舞着，或者说灌输着，像我的祖辈、像我的父辈一样毫不怀疑只要向着一个方向努力就有收获。“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都单纯着相信这一点，并且老老实实地执行了下去，从来不去想，也不敢去想其他的事。他们不会下海，不会耍心思另找渠道挣钱，在他们既定的认知中，这些都是不可靠的，是破坏稳定的因素，正如爱美和恋爱等因素于我一样。

在当时的我的认知中，这些都属于会破坏成绩稳定性的杂念，而把成绩保持前列是不可撼动也是不能撼动的目标，如果被撼动，那么大厦就会摇摇欲坠。我每一次考试的成绩就像爸妈每月的工资，必须稳定且有所保障，才能够心安。

初中三年我的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这为我的生活持续输出着安定感，但面对来自他人的称许，我也会说说“瞎猫碰上死耗子而已”，出于一种习惯，或者一种不安，因为不知道下一次会怎么样，以后又会怎么样。在上了高中之后，知识难度陡然提升，加之身边同学皆是精英，我渐有些力不从心，成绩勉强稳定在中游水平；升入高三之后，学业压力大得让人喘不过气，我急速胖了二十斤，脸上开始长痘，但这些都被我抛在脑后，任由体重和皮肤脱离控制，因为我想把控的只有我的成绩。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无力。

几次模拟考我的成绩都不是很稳定，我妈帮我整理错题，还把我每次的成绩记录在一张表上，放在错题夹的第一页。每次出成绩之后，我妈探询的眼神都让我感到不适，考好了就是又一次“碰上死耗子”，考砸了就要总结原因；一出校门就对上一双满怀希望的眼睛，一双满是关心的眼睛，我讨厌被期望和被关心，无论成绩好与坏，我都抵触地不想开口。

刚租房在学校对面的时候，怀着对高三生活的新鲜，我经常和我妈聊起班里的种种趣闻八卦，在之后的一次模拟考中我发挥不佳，成绩出来后我妈说，你最近也太关心你们班的事了吧？是太浮躁了吧？从跟你聊天的语气里就感到你浮躁了。我怔在原地不知道说什么，有一个瞬间我真的觉得，是我太“浮躁”才没考好。“浮躁”是很诡异的一个词，被老师和家长广泛使用，可以用在任何一个没有满足他们期待的小孩身上。从此我再没和我妈说起班里的事。

我高考发挥得并不十分理想，没有考上自己的目标院校北京大学，被B志愿南京大学录取。我一度不能接受这个结果，坚持要复读，没想到反倒是我爸妈来劝慰我，尽人事听天命，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南大也是很好的学校，要接受结果。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他们对我的要求消失了，对既有的现实满足了，即使和目标还有差距，也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后来我保研去了北大，我妈还问我报北大是否足够稳妥，有没有风险，不然留在本校也很好。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我漫长的“被驯化”的教育中已经习惯了通过努力达到目标，若是达到目标了就淡化努力的作用，而一旦目标脱手便会陷入失望，进而反思是不是自己不够努力，还是“浮躁”了——我只被告知要努力，要争气，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如何面对一个结果，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坦然”。他们能“退而求其次”，进而“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我不能，他们想让我像他们一样“学会接受”是很难的事，而关于心态成长这一课我终究是难以补上了。

也是在地理和心理上都与父母脱钩之后，美的意识才渐渐从心中浮起。我去南京上了大学，又去北京读了研究生，可以说，在离开我养育我十八年的车辆厂之后，我才慢慢了解学习以外的事。我发狠地把体重减到九十多斤，学会了打扮自己，主动去烫头发、买衣服，看时尚杂志，同时为过去死去的那些意识懊悔，对当时的自己生气，甚至对当时自己居然没有自卑而生气。

大学相对开放的生活还是让我看到了成绩之外的一些意义，我在课余时间摸索着玩相机，开始写小说，看了大量“无用”的电影，在自己构建和创造的世界里沉迷时，听见某个锁头轻轻地松了，我喜欢上猪肉粽子、甜豆花和放糖的红烧肉，虽然我还是不能正确地对待所谓的“成功”，也不能很好地去接受“失败”，但我为那些松动的锁头感到欣喜，这份快乐甚至超过了摄影、创作和观影本身。不过，为此欣喜的时候，我也为它的迟滞感到遗憾，我意识到我错过了许多。在《楚门的世界》里，楚门在走出那扇门后会见到广阔天地，一切仿佛都来得及，但我相信一定有某一部分已长久沉默于他的无意识中，永远沉睡下去了。

