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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回顾：刘姓藩王尾大不掉的隐患是从孝文帝时代开始抬头的。为了树立在中央的权威，倾尽全力打压功臣集团的孝文帝对刘姓藩王采取了怀柔和优容的策略，正是这一策略的长期实施导致了藩王的坐大。  本期话题 自汉高祖刘邦开国以来，对于强大的地方诸侯，朝廷往往将其封土拆解为若干小国以达到削弱和控制它们的目的。 在孝景帝上台之后，晁错建议皇帝改变既往的“拆藩”策略，转而使用更为强硬的“削藩”手段，也就是削夺诸侯封地并收归中央直辖。 这一策略直接导致了七国之乱的爆发，那么，晁错的削藩策究竟是对是错呢？ 高祖遗策藩王谋反，对西汉朝廷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高祖刘邦称帝之后分封的七大异姓诸侯，后来多数都有过谋反的历史，所谓“十年之间，反者九起”（贾谊《治安策》）。  从这些藩王谋反的规律来看，正如贾谊所说：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 ——《治安策》 藩王谋反的根本原因是尾大不掉。一旦地方藩国的势力膨胀到中央难以驾驭，谋反就一定会发生。 因此藩国的实力越强，谋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照贾谊的逻辑推论，中央要控制地方诸侯，预防藩国谋逆，就一定要限制和削弱藩国的实力。 但达到这个目的其实很不容易。其中最困难的一点，主父偃分析道： 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 ——《汉书·主父偃传》  削弱藩国最直接的手段是将其领土收归中央直辖，也就是“削藩”。 但是“削藩”的困难在于：将分封的藩国领土削夺，改为中央直辖的郡县，它的终极指向是取消封藩，全面实行郡县制。 这意味着所有的藩王都将是这个“削藩”政策的牺牲品。 一旦有某一藩国的领土遭到中央的削夺，其余藩国必然引起唇亡齿寒的恐惧。这将迫使他们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中央的削藩政策。 一旦造成这种局面，很容易引发中央难以应付的大规模联合叛乱。 刘邦称帝之后分封的七大异姓诸侯，如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人，都是在楚汉战争的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百战余生。 即使一对一地在战场上较量，刘邦都难有必胜的把握，要是让他们联起手来，那刘邦就只能是第二个被合围在垓下的项羽。  所以，在公元前201年十二月，韩信被人举报谋反的时候，刘邦虽然用计把他抓了起来并废除了他的楚王爵位，但是对韩信留下的楚国封地却没有以划立郡县的方式收归中央直辖。 相对于“削藩”，刘邦采用了更为务实而稳健的“拆藩”策略。 也就是拆解韩信的封地并重新分配，将淮水以西的领土分封给自己的少弟刘交，建立楚国；将淮水以东的领土分封给自己的同族刘贾，建立了荆国。  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通过肢解楚国，达到了削弱诸侯的目的； 另一方面则是向其他诸侯表明：中央无意全面取消藩国制度，处分韩信只是一个由谋反引发的个案，与他人无关。 因此韩信被废并没有引发其他诸侯国的连锁反应，这为刘邦日后将他们各个击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高祖时代的“拆藩政策”虽然行之有效，但它的执行力度却受到了客观条件的严重限制。 正像晁错后来指出的： 昔髙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齐七十余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余城，兄子濞王吴五十余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 ——《史记·吴王濞列传》 因为刘邦只有三个兄弟、八个儿子，并且儿子们大多年龄尚幼，所以拆藩之后，新建藩国的刘姓诸侯人选相当有限，以至于拆分之后的吴国、楚国等诸侯仍然保持着尾大不掉的态势。 这就为孝文帝留下了同姓诸王谋反的遗患。 孝文帝上台之后，为了树立自己在中央的权威，在倾尽全力打压开国功臣集团的同时优容藩国。 