05

上了大学之后，与曾经工厂大院的生活越来越远，只是从爸妈口中零星听到一些消息。爸爸所在的工厂效益极度不稳定，有时几个月没有订单，有时突然迎来大量工作。工作忙的时候工人要忙到半夜，有的干脆住进了厂里。不过不论工作量多少，再也没有了固定的下班铃，也没有了那道蓝色的下班大潮，那十二个大字也被拆掉，不知流落何处。妈妈所在的小学生源越来越杂，她说很多小孩进来的时候都说一口方言，连基本的交流都困难；中学的境况更是每况愈下，子弟流逝，周边乡县的生源涌入，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每年中考高考，校门口最活跃的是复读机构。红榜不再更新，因为现在一个年级能考上一本的不到十个人。

随着单位制的湮灭，工厂大院式的社群不复存在，加上老一代工人的凋零，家属区的人际关系更显生疏，对门邻居很可能是一位来打工的陌生人。工厂大院的子弟们大多散落各地，因厂里给新人的待遇极低，又不似当年能分到福利房，很少有子弟愿意再回厂“接班”。

我本科和硕士都在外地求学，毕业之后又去了更远的外地工作；表弟去当了飞行员，为了躲避分回原籍的命运，他专门签约了一家相对小众的航空公司，因为这家公司在西安没有飞行基地；米妮在学业上没有厂里人观念上的“成功”，留在本地读了一个普通的大学，后来几乎是倾全家之力送她到英国“进修”研究生，她毕业后倒是回到了西安，不过也没有留在家附近，远远在城市的另一端找了工作，平时也住在那里。一个隐秘却又公开的认知在厂里传开，所有人不宣于口，但都心知肚明：出走是正确的、成功的，而留下则是可耻的。我能感觉到，我们渴望能在衣锦时还乡，我们也都在逃避着什么。

读研时有次过年回家，遇到了米妮一家三口，米妮出落得十分漂亮，瘦高的身材，穿着过膝的羊毛外套，卷发精致，与她平凡朴素的父母站在一起显得格外出挑，显然不像一个“车辆厂人”。她的父母很骄傲地说她在南郊找了一份工作，收入可观，接着又叹口气说，哪儿会回来？都在外面玩，平时哪愿意回来？似乎又有些失落。我妈接过话，还不都是一样，孩子大了，不愿意在身边呆了。米妮妈又说，其实回来也挺好的，跟爸妈住一块，下班回家就有饭吃，单位又近，咱们不都是这样的？哪像现在折腾这么老远？米妮爸感叹一句，一代跟一代不一样啦。

我跟米妮从始至终没能插上话，只互相递了个眼色，彼此心领神会。之后我们约着见面，地点定在市中心的一家咖啡馆，没有定在厂区。我们都当了老师，都选择了这个看起来很稳定的职业。我问她说，你以后还考虑回来吗？她涂着精致的指甲油，笑笑说怎么可能，还跟我开玩笑说，找对象千万警惕，谈之前先问问家里几代人里有没有车辆厂的，她说，不能找厂里人，不然就“活回去了”。我们中学之后没有见过几次，“挖土”已经是很遥远的记忆，但童年的关联还是让我们比一般人更熟悉。她说，现在其实一个月还是会回去几次的，也不会一直不回，只是不想住在那里，隔三差五还是会回去看看。她又问我，你呢，你还回来吗？我想了想说，我放假还是会回来的。

放假回去之后，我爸一下班就回家给我们做饭，我妈说，搁在你不回来的时候，你爸才不急着回来呢，今天跟战友吃饭，明天跟发小吃饭，饭局多的是。我妈对我爸经常出去聚餐喝酒颇有微词，我爸每次都说，都是朋友，从小一块长大的，这么多年了，人家叫你一起，不去不合适。我爸有一群朋友，友谊长存至今，我妈也有要好的女同学，计划着退休后一起跳健美操。我爸跟我说，你没事也跟朋友出去玩嘛，聚聚呗。我想了想，家属区里跟我从小学升入同一家中学的不超过十人，而又一起升入同一所高中的不过五人，上了大学之后联系更少，可以说，我没有一个像我爸我妈他们那样的一起长大的朋友，大多中途失散。工作之后，我日常保持联系的朋友一只手就数得过来，本能性排斥与同事们在工作之外的接触。我爸可能不能理解“社恐”这个词，也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对我现在的邻居一无所知，并且不愿参加超过四个人的饭局。