虽然压制功臣的目的在“列侯之国”政策颁布后逐渐达成。 但缺少了异姓功臣的制衡，同姓藩王的威胁日益凸显了出来。 济北王刘兴居和淮南王刘长先后谋反，吴王刘濞称病不朝，招纳亡叛。 这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的藩国谋反事件已经为孝文帝此前的怀柔藩国政策亮起了红灯， 是时候改弦更张了！  至于限制藩国的具体手段，孝文帝的思路是遵行高祖时代的“拆藩”办法，尽量避免“削藩”。 贾谊为孝文帝设计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的：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中略）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 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 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治安策》 贾谊的这个策略归纳起来有三个要点： 其一，“拆藩”的具体实施采用类似于汉武帝时期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的方式，也就是藩国封土的继承并非从藩王子嗣中选择唯一继承人，而是由所有的儿子们来共同参与分家。 这样一来，世代相传的继承必然造成封国领土的持续碎片化，削弱藩国的目的自然达成。 其二，为了规避高祖时代子嗣过少，拆藩不力的困境，遇到藩王子嗣不多而封土很大的特殊情况，先尽量把封国拆分为若干小国。至于国王的人选，可以虚位以待，等着藩王的新生子们降临再往里填充。 其三，所有原属于藩国的领土和人民，只能以“拆藩”的方式授予新建的小国，中央绝不收归直辖。 这是为了避免出现因“削藩”而造成诸侯的普遍恐慌，合纵西向，对抗中央的局面出现。  正是按照贾谊的上述建议，孝文帝以谋反罪废黜了淮南王刘长之后，将淮南国拆分为三个小国，分别封给了刘长的三个儿子。 至于高祖时代最大的刘姓诸侯国——号称“东秦”的齐国，孝文帝甚至将它一分为七，齐悼惠王刘肥的六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别成为了这七个诸侯国的新任国君。 在后来的“七国之乱”爆发之前，齐地七王之一的胶西王刘卬准备相应刘濞的号召，参与叛乱。 胶西国的群臣多数表示反对，他们说： 诸侯之地不足为汉郡什二，而为畔逆，以忧太后，非长策也。 ——《史记·吴王濞列传》 和中央的直辖疆域相比，胶西国的地盘太小。对抗中央，无异于以卵击石。 这说明孝惠帝和贾谊的拆藩策略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削弱诸侯的目的。 但这其中也有例外，那就是坐断东南的吴国。  吴国是高皇帝刘邦在公元前196年亲手建立的封国，首任藩王是刘邦的侄子刘濞。 吴国下辖三郡五十三城的广大领土。因为地处东南，吴国本来就享有煮海水为盐的地利。更兼境内的豫章郡有铜山，方便铸币。当时吴国铸造的铜钱之多，遍布天下。 煮盐、铸币两翼齐飞，使得吴国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经济实力强得令人咋舌。 在孝文帝时期，吴国太子刘贤进京朝觐。因为在和太子刘启喝酒下棋的时候发生了争执，刘启一怒之下抓起棋盘把他砸死了。 这一盘棋酿成的血案让孝文帝刘恒和吴王刘濞这对堂兄弟之间结下了杀子之仇。  从此之后，刘濞宣称自己老疾在身，不再对皇帝行朝觐之礼。同时利用自己积攒起来的财富招降纳叛，卧薪尝胆地进行着反叛的准备。  照理说，对这个领土广阔、财大气粗同时还潜藏逆谋的吴国，孝文帝和贾谊应该优先使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解决它才对。 但蹊跷的是，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这一策略，遍数实施的对象：齐、赵、楚、燕、梁，就是没有提到吴国。 而《史记·孝文本纪》中也不见对吴国采取“拆藩”措施的记载。 虽然因为历史资料的缺失，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孝文帝和贾谊刻意回避吴国的原因，但在吴国实施“拆藩”政策的阻力可能很大，甚至根本不具备实施条件，这应该是一个合理的推断。 正是吴国这个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顽固堡垒，最终成为了引爆“七国之乱”的火药桶。 晁错削藩在如何解决吴国的问题上，文景时期的两位智囊贾谊与晁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贾谊的“拆藩”策略应该是把最难啃的吴国先搁置起来，从易于下手的齐国开始肢解。 因为齐国早在吕后时期就被一分为四，虽然在孝文帝登基元年短暂恢复原貌，但是转到第二年（即公元前178年），中央又对它实施了“拆藩”措施。 当时孝文帝把原属于齐国的剧郡和济北郡分割出来，分别封赠给了在诛灭诸吕事件中立下功劳的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 刘章和刘兴居同是齐哀王刘襄的弟弟，这次封建表面上是犒赏功臣，实际上将齐国肢解为三，达成削弱齐国的目的。 既然有了这个成功的前例，那么后续的“拆藩”就应该把齐国的“样板房”推广到赵国、楚国等其余各诸侯国。 等到这些诸侯国都完成肢解，剩下一个势单力孤的吴国，无论它接不接受肢解，无论是要采取和平或者战争的手段来解决它，中央都显得绰有余裕。 贾谊的这个计划，显而易见的好处是稳健。由易到难，步步为营，力争避免将“拆藩”演变为平叛战争，实现治愈藩国痼疾的“软着陆”。 但这个计划的缺点是完成的周期比较长。 要知道，吴王刘濞可是夜以继日地做着反叛的准备，如果在他的力量膨胀之前，中央无法完成对其他藩国的肢解，让吴国抢先发难，那么“拆藩软着陆”的计划就会破产。 贾谊上《治安策》，提出“拆藩”计划应该在孝文帝前元六年（即公元前174年），可直到二十年后，也就是孝景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55年），这个计划仍然没有完成。 因此，时任御史大夫的晁错提出了新的“削藩”计划： 今吴王前有太子之隙，诈称病不朝，于古法当诛。文帝弗忍，因赐几杖，德至厚，当改过自新。乃益骄溢，即山铸钱，煑海水为盐，诱天下亡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 ——《史记·吴王濞列传》 在这个新计划中，晁错提出了与贾谊截然相反的主张，认为眼下解决藩国问题必须从最难啃的硬骨头吴国着手。 因为前此二十年的时间里，专挑软柿子捏的“拆藩”策略没能有效地限制吴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增长，而其他诸侯国的肢解工作也没有全部完成。 时间已经在吴国而不在中央一边了，再这么旷日持久地耗下去，羽翼丰满的吴国一定会主动发兵造反。到了那时，叛乱的规模将难以想象。 与其等着吴国造反，不如先下手为强，趁它还没做好准备的时候就直接削夺吴国的封地。一旦吴王刘濞抗旨反叛，随即就用武力手段解决他！ 早在孝文帝时代，晁错的“削藩”策略就已经成型，并在贾谊死后就此屡次上书孝文帝。 但谨遵高祖遗策，“拆藩”而不“削藩”的孝文帝拒绝了这个建议。 终孝文之世，晁错的“削藩”主张在朝中应者寥寥，但这并不代表他的策略完全没有市场。 当年贾谊曾经建议孝文帝： 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翼卫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 ——《治安策》 要选择有道德、有思想、有见解的文官来辅导和培养太子。 虽然晁错的削藩策孝文帝没有采纳，但他的政治才华却由此受到了孝文帝的赏识。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晁错成为了孝文帝心中辅导太子刘启的上佳人选。 被安排到刘启身边工作之后，晁错深得太子的信任，太子家号其为“智囊”。晁错也借着辅导太子的机会反复向刘启灌输自己的削藩思想。 在他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刘启登基之后，随即表态支持晁错改变汉朝既往的“拆藩”政策，改用更为强硬的“削藩”手段，力图尽快解决藩国痼疾。 正是这次巨大的政策转向导致了西汉历史上最严重的藩王叛乱——“七国之乱”的爆发。 但是，之前已经预测到削藩过程中必有叛乱的晁错最终却没能完成他朝思暮想的削藩大业。 当他的目光紧盯着七个叛乱的东方诸侯的时候，在他身后，一把刀已经悄然出鞘，并在不知不觉中给了他致命一击！ PS：本文系小书房1538的晋公子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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