假期和爸妈走在熟悉的路上，遇到认识的人问我之前在哪里上学，我都用“在北京上学”含糊地带过，我对于努力的成果不能自豪甚至不能自信地说出，过往的经验让我偏向于这个结果更多是一种幸运。同时我也在顾虑，若是讲出来，对听到的人反而是种不幸，因为他们一定会告诉他们的小孩，一份耕耘一分收获，你要像她要去努力。这句话是对的，但也不完全对；一个考上北大的人或许是值得学习的，但无法正视自己的努力无疑是一种难以挽回的性格缺憾；我是一个好榜样，但，或许也不是。

单位制虽解体，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几代人，性格上或多或少有着体制的烙印。我父母那一辈的人，大多踏实肯干，心肠热络，但思想固执，一生求稳妥，不愿多冒险，过到后来对于生活趋于敷衍，把希望转移至下一代。他们至爱他们的子女，也极力想在子女面前保全一份体面，教育投入极高，但也只能在他们的信仰范围内趋势子女向前。

表弟有次说，我感觉从咱们车辆厂走出去的孩子都挺老实的，不爱惹事，但也不太出挑。我问他说，那你觉得这样好吗？他不可置否，倒是聊起了别的，他说，现在觉得当初就应该签东航，基地落在这里，经常可以回家。我惊讶道，你当初不是不愿意回来吗？他笑笑，现在想想回来也挺好的，没什么不好，你看咱们厂区的物价多便宜，肉夹馍涨了几次价格了，涨到八块钱，但还是全市最低；北花园那一串摆摊的小吃我也挺喜欢，凉皮米线锅贴都好吃，我在外地训练的时候，就想着回来把这一串摊位全吃一遍……表弟跟我还是不同，我没那么恋家，厂区的摊位对我构不成诱惑。但实话实说，我偶尔还是会怀念过去工人下班时的夕阳，怀念所有人都不用加班的那种秩序带来的温情。

作为工厂大院的最后一代，我见证它最后的沉静，最后的动乱及至解散与重归新秩序。故乡就像血管一样，可以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个人血肉之躯的最深处，今生今世，不可分割。或许它转型中的复杂性正如我们性格的复杂性：愿意努力却方向不明，怀有前行的决心，同时内心总有保守的一隅；努力让自己适应时代，希望与懵懂告别，却也有对于过去的一丝怀念。说的再感性一点，对于故乡，对于工厂，我们不够好又不够坏，不够爱她也说不上恨她，不够重情，又不够绝情。

看到网上的一位博主说那是一个“充满了钝感的年代”，工厂与我们都是如此。不够先锋，不够犀利，正因为阵痛之“阵”得以免于面对最残酷的现实；不知黑暗恐惧，故而也缺乏破釜沉舟的勇气；没有精英家庭培养出的卓识远见，亦没有在底层社会挣扎过，普通又有些幸运，只想往前走一小步，也只敢往前走一小步。

秋招时我找了一份在岭南的工作，在那里的一家重点中学教高中语文。岭南夏季漫长，树木葱茏，水汽氤氲，没有沙尘和雾霾，有猪肉粽和甜豆花。我住在闹市的角落里，看不到火车，身边几乎没有熟人。找工作的时候想，当老师是稳定的，有保障的，假期可以回家的，因此在择业时也没有太多犹豫，于是考资格证、投简历、面试，一切都很顺利地通过了。爸妈觉得虽然岭南太远，但这是一份还不错的工作，有“虽然”，也有“但是”，两者一中和，似乎一切都说得过去了。有意无意之间，我选择了一个和过去截然相反的地方，却又在某种程度走上一条重复的道路，可能是我需要回避一些什么，也可能因为这于我影响太深，所以我才会选择回避。

2021年4月的一天，我硕士毕业前两个月。某一天我在电影资料馆观看了张大磊导演的影片《八月》，影片讲述了国家在实施国有单位的那一年，刚刚结束小升初入学考试的主人公迎来了自己童年的最后一个暑假，“在回望的视角中重新展现计划经济时代美好的一面”，立秋之后，工厂不复从前，主人公的童年也结束了。影片有如一场白日梦，黑白影像温柔静美，情节淡淡，似有若无，弥散出一种梦幻般的安恬。同为成长于西部工厂大院的子弟，影片唤起了我许多的回忆。进电影院之前，我已经提交了答辩的论文，在岭南的工作也已落定，毕业之后就会过去。爸妈十分清楚我的计划，也表示支持，不过还是会半开玩笑地自言自语一句：不打算回来了吗？确定不回来了？我们也知道你是不会回来了。

出影院之后看见漫天夕阳，夕阳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